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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师与大学的关系自来是研究民国学术史的重要内容。蔡元培自1916年末长北京大学之后，鉴于“罗王学派”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上的标志性意义，一意邀请王国维加盟北大，先后六次或以函件邀请、或派专人面请、或请他人劝请，而王国维则经历了从坚辞到勉强受聘的过程。因为北大当时的至尊地位、学生的驯良可教以及在古物学等领域丰富的学术资源等，使得王国维愿意与其保持一线之关系。但北大的民国政府背景、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以白话诗文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及错综复杂的学派纷争，又使得王国维努力与其保持着疏离的姿态，并最终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一则《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而宣称与北大决裂。但王国维对于政治色彩淡薄、学术流派单一的仓圣明智大学与清华学校，则有着明显的认同，王国维与北大及其他大学的离合因缘，同时也承载着罗振玉的思想和情绪。考察王国维与民国大学的关系，对于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民国年间政治与学术的纠葛、新旧文化的矛盾以及学术流派的分野等，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 键 词：王国维 蔡元培 罗振玉 北京大学 罗王学派 章门弟子 新文化运动 王国维晚年任教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起造就了清华国学的短暂辉煌，此人所共知者。但王国维此前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一职，而且是在北大数度邀请之下才勉强就聘，其过程之复杂曲折可能就不大为人所知了。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罗振玉天津贻安堂为刻《王忠悫公哀挽录》，其中收录陈守谦、罗振玉、樊炳清等诸家传记，皆未言及就聘北大事，后来杨钟羲所撰墓志铭也无只字言及此事。1928年，赵万里撰《王静安先生年谱》，在壬戌系年(1922年)末记云：“初，岁在己未，夏，北京大学文科拟聘先生为教授，倩先生友人鄞县马叔平衡先生为先容，先生却之。庚申，又提前请，先生仍以不能北来为辞。辛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1]赵万里提到了北大在1919、1920、1921年三度聘请王国维，而且经历了从文科教授到通信导师聘任方式上的改变，这应该是目前最早比较详细谈及王国维就聘北大之经过者。1929年，法国学者伯希和在《通报》第26期发表《王国维》一文，其中也提及：“1919年和1920年，北京国立大学聘请王国维任教授，遭到了他的拒绝。但是，1922年，他同意担任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通讯导师。”[2]伯希和自己也曾担任北大国学门的通信导师，所以略知王国维的情形。 此后诸多回忆、传记始稍稍涉及此事，但大多不出赵万里年谱所记范围。如王德毅的《王国维年谱》只是在大致绍述赵万里数语之后，援引王国维致沈兼士信中所提出的四种研究题目以及与北大学生何之兼等五人关于联绵字研究的往返通信。[3]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与袁英光、刘寅生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依据《王国维全集·书信》，增加了1917年北大首次邀请王国维任教之事。[4]另如刘烜《王国维评传》、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修订版)、窦忠如《王国维传》等，对北大聘请王国维的整个过程有大致的描述。① 诸种年谱与传记虽然各有侧重、详略不均地记载或描述了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但不仅在史实上时有阙失和混杂，而且往往未遑全面勘察王国维本人心态变化的历程及原因，以及罗振玉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厘清这一段史实，不仅对于考察王国维的生平思想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因着北大的民国背景、新旧文化杂糅的情况等，而使得王国维对于北大之请从坚拒到勉强受聘之间，其实包含着政治立场的对立、学术流派的分野、现代学科与研究机构的诞生等诸多问题。也就是说，考察王国维与北京大学及其他民国大学的离合关系，不啻为考察民国学人的政治观念和学术流变，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个案。 一、北大六请王国维 在民国之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因为聚集着一批全国的学术精英，而成为公认的最高学府。学人若能厕身其中，自然是一种极高的学术认同和学术荣誉。大概也只有王国维“才享有几度不受北大礼聘的待遇资格”，[5]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王国维当时的学术声誉之隆盛和地位之尊崇。从赵万里、伯希和的“三请”说到陈鸿祥、袁英光、刘寅生、刘烜等人的“四请”说，次数的增加当然源于新材料的发现，但验诸史实，仍欠精确。以笔者之考证，从1917年8月至1922年2月间，北大方面对王国维的邀请至少有6次。 1917年8月5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6]这是关于北大有意聘请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的第一封信，由信乃知聘请王国维的想法最初出自蔡元培校长，此“某乡人”为其时正寓居上海的马衡。②今检《蔡元培全集》及《蔡元培书信集》，其中并无这封致马衡的信，故蔡元培何以有聘请王国维之意，一时也难以考索。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明确说是倩马衡为“先容”，则马衡是受命到王国维府上面请，而王国维“即以他辞谢之”也自是口头拒绝了。③ 虽然在关于北大聘约的问题上，此后数年王国维与罗振玉确多有信件交流，但实际上，王国维在向罗振玉第一次报告这一消息之前，即已经找借口回绝了，则拒绝之心固本于王国维的个人心愿。至于这种心愿与罗振玉的契合之处，自是另外的事情了。那么，王国维用以拒绝马衡的“他辞”究竟是什么呢？试看1917年8月9日罗振玉回信王国维说：“公能旅沪安稳，免致转徙，最佳。”[7]民国以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其实一直过着流寓的生活，王国维安居沪上后，生活稳定，学问也愈见其大，所以对于再度的“转徙”不免会心存恐惧，这应该是最朴实的原因所在。为了这一份难得的安稳，罗振玉甚至代王国维拒绝了日本两所大学对王国维的邀请，所以对于北大之请“公谢不就，弟甚谓然”了。④从罗振玉的回信来看，无论是王国维还是罗振玉，最初似都无针对北大的特别原因——或者说更深层的原因一开始并没有在话语层面充分显示出来。 1917年底，北大方面似乎有过第二次邀请，王国维没有在信中明确邀请的时间、人物及方式，但却在与罗振玉信件往返中讨论过沈曾植对北大之请会有怎样的反应。1917年12月3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必劝永行。”此信未发，次日往访海日楼征询，当晚又致信罗振玉云：“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会北行，作二月句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8]若信中与罗振玉讨论的是1917年8月间的事，则王国维何以在第一次接到北大之请后的四个多月，才与罗振玉讨论沈曾植对此的态度问题？所以，更有可能的是，在1917年底，北大方面发出了第二次邀请。⑤1917年的北京正是纷扰异常的时期，张勋复辟闹剧刚刚结束，而曾秘密赴京的沈曾植在其中也担当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复辟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遗老之心不死，所以沈曾植希望王国维应北大之请，“研究或著述事”应该是次要的，乘此机会北上，了解局势变化才是更重要的。 或许蔡元培对王国维的前两次邀请多少带有一点非正式的色彩，但此在北大而言，只是慎始的意思。所以大约5个月后，聘请王国维的第三次动议就再次被提上日程。1918年4月29日，被誉为古物学“巨擘”的罗振玉来到京师，蔡元培专程赴其下榻的燕台旅馆握手道故，先以“古物学讲座”，复以即将成立的古物学研究所“主任教员”相邀，罗振玉均设辞婉谢。⑥蔡元培在造访罗振玉当日，即同时再次提出聘请王国维之事，所以这第三次的邀请应该始于1918年4月29日。但罗振玉并未将蔡元培之意及时告知王国维。⑦所以，当王国维稍后从张尔田、柯凤荪的信件中获悉此事，一时竟以为是误传。⑧ 大概是罗振玉拒绝得比较彻底，北大方面对王国维的邀请力度明显加强。1918年6月26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与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覆之(其措词乃永商之哈园，而哈园不允者)。”[9]指派专使来面请，自是郑重其请之意。尤其是王国维信中说“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可见北大此次的决心之大。前两次的聘请虽然没有在相关材料中说明所拟教授专业课程，但这次王国维在信中说“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则前后邀请的专业课程应是相同的。王国维在当时与罗振玉的“古物学”研究，不仅为国内学界瞩目，而且驰誉日本及欧洲等国，故以古物学相请，是可以理解的；而以“宋元以后文学”相请，当缘于王国维早年的词曲研究实绩，特别是《宋元戏曲考》一书，在当时学界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以此而言，北大方面对王国维的“研究”堪称精准，所以拟请教授的课程也完全契合王国维的研究方向。 这一次面对北大使者，王国维用的是与哈园有约的借口，当然也重申了第一次曾经用过的“他辞”。而在王国维设法拒绝的同时，罗振玉则以条议一篇致蔡元培，提出若干条件，以为进退之道。⑨在对待北大之请的问题上，罗振玉本人是心如静水，无意就聘，但认为此事在王国维或是“可行可止”。马衡接到王国维的辞谢信，回复王国维云：“大学讲席先生坚不欲就，而同人盼望之私仍未能已。拟俟研究所成立后先聘为通信研究之教授，不知能得先生同意否？”⑩马衡的这封信撰于“十二月卅一日”，未标明年份。但信中提到的“俟研究所成立”透露了大致的年份时间，北京大学在1918年初即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但颇为散漫，数年间也未见多少成绩，所以在1920年7月，北大校方即议决将研究所的三科调整为四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10]马衡此信中的研究所当是专指其中的国学研究所。明乎此，马衡此信的撰写时间当为1919年12月31日。 考订马衡此信的撰述时间，并非徒逞博闻，而是可以由此明了北大方面从实请到虚聘的转变原因及具体时机。因为前三次的邀请都是以讲习相邀，需要到北京履任，但王国维不愿改变居沪生活及著述习惯，马衡只能希望在新的研究所成立后，王国维在不离沪的前提之下，接受“通信研究教授”的名衔。此信实际上是为此后的邀请预设了理由。 1920年7月，国学研究所成立，马衡便借着前致王国维信的话头，开始了第四次邀请。1920年7月1日晚，罗振玉在北京与马衡聚饮，马衡拜托罗振玉劝说王国维北上任教，罗振玉碍于情面，难以推辞，当晚只好虚拟一信“谨达叔兄之意”。(11)但又担心王国维真的以为罗振玉亦有劝驾之意，所以次日晨再致信王国维，以说明前书之背景种种。信云：“马叔平求弟致书左右，劝应大学之聘，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北方风云甚急，且此非公素志，请设辞谢绝。昨夕之书，公必知非弟意，仍作此者，疑公或以弟为亦有劝驾之意，借此为商量旧学之计，故特声明。”[11]如此“出尔反尔”，罗振玉的城府之深，可见一斑。(12) 罗振玉此两信当合并寄送。王国维两信并阅，自然明了罗振玉的用意所在，所以复信云：“马叔翁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叔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叔翁为荷。”(13)信中的拒绝之意当然参酌了罗振玉7月2日信的内容， 但无论是口头转告，还是原信转阅，罗振玉劝驾的“功德”在王国维的配合之下，就弄假成真了。 马衡果然“持书趋前”，如期来到上海面请王国维，而王国维的托辞不仅已先见于他致罗振玉的信中，稍后在致马裕藻的信中又将种种理由复述了一遍。1920年下半年，王国维致信马裕藻云：“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沪，具述尊旨及鹤老厚意，敢不承命!……昨叔平兄又出手书，词意殷拳，并及鹤老与学校中诸君相爱之雅，且感且愧。惟弟不能赴北情形既如前陈，故应召之期一二年中恐未能预定……。”[12]当年7月马衡是南下上海面请，此信则提到马衡“又出手书”，从次数上说，应是第五次邀请了。王国维自述的生性疏懒、惮于迁徙、家人不惯北上、儿辈职业姻事多在南方、年事尚幼均须照料等理由，其实基本上沿袭了此前用以谢绝的“他辞”，但王国维这次留了一点余地，就是近一二年中无法北上，这自然是容后考虑的意思了。王国维多年的“坚不欲就”终于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很可能因为王国维“一二年中恐未能预定”的实际情况，让马衡不得不回到“通信研究教授”的聘请方式来劝说王国维。1922年春，北大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为了广罗国内外一流学者，国学门在本校教授之外，设立“导师”和“通信员”制度。马衡在校长同时兼任研究所所长蔡元培和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的支持下，第六次向王国维发出了邀请。其信云：“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雨，乃频年敦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孑民先生思欲重申前请，乞先生之匡助，嘱为致书，征求意见。适所中同人顾颉刚先生南旋趋前聆教，即烦面致，并请其详陈一切。想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13]大概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王国维接受聘约，在与前信时间相近，马衡再致书王国维云：“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叔蕴先生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14]这两封信包含的信息比较密集，前信重在邀请之意，并强调是蔡元培“思欲重申前请”、“嘱为致书”；后信则以罗振玉已应约，以及通信导师之自由，尽量减少王国维的顾虑，并特别提出“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为中国学术计”，实际上借以消除王国维的政治与学派之心。两信都提及顾颉刚拟来沪向王国维请益之事，其实顾颉刚的南下完全可以理解为国学门的一种聘请策略。 面对此情此景，王国维这次真的是被截了退路，所以复信马衡，表示愿意接受通信导师之请。北大同人期待王国维的加盟，真如马衡信中所言是“若大旱之望云雨”，所以在接获王国维同意受聘的信后，马衡回信表达了“不胜欣慰”之情，同时征求王国维近年未刊著述，希望能由北大主办的《国学季刊》、《文艺季刊》分别登载。[15]从马衡的这封信，可以看出北大对王国维的倚重，涉及到国学门的学术声誉、指导国学门的研究生以及提升校内刊物学术水准等多方面的考虑。 从1917年8月至1922年2月，在近五年的时间中，北大在蔡元培、马裕藻、沈兼士的坚持下，或通过专函邀请，或直接派遣马衡、顾颉刚以及其他“使者”面请，或通过罗振玉、张尔田等劝请；而在聘请方式上，也经过了从入都教授、通信研究教授、通信导师的变化。(14)其间种种迁就，无非是为了振兴北大的国学事业，北大诸君这种出于学术的执着真是令人肃然起敬。正如有学者所说：“在‘老北大’校史上，未必会为一位历时几载(1917-1921年)，前后三派‘使者’、四发函件，真正‘三请四邀’犹未能劝驾‘北行’的‘函授’教授写‘聘请记’；而以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大诸君’，却为聘王国维这样一位真大师、真学者，竟如此屡辞屡聘，不稍懈怠。”(15)其实，老北大的历史，若真的将这一章“聘请记”书写进去，一定是读来格外温暖的。 二、“留名去实”与“行止之间”：王国维对北大的疏远心态 在王国维而言，接受通信导师的名衔，既可以保持与北大的关系，又不至于受其限制，所以“留名去实”是其当初愿意受聘的真实心理。但北大方面的考虑显然要单纯得多，既是通信导师，则承担名分和获得酬金都是自然之理。这就与王国维的初衷形成了矛盾。当北大方面将前两个月的脩金200元(每月100元)托人带至上海交给王国维时，王国维不容商量地拒绝了。王国维在给马衡的复信中细致梳理了自己从“事羁”未能应命到担心重拂北大诸君雅意，再到最后因“名誉职”而函允的心理过程，其实想说明的是他的应命多少带着无奈的意味。而拒绝脩金的原因亦是因“名誉职”而起，王国维觉得自己远在上海，“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所以不能“无事而食”。王国维尤其还提到北大当时的财政拮据，因为当初与马衡商议集资印行唐写本《切韵》，已经了解到北大诸君尚且不能按时获得脩金，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自然就更不愿意接受脩金了。(16)有学者认为王国维不受束脩，如同伯夷不食周粟，其实是不愿接受民国大学的薪金而已。[16]这种潜在的心理是值得关注的。 其实，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也就是“不与决绝”而已。接受通信导师的名誉职位，已是带有妥协的意味，如果接受其脩金，则离北大自然会越来越近了。而且不宜接受脩金之事，罗振玉在数月前给王国维的信中已经预想过这个问题了，王国维只是按照此前他跟罗振玉的约定执行而已。(17)马衡将王国维拒收脩金的信转呈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沈兼士征询了蔡元培的意见并致信马衡，考虑到北大主办《国学季刊》，需要王国维的指导，国学门更希望王国维拟若干题目，以便研究生通信请业。为此沈兼士把这每月脩金100元解释为“聊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脩也”。[17] 把脩金说到了“邮资”的份上，王国维恐怕再也想不出拒绝的理由了，因为通邮往返指导北大学生，邮资是客观存在的。于是，王国维复信马衡，表示“诸公词意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愧耳”。(18)而且此后近一年内，或二月一领，或三月一取的束脩，王国维没有再拒绝。[18]但大约在1923年5、6月间，王国维北上入直后，再度拒绝了北大的束脩，盖此时在京，“邮资”也不成其理由了，实际所领束脩当不足一年。(19) 从简单地拒绝到有条件地接受，王国维就是这样在犹豫之中接受了北大的聘约和薪金。王国维意识到北大之地位“将来或有可以利用之处”，这才是他没有彻底拒绝的原因所在，但因为这种“可利用”只是针对“将来”而言的，而且这种将来的可利用也只是“或有”而已，所以当下与北大的疏离就是王国维必须坚守的底线。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20)所谓“近”当然是不与决绝，因为王国维也意识到“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21)这些潜在的因素最终促成了王国维接受通信导师之聘。 那么，到底是哪些具体原因让王国维愿意与北大保此一线之关系呢？显然，这应该主要从学术本身去寻找。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前，学者群体虽然庞大，学术交流虽在进行，但在交流的方式上更多的是函札往返、见面讨论以及互赠著述等，这对于学术资讯已趋发达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来说，毕竟闻见有限，眼界不广。即使当时处于学术第一线且饶有国际影响的罗、王二人，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定居天津之时，虽然意绪多端，但对中州各地出土文物仍是非常关注，而当时任职北大的马衡即在考古资讯上占有不少先机，“雪堂公对访求古物以及古物信息方面也不得不有赖于马和徐，因此交往频繁，也时常通信，观堂意亦如此”。(22)保此一线关系，自是于学术大有裨益。据《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在1923年上半年，自购或获赠的古器物、拓片、影片、印片的增益已是颇为可观。同时也决定与国外发掘财团交换物品，与国内大学的研究所、学会、博物馆互相交流。其资源之丰富与及时，自然远非个人所能及。 国学门对考古学的重视相当特出。蔡元培就认为：“考古之学，实新文化中所不可少。”(23)考古研究室的成立除了与蔡元培、马衡等的观念有关，罗振玉的建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早在1918年北大第三次邀请王国维北上时，罗振玉就以创立古物研究所为前提条件，并撰“条议”一篇以明其总旨与大略，此条议初名《古器物学研究议》，后易名《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从书信的内容来看，乃是蔡元培向罗振玉咨询古器物学条目及修治之法，“以振兴斯学为己任”，罗振玉因复函述其梗概。罗振玉认为，“方今地不爱宝，古器日出，此斯学发达之时也”，并从“类别”与“流传”的角度建构出古物学的基本纲要，但罗振玉更重视“流传”之事，在“流传”的鉴定、传拓、模造、撰述四目之中，“撰述”则为“考古第一急务”，这与他致王国维信中将“撰述为其中大要”也可对勘。[19]罗振玉分析其原因说：“盖古器不能久存，设馆陈列，宇内学者不能人人就观，故宜遴简通人撰成图籍，付剞劂以永古器之寿年，使薄海异域之士，亦得手一编而窥古器之图象。宜编《名物图考》一书，分别部居，一以传世实物为根据，合以先儒之经注，绘图列说，勒成一书。”[20]罗振玉对“撰述”内容的基本描述，其实包含着不少为王国维考虑的因素。譬如这部工程浩大的《名物图考》确实需要“通人”来领衔，方能期于成功，而王国维正是罗振玉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古物研究所”这样全局性的学术机构自然非一二同道所能维持，所以罗振玉希望北大以全国学术中心的地位来主持此事。应该说，罗振玉的设想乃是出于发展学术的考虑，而且他深信“此事彼之力可做到”。蔡元培的反应果然积极，他衡诸西方的情况，认为所谓“新文化”应当包括考古学这样的新兴学科在内。这样的一个考古研究所，不仅使得考古工作可以从整体上协调起来，而且可以将考古学的意义在新文化中彰显出来。考古学研究室只是国学门初建时的设置，几乎是在同时，国学门已经在考虑组织考古学研究会的问题，不仅与北大史学系内联，而且有意与校外古物学会等展开合作。(24)同时，北大研究所四门，均有季刊编辑发行，而且“附欧洲文字提要”乃是季刊体例之首位，其国际化倾向颇为鲜明。(25)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国学门经常将新购的书籍以中文、外文的分类形式在报纸上公布出来。[21]北大对考古学的高度重视，其实让罗振玉已经没有任何推辞的理由了。在这种情况下，罗振玉对王国维兼任北大通信导师一职，自然也只有支持了。原本一直被罗、王二人共同认可的“可行可止”策略，终于只留下“可行”这一个选项了。 如果再从人情、地缘因素来考虑，国学门的主要成员除胡适之外，主任沈兼士以及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马衡等皆为浙江籍，校长蔡元培也为浙人。这种地缘上的因素，虽非决定性的，但恐怕也会有潜意识的作用。(26)在长达5年的持续聘请中，虽然秉承的是蔡元培的旨意，但斡旋其中的主要是马衡一人。马衡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后留学东京物理学校，与王国维有着同乡、同学之谊。但蔡元培委派马衡来联系王国维，除了“乡人”的观念之外，可能更多是从“专业”角度来考虑。因为马衡对石刻、石经等的研究，与王国维的研究领域有着极多的交叉，而且两人私交不错。蔡元培第一次写信给马衡，表达敦请王国维之意时，马衡正寓居上海，与王国维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专业”交往。马衡后来回忆说：“民国五年，他从日本回国之后，我与他同时都住在上海，才有往来，并且过从甚密。”(27)王国维的《三字石经考》乃未竟之稿，马衡在王国维去世后录副藏之，并在卷首特作跋文，在略记此事后说：“忆自十二年秋衡得石经残石，先生亦于是来北京，乃相与摩桫、审辨，有所发明则彼此奔走相告，四年以来未尝或辍，而今已矣，无复质疑问难之人矣。读此遗编倍增怅惘。”[22]马衡此跋作于1927年11月27日，距王国维自沉不过半年，其沉痛之情可见一斑。 北大学生的驯良可教，应该对王国维也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张尔田在耳闻王国维答应北上时，曾将这一番心情婉转说出：“此间国文一班皆有旧学知识，驯良可教者多。校中同事虽新旧杂糅，与我异趣者尽可不相往来。鄙意此席似尚可就。……北校尚有优礼学者遗意……。”[23]北大学生的“驯良可教”对王国维、罗振玉确实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罗振玉就曾对王国维说：“弟近对于我国前途，无一乐观，惟尚冀多培养一二能讲求国学之佳子弟，俾读书种子不绝。”[24]后来成为古文字大家的容庚、唐兰当初便是由罗振玉推荐到国学门做研究生的。而王国维在与北大学生的交往中，也确实感受到北大学生驯良可教的地方。1922年8月，他在致马衡信中，即夸奖见过面的郑介石、顾颉刚“皆沉静有学者气象，诚佳士也”，数日后致信罗振玉也称赞郑介石“为学尚有条理”，顾颉刚“亦能用功”。 既如上述，王国维因种种原因接受了通信导师之聘，又“暂存”了脩金，便希望能开始真正履行“通信导师”的职责。王国维先是索要国学门的章程，了解其运转方式及基本规章，表示自己在经学、小学、上古史方面可以略备顾问，同时也希望把自己愿学事项但力有未暇者，能有国学门的学生以补其阙。(28)继而致信沈兼士，提出了四个研究题目：《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连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每条下面各有对题目的说明。(29)国学门研究生何之兼等五人选择“古文学中连绵字研究”为共同研究的题目，诸生遂有向王国维问业手札，大约在1922年11月上旬，王国维复信何之兼等五人，告知参阅书目及汇集与分类的具体方法。 除了开列研究题目，并进行很切实的指导之外，王国维其实也承担了“通信员”的部分职责，对国学门特别是在“古物学”方面的发展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多设立有关满、蒙、藏文的讲座，建议学生对于东方古国的文字学也要多下功夫，他希望能派遣立志从事学术研究并具备良好史学根柢者去德、法等国留学，开阔眼界和思路。(30)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国学门的发展也充满了期待，毕竟文字学、民族史地和古物学都是王国维付出了很多心血的领域，期待这些学科的更大发展以及后继有人，应该是王国维的一种学术“本能”。 不过，如果认为王国维从此要真正融入北大，可能又误解了王国维。在学术上，在培养人才上，王国维可以部分地放弃自己的立场，但对于这所隶属于民国政府的大学，他在精神上始终是悖离的。尽量回避与北大方面的接触，一直是王国维的基本立场。在未受聘之前的1920年暑期，王国维原拟北游，后因为校读《史记集解》一书而作罢，但另外的原因，则是为避免与北大人的接触、应酬。(31)而在接受通信导师之请之后，王国维依然以“回避”为与北大方面相处的基本原则。1923年4月，王国维接谕入直南书房，北上之事就变得十分明确了。北大同人对此的欣喜情见乎词，蔡元培致信马衡，马衡致信王国维，大致都有点“奔走相告”的意味，都表达了“快慰奚似”的感情。[25]而在王国维一方，似乎并非如此。1923年5月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维颇虑大学中人出为照料，致多不便，若舍馆一定，则一切可以婉谢，故颇思以暂在息侯处下榻为宜，一则可与此辈隔远，一则将来觅寓亦属自由，想公意亦然。”[26]5月9日又致信罗振玉云：“寓所所以暂拟息侯处者，因恐大学中人欢迎，筹办既有所主，则不致有争。”[27]“与此辈隔远”、“恐大学中人欢迎”居然是王国维选择寓所的前提之一，真是可叹也哉! 王国维的猜想果然是对的。1923年6月7日致信罗振玉云：“大学本拟开欢迎会，经维力辞，乃改为二十余人之茶话会，其势不能再辞，当一往也。”[28]茶话会6月9日午后2时在后门内汉花园北大第一院——即国学门所在地召开，请帖由沈兼士具名拜请。[29]或许这20余人的茶话会，王国维也有意推辞的，但终于没有推辞，大概实在是盛情难却了。 这是刚刚入直时的情况，即使在入直一年后，王国维感叹于内廷“恶浊界中机械太多”，欲请假暂避，也只是说：“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32)此所谓“学校之请”并非后来的清华研究院之请，而是此前的北大之请。王国维宁愿闭门授徒，也不愿意应北大之请，其态度之强固，可见一斑。王国维与北大之间，果然只能是“一线关系”，“可行”的一步如此勉强，而“可止”的一步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三、“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方略及蔡元培与王国维之学缘 北大聘请王国维的艰辛过程已见上述，面对着明显带着意气和抗拒姿态的王国维，作为当时地位最高之国立大学，北京大学为什么有着如此的耐心？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蔡元培校长的治校方略以及蔡元培个人与王国维之学术因缘。 北京大学对王国维的一再邀请，从一开始就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进行的。1916年1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33)这是蔡元培对北大的基本定位。既要把大学变成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则研究所的建立自是刻不容缓。所以1920年7月公布的北大《研究所简章》就在模仿德国、美国大学的基础上设立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研究所。蔡元培语境中的“研究高深学问”与传统的研究方式、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有着很大的不同。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0]从蔡元培这些对“大学”概念的阐释，可以见出当时北大之研究学问至少包含以下几点要义：在组织上，强调群体性的共同研究；(34)在范围上，主张覆盖广阔的学术领域；在方法上，讲究中西结合的科学手段；在目的上，要求在保存国粹的同时揭示国粹之真相。蔡元培的这种治校设想，不仅根源于其多年求学欧洲的学术理念，也与北大的历史发展有关。这种不论中西、新旧的学理风气，与王国维的学术理念也是不谋而合。(35) 按照当时国学门的研究设想，国学研究将根据“古代”和“近代”的不同，而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曾说：“……故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资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辟一新途径。”[31]从对古器物的考证来研究古代，以内阁档案等新资料来研究晚近，北大的思路极为明晰，而气魄堪称宏伟。 但若论及“两界之大宗新资料”，则都与罗振玉、王国维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内阁档案，就是因为罗振玉慧眼识宝，斥巨资购下，才避免了被化作纸浆的厄运。至于罗振玉对古器物的搜罗刊印，王国维对古器物的考证，更是引领当时学术的最前沿。由罗振玉、王国维构成的“罗王学派”不仅驰名国际汉学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的学术形象。用伯希和的话来说，就是“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36)罗振玉在当时与欧洲及日本东方学者联系颇为频繁，而王国维也因为其精审的研究获得了欧、日学者的普遍关注。所以有学者说：“在20年代初中国学者中，真正称得上能‘预’东方学研究之‘流’者，便是罗、王二位。他们之最先被国学门罗致，正显示出同人急欲跻身国际东方学界的愿望和决心。”[32]胡适起草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到的支撑国学门面的“三五个老辈”中，罗振玉与王国维应是其中之二。 但在罗、王之间，罗重在对新领域的开拓与新文献材料的搜罗刊印，而王则“专以古法驭新学”。[33]在这方面，较早评价罗王学派并能看出罗、王差异的应该是王国维东文学社的同学樊炳清，他曾以“抗父”为名发表过一篇《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文中说：“最近二十年中……至近旧学之进步，则以罗、王二君为中心。罗君以学者之身，百方搜求新出之资料，而为近百年文化之结集，其研究之功，乃为其保存流通之功所掩。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与奇异之综合力，发见旧材料与新材料间之关系，而为中国文化第二步之贡献，遂使群众旧学退步之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34]在西学沸腾的20世纪前20年，罗振玉、王国维通过对地上文献与地下材料的互证，大力拓展了上古史的研究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方法。旧派的学者固然要对其刮目相看，如沈曾植就评价王国维“神智睿发，善能创通条理”。[35]就是带着新潮色彩的胡适也充分认同这种以古法治新学所带来的学术新变。当神田喜一郎询问当时北京学界特别是章太炎学派对王国维学问是否很敬服时，桥川时雄回答说：“是，是很敬服，不过最佩服他的是并非章炳麟门下的胡适先生。”[36]这种佩服之“最”的表现之一便是胡适主张《国学季刊》创刊号中“无论如何”要登载王国维的文章。对王国维学问的推崇居然超越了政治、学派的分野，这确实可以见出王国维学术的地位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若要开展国学研究，王国维显然是带着标志意义的。 国学门对王国维的诚意毋庸置疑。1922年初，王国维答应担任通信导师一职，沈兼士即嘱咐顾颉刚趋前接洽，商议将王国维所著各书，由王国维编订目录汇为丛书，由北大刊印，显示了对于王国维学术成果的充分尊重和敬仰。而王国维因为已编成《观堂集林》，并即将刻成，“一时不便两印”，(37)便将此事搁置了下来。这种刊印的计划虽然没有最后付诸实施，但研究所四壁的书架上，是备齐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著述的全份的。[37]而此前对于王国维提议的事情，北京大学在能力范围内，也都是尽力照办的。譬如1921年下半年，王国维亲自校订写定敦煌写本《切韵》，希望能印行问世，嘉惠学林，但先后联系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皆因经费问题而搁浅。为此，王国维致信马衡，希望能由北大同人集资印制。马衡1921年12月13日致信王国维云：“《切韵》集股付印，甚善甚善!大学同人可以全数分任，惟因积欠薪脩问题，一时不易收齐。可否商诸中华书局先行开印？预计毕工之日，股款必可收齐，届时当汇交先生转付。”[38]从此信来看，当时马衡答应王国维拟请北大同人集股付印之事，并非没有顾虑，毕竟当时被校方积欠薪脩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要去集股，难度想来是有的。(38)刘烜说：“这次印书，是王国维通过马衡与北京大学的朋友之间一次成功的合作。它无疑地为王国维以后的接受学校聘书，起到促进作用。”[39]窃以为此论得之。 有必要专门叙说一下蔡元培与王国维的学缘关系。王国维早年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教育，在接受席勒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美育说。在当年王国维主事的《教育世界》杂志上，他撰写了多篇美育论文以及多组“教育小言”，其核心意思乃是引导人们远离名利之束缚，以美育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而“以美育代宗教”同样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致力的基本方向。试对勘蔡元培的讲演《以美育代宗教说》与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人间嗜好之研究》等，不遑说基本观点极为相似，甚至在例证的层面也基本相似。王国维把孔子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极力提倡一种不关乎利害的审美之境界。[40]而蔡元培同样主张“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41]蔡元培在1921年秋即在北大开设“美学”课程，并编撰《美学通论》教材，(39)这种对美、美育、美学的关注与研究，应该说与王国维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 王国维的《静安文集》以及早年的其他论著是蔡元培曾经关注过的，有的而且熟读深思过。 1923年12月，蔡元培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对于最近50年的哲学研究，曾用了相当篇幅介绍收诸《静安文集》中的论文。他认为王国维对于叔本华的哲学“研究固然透彻，介绍也很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又不免带着遗憾说：“王氏那时候热心哲学到这个地步，但是他不久就转到古物学、美术史的研究。”[42]其对王国维的熟悉程度毋庸置疑。特别是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蔡元培《简易哲学纲要》一书，在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援引与评析、美术与宗教之关系以及论述美感、直觉、天才诸问题，都可以与王国维的《静安文集》中的若干哲学、美学论文比并而看，其间的渊源自然是值得重视的。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应该也曾给蔡元培以一定的影响。1922年1月30日，在《石头记索隐》第6版自序中，蔡元培针对胡适将其索隐视为“大笨伯”、“笨谜”，而作了颇为犀利的回应，其中就曾引王国维之语佐证考证的价值和意义。他说：“从前王静庵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有云：‘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今胡先生对于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与后四十回著作者高兰墅之略历，业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而可以稍释王静庵先生之遗憾矣。”[43]蔡元培由王国维重视作者及小说创作年月的考证来说明考证之于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过，蔡元培要从这种对作品外围的考察进而进入到对作品内部的考证，以与其定位《红楼梦》乃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宗旨对应起来。[44]蔡元培的索隐虽多附会的成分，但也未尝没有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类美学批评之外别开红学新境的意图。其间的影响虽然不是观念上的，却是学术格局上的。但王国维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觉得“犁然有当于心”，(40)对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则未见评骘，则在关于《红楼梦》考证问题上，王国维的限度究竟如何，一时也难勘察清楚了。 以此而言，虽然王国维中年以后的古物学和经史考证、文字音韵之学是蔡元培所隔膜的，但这种隔膜只是蔡元培个人意义上的，在古物学成为一种潮流之时，北大的国学正需要这种前沿学术以支撑国家最高学府的气象。而从蔡元培个人角度来说，王国维早年的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研究倒是更为具体地影响到蔡元培。蔡元培长校期间，虽然因循杂事，无法专意学问，但他对哲学、美学等的研究兴趣一直也没有停息。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不仅对北京大学具有意义，对于蔡元培本人，同样有着特殊意义。(41) 四、王国维拒绝北大之请的“真因”及其与罗振玉之关系 虽然在1917年蔡元培第一次委派马衡邀请王国维时，王国维在通报罗振玉之前已经以“他辞”拒绝了，似乎这种拒绝只是王国维个人的意思。但勘察王国维1917-1922年这五年内关于北大之请与罗振玉的通信，可以大致明瞭这种拒绝乃是王国维与罗振玉共同的意思。王国维用以拒绝的“他辞”似乎很有力，但在接到入直溥仪南书房行走的御旨后，这些他辞居然瞬间变得毫无意义。王国维一方面感到“惶悚无地”，另一方面觉得“断无俟驾之理”。(42)其对入直南书房的反应之速，与其推辞北大邀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在1923年的时候，王国维同样在上海的“未了之事尚多”。(43)以此来看王国维的推辞北大之请，实际上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质言之，王国维的“他辞”，其实不过是“托辞”而已。 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言及无奈收下北大所奉脩金之事后，接着说：“维知不与说明真因终不肯休止，而此际碍难说明。”[45]这个“真因”究竟是什么呢？除了在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可略窥端倪之外，王国维自己在信中却一直没有明白说出。但这个真因在王国维、罗振玉、张尔田一班友人之间，简直是不言而喻的事。综合王国维、罗振玉、张尔田等人的往返信件，这个“真因”大概不外以下数点。 其一，与北京大学的民国政府背景有关。作为当时民国政府所辖最高之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民国的意志和形象。而王国维在辛亥革命之后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一度曾以“亡国之民”自称，(44)则他与民国政府自然会尽量保持着疏离的姿态。而且1917年8月正是张勋复辟的高潮时期，参读王国维这一时期与罗振玉的通信，期待之心仍是强烈的。他称赞张勋“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45)可见他虽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对张勋的复辟之举，至少在个人节操上是支持的。而蔡元培的看法几乎与王国维正好相反，1917年7月9日，他在《复冯国璋快邮代电》中说：“窃以为张勋之敢于复辟者，实以胁迫总统解散国会为张本，违法无惮，其流毒固当如是。张勋妄人耳，其败也可立而待，万一变相之张勋接踵而起，则中华其不国矣。”[46]二信在时间上相差不过八日，对勘而论，真是别有意味。而罗振玉坚谢北大之请，也被认为是“义不屈膝新朝”。[47]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北大确实代表着“新朝”的形象。但王国维反对民国，并非单纯地立足于前清遗民的身份而追怀前朝，而是建立在对政体的认同方式上。王国维从民国政府之下的上海“无论公私皆腐败颟顸至无可言”，(46)而认为“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47)类似的意思，王国维对到访的蔡元培，也曾经明白说出过。蔡元培记云：“看静庵，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48]可见其对待中西道德文化和政治上的基本态度。 比较明显地看出其因疏离民国政府而拒受北大之请的，是1918年6月27日他写给罗振玉的信，其中有云：“如大学之事我辈固不愿就，然如凤老、松老，绝不因其入史馆而减其敬爱。”[49]王国维将自己不愿就大学之事与柯凤荪、陈松山入史馆一事并列，足堪玩味。因为北京大学固为民国所立，史馆也同样如此，而且史馆正附设在北大校内。寓居日本京都期间，罗振玉就曾收到过“清史馆纂修”的聘请邀约，罗振玉是如何对待这一邀约的呢？罗振玉撰《集蓼编》略记此事云：“……乃于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建楼四楹……宅中有小池，落成日，都人适有书为赵尔巽聘予任清史馆纂修，既焚其书，因颜池曰‘洗耳池’。”[50]可见对同样是民国所立的清史馆，罗振玉拒绝得没有一点余地。所以王国维在信中说并不因柯凤荪入史馆而“减其敬爱”，其实信中的“我辈”大概只能代表王国维自己，此在罗振玉就未必如此了。既然柯凤荪、陈松山入史馆而王国维不减其敬爱，可见王国维是将北大与史馆作了一定的区别，这也说明民国政府的背景只是其不愿受聘北大的一个因素，且当非决定性的因素。就像张勋复辟，他虽然在与罗振玉的通信中发了不少议论，但终究只是一个旁观者的清议而已。抗拒北大也并非完全以民国的对立者自居，只是不愿介入政治，他的抗拒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保持与政治足够的距离而已。 其二，与蔡元培的办学宗旨不合。这一层意思未见王国维直接表述，但曾见于1918年7月3日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其语云：“北学事，弟意兄可谢其北行，而议以在沪撰述则可，如此则可行可止……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故处之之法，如此最妥。”[51]罗振玉“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云云，应该是罗振玉、王国维拒绝北大聘约的主要原因。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后，即有意“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8)所以当时的北大，各色人等错杂其中，特别是在引进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之后，未免使旧学的声响变得黯淡起来，这多少使蔡元培“新旧共张，无所倚缺”(49)的初衷有可能走向偏颇。 实际上，蔡元培虽然主张大学的纯学问化，但这种学问化在当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要“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50)的内涵。但当青年之精神真的被唤醒，从而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时，蔡元培又以“学生举动，逾越常规，元培当任其咎”(51)来揽过。这注定了蔡元培主政下的北大，不可能是平静而专一的学术研究。1924年12月4日，蔡元培在复傅斯年、罗家伦函中说：“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52]所谓“阻力”、“助力”云云，蔡元培不免有自卸其责的意思；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对外发展诸端”的情况，蔡元培此前的估计应该是尚欠充足的，所以对于这种局面，多少觉得难以控制了。蔡元培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切实的教育，来转变危殆的国势。(52)这使得北大的政治意义自然会比较突出了。 对于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蔡元培不仅在观念上接受，而且在行动上支持。1921年6月2日，蔡元培在美国新闻家文艺学会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中国文学的沿革》，将当时正在开展的文学革命看成是“与西方人互相了解的一种预备”，因为此前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障碍，在蔡元培看来，用白话的文学才是一种“进步的文学”，所以他对晚清维新派开办白话书报的行为予以高度评价，他特别指出：“直到最近五年，北京大学的教员，有竭力提倡白话文学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在哥仑比亚大学毕业的胡适氏。……他们用高尚的思想、深厚的趣味，寄托在浅近的文词上。读的人渐渐受他感染，所以白话文流传的一日广于一日。这本是自然的趋势。”[53]蔡元培结合中西文化的演变来为当下的白话文运动来提供理论支持，当然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但当时的北大也只是处于新旧文化的交替时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观念注定会受到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学者的反对。林纾就曾说：“……嗟乎，自大学为陈独秀、胡适辈一班人盘踞，专创妖言，蹈溺后进，有识者殆无不切齿，亦可见怨毒之于人深也。”[54]王国维同样是白话诗文的反对者，他虽然没有像林纾一样写过专文或以凌厉的言论来表述自己的这一立场，但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六个月后，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就深深担忧“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他在接受国学门通信导师不久给顾颉刚的信中也说：“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考，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53)这种分而论之的态度其实与胡适一方面大力呼吁着“整理国故”，一方面又鼓吹着新文化的双重特征有关。所以这封致顾颉刚的信，乃是王国维表明立场的一封信。其肯定胡适的考证，也不过是欲抑先扬，主旨在于否定白话诗文运动而已。很有意味的是，在王国维去世前后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胡适倡导的白话诗文与王国维早期文学观念的契合问题。吴文祺在比勘了胡适对王国维文学思想的承传之迹后得出结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思想在主体上乃是对王国维思想的直接继承。[55] 更集中地表现这一思想的是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在1928年7月第64期中，吴宓转载了一组原刊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的文章，其中《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特别批评了当今稗贩西学者，未能有所深造，但却“妄作应声回响”。而《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一文虽然肯定了王国维早年对于白话文学的欣赏，而“胡氏后生于先生，而推先生波澜者也”，两人固然有大体一致的地方，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54)王国维是在传统文体中强化自然、明畅、通俗的意义，而胡适是在摧毁传统文体的前提下推崇新的白话文学，前者是向古典之一部回归，后者则是背离着古典的方向了。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到元代便基本结束，而胡适显然是要将白话诗作为新的“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的“未敢赞同”，应该正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两者的本质差异，才使得一向温厚的王国维也不得不直言自己的不满了。而在王国维身边的遗老学者群体中，反对新文化、白话文几乎是一致的看法。(55) 其三，与北大当时复杂而喧嚣的文化学术氛围有关。这当然与蔡元培的办学宗旨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1920年7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说：“马叔平当已见过，此人至愚，岂有引鸾凤入鸡鹅群之理耶？”[56]罗振玉“引鸾凤入鸡鹅群”一语，当然包含着对北大学者群体的轻视，但在轻视之外，对于当时北大校内的复杂喧嚣，罗振玉同样充满了不屑。此所谓“鸡鹅群”，当包含着“鸡声鸭斗”的意思，喻指北大校内当时互相争锋、彼此不和的状况。1921年张尔田被北大聘为教授，他自述其目睹的情形及自处之道说：“北校派别极严，新旧至不相闻问。”[57]这大概也是张尔田劝驾王国维的矛盾所在。王国维后来自身的感觉正复如此，1924年，曾有提议王国维为北大研究所主任，王国维认为如果是绝无党派之人尚可与此事，但事实上研究所内各派争锋不息，“亦互相恶”，所以王国维也就“一切置诸不问”，“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56)这当然是在聘任以后的事情，但在受聘之前，王国维实际上已经大致了解相关情况的。 “派别极严”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呢？张尔田1918年就在致王国维信中说：“……都门一班老辈大抵冢中枯骨，其高者比之游魂为变。惟桐城马通伯尚不失为儒者，其所造述虽未深，皆粹然有君子之养，然近亦退而学佛矣!而大学堂方不惜出其魔力摧残学术，后生小子趋之若狂。不及三十年，中国将无一学者，可断言也。”[58]马通伯即马其昶，乃桐城派后期重要人物。在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派后期人物宛然成为北大之主流。但从1913年底开始，章太炎弟子纷纷加盟北大，桐城势力渐趋消歇，至1917年陈独秀、胡适等入主北大，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并影响而及全国，章门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如果说章门弟子排斥桐城派，乃基本是在旧学阵营中的一种较量的话，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入主北大，已经演变成新与旧的尖锐矛盾了，不再是简单的平争山头的问题，而是观念与思想的直接交锋了。 有必要说说罗王学派与当时“占领”北大国学主阵的章门弟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北大国学门虽然未见有敦聘章太炎的行为，但据说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研究院时，在胡适向校长曹云祥推荐的“导师”名单中，章太炎就名列其中。[59]与章太炎及其章门弟子研究经史、文字多依据书面文字材料不同，王国维十分重视出土物如甲骨、金文等的特殊意义。据姜亮夫回忆，王国维讲授《说文》，用的材料许多就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与隶书作对照，这样对文字的研究，显然要更为深入透彻了。[60]虽然在章门弟子内部也有着固守与突围的不同，但这种差异毕竟是主流意义上的。(57) 章门弟子如黄侃、钱玄同等对王国维的学术根柢或个别学术观点，就持着相当保留的意见。黄侃就因为王国维中年才读注疏以治经，故认为其时不免“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58)钱玄同的质疑就更为具体。1926年7月20日，王国维致信罗福颐云：“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说。”[61]信中的“有人”，其实就是指时任北大教授的钱玄同，钱玄同乃章太炎门下弟子，疑古派健将之一。王国维在给罗福颐信中说及的否定许书古文及孔壁书的文章，即钱玄同的《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一文，其与王国维之说的区别，王国维在1926年下半年致信容庚时曾特为指出：“鄙意谓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乃指战国时说；钱君据春秋时东方诸国文字以驳鄙说，似未合论旨。”在王国维看来，东方诸国文字与秦文也决非大同，王国维当年从文字演变的角度来立论，并未一味袒护《说文》，而钱玄同似乎未能充分理解王国维的这一立场，对《说文》尤为不屑。钱玄同对王国维自信“此说之不可易”并不赞同，而是认为“不但可‘易’，而且还着实该‘易’”。[62]钱玄同用的是书信体，文风甚为活泼，但也不免机锋太多，王国维读来心中谅是抑郁的。尤其是钱玄同的若干观点似乎也影响到容庚，所以，王国维在信中不烦琐碎，一一阐明。王国维其实一直强调的是文字的时代性问题，所以对于钱玄同(包括容庚)未注意战国时代“多量之事实”及文字演变之轨迹，难免就不能认同了。但容庚也一直认为王国维在这一问题上“但求证其同而不求证其异”，其结论也不足为定谳。[63]其实对于“古史辨派”的疑古，王国维原本就是持极为保留的态度的，他在信中说：“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这种本质上的学派之分，当也是王国维一直疏离北大的部分原因所在。[64] 以上三点原因分析，涉及到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学术流派的分野、新旧中西文化的矛盾等多方面的问题，每一点原因都堪称沉重，王国维的拒绝因此而变得可以理解。换言之，这种“强之乃就”的结果同样使得王国维与北大之间的关系必然极为脆弱，经不起一点风浪的侵蚀。果然到了1924年8月，因为国学门所辖考古学会的一则《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而发生了严重的龃龉。王国维在看到此宣言后致信沈兼士、马衡，表达了对北大考古学会的“骇异”之情，尤其是宣言中所言“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深为王国维不解。王国维从明清历史沿革及内府收藏的得与失以及来源途径，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今日内府所藏其实是皇室私产，而且这种私产性质仅通过其来源得以确认，更得到了民国法律的承认。王国维明确反对为了保存古物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65]王国维写此信时，尚在南书房任上，虽特别指出其写作此信是以“考古学者之资格”，而非“皇室侍从”的身份。但实际上，王国维对清室的倾向性仍是可以看出来的，譬如他对清室私产的界定便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处于愤激情绪中的王国维要求取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索回拟刊文章数篇，并拒绝再指导北大学生，似乎要彻底了断自己与北大的关系。但实际上，或许经沈兼士、马衡——特别是马衡等周旋，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名分虽已不存，但学术的交往并未因此而真的一分两裂，而是一直维持着的。除了私下的交往之外，1926年11月下旬，马衡更是邀请王国维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作《宋代之金石学》的演讲。后来王国维在清华西院的寓所，马衡以及北大国学门研究生的身影也是时常出现的。熟悉他们交往的储皖峰曾特别指出：“年来王先生掌教清华研究院，彼此商榷学术，往还更加亲密。”(59) 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就这篇“檄文”与罗振玉有过充分的沟通。罗振玉在看过这篇宣言书后，不仅复函王国维，称其“严正和平”，而且极力怂恿王国维尽快发出，“请勿犹豫”，因为在罗振玉看来，北大“此辈顽梗，非时加警惕不可”，只是希望在谢绝北大各种关系上，措辞稍加婉转而已。(60)其实，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对清室行事的质疑以及直呼“御名”等，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只是王国维可能未曾留意而已。1922年3月，溥仪欲将存于奉天的《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售与日人，以应婚礼和皇室生活之需的消息流传南北各报。4月1日，沈兼士、马衡等八人联名起草了《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速起交涉启》提交北大校方，1922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005期便登载了此启，此启出语十分峻急，同样将清室财产视为民国之公产，同样直呼溥仪“御名”，而王国维居然毫无反应——这或许只能理解为王国维未能寓目此启了。 但王国维可能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后就发生“甲子之变”。当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的名头以及相应的俸禄便也到了终点，此前原本与北大尚保留有一线关系，可作进退之用，但在如此声色俱厉地致信沈兼士、马衡之后，与北大的因缘也无法再延续了。据当时与王国维交往甚为密切的日本桥川时雄后来回忆：“王先生说，当时他不能去北京的研究所，又不能像他希望的参加日方的文化事业，结果是进了清华大学，甚至他谈到了清华大学的待遇。”[66]这里“北京的研究所”自然是指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王国维的“不能去”当然原因种种，但最切近的原因应该就是与自己曾要求取消国学门导师的信件有关。 五、余论：王国维与民国之大学 王国维与北大之关系其实并非始于1917年，而是可以追溯到宣统元年(1909年)，当时王国维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主持编译审定教材，罗振玉任学部参事，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遂推荐王国维为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但遭到了总监督刘廷琛的拒绝。罗振玉曾说：“予既长农校，时大学行政皆由总监督主之，各分科监督画诺而已，无从致力。”[67]当然这里的“无从致力”是指当时学部参事厅商讨大学官制事，但罗振玉的推荐失败，也未尝没有对当时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专权的不满之意。但仅仅过了八年，王国维就从当年被京师大学堂拒之门外的学部图书局编译，而变为北京大学深深“觊觎”并志在必得的大学者，王国维与北大的因缘真是跌宕起伏，言说不尽。从北大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对王国维锲而不舍长达五年的劝请，甚至不惜降尊纡贵、委曲求全，若无这一分对专深学术的追求，何至于如此!而王国维的拒绝则从当初简单的图求安稳、惮于迁徙而慢慢沉淀为一种繁复的政治与学术流派的权衡。民国学术与学界之纷繁，如此集中在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之中，真是足有深思者在焉。 但王国维抗拒民国政府之下的北京大学，并不是因为王国维别具政治抱负，实际上只是希望能远离政治而已。戴家祥就认为：“先师之所以矢忠清室，不过立其个人节操而已。”[68]“他终究还是一个超然的学者”。[69]王国维自沉前夜曾对谢国桢说：“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70]这“全无可惜”正是本于对政治纷争的超脱，王国维的生命精神只在“治学”二字。他多年坚拒北大之请，正缘于无意浸染和介入北大的政治色彩与学派纷争。 王国维一生都在追求简单而宁静的学术生涯，他在被北大邀请的数年间，正任职于英籍犹太人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先是在广仓学宭主编《学术丛编》，继而对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之请“遂亟允之”。(61)而王国维最后接受清华之聘请，虽然缘出多端，但清室内部“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才是王国维“决就”清华的直接动因。(62)与接受北大通信导师一职经过了长达五年的犹豫不同，接受清华之聘，王国维只是象征性地考虑了一周而已。可见“大学”未尝不被王国维视为安顿生命和弘扬学术的地方。只是大学与大学之间各有不同。桑兵说：“没有胡的劝驾，王很可能依照对待北大先例，予以回绝。”[71]胡适的劝驾使得王国维任教清华与往来清室两安无事，但胡适的劝驾能产生作用，并非源于胡适的个人魅力，而是清华毕竟与北大不同，北大的学派纷争盘根错节，难以厘清，且一度澎湃着王国维无法认同的新文化潮流，而清华的国学研究院乃是新近创建，人事自然简单，学派更无从说起。所以同样是民国政府之下的仓圣明智大学与清华学校，王国维对其聘请的考虑要单纯得多，当然在接受聘约上也要爽快得多。此外这两所大学的政治色彩也颇为单薄，仓圣明智大学自不必说，清华学校虽为国立，但隶属外交部，乃以庚子赔款而建，其与民国政府已在离合之间，远不如北大之紧密，这当也是王国维愿意加盟的根源所在。顾颉刚曾说：“静安先生归国之后，何以宁可在外国人所办的学校(广仓学宭)与半外国人所办的学校(清华学校)中任事，也只因里边的政治空气较为疏淡之故。”[72]这一见解我认为是直截本源的。 可以佐证王国维对“大学”认同之例的，不仅有国内的仓圣明智大学和清华学校，而且也包括日本的大学。事实上，王国维对于来自日本大学的可能邀请， 似怀着期待的。1918年8月14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此间内藤闻沪上《丛刊》停止，乃有延公至彼大学之意。危邦不入，此事何不早为之耶？”[73]罗振玉将这一消息告知王国维，大致是认为此时邀请王国维乃不合时宜——因为此时王国维已经有着稳定的工作，但他显然错估了王国维的心意。在王国维看来，内藤湖南有意延请，作计其实非晚，“危邦不入”云云，就更不是王国维的意思了，他只是担心内藤的这一番善意“未必能通过耳”。(63)以此而言，王国维未必会拒绝东瀛大学之请，或许还怀着一定的渴想的。毕竟日本当时汉学研究的蓬勃，王国维是见证过的，而且东瀛数年，是王国维个人经史研究的肇端并迅速蜂起的时期，若能再赴东瀛，重温那种纯粹而高效的学术生涯，应该是契合王国维心境的。 作为一个带着遗民色彩但在本质上追求纯净学术、超越政治的学者，王国维本能地拒绝代表着民国政府形象的北京大学；对于北大在新文化方面的极力倡导，也无法认同；而对于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高下纷争，似乎也有敬而远之的心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居然支撑了王国维、罗振玉持续近五年的拒绝姿态。而从他对日本的大学、外国人或半外国人在中国创立的大学，有着明显的认同，可以见出“大学”其实是王国维向往的安顿身心、弘扬学术的理想之地。易代之初的学术新变、学界纷扰与学人心态，从王国维与民国大学之关系，确实可以由此略窥一斑。 注释： ①参见刘烜：《王国维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初版，2010年第2版，第138-144页；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9-485页；窦忠如：《王国维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相比较而言，窦著描述最为清晰，而窦忠如另有《王国维与北京大学分合前后》一文，刊《纵横》2010年第10期。 ②《王国维全集》第15卷于此信后亦注明“某乡人”系指马衡，马衡与王国维同为浙江人，第322页。 ③陈鸿祥《王国维年谱》于1917年7月记云：“本月十五日(9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委托马衡来书，欲聘为该校文科教授。王氏即复书婉谢之。”所谓书信邀请与书信辞谢，应不符合事实。参见该书第201页。 ④参见罗振玉1917年8月16日致王国维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81-282页。 ⑤很有意思的是，陈鸿祥《王国维年谱》将此时隔数月的二事并作一事，而在其后来撰写的《王国维全传》(修订版)中，则将7月函聘之事略去，将首次聘请的时间推迟到1917年底。参见该书第480页。 ⑥关于蔡元培往访罗振玉请其加盟北大及罗振玉的复函，可参见《北京大学日刊》第154号，1918年6月4日。罗信后的编者按有详述。 ⑦罗振玉迟至1918年6月19日才函告王国维云：“北京邀公任教授事，弟于前致函蔡鹤庼时，附告以前嘱致语静安征君，已遵致意，随后或有书致公云云。此事忘告先生。或于致凤老书中表明不就，并属柯燕舲转达蔡，何如？”《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80页。 ⑧1918年6月14日致信罗振玉云：“张孟劬来书言，京师大学下学期内定聘维授文学，凤老书所询何时入都者，殆因此而讹也。”《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417页。 ⑨参见罗振玉1918年7月3日致王国维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86页。 ⑩参见马衡致王国维信，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6页。 (11)参见罗振玉1920年7月1日致王国维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01页。 (12)罗继祖在引述王国维复罗振玉“劝驾”信后说：“据此信则北大招聘事，不仅沈曾植劝行，罗亦敦勉。然则谓罗扯腿之说者，可以休矣。”似不合事实。参见罗继祖主编，王同策、王庆祥助编：《王国维之死》，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13)参见王国维1920年7月5日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15页。 (14)在《国学季刊》第1卷(1923年)第1期《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即已经登出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之事，可能当时的说法上不规范，所以在同年第2期的纪事中就分别说明钢和泰、陈垣为“导师”，而今西龙为“通信员”。 (15)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修订版)，第483页。陈鸿祥这段文字在表达北大的诚意上是比较充分的。但若干数字颇有误，可参见前文。 (16)参见王国维1922年8月1日致马衡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05页。 (17)参见罗振玉1922年3月21日致王国维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25页。 (18)参见王国维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06页。 (19)王国维1924年4月6日致信蒋汝藻云：“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脩，而尚挂一空名。”《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51页。 (20)参见王国维1924年4月6日致蒋汝藻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51页。 (21)参见王国维1922年8月8日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29页。 (22)罗继祖：《观堂书札三跋》，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0页。“徐”指徐森玉。罗继祖在《我家在天津》一文中也言及乃祖罗振玉当时与马衡交往甚多，“从之取得考古消息”确是罗振玉与马衡交往的用意之一。参见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 (23)参见蔡元培1922年1月4日致沈兼士函，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24)参见1922年2月18日《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关于考古学的有关设想是沈兼士提出的。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6页。 (25)参见1922年8月1日《北大季刊编辑员讨论会议决之条件》，《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29页。 (26)关于浙籍学者当时在北京、北大的情况，可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7)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国学月刊》第2卷(1927年)第八、九、十号合刊，第523页。殷南为马衡笔名。“民国五年”原作“民国一年”，当为手民所误。 (28)参见王国维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07页。 (29)参见王国维1922年10月20日致沈兼士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53-858页。 (30)参见王国维1922年10月24日致马衡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08页。 (31)参见王国维1920年6月20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14页。 (32)参见王国维1924年6月6日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64页。 (33)参见蔡元培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页。 (34)蔡元培在多种场合都曾强调过，如1922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演说词》中，即提议对秦以后的史学，要将时代分开，“由诸君联合起来担任”，又提议编撰一部《历史大词典》，“总要含多数人的能力，分门别类，纂集起来”，而史学会成立的意义就在于“希望诸君集合多数的力量，来整理数千年的历史”，等等。可见其“共同研究”的具体内涵。参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83-284页。 (35)1911年2月，王国维撰《国学丛刊序》即已“正告天下”云：“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9页。 (36)伯希和：《王国维》，原刊《通报》第26期，1929年，此转引自《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354页。 (37)参见王国维1922年4月27日致顾颉刚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42页。 (38)张尔田在致王国维信中，也多次言及北大欠薪的问题，如其云：“校中薪水至今无着。”“此间校薪已积欠至三个月。”参见《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252、253页。 (39)此教材似乎未编撰完成，但《蔡元培全集》第4卷收录了其中《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两章，第105-131页。同卷另有《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讲演稿，当也属于蔡元培美学构想中的一部分，第20-31页。 (40)参见王国维1922年5月29日致顾颉刚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44页。 (41)今检《蔡元培日记》，唯有1923年4月26日记蔡元培在上海往访王国维不值，29日王国维回访，5月1日蔡元培再访王国维，日记将当天王国维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言论记录若干。参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5、316页。此前此后均再无有关王国维的日记，包括王国维1927年去世后，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42)参见王国维1923年4月中旬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543页。 (43)参见王国维1923年4月28日致唐兰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47页。 (44)王国维致信铃木虎雄说：“……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61页。 (45)参见王国维1917年7月17日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310页。 (46)参见王国维1918年1月1日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366页。 (47)参见王国维1919年3月17日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486页。 (48)参见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答林琴南函，《蔡元培书信集》(上)，第387页。 (49)蔡元培1919年4月2日致傅增湘信提及北大《新潮》与《国故》两种刊物同时发行，“新旧共张，无所倚缺”。《蔡元培书信集》(上)，第402页。 (50)参见蔡元培1917年3月15日致汪精卫信，《蔡元培书信集》(上)，第296页。 (51)参见蔡元培1919年5月20日致徐世昌政府电，《蔡元培书信集》(上)，第415页。 (52)参见蔡元培1917年3月15日致汪精卫信，《蔡元培书信集》(上)，第296页。 (53)参见王国维1922年5月29日致顾颉刚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44页。 (54)关于《学衡》上数篇专文论及王国维与胡适在新文学运动方面的离合关系，可参见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4-390页。 (55)如张尔田在致王国维信中即说：“若近日号为诗家者，集部书满架，全不知向学问中求之，枵腹而貌古人，其不流为白话诗几何!”《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241页。 (56)参见王国维1924年4月6日致蒋汝藻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51页。 (57)如鲁迅对王国维的国学研究实绩评价就很高，而沈兼士也颇认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参见鲁迅：《不懂的英译》，1922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8页。参见沈兼士：《金文编序》，《段砚斋杂文》，第2页。 (58)参见《黄侃日记》1928年6月28日，此转引自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参见《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第108页。 (59)此为储皖峰为殷南(即马衡)《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所写的按语，《国学月刊》第2卷(1927年)第八、九、十号合刊，第523页。 (60)参见罗振玉1924年9月9日致王国维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35页。 (61)参见王国维1919年1月20日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477页。 (62)参见王国维1925年3月25日致蒋汝藻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57页。 (63)参见王国维1918年8月30日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45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