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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所真正寻求的乃是不同文化之下差异性生活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一致性。之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都曾试图去发现差异中的相同之处。这种不断去做还原的结构主义倾向,最终只能把本来有趣的文化的表达转化成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各种数字矩阵之间的代数换算。事实上,人的意义远比代数的换算更为丰富多彩。我们不可能都像教堂建筑师那样仅仅去描绘教堂的结构,因为我们还需要给它以色彩,高明者还要给它以灵魂——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绝非古人的浪漫想象,而是带有神秘性的更高境界的对真实生活的表达。除了有人体骨架研究癖的生理解剖学家,普通人更为喜欢观赏的还是画家笔下那活灵活现甚至难于捕捉的某一个带有神秘性的瞬间。达芬奇所画的《蒙娜丽莎》是一个瞬间,《最后的晚餐》则是另一个瞬间,所有这些都被画家一下子把握住了,并借助有形的笔触被表达了出来,打动了人心。在这个意义上,人不单单是一副骨架的结构,而是能够被呈现出来并能留存在我们心中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人类学家也完全可以去描绘人体的骨架结构,并将其作为人体习作演示给学生看,但人类学家更要去体味蒙娜丽莎那一瞬间勾人魂魄的笑,以及质疑问话话音未落之时耶稣身边最亲近的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所有这些才是真实生活之中转瞬即逝的且无法用结构的概念加以框定的生活真实,同时还是要凭借心灵直观把握的真实的人的存在。我们人类学家往往被训练成习惯于画人体习作的达芬奇,而未成为画蒙娜丽莎那一永恒微笑的达芬奇。当然,前者可以通过教育实现,后者则要依靠人的悟性。至于悟性是什么,问老师不如问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