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每一个人，
    包括你的敌人，
    都盲目的崇拜你。
    1959年2月，胡适说，“我是最怕出名的，一生受了暴得大名之累”。这个说法也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与谢福芸（Lady Hosie，1885—1959）的谈话中。实际上，1917年后，所有赞同或反对对胡适的影响都是局部的，它们烘托和映衬出的巨大名望才直接地影响到胡适的心理。在“暴得大名”两年后，胡适的压力也随之增大。这种压力并未因《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而有所缓解。1921年，胡适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下卷即将推出， 但直到两年后，仍杳无音讯。这等于是在原来的压力之上叠加了新的压力，因而也引起他持续地自省和自责。
    当然，此时他亦有高处不胜寒的寂寞，这恐怕不仅是“暴得大名”，1920年5月6日在天津旅社里无人识，亦让他显得不习惯。他在致韦莲司（E. C. Williams，1885—1971）的信中说：
    “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社会里——一个全是侏儒的社会——是如何的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的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人承担！”
    1921年是胡适自省和自责最多的一年，感觉上又回到了美国留学时一样，只是此次反省的是工作，而非个人道德。1921年7月8日，他在日记中说：
    “我想我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过多的社交活动也让他心生厌倦，一天后，他检讨道：
    “我近来做了许多很无谓的社交生活，真没有道理。我的时间，以后若不经济，都要糟蹋在社交上了！”
    又过了两个月，即9月5日，他说：
    “凡今日享一点名誉的人，都是在大家不做事的时候做了一件事的。我们不可不努力。”
    到1924年9月，他仍不得不承认“迟钝和害羞是我的著作出版比较迟缓的原因”。这应该指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下卷迟迟未能完成。
    焦虑的心态也影响了胡适对北大同事的看法。他说，“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1926年8月，在致徐志摩（1897—1931）的信中又说，“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眼看见国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里着实难过”。这是他到莫斯科实地观摩新兴的苏联后，通过对比得到的感受。他对原来小布尔乔亚的优渥生活，有些自责了。他提到友人任鸿隽的话，说他们在北京的生活有点“frivolous （即无价值，无意义，轻浮——引者）”。
    02
    我现在是自由人了！
    不再做情痴了！
    自1923年起，胡适便受到越来越多地来自左翼知识人和青年学生的促请。他们要看到胡适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当然，这个“行动”诉求，提倡之功也在胡适自己。早在1921年8月，胡适在安徽等地演讲《实验主义》及《科学的人生观》时，就谈到，科学方法的“证实”中“行”的重要性。这也是接受了杜威离开中国时的建议。但作为知识人，胡适更愿意把“行”落实在诸如办刊物（如《努力周报》《新月》和《独立评论》）议论国是，或“整理国故”以谋求“建设”的这类书斋里的学问之上，正如他所说“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 因为他还是以为“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而左翼知识人和青年学生则认为只有现实中的“政治行动”才是真正的“行”。1923年10月12日，邵力子（1882—1967）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的致胡适的公开信说：
    “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所办的《努力周报》，我敢唐突说一句，实在已到了太无聊的地步了。……照这样支撑下去，不太觉无聊吗？‘干！干！干！’要有宗旨才干！要有意义才干！”
    在邵力子眼里，《努力周报》根本就没有体现出真正的宗旨，所以继续办下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封公开信对胡适的刺激是明显的，胡适第二天即草拟了一篇《一年半的回顾》，在21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75期上刊出。胡适为《努力周报》辩护说：
    “《努力》将来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应该靠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评，——这是我敢深信的。”
    虽然这么说，这篇“回顾”讲得最多的还是政治和现实的政治事件，他所强调的也是“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步]”。
    不仅如此，在一年后，即在1924年12月15日补撰成的“我的年谱（1923年）”里，胡适讲得最多的仍是政治和现实的政治事件。他专门罗列出自认为“精彩”的“政治文章”标题，五篇中有四篇是批评国会，一篇是批评军阀们主张的“武力统一”，这些都是当时最热门的政治话题。
    在“我的年谱（1923年）”中，胡适特别解释了为何直到4月21日才离开北京，赴南方养疴的理由，他说：“我不愿于政府和我们作对的时候出京，一也；蔡（元培）先生之事，我曾与闻，并为他作辞职呈文，不宜遽然舍去，二也；《努力》无人接事，三也。”这仍是在为自己辩解。
    左翼知识人和青年对胡适的批评如果仅限于观点之上，胡适不至于这么不厌其烦地正面解释或变相地反击，促使胡适如此反应的还是他们的批评完全与事实不符，成了一种与人身攻击有关的栽赃。“我的年谱（1923年）”中全文引用了他1923年1月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室所写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一文，此文的副标题是“答邵力子先生和有同样疑心的人”。发文的当时是回答邵力子1922年12月29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的同题“随感”中的疑问的，但在“年谱”中再次引用是因为他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地解释（或者说为自己辩护）。邵氏此文代表的不止国民党左翼的一路，他还引用了彼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张国焘（1897—1979）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对胡适的批评， 他们怀疑和指责胡适是在假借生病以逃避现实政治的冲突和矛盾，也就是明哲保身。所以胡适自辩说：
    ““三十六计，跑为上计”：这种心理从不曾到过[我]的脑子里。中国的事所以糟到这步田地，这种卑劣的心理未尝不是一个大原因。我们看看租界上的许多说风凉话高谈主义的人，许多从这里那里“跑”来的伟人小政客，就可以晓得这种卑劣心理造的福和种的孽了！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这样激昂地喊口号，完全不是胡适以往的风格，可知此类无端的指责在胡适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关键还不仅在于此，而在于他又有新的解释。他说：
    “我的一年假期（指在北大告假一年——引者），以12月17日为始。去年在君们劝我告假时，我总舍不得走开；后来告假之后，颇有意永远脱离教育生活，永远作著书的事业。在病院时，我曾试以此意作一诗，题为《别赋》。此诗发表后，思永们以为是情诗，志摩、叔永亦知是指大学说的。”
    胡适说得不错，《别赋》确不是关乎爱情或友情的“情诗”，此“情”是想象中离开大学后而生的。但其中有一阙：
    “半年之后，
    习惯完全征服了相思了。
    “我现在是自由人了！
    不再做情痴了！”
    ”这个“自由人”自然不止是离开大学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也暗喻着摆脱社会“地位”的渴望，因而也是受累于名声和“地位”后的反应。胡适在三年后的一次演讲中也说：“我差不多有九个月没到大学来了！现在想到欧洲去。去，实在不想回来了！能够在那面找一个地方吃饭，读书就好了。”不过，他又补充道：“但是我的良心是不是就能准许我这样，尚无把握。”
    03
    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
    左翼知识人和青年对胡适的批评主要与胡适的“地位”有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领袖期待”所致，这种期待的心理基础是将胡适想象成一个擎火炬的圣人。在社会处于激进氛围中，所有推动者或被裹挟者都有着激进的期待，即希望胡适能够成为激进派的领导者或支持者，而主张温和变革的胡适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自然只有被视作“落伍”和被边缘化。一旦胡适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所有温和的促请就立即会转化成激烈地嘲笑、谴责和批判。
    常燕生1928年提出，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需要进行第三期的以“民族自觉”为目的或者号召的思想运动。在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运动和又一轮喜新厌旧的浪潮下，胡适所坚持的维多利亚式自由主义自然成了诉诸“直接行动”的人士眼里过时的思想。
    前面已经提到，从1919年2月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胡适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挖掘“清学”。这些工作的初衷和底色都是启蒙。启蒙的态度首先是怀疑，而对国共两党来说，1924年后，他们的理论目标则转向了建设和卫护。这一年8月，瞿秋白（1899—1935）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他依据进化的原则已经把实验主义看成了过时的哲学，且横指其充满了“市侩”精神，这个“市侩哲学”的说法也为后来批判胡适及其实验主义时广泛使用。瞿秋白最后认定实验主义“暗示”了“妥协主义”，因而“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张国焘《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一文也在嘲笑胡适温和态度遭军阀王怀庆（1875—1953）戏弄。
    1928年6月15日，胡适曾经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极力颂扬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当面指斥胡适“你本来就是反革命！”
    杨杏佛（1893—1933）这位胡适康奈尔大学的同窗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参与现实政治，而一旦投入现实政治，他的知识人的意识就必然发生变化，与胡适的观点自然渐行渐远。1929年12月，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演讲时讥讽胡适是“骑墙派”的“圣人”。他说：“你总应当站在实地上来讲，总不应当骑在墙上说风凉话。假定有人说：学者的骑墙，是用历史眼光来看，但现在的批评，是国家，社会的存亡问题，你是不是这个社会国家里的人呢？试问中国有没有骑墙的百姓，和存亡不关的人民呢？你要是承认骑墙骑到在国家以外，那你应当声明：我是以英或美人的地位来批评，与贵国无关，那才行啊。” 此话连马君武（1881—1940）也意识到讥讽得有些过分。
    胡适及其引进并秉承的实验主义不仅受到国共两党的攻击，在学界也受到挑战，这也是胡适所谓“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又一表现。以往论者引用的王国维和陈寅恪对胡适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多是从今人反思的视角立论。二位学术大家在彼时的影响力也被无形地夸大，进一步夸大之处是，他们与胡适的学术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在今人眼里，这个分歧是全方位的，即一旦产生，就势不两立，完全不考虑民国时代学术传统的多元性和学人关系的多面性。王国维批评胡适，但他们仍有交往，在“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上也有个先后交叠；同样在学术上批评胡适，陈寅恪仍是肯定胡适的学术地位和领导能力的，所以1943年他会支持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1949年离开北平时，一定要跟胡适同行，也可证他对胡适的信任程度还是相当高的。而从隐蔽的心理看，老辈学者或与胡适学术取向有差异的学者对胡适这个“中心人物”批评严厉，却不能等闲视之。早年胡适家里的“星期天沙龙”就吸引了这类学者的学生，其中熊十力的学生的任务就是了解胡适之所想。柳诒徵是公认的严厉批胡的传统学者，他在与胡适交往中仍不满于胡适的“不识字”，感叹不识字怎么做学问，但在晚年亦十分注意胡适的学术动向和反应。
    知识青年和左翼学人的批评，或仅在影响胡适的社会地位，而真正消解其学界地位的，应是中国大学的学科化进程，唯物论的兴起以及哲学上持新实在论的清华学派，特别是冯友兰的反戈。不过，它们对胡适地位的拆解仍是潜在和渐变式的，准确地说，只是分享了他的学界地位，并未真正威胁到久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名望，因而不至于使胡适由此产生出重夺“中心地位”的意念，但无论如何，这些变化确实对胡适产生了很大的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