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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22位以田野作业为搜集资料之主要方法的民俗学者做了一个简短的微信访谈，主题是“女性做田野的优势和劣势”。女性学者从事田野作业，有一些性别上的优势，如亲和力强、更容易被人接纳和信任。只是，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同时也反映在民俗学者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建构中，比如女性学者一般不像男性学者那样被视为“专家”“权威”，甚至有一些话题对她们缺乏开放性。性别视角确实是一个必要的研究维度，女性研究者在某些话题上能与女性研究对象进行更好的沟通和讨论。但个体的性格特征、学术背景、兴趣爱好、身分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田野作业，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思考和把握，也会影响田野地点的选择和田野作业的过程、结果，以及对于原始资料的分析和阐释。 关键词：女性；民俗学；田野作业；社会性别制度 笔者对22位中青年学者做了一个简短的微信访谈，主题是“女性做田野的优势和劣势”。这些中青年学者中有10名女性和12名男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田野作业为搜集资料的方法来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有2位是以文献为基础来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但也长期活跃在田野；另有一位是做影视民俗学，以田野作业为主要工作方法之一。之所以这样做，是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女性，尽管有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践经验和思考，但若谈及，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在选择受访对象时，不仅有多位女性学者，也将一些男性学者纳入访谈范围。鉴于某些访谈资料的隐私性以及受访学者的要求，文中部分资料会指出非本人经验，但不注明访谈对象的真实姓名。 一、女性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优势 女性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优势，如亲和力强与敏感、细腻常被男性学者称道；而女性学者则认为其优势是女性民俗研究以及与女性访谈对象建立关系。 (一)作为“女性”性别的优势：亲和力强与敏感细腻 至少19位受访的民俗学者完全肯定了女性研究者容易被访谈对象信任，容易被他们接纳。其原由：第一，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相对男性而言，女性代表着温顺、服从，缺乏威胁性，访谈对象因此会较快地放下戒备心理，当访谈对象为女性时尤其如此。3位男性民俗学者认为，女性的这种柔弱感，可能还会让访谈对象产生同情，一则是相对弱势的印象和感觉，二则是青年女性学者离开年幼的孩子出来调查本身就值得同情，因此会得到他们提供的很多帮助和便利条件，比如主动带着她去找相关的调查对象，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正因此，在同样的田野场景中，通常来说，女性学者提出拍照要比男性学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得到允许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且，即使被拒绝调查，女性研究者与访谈对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少于男性研究者。第二，毫无疑问，在访谈对象看来，女性民俗学者首先是女性，若经由家庭、儿童话题与访谈对象建立田野关系，即使不是专门研究女性民俗，也会更加容易切入田野语境。在一次调查遭到冷遇时，我碰巧发现一个摔倒在地的小孩儿，当时出于同情心理不假思索地抱起来，并不嫌弃孩子身上的泥土，拿出糖果安慰他的时候，恰好遇到其母亲出门找孩子，这件事就此提供了一个契机，最终我以一个完全陌生的身分进入对方的家庭，得以参与观察一场婚礼。第三，女性的亲和力强还与其被人们认为心思细腻、思维缜密有关。指出这一点的，恰恰是大部分男性受访学者。女性善于体察访谈对象的情绪，能体贴入微地关心访谈对象及其家人，就此而言，女性具有非常强大的亲和力。董秀团的经验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田野中建立了较稳定的关系，得到村民的认可，有时村民遇到事情都会来问我，虽然不一定能帮他们解决所有问题，但也体会到他们的信任。”女性的“细心，耐心，不嫌烦，能沉住气”使她们对田野中的问题把握可能会更细致，有时更易捕捉访谈中的细微信息，也容易体察到一些经常被男性忽略的细节，并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女性学者细腻、感性，这固然对田野作业富有帮助，然而有时候女性在访谈中问得过于细致，访谈对象也会生出厌烦来。特别是，身为母亲的女性研究者出来调查一次较难，或者出于节约时间和资金的考虑，想急于在较短时间内就把所有事象、所有问题都弄清楚，就会出现因操之过急而导致访谈对象反感的事情。有时候女性的情感细腻还会让人产生“过度感性”的印象。如果田野调查时间过长，女性研究者更可能出现想念父母等亲人的感受，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性研究者，对孩子的思念和担心也是田野中的一大牵绊。这一问题，是由身为几岁小孩的母亲、且经常外出调查的两位女性学者提出来的，12位男性受访学者没有一个人提出。其实就算是打算外出做调查，身为母亲的女性研究者也是要安排好家里的方方面面才能出门，这根本不是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男性同行所能够真正理解的。 (二)作为“女性”学者的优势：比男性更容易深入与女性有关的研究主题 正如曹荣所说：“女性研究者的女性视角更清晰，更容易体认女性的情感，能够更好地进入女性的日常生活。”许多学者告诉我，女性学者本来就应该在婚姻、家庭这些“东家长李家短”的问题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一认知，实际上是与社会性别制度中对女性的规定相互呼应，换言之，女性的日常生活格局应该与学术格局相一致。比如，女性在调查与育儿有关的问题时，会更容易与访谈对象形成共鸣和同情，能够迅速融入田野，获取更多的经验资料。这是因为，女性在某些领域天然地具有一些便利。女性学者去做这些话题的研究，自身的经验也能帮助她发现女性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 王均霞在做泰山进香女性研究及其家乡鲁东南地区乡村女性社会关系研究的时候，就深切感受到作为女性学者的性别优势。不论是陌生人群体还是熟人群体，研究者的女性身分和个性特征使得她很容易接近受访者，并迅速成为她们倾诉和聊天的对象。结果是，在陌生人群体中，王均霞不仅详细了解到进香的程序，也分享了女性访谈对象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神灵灵验的体验，最后把聊天引向与她们的日常生活更广阔的一个互动，研究者甚至被访谈对象邀请进入其家庭，可见双方深刻的信任关系。而在熟人群体的调查中，王均霞也发现，母亲与她私下交流的话题是从来不会与其儿子谈及的。 研究者的女性身分显然在挖掘女性访谈对象的内心世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当女性研究者与女性访谈对象之间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颠覆一些常识。华若璧在香港厦村调查的时候，和妇女们关系密切。她很敏锐地发现，宗族社会并非像学界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处处以男性为中心，因此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就突出起来，女性角色在宗族建构中也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马丹丹在阅读《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的一千年》的时候，了解到葛希芝(Hill Gates)在书中涉及到了女性商品化以及女性在参与商品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就此马丹丹想到原来女性的政治经济角色是如此卓越，身边的亲人，姥姥、奶奶她们那一代人都具有丰富的劳动和社会关系经验。另外，我最近阅读的A Life Story in Recipes，作者则是通过母亲去世后遗留下来的烘焙食谱来展示女性生活。该书作者Diane Tye也是一位女性民俗学者，并且以女性民俗为研究方向。研究者所关心的话题与其本人的性别角色和个性特征有很大的关系，男性学者通常不会关注女性话题，尽管他们会觉得那个话题有意思或者值得关注与研究；而当研究者为女性时，其性别角色很容易会对所研究的话题起到积极作用，不仅有利于深入研究，同时还能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殊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