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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对自然科学等抽象知识的学习，影像创作及其教学是一种高度依托于具体情景的实践。得到行业认可的优秀创作者的每次拍摄，实际上都同时在完成记录现场和表达个人视角的任务，还要针对技术细节和内容呈现展开一系列快速的判断和决策。 同时，在新闻报道领域内，相比于文字工作者，图像和电视制作尤其强调创作者的接近和在场。在现场的创作过程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判断和选择，同时也是实践者与现场的情境发生社会互动的过程：实践者主动或无意识地对现场和拍摄对象进行理解和阐释，并同时使用摄影机将其转化为视听素材；同时，报道对象在创作实践过程中还会反向作用于实践者，影响创作者的判断和思考，从而也影响到最终的影像内容和主题陈述。 在实践的语境下，摄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被实践者用来记录眼前发生的事实，而且还为实践者提供了一个认知框架，成为人们与外界展开互动、获得新知的一种积极的中介。这也正是视觉人类学领域为纪录片创作所提供的核心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纪录片创作的教学要引导创作者重视拍摄主体和拍摄客体之间的丰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于外部世界和自己内心的探索和理解，并形成最终的具有人类学色彩的非虚构作品。 利用情景化的互动来展开纪录片教育、拓展纪录片创作的社会文化价值的一个典型实践，是古德曼在纽约开办的针对贫困城市少年的纪录片工作坊。在20多年的工作经验中，他感受到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出身的少年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将拿起摄影机回到社区视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拿起摄像机开始拍摄纪录片，让熟悉的生活变得陌生，引发了他们对现状展开思考和质疑，进而自我表达和主动参与公民生活。古德曼观察到，拍摄改变了感受和距离，让这些少年从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参与式的观察者，从而有可能获得批评性的思考。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视听技术不仅仅提供了对社会现实的影像复制，而且还重构了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关系，让拍摄者对自身的生活从熟知到陌生；利用这种距离感鼓励创作者批评性地思考和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语境，也为影片和大众媒介贡献了新知。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清影工作坊”中，我们也尝试采取上述的理论框架，将视觉人类学引入到纪录片教学中。这门课程主要面向本科二年级结束、即将升入大三的学生。该课程利用近40天的时间让学生走入特定地区进行准田野调查，并用纪录片的方式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在拍摄过程中，按照田野工作的基本要求，学生们都要和拍摄对象共同生活，尽量在短时间内深入到对方的生活文化和观念中。 2018年的清影工作坊以山西省沁源县为工作地点。在课程的第一周，20余名选课学生在学校进行往届影片观摩，并通过网络、图书馆以及沁源籍学生座谈等方式进行初步的选题策划。在20天的实地拍摄和一周的后期剪辑过程中，三位任课教师分工进行了全程的指导，在选题确认、拍摄期间、剪辑前和剪辑后与学生进行多次互动。同时，学生也被要求在拍摄过程中记录田野日记和创作手记。在三周的时间里，选课学生要克服和拍摄对象之间的语言和文化鸿沟的跨越，对当地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进行适应与理解，并拍摄积累足够展开视听讲述的素材。最终，本年度的同学都较为成功地为我们呈现了不同的个体，其中有从缅甸嫁过来的媳妇，有刚到而立之年的矿井工人，有醉心于秧歌创作的放羊娃，等等。 视觉人类学的框架为工作坊的教学和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观念系统和操作模式。首先，在具体的创作过程尤其是和拍摄对象相处过程中而产生的“生活现象—人生线索—叙事材料”三者之间的互动，完成了纪录片在叙事创作方面的任务，尤其是叙事材料的获取和叙事行为的形成，同时也达成了人类学所追求的对于对象的完整理解。 其次，在拍摄过程中，田野工作的方法让学生尤其关注纪实性段落和展示个体与时空语境的关系性镜头的捕捉，并在形成叙事的过程中主动发掘镜头的符号与象征的潜质。纪实性段落是对既有视听规则的一种突破，邀请观众主动地参与到多元意义的建构中；关系空镜则有助于克服现场拍摄对于另外一些不可见内容的屏蔽，通过镜头主动思考和表现历史、社会和经济结构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符号和象征潜质的发掘不仅创新了视听语言规则，也促进了对于主题陈述的主动建构，从而有效传达出对于拍摄对象的完整理解。 总之，“清影工作坊”的学习者与拍摄对象在田野工作方法指导下保持了密切的主体间的互动，根据双方的关系不断地调整自己对于对象的判断，并且通过视听语言完成了主体间的沟通与阐释。这体现出人类学对于影视教育的多元价值，它不仅能够帮助形成一个基于主体间互动的叙事主题，而且还能够拓展与丰富学习者和创作者的主观世界，达到博雅教育所追求的人文精神。 （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