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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研究日益显现出叙事转向研究的趋势，强调对边缘、区域等以往被忽略历史面相的呈现。在学者看来，这一转向很好地补充了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但过于注重下层、边缘、性别、局域的研究和日常生活及微观叙事，可能会导致历史客观性消解和宏大叙事沉默的隐忧。围绕叙事转向与历史研究的话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强调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历史写作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赖国栋称，叙事转向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1979年，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发表的《叙事的复兴：反思一种新的传统史学》一文，分析了二战以来的史学发展，认为欧洲已经出现了叙事的复兴。按照斯通的看法，叙事是指按时间顺序组织材料，同时将内容放在一种单一又连贯的故事上，尽管其中包含一些次要情节。 “叙事转向的史学理论强调透过历史文本分析历史学家在历史叙事过程中个性化的体验和情感，促使历史学家不再刻意回避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得史学的形态本身发生了变化。”吉林大学文学院史学理论教研室主任刘雄伟认为，在立场上，叙事转向的历史研究把传统史学的政治史主题看作是与个体体验无关的“宏大叙事”而加以拒斥，强调以普通人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历史写作。在方法上，叙事转向的历史研究更加注重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跨学科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拓展了历史认识的幅度。在视角上，叙事转向的历史研究倡导一种“他者逻辑”，而非“主体逻辑”，即设身处地地为他者着想，从叙事对象的特定情境出发，把情感、体验和意志的因素纳入到历史的思考之中，使得历史研究更加鲜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全有表示，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史学在关注对象的选择上出现了巨变。之前多为有关帝王将相的传统内容，即精英史学，以政治、军事、经济为主体，之后则渐次衍生叠加了文化和社会。史学研究的内容应该有更多的“其他”，而所谓的“其他”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也是最能勾起人们无限兴味的。史学叙事的向上和向下，会直接导致立场、方法和视角出现侧重点的差异，甚而相反。向上更强调宏大叙事，向下则侧重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继承传统史学的研究主题 赖国栋提出，叙事转向确实存在一些“危险”，比如大屠杀研究，这同时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历史学家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传达受害者的苦难？正因如此，一些历史学家将叙事转向后的历史学称为“碎片化的历史学”。 “叙事转向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应当说是双向的。”刘雄伟称，就积极意义来说，它很好地补充了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如性别、环境和疾病等；就消极意义来说，叙事转向造成一种误导，似乎传统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都已经过时了。 刘雄伟表示，政治生活始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一点上，传统的政治史学抓住了历史最关键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传统史学很好地肩负起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有责任、有担当的历史学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史学就印证了这一点。叙事转向的历史研究固然要关注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但如果完全以这些边缘性的领域为主题，甚至将其当作唯一的主题，就必然会消解几千年来历史学一直承担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最终使得历史学本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萎缩。在我们这样一个“祛魅”的时代，历史学如果还想真正发扬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必须要继承传统史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旨趣。这应当说是当代历史学家努力的方向。 苏全有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的进步是以领域的变化推动的，表征是新辟领域，如文化史、社会史、商会史等。历史学叙事的向下也衍生出一些问题，如研究趋于精细化，追求冷僻，猎奇猎艳等现象叠现，历史学的边际效益很差等。 自觉规避碎片化趋向 刘雄伟表示，叙事转向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同传统史学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断裂，而应当是一种继承和延续。叙事转向使得历史研究更加注重历史细节，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应该看到，如果离开对历史宏观结构的考量而一味沉迷于历史细节，就是对历史的遮蔽。今天的历史研究应该自觉规避因专业化而带来的碎片化趋向，重新唤起一种整体视野和整体眼光。在这方面，传统史学的许多成果都有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范式，值得历史学家开发。 赖国栋认为，对事件的理解，必须依赖于它所处的结构、社会环境、权力框架，而结构、社会环境由个体、事件塑造或彼此塑造。因此，宏观结构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下对历史所涉及情境的抽象，它既是个体行动的框架，又是个体有可能且需要突破的地方。叙事转向同样应该立足于深刻把握结构史的成果。 苏全有提出，目前学术界擅长微观研究、点式研究，缺乏宏观审视是最大的缺失。大视野、大眼光是治史者孜孜以求、积极倡导的，小处着手是以大处着眼为前提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研究领域过于狭隘，极大地制约了治史者的视野，使得科际整合显得尤为迫切。具体来说，新的叙事转向应努力与传统叙事相结合，不仅仅是并存的问题，而且应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构建出完整的史学研究体系。 记者 张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