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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民国范儿”在当下的门庭若市，先前长期在中国近代史体系中占据主力位置的“晚清七十年”，如今多少显得有些落寞。但凡翻阅一下那些素负盛名的学术期刊，便可发现，近十余年来，晚清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始终在一个较低的比例上徘徊，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更是寥若晨星。特别是当年那些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的重大论题，当下愈形寂寥。众所周知，传统上对这些重大论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政治史为取向，所以这种寂寥自然也标志着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衰颓。 晚清史乃至中国近代史领域，虽然在研究内容和取向上呈日趋多元化发展态势，但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重大论题，仍然是构成现行历史认知体系的主干。事实也一再证明，围绕此类研究发生的许多争论，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学术影响、社会影响乃至政治影响。同时也毋庸置疑的是，对传统重大论题的继续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推陈出新的难度极大。 第一，这些重大论题都有着十分厚重的学术积累，不夸张地说，哪怕是就某一论题做个比较完善的成果索引，都需要花费后来者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第二，关于这些论题的资料也大都非常繁复，处理起来十分棘手，更何况，进入新世纪以后，这方面的繁难程度又大大加深了。 新世纪以来，处理资料的工作难度之所以大大加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恰恰在晚清史研究整体走低的这个时期，晚清史资料建设却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这个大发展的起点，乃是国家于新世纪之初启动了清史纂修工程。这项堪称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文化工程，将文献整理作为重大任务之一，支持了多项清代历史资料的清查、整理和出版工作。 无论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国家级文献机构，还是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都借助清史工程的东风，纷纷推出珍藏的清史资料。据初步估算，在这些资料中，如果略微宽泛一点，把1800年以后都划入晚清范围，则该部分资料至少占六成以上；而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的资料，又占据了非常可观的比重。因此，就资料建设而言，过去十多年堪称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 本来，对重大论题开展继续研究是有着良好潜力的。原因很简单，厚重的学术积累可以保证再出发的高度和深度，资料建设的良好走势又是细化、深化研究内容的得力保障。可现实情况却是，这些研究一方面对学界特别是年青学人越来越少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近年来又少见富有新意的成果面世。 造成这般反差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的关键之一，应该是寻找可持续研究方向上面临的困难。一般地，对晚清史领域的许多重大论题来说，那种试图“填补空白”式的做法已经没有多大市场（即使有，很有可能也是一块无足轻重的空地）。而那些力求在已开垦领域继续耕耘的尝试，又往往会眩晕于数量庞大的既有研究和相关资料。 近年来面世的晚清史成果，特别是很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很大程度上便因生硬运用“竭泽而渔”的做法而造成了明显的消化不良。其主要表现是：在学术回顾时，对大量先行研究的介绍往往流于综述式罗列；在运用资料时，要么企图抓住稀见资料作为救命稻草，要么是甘做堆砌资料的搬运工。在这种基础上的研究要想有所新意，实属缘木求鱼。 那么，要对重大论题的研究进行拓展，究竟还有没有出路呢？在笔者看来，“深翻”大概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所谓“深翻”，简单说来就是要做到两个“深入”：第一，需要在充分认识以往研究整体走势的前提下，深入检视那些主导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以便找出进一步前进的可靠方向；第二，需要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赖以立论的资料基础，找出其资料上的局限与运用上的缺陷，继而再重审旧资料、挖掘相关新资料，通过对新旧资料的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对相关史事的准确解读。 可以预见，这种“深翻”方式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在通常的学术史回顾中，要想全面介绍数量庞大、观点纷纭的既有研究，判定其优劣得失，是件极耗精力的工作，而通过“深翻”来抓住那些主导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较快地发现以往研究具有共通性的认识局限与误区，从而避开某些死循环或伪问题的陷阱。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深翻”方式立足于对以往研究的资料基础的深入反思，在资料处理上能够较以往有着更明确的原则与方向，这就使得在面对即便是海量的资料时，也不至于陷入要么茫然失措、要么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而不能自拔的窘境。 常言道，知易行难。或许有人会提出，关于“深翻”的说法，会不会只是看上去很美呢？对此，笔者尝试结合自己近年来从事盛宣怀研究的体会，进行一些较为具体的阐述。 盛宣怀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已无需赘言，盛宣怀研究自然早就成为一个较为重大的论题。有关盛宣怀研究的基本状况，大致可以按时间段分为两部分。就20世纪的研究状况而言，易惠莉等人主编的《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一书，是一个较好的了解指南。 从中可以看出，以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费维恺的研究为发端，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延绵不绝，总共出版4部著作，发表论文100篇左右。该书收录了代表性论文21篇，大体覆盖了20世纪盛宣怀研究的各个具体领域，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研究的水平。不过，这里应该指出，如果要全面把握20世纪学界对盛宣怀的认识，还不能局限于这些成果。 要知道，大量涉及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都会经常提到盛宣怀，而这些研究的总量又十分庞大。因此，要想全面罗列盛宣怀研究的情况，肯定十分繁难。 进入21世纪以后，海外学界的盛宣怀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态，相关成果主要出现在大陆学界。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从2001年至今，发表相关期刊论文共达380余篇，另有3篇博士学位论文、27篇硕士学位论文。不过，其中属于CSSCI期刊的论文仅有30余篇，史学类期刊上仅有13篇。在著作方面，此时期出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通俗读物，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仅有夏东元编著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一书。 又因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21世纪也陷于衰落状态，所以，如果要做21世纪盛宣怀研究综述，大概比做20世纪的综述要简单一些。 毫无疑问，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巨擘相比，盛宣怀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看是大为逊色的。不过，这种情况决不是研究资料的缺乏造成的。就资料而言，与盛宣怀相关的资料之多，晚清史人物很少有能与之匹敌的。 1919年，盛宣怀之子盛同颐等人编刻了100卷《愚斋存稿》，这是一部体量堪比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的大部头文献，后来亦与该两书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不过，《愚斋存稿》所收资料的起始时间迟至1896年，这对研究盛宣怀的早期生涯显然是个巨大的阻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宣怀研究资料出现了一个整理出版的高潮。在大陆地区，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上海图书馆于70年代整理馆藏盛宣怀档案的部分成果，即陈旭麓、顾廷龙、汪熙共同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系列的第一批，包括《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汉冶萍公司》（一、二），共4辑6册。 香港中文大学于80年代收购了一批盛宣怀书牍文献后，特邀请王尔敏主持整理，先后出版相应成果共6种18册，包括《近代名人手札真迹》（共9册）、《近代名人手札精选》、《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下）、《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季议订中外商约交涉》（上、下）、《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中、下）。据粗略估算，这些资料总量大约在350万字以上，包含了盛宣怀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许多活动内容，且少有与《愚斋存稿》重合者。 进入21世纪，盛宣怀资料的整理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一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自2000年起，陆续出版了《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系列的余下部分，即《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运动》《汉冶萍公司》（三）、《轮船招商局》，共6册。 其二，也是更为宏大的成果，是上海图书馆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全面整理馆藏盛宣怀未刊档案的工作，终于宣告完成。除了全部17万多件原始档案于2008年实现馆内电子阅览外，从中精选出的100册《盛宣怀档案选编》亦在清史工程的支持下，于2015年出版。至此，有关盛宣怀的研究资料面世总量已超过1亿字，堪称晚清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私人档案。 按照通常的想法，既然关于盛宣怀的资料如此丰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面世资料的很大部分都尚未被充分利用过，那么推进盛宣怀研究，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但事实是，仔细审视一下新世纪以来盛宣怀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要全面超越20世纪的研究水平，似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其一，就研究主题而言，新世纪成果所关注的实业活动、教育文化、社会救济等内容，皆非早先研究中的空白领域；其二，就研究框架而言，新世纪研究仍以现代化模式为主导，而这一思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成型了。总的说来，新世纪以来固然有些成果在论述内容上较先前更为丰富、细致，但在整体的研究视角、认知方式和逻辑上，很少出现具有突破性和超越性的思路。 话说回来，20世纪的研究又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如前所述，盛宣怀在当时学界受到的关注还是相当广泛的，相关成果也较为可观。但是，这种可观状况同样是经不起“深翻”的。除去那些对盛宣怀泛泛而谈的研究，真正表现出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并成为其后许多具体研究的出发点的标志性成果，严格说来仅有两种。 其一是费维恺于1958年推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该书主要依靠《愚斋存稿》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的已刊文集，对盛宣怀的近代工业化活动首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二是夏东元于1988年出版的《盛宣怀传》，该书大量运用了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结合已问世资料，对盛宣怀几乎一生的主要活动首次做出了全面勾勒。另外，夏东元在2004年推出的《盛宣怀年谱资料长编》一书，虽然多处以按语形式，表达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继续思考，但这些思考基本属于对《盛宣怀传》中观点的发挥，并未生发出新的问题意识。 这两部著作的典范意义在于，其内容和框架都深深影响了后续研究。费维恺的研究尽管由于资料的限制，只能集中探讨盛宣怀的重要实业活动，但通过对官督商办体制、西方冲击作用的分析，开创了运用“传统一现代”框架研究盛宣怀的先河。夏东元则紧跟改革开放后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潮流，在《盛宣怀传》中率先采用带有现代化意味的思路，对盛宣怀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给出了积极评价。 由于夏东元较早参与整理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对资料的掌握远超他人，故而其研究几乎覆盖了盛宣怀平生活动的方方面面。不夸张地说，其后学界从事盛宣怀研究的各类主题，或多或少都能从夏东元的这部著作中找到先行线索。由此，在现代化范式的笼罩之下，对盛宣怀平生的各项事功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论述，也就成为盛宣怀研究中广为沿袭的基调。 不过，恰恰也是这两种代表性著作，鲜明地展示了上述这种基调步入死胡同的前景。这是因为，尽管同样以现代化范式为依归，费维恺和夏东元针对盛宣怀事功所做出的评价却是南辕北辙。在费维恺看来，虽然盛宣怀“能够对接受西方工商业技术的有用之处起到很有利的作用”，但是家庭、绅士、官僚等几重角色“把他束缚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又“造成了他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家的弱点”，最终使他的实业活动并未成为“中国经济改造的基础”。 夏东元则认为，尽管“盛宣怀有着将封建的‘官’与资本主义的‘商'昆在一起的局限性”，但“他的经济主张和所办近代工商业却是符合历史要求的，规定他在经济上基本上是一个成功者”。正如柯文（Paul A. Cohen）批评的那样，这种以“传统”与“现代”两分法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一大问题就是“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因此，如果后续研究只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打转，或是企图折中其间，其研究价值也就注定堪忧了。 在“深翻”出以往权威研究的认知方式及其局限之后，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克服以往局限的基础上推进盛宣怀研究呢？对于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回应之一，便是启动“深翻”工作的另一个部分，即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赖以立论的资料基础及其运用方式。无须赘述，“论从史出”“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是史学传统中奉行不二的法门。 由此而言，任何史学研究都必须经得起对其资料基础的严格审查。不幸的是，在盛宣怀研究这一领域，这种审查工作长期以来都被忽视了。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这种审查工作，又为我们从研究实践的角度来把握、克服以往局限提供了极好的帮助。 如盛宣怀如何走向洋务之路的问题。众所周知，盛宣怀步入洋务之路的起点是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那他又因何能够参与筹办？在费维恺看来，这是盛宣怀成为李鸿章幕僚后，借助中国传统的庇护关系而形成的结果。夏东元则在承认这种庇护关系的同时，又强调盛宣怀之所以能够入局，更得益于“因职务之便往来于津沪等地”，“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如新技术、新思想等”。显然，费维恺主要从传统因素的一面来理解这一问题，夏东元则更愿意指明其中具有现代因素的成分。 至此，似乎陷入了一个难局。其一，两人在观点上的分歧似乎很难调和。其二，两人的解释看起来也都存在着难以追踪之处，例如，李鸿章的幕僚众多，何以盛宣怀会独自受到入局的眷顾？至于有机会往来津沪两地、接受新鲜事物的幕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仅止于盛宣怀一人。不过，由于这些问题都属于从常理出发的质疑，并无足够详细的资料加以探究，因此，不能成为下一步研究的可靠进路。 一旦把目光转到两者的资料基础，真正可靠的进路也就豁然开朗了。 他们的主要论述依据，其实来自于同一份资料，即盛宣怀之子盛同颐等人纂成的、表述盛宣怀生平事功的《行述》。的确，由于能够反映盛宣怀早期活动情况的资料，在很长时间内都极其稀少，所以这份《行述》自然成为研究者不得不倚重的资料。而必须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无论是费维恺，还是夏东元，又都只是从中提取部分信息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并未对《行述》中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陈述进行全面考察。 按《行述》所述，盛宣怀从入幕到入局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从军、办赈两个环节，其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是否也有关联呢？由于资料的限制和认知方式的偏好，费维恺和夏东元皆对这两个环节一笔带过。而在新世纪面世的新版《李鸿章全集》之中，恰好提供了许多关于这两个环节活动的线索。 结合新旧资料，可以看出，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过程，远非费、夏当年书中所说的那样平坦。简单说来，盛宣怀入幕之初希冀的是从军晋身之路，却在李鸿章于1870年转任直隶总督时被朝廷下令离开李鸿章幕府，由于次年直隶大水的爆发，盛宣怀凭借助赈活动得以再度为李鸿章效力，并因此与近代航运业多有接触；同时这场大水又引发了清廷关于轮船招商的争论，李鸿章这才着意创办轮船招商局，而盛宣怀也由此得到入局机会。 纵观这一入幕、从军受阻、办赈、 入局的连续转换过程，盛宣怀的命运经历了复杂的变换，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之间也发生了复杂互动，传统与近代因素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多有交织融合之处。并且，通过资料的“深翻”而得到重新揭示的、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过程，对于理解洋务建设如何演变为一项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及近代工业化如何在中国落实的过程，显然不无启发意义。 关于盛宣怀研究中可以“深翻”的其他例子，笔者另有一些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此不赘述。在笔者看来，此种“深翻”方式的应用领域，应该绝不会仅止于盛宣怀研究。可以说，这种将发掘理论局限和资料局限结合起来进行反思的路径，特别有助于传统重大论题研究的推进。 其实，这种方式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如茅海建前些年关于戊戌变法的再研究，与本文介绍的思路就有不少相通之处。而在晚清史范围内，无论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重大事件，还是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要人物，都是有着足够厚度和深度学术积累的重大论题，也完全都具备进行“深翻”式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笔者相信，只有随着这些重大论题研究真正得到推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晚清政治史乃至晚清史研究的下行颓势。以上仅是笔者从事晚清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点浅见，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