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即日起进行政治改革。通观这份被誉为1898年政治改革运动总纲领的重要文件，其实只说了创建京师大学堂这么一件具体事情：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创办京师大学堂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要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预作准备，因为一旦将来条件成熟废除科举制，人才何如培养，如何选拔，大约都要等待新教育机制的建立，而京师大学堂就是新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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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份不同的创建方案
    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动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知识界的议论，传教士的敦促，各家各派的构想，也都大致展现在朝廷面前了，只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性，自主性改革的动力总是太过缺乏，所以议论归议论，运行归运行，谁都说科举制要改革，但何时改革怎样改革，谁也不知道；谁都说新教育机制要建立，但怎样建立，何时建立，谁也不知道。君主专制体制下，一切的改革，都在最高统治者一念之间。
    到了1898年初，政治变革的倾向弥漫朝野，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旧话重提，于2月15日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尽早下令开办京师大学堂。
    王鹏运的建议等于临门一脚，酝酿有年的京师大学堂终于从方案进入实质性操作。皇上在批转王鹏运建议时表示，京师大学堂筹办已经酝酿多年，许多大臣都提出过类似建议，过去碍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与借口无法实行，现在条件大致具备，准其建立，亟需开办。并责成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提出详细方案和章程，早日将蓝图转化为实践。
    然而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并不把皇上的批示当作什么大事，因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上每天都在发布着重要指示，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指示是真重要，于是所有的重要指示叠加在一起，其实都不再重要。
    半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触动了皇上的想法，使他以《明定国是诏》的方式重申京师大学堂的重要性。不过，官僚主义惯性依然故我，又是半个月过去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并没有按照皇上的要求妥速议奏。
    大臣们的拖延推诿终于惹恼了皇上。6月26日，皇上发布一道怒气冲冲的御旨，严厉批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责成他们必须尽快就怎样创办京师大学堂拿出具体方案和行动步骤，如果继续拖延，不能依限办妥，那么必将严惩不贷。
    皇上的震怒终于引起了官僚们的注意，但是要想让这些思想上毫无准备的大臣在很短时间里拿出详尽方案，也委实过于难为。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的结果，决定聘请西学名声正隆的康有为主持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而不凑巧的是，康有为那些天也实在太忙，就转请其弟子梁启超动笔。这中间自然又要拖延数日。
    大约就在梁启超受命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同时，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于6月30日上了一个奏折，就京师大学堂与中国整个教育体制的关系、选址原则、功课设定、款项筹措以及委派大臣出洋考察等提出具体建议，既及时缓解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王大臣的压力，更对后来中国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启迪意义。
    李盛铎的建议共有五个要点，一是关于办学章程。李盛铎认为，根据各国经验，普通教育体制基本上都是由小学升入中学，由中学升入大学，所以各国大学章程一般较中小学章程简单，因为各种学术的详细规章在中小学已有规定。而中国实际情况是，中学、小学教育体制并没有建立，那么将要设立的大学堂就不能不统辖管理中小学，不能不在东西洋各国已形成的大学章程上有所损益有所变革，将中小学教育融会贯通，斟酌参考。待中小学教育获得充分发展后，大学堂还是应该回到大学创办的本意上来，以从事高等教育为自己的基本功能。所以拟议中的大学堂章程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充分考虑中国教育在未来若干年中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可能，既要考虑到目前中小学教育尚不完备的现实，又要考虑到大学教育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关于办学章程拟定的第二项考虑，李盛铎以为是教育独立化的原则。他在介绍日本大学体制时，主张将要创办的大学堂应该参照日本经验，设立相对独立的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教授为议员，由大学总长为议长。评议会的功能甚为完备，诸如各科设置、各种规制变更，学位授予等都应由评议会依据民主平等原则公议而后定。这样，政府除了负责向大学堂拨款外，不必对大学堂内部事务过多干预。
    二是关于大学堂选址。李盛铎指出，各国大学规模都比较宏大，中国在创办之始，若稍存因陋就简之见，则以后的发展必将遇到很多困难。以中国本身固有学问说，如天算、與地、律例等均属很重要的学科，断不可废；至于将要在大学堂引进的各种西学，更是门类繁多。有一种学问，必当立一专门之所，似不宜含混牵并，聊以充数。即如兵、农、工诸学，皆为今日之要务，但是开设兵学，须有操练演习的大操场；创办农学，须有新技术新手段的试验农场；至于工学，更需要有面积庞大的试验之区。此外，每一学堂中，要有图书馆、大礼堂、博物院等，凡此都是大学所不可或缺的设备。所以，李盛铎建议，在创办大学之初，决不能因一时困难稍存因陋就简之想，必须要有长远眼光、远大理想、久远规划，应该将大学选在城外空旷之地，以为将来的发展预留足够空间。即使各种学堂不能同时并举，其暂时缓办者，也应该有长远考虑，为未来正式创办预留地址，以便将来条件成熟时予以扩充。应该承认，李盛铎的这些提醒很有世界眼光，可惜后来的主事者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意见。
    三是关于大学堂的功课设置。李盛铎指出，各国大学的课程设置都比较繁密，从早到晚，都有相应计划与安排。中国的大学创办之初即或稍事变通，但也不能太过简单。大学堂设立后，除了录取6月11日诏书提及的那些部院在职人员外，举贡生监似可推广及之。但必须进行严格甄别录取，宁缺勿滥。大约已入仕获得相应工作经验者应该多习法科，因为他们已有相当实践经验；从未入仕者可以分别学习各种艺学，或者设立普通学科，以便使他们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能够通达时务，成为有用之才。学生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者，应该要求他们阅读已翻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其年仅二十岁左右者，精力有余，应该要求他们兼习各国语言文字，当然中文的要求对他们也不能降低。西方国家的大学每年春秋两季都安排一次大考，连续三次考试不及格者，则劝他们退学。至于不守学校规章制度或举止粗忽无礼者，或被开除，或被劝退。所以京师大学堂创立后，应该参照西方经验，尽快制定相应规则。至于选定教习，李盛铎建议，除了涉及所谓中学使用华人外，西学各门如华人确无专精者，可以考虑聘请日本人执教，日本的新学问最近若干年蒸蒸日上，人才辈出，几无不备。日本风气性情，亦易相习，当然日本学者的薪水也较西方国家为低。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筹款。李盛铎介绍了西方国家大学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强调东西洋各国对高等教育均极端重视，经费充裕。中国现在刚刚开始创办新教育，头绪万端，故不能很快将经费提升至东西洋各国水准。然而政府必须高度注意大学堂及全国新教育经费的筹措，应该提供宽裕的筹资环境。如果经费太过紧促，比如学生的伙食太差，不要说那些部院人员不愿在职就学，即一般学子中有才有志者恐怕也未必愿意来就学，结果几年后肄业者皆平常无聊之人，与其少费而多滥送，不如多费而得真才。或许有人认为现在国家经济状况并不是太好，经费筹措也不会太好，大学堂等新教育经费也不能有太高期望。这种说法在李盛铎看来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他指出，法国当年败给德国后，国家经济极端困难，但法国教育却在那些年获得了空前发展，法国人认为多费数千百万之帑，而多数十百人才，则取偿之数，固不可限量。现在中国政府既然将大学堂等新教育的发展视为“新政第一大举动”，那么其他方面的费用可以尽量节省，而教育经费独不可过于限制。中央政府及各省当局都应该设法为大学堂及各省将要创办的中小学大力筹措经费，开拓经费来源。
    第五，李盛铎建议政府委派位尊望重大臣专门出洋考察教育，并具体建议先前曾奉旨管理官书局的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可以充任，并建议朝廷责令即将回国的出使大臣许景澄途径各国时仔细考察教育状况，广泛收集各国现行教育章程，以备参考。
    李盛铎的五项建议立意深远，构思宏大，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因而在后来的实践中被广泛吸收，对于中国新教育的发展，对于大学堂的创办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有了李盛铎的规划，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根据这些建议，并与各相关部门参照先前中外各家各种方案进行研究，就京师大学堂体制、规模以及所需人才、物质支持等方面于7月3日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和详细章程，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方才真正启动。
    关于创办宗旨，总理衙门在7月3日的方案中强调，当中国更新之始，京师为首善之基，创兹巨典，必当规模宏远，条理详备，是足以隆观视听而育人才。根据这一宗旨，总理衙门提出创办京师大学堂四原则：
    一是宽筹经费。总理衙门大臣指出，学堂养士数百，购置图书仪器等都需要大量款项，如果没有政府常年拨款，断难持久。而开办之初，所需费用更为巨大，经初步测算大约需要三十五万两，常年经费大约不能少于十八万两。这个数额孤立地看当然很大，但是与东西洋各国相比，尚不及人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千分之一。当然，东西洋各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不止政府财政拨款一个途径，经费来源多样化多元化，也很值得我们效法。总理衙门建议朝廷决策层在经费筹集、划拨上应早有规划，尤其是常年经费更应早做安排。至于将来规模扩大后的费用，届时由管学大臣与相关部门协商。
    二是宏建学舍。总理衙门以为由政府划拨官地进行新建筑当然是件好事，但目前时事日殷，需才孔亟，若待从容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恐怕又要延迟不少岁月。根据东西洋各国经验，总理衙门提出一个变通办法，即由政府先划拨一处已有建筑作为京师大学堂临时校舍，命官选士，克日兴办。同时，由相关部门认真选址，由政府划拨官地，进行京师大学堂新校址建设。这样，既可保证京师大学堂规模宏大，又可立即兴办，举事不滞。根据这个原则，政府后来划拨地安门内一处空闲官邸作为京师大学堂临时校舍，略加修茸，准备招生。
    三是慎选管学大臣。总理衙门强调，任事需人，大学堂设于京师，以为各省表率，事属开创，一切制度均需审慎精详，非有明体达用之大臣从事管理，不足以实现朝廷殷殷兴学理想。况且随着风气逐步开放，各省已逐步设立不少新式学堂，最近朝廷下令停试八股，讲求西学，各地随着这些情况变化，原来的书院等旧式教育机构都必然随之变化，新式学堂势必大规模增加，中央政府如果不及时建立统辖新教育的全国性专门机构，势必各分畛域，流弊无穷。总理衙门建议由政府委派一位博通中外学术的大员负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同时委派这位大员负责节制各省所设新式学堂。这样，京师大学堂就具有双重功能，既是一所新教育实体，又是全国新教育管理机构。
    四是简派总教习。总理衙门指出，命官既需郑重，而择师尤关紧要。现在中国大多数读书人学无本原，不通中国政教之故，徒袭西学皮毛，这样的人当然无法满足国家需要。为了转移风气，也为了京师大学堂确实能够培养出一批有用之才，总理衙门建议精选一位博通中西学术的大学者出任大学堂总教习。苟得其人，学术正而道艺兴；苟失其人，学术谬而道艺亦误。
    按照总理衙门的设想，总教习综司大学堂功课，功能尤重，果能选拔到一位学赅中外的学者担任此职，京师大学堂的成功也就有一半以上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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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方案越来越明朗
    在总理衙门7月3日上报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方案中，还有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份章程的执笔人是梁启超，他是代康有为起草的，而康有为又是受总理衙门正式委托的。
    这份章程共八章，第一章为“总纲”，规定大学堂性质、地位、功能、宗旨等。强调京师大学堂不仅为全国新教育表率，而且将统辖各省所有新式学堂；参照西方各国重视师范教育的经验，总纲规定大学堂必须格外重视师范教育，于学堂内专设师范斋，以便培养教习之才；总纲建议政府在上海等处开设一编译局，取各种普通学问及尽人所当习者编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材，以供大学堂及各省将要创办的中小学堂使用；教材分类主要有中学及西学，中学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西学为翻译西方学堂所用之教材；总纲还规定大学堂拟创设一规模宏大的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开天下风气；创立一个仪器院，集各种天算、声光电化、农矿等机器制造、动植物各种学问之应用仪器于一院，以为实力考求之助；总纲既规定大学堂为各省新式学堂的管理机构，又规定大学堂生源将来自各省中学堂肄业生，因此总纲最后一条责成各省督抚要尽快创办中小学堂，务使一年内每省每府每州县皆有学堂，庶几风行草偃，立见成效。
    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规定学堂功课。在这一章，章程对各省近年创办的新式学堂提出批评，以为这些新学堂并不符合维新变法的宗旨，这些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除了让学生学了点鸟语外，对于西学其实根本就没有入门，反而将中学抛掷脑后。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中西学问确实难以沟通，确实难以贯通掌握。所以，那些稍稍熟悉西学的人，往往鄙视中国旧有学问为无用。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聘中文教习大多不通西学，所知道的知识只是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之类，因此学生视中学为赘疣，对儒家义理之学全不讲究，对经史掌故更不愿意下功夫。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
    章程强调，根据东西洋各国经验，从未有任何学校尽讲他国之学而完全舍弃本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者之大弊是治中学者绝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结果就是中西两门学问视若水火，相互诟病，无法形成一个学问总体，无法在中西学问基础上建构出一门新学问。针对这种情况，章程在这里刻意强调张之洞一直在鼓吹的中体西用，以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如果不能深究中国自古以来圣圣相传儒家义理之学，则学无根底，其所浮慕的西学也只是得其皮毛，徒增习气，必无心得。京师大学堂一定要克服这一毛病，一定要在中西学术结合上下功夫。为此，章程提出课程设置的两大原则，一是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不得偏废；二是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之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之究竟。明确将西文与西学判为二事，意在纠正先前几十年洋务运动中创建的那些新式学堂将西文视为西学，以是否掌握西方语言文字视为西学之高低的流弊。
    根据这些原则，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为课程设置方案，将全部课程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两大类，前者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应当通习，类似于今日的基础课；后者要求每一个学生各占一门，类似于今日的专业课。普通类基础课共设计了十门具体课程，有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等。要求每个学生在三年内掌握除体操外的九门普通课程，经考试合格方能毕业。至于外语，章程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选择一门进行学习，所使用的教材应该是该语言国家的原本。外语考核与普通课程相同，不及格的也不能获得毕业资格。
    至于专业设置，章程根据需要及可能，提出了十大专业，即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包括法律学）、高等地理学（包括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包括医学）。要求所有学生就性之所近、能之所及在此十种专门学问中选择一种或两种认真研习，其已习西文之学生尽量使用西文原本，以求获得该学科的精义。
    京师大学堂章程关于考试的规定也很有新意，它放弃中国传统书院含混不清的以文辞论高下的办法，而主张采用西方大学成例，实行学分制。但是又借鉴中国传统书院特别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经验，要求学生每天写读书心得交给老师进行考察。
    章程第三章提出录取学生的一般标准，大体为在职读书的“干部进修”类和未曾入仕的一般学生，并提出在学生中选拔那些高才者作为师范生单独培养，以为新教育准备足够师资力量，待其学成后分发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体制。
    先前各省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但如实说来却很少培养出真正的人才，除了管理方法、教学方式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这些学生无法在科举考试体制下获得真正的出身，所以那些具有一定天赋的学生不愿到这些新式学堂就学。这也是新教育在这之前无法有效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京师大学堂章程充分注意到新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出身问题，第四章建议政府变通科举考试成例，参照东西洋各国经验，制定一个标准，给学堂学生一个正式体面的名分，从而鼓励更多青年学子接受新教育，而不是继续在科举道路上学非所用，浪费青春。
    大学堂章程出来后，总理衙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重点与日本驻华公使馆进行过沟通，希望日本方面能够提供帮助。7月20日，总理衙门特别委派章京顾肇新、徐承焜到日本公使馆当面咨询，征询意见。林权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许多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创设大学堂，最为现实要务，惟开办之初，章程原不能完备；将来有不妥之处，应随时酌改，期归尽善。
    就现有章程论，林权助认为，章程规定大学堂以中国学问为根本，最为扼要，断无抛荒本国学问，专习外国学问之理。根据他的了解，各国新式教育大致都遵循这样的原则。
    林权助建议，大学堂的学生应令统学英文，其有意学他国语言者，亦只可兼习。这是因为无论何国教习皆通英文，未必能通中文，若学生不习英文，彼此隔膜难以教授。
    至于章程中所列各种学问，林以为以政治、矿学、工程三项为最紧要。中国现在急需此三项人才。卫生学亦是要务。至于兵学与文学不同，须另立学堂，不应列入大学堂内。
    在谈到学生出身时，林权助说，鉴于中国实际情况，大学堂毕业的各科学生，只要学有成效，政府就应该颁发文凭，使之与正途出身的进士并重。这个意思应通过上谕的方式进行发布，令国内青年知识分子都知道这样举措，方能使年轻一代热衷于新教育。
    关于教习薪水，林权助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说，如果每月三百两，恐怕外国上等教习不肯来。上等教习约需六百两。专门教习，不必专请西国人；如中国人有精通专门者，亦可令作教习。日本学堂开办之始，皆用西国教习。经过至今大约三十年的发展，现在日本国的大学教习，差不多都换成了日本人，因为这些日本教习已充分掌握了西洋知识，与西洋知识进程处于同步状态了，所以就不必重金聘请西洋人。至于中国，在新教育开办之处，肯定要聘请西洋教习，如果需要日本教习，林权助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帮助，可随时商量。
    大学堂章程中也曾谈到学生的管理及经费补助等问题。林权助建议，按照日本学例，学生令自备资斧及日用伙食，购买书籍以及适量的学费等。对于那些非常贫穷的学生，学堂要想办法给予适当补助；对于那些学品兼优的上等学生，学堂要设置奖学金，给予适当奖赏，以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从东西洋各国经验看，从来没有对于学生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全部担负的先例，因为在这个教育阶段，学生学成之后，就业机会大增，收入标准也与入学前不一样，自己终身受益，因此不应在读书阶段完全依赖学堂免费供给。京师大学堂这样的普通教育，毕竟不是武备学堂之类的教育机构，专为国家出力，所以免去一切费用。
    从后来的情况看，林权助的一些建议被充分吸收到大学堂章程的修订及实践中去了，为中国新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
    3
    对大学堂章程的不同意见
    京师大学堂章程制定出来后，大学堂的筹建也就紧锣密鼓开展起来了，总理衙门尤其是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忙着为大学堂寻找合适地点建筑全新校舍，并委托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将日本大学堂建筑蓝图设法寄回，以便参考。
    总理衙门指定将马神庙一处房产作为大学堂临时校舍后，由于修茸整理还需一段时间，因此孙家鼐于8月30日建议派大学堂办事人员李盛铎、李家驹、寿富、杨士燮等前往日本游历考察，将日本大学、中学、小学一切规制、课程并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为日记，缮写成书，以供参考。
    孙家鼐之所以选定日本，主要是因为日本在创建新教育之初，曾选派博通之士分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然后酌定规制，通国遵行，有力推动了日本现代教育的发展，学校如林，人材蔚起。现在京师大学堂章程略具，各省中学堂、小学堂已立者未能划一，未立者尚待讲求，均应由大学堂参核定议。即如同文馆与民间私塾、书院所习西文入门之书，传授各殊，文法深浅互异，故有二三年已通者，有三五年而尚未通者，虽然可能有学生资禀敏钝不同等各种各样复杂原因，但由于教学方法有善有不善，可能还是主要原因。基于此种考虑，孙家鼐等认为应该选派专人赴各国考察，以便制定统一的教育标准和教学方法。至于选派要员专赴日本的另外一个原因，毕竟中日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且往返需时需费都较欧美方便。
    京师大学堂紧锣密鼓准备开张，引起了各方面广泛兴趣，尤其是已公布的大学堂章程，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各种意见针锋相对。御史何乃莹就章程中的一些规定特别是考试策论、严加搜检等问题提出一些修正意见，建议在招考生员时援引乡试之例，二十取一，从严掌握，宁缺毋滥，保证大学堂教学品质和学生质量。至于章程建议大学堂毕业生授予进士、举人等名义，何乃莹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科举考试所产生的进士、举人等已弊端丛生，新教育没有必要向旧体制靠拢。
    何乃莹的建议引起了清廷重视。8月9日的御旨要求孙家鼐对何乃莹的建议进行研究，给予答复。9月17日，孙家鼐就何乃莹提出的问题作了解释，表示总理衙门原奏中规定大学堂学成者作为举人、进士使用，其主观目的是为了鼓励人才起见，其议亦未可尽非，但究竟如何办理，还可以再研究。此事关系甚重，议论各殊，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他个人一个多月以来反复筹思，也未敢就此下一个绝对结论。所以，大学堂毕业生将来究竟授予何种学位，待进一步研究各国经验后再作决定。
    至于何乃莹以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孙家鼐也有解释。他指出，有人建议将科举、经济、学堂的考试三合一，这个方法可能并不妥当。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三合一的合并考试之法，非博览群书，难以入选。其得举人、进士也较难，其弊也则在于怀挟抄袭。学成卒业之法，普通学既熟，但专精一门即可入彀，其得举人、进士也较易，其弊则在于徇情滥举。今将通用科场考试，则学堂肄业诸生，必将分心于博览，无以致专一之功，于专门学业恐有窒碍。将不用考试，则所谓学堂出身也就流于形式。孙家鼐建议此后科场考试仍照张之洞等人建议的新方案办理；而学堂卒业诸生，果能屡试优等，学堪致用，即予以生员、举人、进士等名分，仿唐人分科举士之例。习化学者名曰化学举人、进士，习算学者名曰算学举人、进士；推之各科，皆冠以专门之名。将来何项需人，政府即按所习之科采择录用，如此则学堂之士可以争自濯磨，发奋学习。若虑徇情滥举，则应制定规则，一旦发现，严惩不贷，只要切实可行，便可以杜绝流弊。
    至于何乃莹奏折中关于严搜检一节，孙家鼐认为，搜检之法系科举考试制度下的科场旧章，自当认真照办。这个制度虽然规定比较严厉，但每每变成具文形式主义，也自有其原因。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参加考试的人太多。现在的新体制，每次录取的差额不过一比十，且由各省学政严加甄别，这样每省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就能够大幅度减少。人数减少，当然有利于稽查，有利于严格考场纪律。一旦发现作弊，严惩不贷，罚其不准入场，取消当年考试资格，不复加以罪名，这样考生必能注意，不会随便冒险，搜检也就能够认真执行。
    从孙家鼐的奏折看，他的这些“筹思”也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协办职责，并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所说的与维新势力斗智斗勇的丝毫迹象。
    9月3日，给事中庞鸿书也对大学堂章程中的经学课程等一些规定提出了不同看法。9月9日，孙家鼐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孙家鼐认为，学堂之设，所以造就群才，以普通之学为初基，以专门之学为进境。创设规模，必求详备。至于课程设置中的经学问题，庞鸿书在奏折中称诸生往往皓首而不能通一经，现在学堂章程中所拟的功课，四书用朱熹集注本，五经遵用钦定义疏本，切要详明，易于卒业，不必以皓首难穷为虑。庞鸿书原奏中又称，凡诸生已熟读四书五经者，方准收入学堂，庶几略有限制。经学只须温习，不须另立一门。对此，孙家鼐解释道，将来开办学堂收考章程，自当以熟读群经者为上，专通数经及一经者次之。至普通功课，已奏请删并理学归入经学，删去诸子、文学归入各门，业已删繁就简，无可再减。况经学所以正人心、明义理，中西学问皆以此为根柢。若不另立一门，何以为造端之地？从这些争论看来，戊戌年间或者说整个维新时代的西学取向已引起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忧虑。
    对于大学堂的专业设置，庞鸿书的奏折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根据大学堂已将兵学归并到将来成立的武备大学堂为例，提出将农学、矿学、卫生学、医学等需要实验的学科剔除出大学堂，以待将来成立各种专门学校。他的理由是，农学、矿学皆当验诸实事，不容托之空言。农学各省异宜，当于省会设立学堂；矿学五金异用，已议于矿厂设学堂；卫生学、医学，不必兼普通学，且无关政治，算学中天文亦然。对于庞鸿书的说法，孙家鼐不以为然。他指出，大学堂所以统辖各省学堂，在于其规模既广，门类宜详。至于先前将兵学一门归入武备学堂，因陆军枪炮阵法，水师驾驶测量，堂中不便教习；而中西兵制，皆政治门应有之事，仍当讨论。矿学、农学、医学，皆与化学相表里，算学中之天文，凡方舆绘图、海道驾驶皆以天文之纬度为凭，需用尤巨，更不得谓为无关政治。凡此数端，均大学堂应设之专门，无可议减。
    庞鸿书剥离农学、医学等学科的建议也不是没有引起孙家鼐的注意，事实上，在孙家鼐向清廷酌核具奏的同时，他也颇有犹豫地表示，医学一门所以保全生灵，关系至重。古者九流之学，医居其一。近来泰西各国尤重医学，都城皆有医院。现在农务、矿务，均已特派大员设立专门学堂。至于是否可以援例推广，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学，即归大学堂兼辖？他个人并无一定之见，希望能够获得朝廷明确指示，然后再详拟办法，请旨施行。明显表现出一种动摇的心态。
    孙家鼐设立专门医学堂的构想获得了清廷首肯，9月9日上谕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即命孙家鼐详拟办法具奏。根据这个指示，孙家鼐于9月14日进呈医学堂章程，决定在大学堂之下设立医学堂，并认为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腑脏，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元，辨别虚实，西不如中。孙家鼐对中西医学差异的这种判断应该说深刻影响了后来者。在所设立的医学堂中，孙家鼐建议兼寓医院之制：凡来就治者，皆随时施诊，且酌施中西通用药品，以期保卫生灵。
    设立专门的矿务学堂、铁路学堂应该说清政府一项既定政策，7月11日上谕就指出，铁路、矿务为现今切要之图。造端伊始，亟宜设立学堂，豫储人才，方可冀收实效。所有各处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切实举办之处，即命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张荫桓悉心筹议，奏明办理。根据这些指示，路矿总局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于9月6日就举办铁路矿务学堂及其与大学堂的关系问题提出详尽建议，要求各铁路、各矿厂均应设法早日筹建自己的学堂，培养人才，并为大学堂普通学卒业后的一门专门之学进一步深造的场所。
    4
    惹是生非的总教习权限
    京师大学堂及其相关专门学堂的筹建是顺利的，各方面的共识也大体接近。然而由于在一些重大的权力架构上存在着分歧和争执，在大学堂筹建之初也发生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而这些争论主要围绕着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一些规定进行。
    我们知道，由梁启超主持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是戊戌年间一份重要文献，也是新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份比较好的规划图、路线图。按照这个规划认真执行，不出数年，中国教育面貌必将根本改观，教育形态多元化、教育理念多样性等，都将会有很好的体现。这是确定无疑的。
    然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处处事事总会有人事上的纠葛相牵制，一个原本很好的教育规划图结果却因人事纠葛化为泡影，而人事纠葛的关键不是为了教育发展，而是为了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控制权。这是典型的东方特色。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这是中国人的理想。理想，一般地说，都很难普遍和实现。所以中国人更多时候，总是希望获得事务发展过程中的控制权、话语权。
    梁启超拟定的这份章程从总纲至课程设置、学生出路等都没有什么问题，所有阅读者也普遍表示认同，只是到了章程有关京师大学堂权力架构设计相关章节时，矛盾开始出现。
    章程第五章、第六章是大学堂权力架构设计，专门规定总教习、分教习的聘用及权力限制。章程认为，先前的同文馆及北洋学堂等多以西人为总教习，这种制度设计或许有助于西学传入，但与京师大学堂宗旨似乎并不太符合。京师大学堂既然被定位为中西学术并重，所以不宜再聘用西人为总教习，因为华人中容有兼通西学者，而西人中必无兼通中学者。所以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将聘请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的中国通人为总教习，并赋予总教习处理大学堂日常事务的全权。
    如果仅从理论看，章程对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规定应该是有道理的，西方学人确实无论怎样博通，但真的还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深入研究过中国学术的，而中国人或许在西学根底上较西人略有差距，但学贯中西的中国通人在国内似乎还有那么几个。所以这一规定不仅有理论上的依据，而且也有其可行性。如果不了解中国人事纠葛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抽象的规定是正确无误的。
    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其实都不在理论和依据，而是由谁来做，谁主动，谁掌控。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章程的规定引起了风波，甚至由此导致康有为、梁启超一系人马出局，最终退出大学堂的管理事务和权力布局。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思路基本上是由他提供的，李盛铎的奏折、总理衙门的方案，也基本上合乎他的设想。而在大学堂权力部署上，康有为更是别出心裁让梁启超参照各国经验，设计了虛置管学大臣而由总教习掌管具体事务的权力架构，这实际上是因人而设计的一种方案。
    当时的管学大臣为孙家鼐，孙与康有为相知甚久，在新政开始阶段，应该说孙家鼐还是比较看好康有为的，他曾真诚地对翰林院编修蒯光典说：当今朝野内外忠肝热胆而心通时务者，惟康某一人而已。我皇上发起新政，责我在教育文化领域中变法，我惟举康某人，我真诚相信康有为有真才实学，其学术眼光应该远在我孙家鼐之上。这大概是孙家鼐受命主持京师大学堂创建事务后，竭力推举康有为负责起草大学堂章程的重要背景。
    孙家鼐为管学大臣是既成事实，而康有为可能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似乎是朝野内外的共识。李鸿章、廖寿恒、陈炽等人都曾向孙家鼐竭力举荐康有为，最重要的是孙家鼐本人真诚认为康有为兼通中西，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最佳人选。孙家鼐的理想大概是，他以管学大臣的身份遥控京师大学堂日常事务，康有为以总教习的身份代他主持具体事务，侧重于教学方面。康有为必须绝对忠诚于孙家鼐，这大概也是孙家鼐使用康有为的前提。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用人的一般原则。所以当孙家鼐还没有看到梁启超拟定的这份大学堂章程时，曾当面真诚邀请康有为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一职。这种真诚还表现在他甚至委托已内定出任大学堂总办的陈炽前去劝驾。
    然而，当孙家鼐看到梁启超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拟定的大学堂章程中关于总教习权力规定时，不禁勃然大怒。
    根据梁启超的拟定，总教习拥有大学堂事务的全部权力，清廷命官管学大臣反而成为摆设和象征。对于这样的权力结构，管学大臣孙家鼐不愤怒肯定是不正常的，他相信张狂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之所以这样设计完全是别有用心，居心叵测。孙家鼐的愤怒引出很多新问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1898年中国政治走向。
    或许是康有为觉得自己这样做可能有点过分了，开始意识到理亏；或许此时正当红的康有为对其他更高职务的获得抱有期待；或许由于康有为在其他许多事务比如《时务报》的归属等问题上还必须有求于孙家鼐。总而言之，当他获悉孙家鼐的愤怒后，遂委梁启超转告孙家鼐，表示他康有为自己决不会插手大学堂任何事务，以此化解孙家鼐的心结，然而这一切都晚了，来不及了。
    如果仅就政治观点而言，孙家鼐不仅是当时比较有学识的开明官僚，而且是当时最具维新思想的大员之一，所以当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清廷就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孙家鼐以管学大臣的身份全权负责。现在被康有为这样一搅和，孙家鼐的情绪肯定受到莫大影响。康有为通过梁启超的声明和表白，无法挽回孙家鼐对其信任。原本具有非常强烈维新思想的孙家鼐竟然被康有为推向反对的一派，而且越来越强烈。
    也就是说，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肯定先前就知道康有为的学术倾向和政治倾向，只是在他们惺惺相惜关系比较友好时，孙家鼐对康有为思想倾向、学术倾向中的问题不太计较，所有差异似乎都可忽略不计。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反目成仇，这些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却成了大问题。而且，从孙家鼐身份、地位来说，他虽然恼怒梁启超的大学堂制度设计，但这个话题实在无法提上台面，于是事情的发展迫使孙家鼐从学术上去封杀康有为。
    7月17日，也即梁启超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衙门上奏之后半个月光景，孙家鼐向清廷呈递了一份举报康有为的奏折。孙家鼐在这份奏折中说，他最近仔细阅读了康有为的全部著述，其《中西学门径七种》一书稍有价值，其第六种《幼学通议》一条言小学教育方法，深合儒家经典《学记》中立教之意，最有价值。但其第四种、第五种《春秋界说》、《孟子界说》言《公羊》之学，及《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牵强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称《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这个观点就很荒唐了，不要说孔子是历代中国人景仰的至圣先师，决不可能有这种犯上作乱或僭乱之心，即便是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当今圣上正在奋发有为，康有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孙家鼐担心康有为以此为教，鼓吹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学堂的设立本是为了培养人才，而现在康有为却利用学堂宣传什么孔子改制，危言耸听，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大乱。因此孙家鼐建议清廷明降谕旨，将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的内容一律删除。
    就当时的政治格局看，康有为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不过既然是争议，就是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只是朝廷对康有为的真实态度如何，孙家鼐心中似乎并没有底，所以他在这封实际上是弹劾康有为的奏折中并没有完全抹杀康有为，并称康有为才气可用，以为宜如西汉文帝之对待贾谊那样，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孙家鼐试图借助于行政力量遏制康有为的霸道。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确曾引起过学界的争论，但康有为将这部著作进呈后并没有在皇帝那里引起孙家鼐所担心的歧义，即认为康有为有意作教主，作民主，更没有孙家鼐所说的蛊惑民志、导天下于大乱的意思。所以，皇上在得到孙家鼐的奏折后，也就没有明降谕旨，下令康有为去删除《孔子改制考》中的内容，而是命军机大臣传旨孙家鼐，再令孙传旨康有为而已，似乎有意调解孙家鼐与康有为之间的矛盾或误会。
    康有为在孙家鼐无端攻击的第一个回合中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孙对康的反感与对立当然也没有因皇上调解而缓解，而是相反。
    5
    孙家鼐改定大学堂章程
    孙家鼐不再信任康有为，他以为康有为通过梁启超的表白不过是惺惺作态，不值得注意。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着京师大学堂的人事，主持着各项工作。大致上说，在那短短的时间里，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8月9日，孙家鼐向清廷报告了进展情形，并就若干未决事项请求进一步指示。
    关于专业及课程设置。孙家鼐建议在大学堂内设立仕学院，专门招收那些进士、举人出身的京官，这些京官既有科甲出身，对中国传统学问当已通晓。因此不必再为他们设置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放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专门之学。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补充实际工作进程中所需要的新学问。这大概类似于后来的干部进修班，在职培训：仕而优则学，以期经济博通。
    除了干部进修之类补习班外，大学堂普通班还存在着学生出路问题。孙家鼐建议，凡大学堂肄业生，其已授有职务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然后由朝廷各就所长予以提拔使用；其作为进士之学生，亦由管学大臣严核品学，请旨录用。拟采取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建议，学政治者归吏部，学商务、矿务者归户部，学法律者归刑部，学兵制者归兵部及水陆军营，学制造者归工部及各制造局，学语言文字、公法者归总理衙门及使馆参随，终身迁转不出本衙门，以便使他们所学与所用相符，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专门人才。在这项考评分配中，不难看出，管学大臣的权力不仅大，且非常有含量，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经过他这一关。这才是真正的校长。
    关于大学堂的中西学分科，当时也有一些争论。孙家鼐建议分门不宜太多，每门之下可再设子目，仿往昔科举体制下专经之例。至于学生能够学习几门学科，应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进行选报。孙家鼐建议，宋明理学不必单独设科，可附在经学之下为一门；诸子、文学雷同理学，亦不必各自专立一门，子书中有关政治、经学的内容，可附入政治、经学专门。至于大学堂在最初规划中准备设立兵学一门，现在从各方面反映及各国经验看，似乎将兵学附在大学堂之中不太合适，建议参照各国惯例由总理衙门考虑创设专门的武备学堂，所以大学堂不再设立兵学一门。
    关于大学堂毕业生的名分，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主要争论之点就是大学堂毕业生是否要向科举体制靠拢。清政府过去曾规定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肄业生卒业后依次领取生员、举人、进士等学位，在国家鼓励人才时，原可不惜破格之奖，但冒充滥发等弊端似乎也非常严重，假学历假文凭似乎也非常严重。鉴于这种情况，孙家鼐建议政府似宜于鼓励之中仍示限制，由相关部门制定数额与考核的具体标准，以便把握和控制。
    鉴于康有为版本的大学堂章程中总教习职权引发的争执，孙家鼐建议分设中文总教习与西文总教习。西文总教习负责大学堂西学的总体设计及执行，并设西文分教习具体负责。如果政府同意设立西文总教习这一职务，孙家鼐郑重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丁韪良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中国通，1865年开始担任同文馆教习，1869至1894年任总教习，具有非常丰富的教育经验，对于西学的引进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是西学总教习最合适的人选。清政府稍后接受了这个建议，聘请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孙家鼐的这些建议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也是他指导一大批专门人才比较深入研究了东西洋各国成功经验后的心得，因此获得清廷的重视，京师大学堂的筹建由此获得迅速推进。至1898年秋，尽管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转折，但京师大学堂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因而许多学者成称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年政治变革留下的惟一纪念品。
    由孙家鼐主导的京师大学堂在迅速发展，但在筹建过程中依然潜藏着两个派系之间的较劲和冲突。这些冲突很难说是新与旧，但要说是权力的冲突、利益的冲突，可能还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6
    新知识中的“生意”
    按照最初规划，京师大学堂是1895年强学会留下的官书局基础上的扩充和重建，待京师大学堂筹备完成后，原来的官书局以及新设的译书局等大约都又划归给京师大学堂，成为大学堂的附属机构。
    设立译书局专司译书事务似乎是康有为的意思，也似乎是康有为戊戌年间整体布局尤其是人事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6月1日，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拟了一份奏折，建议清政府设立译书局，专译日本典籍。他的理由是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国来往密切，西方诸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突飞猛进，政治、学术、理财、练兵、农工、商矿，一切技艺，日出精新，皆有专门之书，而这些著作许多都没有译成中文，这是非常可惜的。康有为指出，过去中国人言变法，言革新，但囿于见闻，也只是在筑炮台、购兵船、买枪炮、练洋操等形而下方面打转转，并不知道在政治、学术等方面进行讲究。现在，各地督抚特别是以直隶为先，纷纷渐知创设新式学堂的重要性，东西洋各国盛行几十年的新知识渐渐引起了中国人的高度关注。
    中国人知道了西学的重要性，但究竟什么才是西学的本质或根本，中国人似乎还不甚了了。康有为指出，大多数中国人错误地以为西学其实就是西文，于是所谓学习西方就是学习西方的语言，就是学习英语。这显然是不对的。中国之所以在学西方几十年之后依然落后，主要就是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西方语言文字与西学的真正关联。从已设立的学堂看，这些学堂仅教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五六年之后始能通其文字，语言尚未通，其政治等学问则必在十年之后方有可能问津。而今世变甚急，朝不及夕，岂能从容待之十年？其不在学堂之人，及任官之士大夫，尤为今日所倚重，指望他们学习外文，直接阅读西书更不可能，他们无从了解世界发展变法的大趋势，不明西方政治、经济、工商等学，指望这样的官僚去治理国家，变法维新，又有什么用呢？
    基于这种判断，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认为，言学堂而不言译书，亦无从收变法之效。几十年前，曾国藩先识远见，创设制造局，首译西书，为中国了解西方学习西学开创了先例。然而奉行者不通本原，只将精力用在兵学、医学等技术科学层面图书的翻译上，而对于政治、经济等制度层面的西学著作，则甚少翻译。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学西方的一个最大失误。
    针对过去的失误，康有为建议政府要加大翻译西书的力度，要在数量、质量上超过往昔。不过，他同时强调，西方的语言文字确实比较难，不是那么很容易就能够掌握，所以江南制造局自开局至今数十年，所译西书不满百种。这就是中国多少年来一直有人鼓吹变法鼓吹革新，而始终不得其法的根本原因，这也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困难预留了许多问题。
    鉴于这种困难，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建议政府开辟一条翻译捷径，那就是先向东然后再向西，通过日本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康有为的理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学习西方已有几十年时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初即已高度重视西学著作的翻译，据说日本人现在已将西方国家的主要著作差不多都翻译为日文。而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其文字亦来自中国而稍加修改或创新，大致与中国文字相同，只是文法稍有颠倒，中国读书人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比较顺利掌握日文。所以，中国如果改从日文翻译西方书籍，必能事半功倍，人人可操日文译书。如果政府拿出一笔资金，多养通才，则不要一年时间，就可以从日文转译西学著作数十种。若筹款愈多，养士愈众，那么不用几年时间，便可将西方诸国主要学术名著悉数通过日文转译成中文，从而使中国士人及官僚士大夫，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了解西学大致和根本，势必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国政治、学术的品质。
    康有为通过杨深秀提出的这个建议当然是戊戌年间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选择，也是当时国内有识之士比较一致的看法。在康有为通过杨深秀提出这个建议仅仅几天时间，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于6月6日也向清廷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政府参照乾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的经验，设立专门机构，大规模翻译东西各国学术名著和各种文献。李盛铎指出，现在世界大通，中外交流越来越多，中西政治虽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大体上说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中西学术文化可能具有很多差异，西方日新月异，发展迅猛，言理财不考究农工商矿无以明白其究竟，无法弄清养民富国之根本。所以，中国要富强要发展，就必须从学术层面弄清西方成功之所在，而不能再像过去几十年徒袭西学皮毛，而不知其真精神。要弄清西学的真精神，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当然要凭借翻译，要由懂得西方语言文字的人将西书译成中文。现在中国人能够凭借的西书中译差不多还是几十年前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的那几十种，内容陈旧，无法反映西方学术文化的最新进展，当然也就无法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要。鉴于此，李盛铎建议清政府仿《四库全书》馆开译书局，并建议多从日本转译。他的理由与康有为代杨深秀起草的奏折中所说非常一致。
    杨深秀、李盛铎的建议是否存在私下的协调，由于史料原因现在还很难下断语，但是这个建议确实合乎清廷此时的需要和判断，所以清廷很快发布御旨责成总理衙门拿出创办译书局的具体方案。
    清廷的决定大约很快就传出来了，康有为获悉后遂于6月13日与梁启超合拟了一份保荐“维新救时”人才折，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上报，折中推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为维新救时人才，恳请朝廷特旨破格委任。并非常具体明确保荐梁启超或到大学堂任职，或到译书局主事。奏折称赞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义》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湖南巡抚陈宝箴礼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订立学规，切实有用，若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这就将拟议中的译书局或译书馆与梁启超的工作安排联系起来了。
    然而不知事出巧合，还是事出必然，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借用徐致靖的名义自我保荐的同一天（6月13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鋆隆上了一份奏折，指责湖南巡抚陈宝箴近年来学行西学，徒务虚名，毫无实际，其资人口实，有不能为其讳者。在黄鋆隆指责的诸多罪状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陈宝箴支持时务学堂，纵容梁启超大放厥辞：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不是老老实实教育学生学习西学精髓，而是大讲特讲什么民主政治、议院政治等。在梁启超的蛊惑下，原本纯正的湖南学风被严重污染，湘中士大夫起而效尤，大放阙词，甚至有好事之徒鼓吹什么改正朔、易服色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骇人听闻，不一而足。至于陈宝箴主持，由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以及梁启超等人参与的南学会，更是荒谬绝伦，几乎成了煽动社会动乱的讲坛。黄鋆隆的这个奏折，几乎将以徐致靖名义保荐的“维新救时人才”逐一否定。这显然不是偶然巧合。
    黄鋆隆的弹劾给清廷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不过从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说，以徐致靖名义保荐人才更合乎新政时期的总体需求，所以清廷当天发布御旨，虽然没有否决黄鋆隆的指控，但依然如徐致靖奏折所请，明谕主事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道员黄遵宪、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举人梁启超由总理衙门查看具奏。
    创设译书局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建议，以及推举维新救国人才的建议，不管背后有多少利益关切，但其政治诉求无疑都是光明正大，合乎维新时代的精神，因而获得清廷高度赞同。6月28日，总理衙门对这些建议作了审慎研究，提出了筹办方案，表示筹款开馆翻译西书，以开民智而造人才，自系当务之急，亟应及时举办，以开风气之先。总理衙门同意李盛铎的建议，翻译事宜自当应该委派重臣主持，鉴于当时的政治构架，翻译西书实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互为表里，所以建议由管学大臣一并管理。
    至于梁启超的工作安排，总理衙门在议复中也有建议，以为梁启超先前有在上海工作的经验，不妨任命他管理上海译书局事务，其基础就是梁启超与同仁先前在上海创办的译书局，现在只要进行“官督商办”的公有化改造，就可立即开馆。
    总理衙门认为，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国书籍甚为便利，印刷工本亦相对比较便宜。由梁启超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至于经费，总理衙门建议由政府每月拨给译书局二千两。如果仍不敷支出，可以准许译书局召集股份，以竟其成。
    至于需要翻译的图书，总理衙门建议应先从各国政治、法律、历史文化等方面入手，以观其治乱兴衰之故，沿革得失之迹。稍后逐步扩展其兵制、医学、农矿工商、天文地质、声光电化等方面，以收实用。既然由政府出资，既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那么译书局翻译的图书也应该首先进呈御览及分送各省新设学堂、学会、藏书楼，当然也可以由译书局进行商业销售，待译书局经营上轨道并有赢利后，可以考虑停止划拨常年经费。
    总理衙门的规划获得了朝廷认可，由此也就确定了梁启超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位置。7月1日，总理衙门遵旨传梁启超到署面谈，大臣们一致认为梁启超志趣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的有用之才，同意任命其前往上海将先前筹设的译书局进行公有化改造，建议更名为译书官局，由梁启超经理负责。
    根据总理衙门的考察和推荐，皇上于7月3日召见举人出身的梁启超，听取他对新政等各方面的建议。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依照清朝成例，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获得皇上召见，皇上召见官品低下的小臣自咸丰以后四十余年从未有过。很显然，梁启超对自己仅以举人身份获得召见，还是非常感激非常自豪的，以为“我大清朝”数百年所仅见。
    梁启超和乃师康有为一样未能免俗，也将这次毕生中唯一的一次召见看得很重。然而关于这一次召见过程及详细情形，梁启超不似乃师康有为那样有详细追忆，只是说此次召见后，皇上令他将先前发表的《变法通义》一书呈递上来，并任命他以六品衔负责译书局的筹办和主管。至于其他细节，梁启超不愿多说，因而这次召见的真实情况就成了人们争相猜测的故事。
    与梁启超有过密切往来的王照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不像乃师那样张扬这次召见，主要是因为梁启超没有在这次召见中获得皇上的赏识和器重，更没有获得所期待的职务。按照清朝惯例，皇上召见举人虽然不多，但只要蒙获召见，一般是赐予翰林，最下也应该赏给一个内阁中书职务。按照梁启超当时在知识界的名声，他自信应该突破清朝历史上已有成例，谁料到不仅没有突破，甚至连成例都不如，仅仅赐给一个六品顶戴，甚至由此所获得的译书局职务，其实还是孙家鼐感到梁氏实在有点委屈，请托各方而获得的，其地位也与梁启超先前《时务报》主笔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正式官场。这不能不使梁启超失望，这也是梁启超不愿多说这次召见的原因。
    至于梁启超为什么没有获得重用，王照并没有进行恶意猜测，而是依据当时传闻，说梁启超官话太差，不习京语，与皇上的对话词不达意，皇上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也没有真正明白皇上说的什么。
    王照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与根据，但其实都不是根本原因。康有为没有因召见而获得更高职务，是他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名声太大，反而引起他人警觉；而梁启超没有获得进入官场的入门券，是因为他的文人气质与文人的名声太大，清廷即便有意重用他，也只能用其所长，而不能用其所短，让他去办译书局，后来又让他去办报，实际上都是用其所长。梁启超误会了清廷的期待，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康、梁等人的功名心太盛，根本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更何况，让梁启超出任译书局负责人，也是先前保荐书中所动议的呢？
    大约在召见梁启超并授权他筹组译书局的同一天（7月3日），皇上面谕军机大臣，称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亦应设立译书局以开风气，至于如何筹款，如何兴办，责成总理衙门王大臣一并妥议具奏。在皇上看来，既然授权梁启超筹组译书局翻译西书，那么将要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自然不能忽视对西书的编译，所以才有这一指示。不过这一指示深深启发了总理衙门王大臣，他们在随后的议复中索性将梁启超将要筹组的译书局与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合二为一，以免两局同时并译，不相闻问，易致复出，徒费无益。且书中一切名号、称谓等均须各局一律，以方便读者阅读和使用，并提议由梁启超负责主持，始能措置得宜。但考虑到上海地处华洋要冲，购买外国书籍，延聘翻译人才等都较北京方便，故将两局合一之后并不撤销梁启超设在上海的翻译机构，而是将上海官译局归并到京师大学堂翻译局，成为京师大学堂翻译局的下属机构。梁启超本人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往来京沪两地。至于编译局的功能，总理衙门建议除了着力于翻译西学著作外，还可以考虑授权该局整理中国经史等书，编成各种教材，以供各省新式学堂使用。
    总理衙门的建议应该说是一可行性非常强的建议，因此这一建议应该很容易地获得批准并及时告知梁启超，梁启超获知这一消息后的必然反映是更加乐观，因为他的职权范围及活动空间都比先前授权更大。一个足以证明的事实的是，大约半个月之后，梁启超就译书局开办情形向总理衙门作了详细汇报，就译书局的组织机构、经费预算、章程条例以及翻译、编译规划等提出详尽的计划，并同时进呈了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定于7月19日（六月初一日）开局。梁启超还在这份报告中就经费、关防等问题有所请示，以为开局之初，惟购书籍、置机器、建房屋等项决不可少，约需开办银四万两乃可集事。至于关防，梁启超认为，此局既由官设，可否援各局之例，颁发木质关防一颗？
    对于梁启超的请求及所递章程，总理衙门很快进行研究，并提出方案，以为梁启超所拟译书局章程尚属妥洽；至于梁启超请求开办费四万两，总理衙门认为应该如其所请，以便译书局能够按照计划准时开办。总理衙门还发文南洋大臣及江海关道，请他们就近在出使经费项下划拨译书局开办经费。至于关防，总理衙门认为应该颁发，以昭信用。8月10日，清廷批准了这个方案，译书局开张指日可待。
    总理衙门根据皇上京师大学堂也要设立译书局的指示，建议将梁启超将要主持的上海译书局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合二为一，并建议在京师设立分局。根据这种架构，梁启超在向总理衙门请求上海译书局开办费等事宜稍后，可能又向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提交了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报告及章程，并申请再补助一万两开办费。孙家鼐据此向清廷作了报告，清廷于8月16日批准了这个方案。清廷认为，译书局事务前经派令梁启超办理，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为各国观瞻所系，应需功课书籍，尤应速行编译，以便肄习。梁启超所拟章程十条切实可行，望依议执行。至于开办经费，清廷认为不成问题，并强调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方不致草率迁就，致碍规模。现在购置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恢扩，建议再增加一万两，以便措置裕如。其常年费用亦应该比较宽裕，比较优待，因此建议在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每月再增加两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搜讨。以上各款，清廷责成户部即行筹拨。以后每月应领经费，也必须预先筹措，不得延迟。清廷不仅全部满足了梁启超的请求，而且同意划拨的开办费、经常费均远远超过梁启超的请求，这在戊戌年间各项新政请费中是极为罕见的。
    清廷的决定及优待极大地鼓舞了梁启超。稍后，梁启超再上一书，建议设立编译学堂，培养翻译人才，推动中国大规模引进西学，并请予毕业生徒准予学生出身。为了推广译书局的出版物，梁启超还于8月26日上书清廷，建议政府援各国通例，通饬各海关、各厘局，将一切书籍报章概准免纳厘税，以为免除这些厘税，国库不过少收入数百金，而这数百金用在翻译事业上，却是影响深远。梁启超的这些建议大都获得了政府同意。这个结果使梁启超感到非常兴奋，他在后来所著《戊戌政变记》中依然兴奋地表示，按照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过去的生员必须经各省学政考试才能获得正式正规出身，学校生徒向来没有正式名分，所以不足以鼓励人才。只是到他梁启超请求清政府给编译学堂学生一个名分，这个问题才获得解决。这实在是中国四千年历史之创举。
    梁启超的兴奋可能为时尚早，总理衙门在同意由梁启超主持译书局事务稍后，又于8月21日向清廷上了一个折子，以为现在上海设局编译东西各书，实为讲求新政之要。不过，如果能够在外国就近购译，可能更有利于见闻弥广。且外国议院每议一事，辄刻成卷帙，分送使馆。而中国驻外使臣若罗丰禄、伍廷芳、庆常等于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素所谙练，宜令就西政、西艺各种西书由使馆组织翻译成中文，再由这些谙练外国语的出使大臣详核润色，每半年汇寄一次，这样可能比单纯依靠新设的译书局更有效。总理衙门的建议引起了清廷重视，这无疑是从译书局的工作份额中分走了一大块。
    由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后来并没有开张，就因政治变动而随着京师大学堂一起中止。大约又过了两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重新提上日程，只是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都是朝廷钦犯，再也没有资格介入京师大学堂及译书局的事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