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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既是某一地域各文化圈文化能量的集结地，同时也是该地域文化能量的辐射中心。而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几个朝代的定都之地，无论其在文化的博大，亦或是精深，都活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绵着时代特有的神韵，而北京城中轴线就是其集大成者。 一、北京城中轴线的形成 北京城从南端的永定门到北面的钟鼓楼，这条贯穿全城的中轴线，就像是一个“合页”中间的“轴”。“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是北京城城市格局的最大特色。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北京城中轴线，肇始于元，而形成于明。 元至元年（126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即元世祖。元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派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后决定放弃燕京旧城，而在其东北郊以原金代的离宫——大宁宫（琼华岛）为中心兴建新都，即元大都。 当时，为了把琼华岛周围的天然湖泊全都揽入城内，便确定了湖泊东延的最远点，即今万宁桥（后门桥）为基准点，形成南北延长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即后来从南端的丽正门到中心阁的南半城的中轴线，并把大内（宫城）建于其上，与湖泊两岸的另两组建筑——南面的隆福宫、北面的兴圣宫，形成“三宫鼎峙”的态势。在这条规划建设中轴线的北端，即从中心阁往西129米处，又有一条控制北城的中分线，其南端建有钟、鼓楼二楼（这也就是后来的旧鼓楼大街）。 明成祖朱棣夺取王位之后，决定迁都北平。期间虽有拆除元故宫的行动，却继承了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并把钟、鼓二楼迁建到中轴线的北端，在拆毁元朝延春阁的故址上堆砌万岁山（清改称景山）。嘉靖年间增建外城，不仅使北京城的平面格局形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凸”字形，从而也就形成了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这样一条长达7.8公里的北京城中轴线，并为清代所继承。 新中国成立之后，定都北京，原先业已存在的中轴线得以继承，而且还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二、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渊源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天”似乎一直是一个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而又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东西。由于天的变幻莫测，人世间的祸福、命运完全慑服于自然界的威力，进而敬畏自然，并将大自然降于人间的祸福，归结为某种神的力量。而在宇宙的“众神”之中，又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这个驾驭宇宙、领袖群伦的超自然的“天帝”，也自然成了中国文化寄寓的精神象征。正因于此，无论是从人的主观角度，抑或是从大自然的客观角度而论，作为地处北半球，以农耕文明为显著特点的华夏大地，从它的原始形态文明开始，便与天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对巍巍苍穹神秘力量的体悟、敬畏，乃至崇拜，又产生了华夏民族文化上某些亘古不变的原型。古人总是把天象的变化与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变化和吉凶，乃至国家的兴亡。不仅如此，我们的祖先还从对天穹的观测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天界是一个帝星——北极星为中心，以四象、五宫、二十八宿为主干构成的庞大体系。天帝所居的紫微垣，位居五宫的中央，即“中宫”。满天的星斗都环绕着帝星，犹如臣下奉君，形成拱卫之势。《中庸》载：“天道恒象，人事或遵。北极足以比圣，众星足以喻臣。紫宸（即紫微宫）岂惟大邦是控，临朝御众而已。”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王都自诩为天帝的“元子”，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天承运”。“象天设都，法天而治”，即寻求“象征物”（建筑物，乃至建筑群）与“存在物”（想象中的天体世界）的物物相对。诚如《三辅黄图》所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征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皇帝所居的宫城必定要效法于天帝，居于“天中”的紫微宫，即中宫。在“地中”（“土中”）修筑紫禁城。而在其正南一面则要辟出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御道，即“通天之路”（亦称“天街”）。 这个自周秦以来，尤其是自隋唐以来长期延续的基本定式，即以皇宫为中心并将主要建筑物部署在由宫殿向南延伸的中轴线上，左右取得均衡对称，再加上高低起伏变化，构建出一个在空间布局上最大限度地突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三、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 明清北京城的建设，不仅传承了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而效法明南京城，在表现手法上显得更为灵活。 譬如，在紫禁城的北面，用拆毁元代故宫的房渣土和挖掘筒子河的渣土，在元代后宫的延春阁上堆起了一座高40余米的土山。这座在中国风水理论上所谓的“镇山”，与奉天门（即今太和门）前的内金水河形成了“背山面水”的格局，又命名为“万岁山”。这座人工堆砌的小山，异峰突起于北京小平原上，成为北京城中“君临天下，皇权至上”极为鲜明的标志。与此同时，又将原位于旧鼓楼大街上的钟、鼓二楼，移到“万岁山”的北面，作为整个中轴线的终结。钟、鼓二楼原是京城的报时中心，自然也是全国的“标准时间”，从而也就更加突出了“大明江山一统天下”的政治涵义。 明北京城为清朝所承袭。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政府曾将贯通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确定为天文、地理意义上的“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线。这实际上是在天文和地理意义上，重申古代中国以本土作为世界中心的理念。它比1884年国际会议确定通过的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要早175年。 至于有关北京城中轴线存在有偏离子午线的现象，实际是指南针本身就存在的磁偏角。对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也早已有所察觉。宋初，供职于司天监的天文学家杨惟德就曾在进献皇帝的《茔原总录》一书中说道：“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 总之，我们中华先祖的天文崇拜、象天设都，即在宇宙，“天”为至尊；在人世，“君”为至尊，乃是形成“天子居中、层层拱卫”理念的本源。作为中国文化观念的原型，它制约并影响着政治和哲学的观念，塑造着“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文化特色，并仿照北极独尊的格局，模拟以北极为中心的“天国”秩序。“王者如居天下之中”——“地中”，建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体制。而“君临天下，面南为尊”，则是我们位居北半球这一地理位置的先祖崇拜北极的产物，原本是宫殿前面圣的御道，经过数千年的演绎，最终成为贯通都城南北、统领全城的中轴线。 （作者：朱祖希，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带研究院）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历史遗存及文脉梳理”（项目编号：17ZDA3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