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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知道白先勇，因为他的小说和“青春版昆剧——牡丹亭”，但白崇禧却已少有人知，不仅在大陆，甚至在台湾。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大陆国民政府时期，白崇禧可称得上是个“文治武功，极尽辉煌”的人物。 白崇禧其人其事 白崇禧头角崭露，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广西群雄并起的“自治军时代”，为结束战乱，同时与广东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作呼应，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派青年军人共组了“定桂讨贼联军”，发起了平定广西的战事，并最终成为了广西的新主人。在这场战事中，作为“联军”参谋长的白崇禧即在精于谋略、捕捉战机、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上，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才智，也因此赢得“小诸葛”之美誉。 白崇禧成为国中闻人，是在投身国民革命后。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而担任总参谋长的便是时年方30岁出头的白崇禧。北伐战争给了白崇禧施展其军事才干的更大舞台，白也自此从广西一隅走向了全国。在北伐进程中，白不仅以前方总参谋长一职运筹帷幄，参与戎机，而且还在扫清东南各役时，亲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领兵出阵，一路所向披靡。而最让白崇禧扬名的一仗是龙潭战役，是役消灭了孙传芳部主力，在战役结束后的庆功宴上，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特书一联赠白：“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龙潭一役后，沪、宁一带得到稳定，李、白两位广西将领也因此在政坛军界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一度握掌了临时中枢的权力。尽管此权力不久后因蒋的复出而被收回，但在重启的“二次北伐”中，李、白及其桂军仍为基本阵容的“四驾马车”之一。而北上参战的第四集团军一部即由白崇禧亲率，领兵直逼京、津，追敌至滦河，收拾直鲁军残部，完成北伐最后一战，所谓“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成为“完成北伐第一人”。此语虽为自诩，但所言不虚，从北伐誓师到宣告完成，白崇禧所率的广西军队，几乎是重要战役无役不与，以战功论，能与白媲美者无几。 蒋、桂何以反目，原因很多，其中的部分也可能是蒋、白之间的“瑜亮情结”。蒋十分器重白的胆识和谋略，但又深虑白的广西派背景，唯恐不能为己所用，故蒋、白之间既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也有誓不两立的争斗，他们之间的恩怨离合与国民党大陆政权相始终，纠结了整整20多年。不过，在蒋介石执掌大陆政权时期，其军政生涯中碰到的对手和政敌可谓数不胜数，除了共产党之外，曾令他寝食不安的是那些跟他一样靠革命起家的各路“英雄”，李、白桂系是其中之一。不过，那些曾让蒋头疼不已的“武装同志”中，像冯玉祥、阎锡山那样从民初起就纵横捭阖于民国政、军两界的人物都先后败在了蒋手下，就是这死硬派广西“吞不下、嚼不动”，其中原由，用桂系中人的话来说，概因“各省都有机可乘，威吓利诱，挑拨离间，都有不同的功效”，而广西却因李、白两位老总的“精诚合作，领导有方”，不仅挫败了蒋介石的离间阴谋，还有效地凝聚了桂省上下的人心和斗志，最后李宗仁还能取代蒋介石，登上国民政府代理总统的高位，这在民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不过，桂系李、白能与蒋争锋到最后，并在国人心目中享有不坠之影响力，既得力于两位的精诚合作，也得力于两位广西将领高出于同跟他们一样为地方实力派领袖人物的眼界、胸襟和见识。李、白是武人，同样也是文人，他们不仅能带兵，也能治政。即便在与南京中央抗争中落败，被迫据守广西一隅的那几年中，李、白也未淡出人们之视线，他们励精图治的地方建设，竟也为广西博得了“中国之模范省”的佳誉。 不过，白崇禧之出名，也并非尽为佳誉。其实从其出名起，对其的评价就是毁誉不一。誉者称白“足智多谋”“才气过人”，毁者则谓白“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仅从白崇禧的两个著名外号“小诸葛”“白狐狸”来看，即可知时人对白的褒贬。客观地说，以上大相径庭的口碑都有一定根据，但是毁、是誉却在于评价者各自的好恶和立场。比如，在蒋桂开战时，白崇禧在蒋介石眼中，自然就是必欲彻底铲除的“桂逆”。而在入侵中国的日本人眼中，白崇禧之名更是具有巨大威慑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电召白崇禧入京共决抗日大计，在白飞抵南京之次日，日本报纸惊呼：“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对白崇禧的种种褒贬，其实也证明了白崇禧这个角色在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有的史料和研究已可证明，自汉、浔对立发生后，在苏俄的“抑蒋”政策下，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联手，取得了“迁都之争”的胜利，蒋介石也因此更下定了抵定东南后，即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资源，与武汉分庭抗礼的决心。不过，其时的蒋介石虽为北伐军总司令，但切实能控制的军队仅第一军中的部分军队而已，而汉方却拥有除蒋以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武装。为改变力量对比，蒋迫切需要在国民革命军内部找到能与自己采取一致行动的同盟力量，而李、白在这一点上，与蒋目标一致。 关于白先勇《父亲与民国》 就如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总是根据需要打在少数人身上，其他人则连同背景一起被隐在了暗处。历史记载也如此，由于白崇禧的历史角色和地位，这些曾参与创造民国历史的人，成了失语之人，这样的历史画面无疑是不完整的。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民国的这一页正在被悄悄翻过，能知其名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毫不足怪了。尽管民国离我们很近，但后人对这段历史真相的了解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对此间人物的研究，不是被拔高，就是被贬低，或者就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近些年中，这样的情况有所改观，无论是对史实的叙述还是人物的评价，两岸都更趋于客观，以往历史书写中因“失语”“失声”而被忽略和遗忘的部分，也渐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然而，历史毕竟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了，对能反映上世纪那段历史的真实史料如再不作抢救，很多史实就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或尘封。正是这样，白崇禧先生之子——白先勇先生之《父亲与民国》（大陆版本为《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同时在两岸三地的发行，带给人们的正是这样的欣喜。 白先勇先生以撰写小说而蜚声文坛，读过他小说的人，都被其小说中所特有的那种“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所打动。 这部书以“身影集”见长，实际上就是以图证史，“照片会说话”为其主要特色。以图证史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至今仍是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法之一，近代以来照相技术的传入和广泛应用，原来可作史证的图片渐为现今能将历史瞬间定格的照片所取代。也得益于近代报刊新闻事业的发达，使今天的人们仍然能看到已逝去先人的面容和过往历史的画面。书中为读者展呈的这些照片部分为先生家人或亲友所珍藏，部分为白先勇历数年搜集而得，经白先勇先生悉心汇集和整理后，辅以对其父亲一生之主要经历和志业、建树作出勾勒式介绍和叙述的简洁文字，在为读者讲述白崇禧戎马生涯的同时，也通过一帧帧的照片，为今天两岸三地的读者展呈了一幅离去并不久远，但已在不少人眼中显得陌生的民国历史画卷。于是，通过白先勇这部书，读者不仅对白崇禧这位民国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有了初步的了解，对白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和活动的大舞台，也会油然而生出很多新的认知。 当然，白先勇先生的这部《父亲与民国》，吸引我的还不光是那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还是他书中的文字。说到文字，白先勇先生当为驾驭高手。不过，史述不是文学作品，任何不实或过分的描述，都会极大降低书稿本身的价值。再者，该著的主角又是作者的父亲，儒家文化中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避讳”，要将白著作为历史作品，而不仅仅是一般回忆、纪念性文字来阅读，是要经得起史实检验和史家考证的。此外，民国历史纷繁复杂，尤其是活跃在政坛军界的著名人物，更是功过渗合，斑瑜互见。因此，在为这些人物作传时，人们颇为注意传主与作者的关系，若多溢美之辞，难免为人诟病，其价值也会大大降低，这其实也是一般人纪念先人时多用回忆文章少用“传”的原因。那么，白先勇先生在选择用文字纪念父亲时，为什么选择用作“传”或类似作“传”的方式，而不是采用他更为熟悉的文学手段来表现呢？我想，也许白先勇先生觉得他父亲的一生与民国的历史已完全融为了一体，用史家的笔法来写父亲，更符合其父的形象，也更有意义。而且，他写父亲，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先人，更是想通过对父亲一生的回顾，为世人还原和呈现一段真史，在纪念其父亲的同时，也让人们记住他父亲伴随一生的那个充满忧患和动乱，有变革、有探索，风云激荡、新旧交替，成功与失败同在的民国时代。不过，既然采取了“传”的写法，就要遵守“传”的规范，人们也会用“传”的要求和尺度去对其作品做衡量。那么，在白先勇先生已经为读者奉献的这部《父亲与民国》著述中，白先生笔下的白崇禧是怎样的一个形象，能否经得起史实印证和史家检验呢？对此，随着读过此书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会有中肯的评价，我作为读者之一，认为该著以下优长是极为明显的： 一、叙述客观公允，无虚饰之嫌。该书文字简介中所说：“全书以白崇禧戎马生涯为主线，涵盖北伐、蒋桂战争、建设广西、抗日、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后赴台宣慰，记录从1927年至1949年白崇禧前半生的军政活动”。于是我们看到，在白先勇笔下，白崇禧跌宕起伏的一生被浓缩成简练、平实的文字，基本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作为儿子，父亲在他眼中无疑是高大的，倘作历史评价的话，自是功大过小，但在他的这本《父亲与民国》中，作者并没有刻意为亲者隐，为尊者讳，而是力避感情色彩，据实道来，如书中对蒋、白离合关系的叙述，白崇禧一贯反共的意念和表现等，都有客观反映，并不为自身好恶所蔽。尤其是书中对其父亲在大厦将倾，个人出处也面临十字街头时，为“向历史有个交代”而选择赴台的心态记述，以及“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的心理解读，因为是儿子所写，最具真实感，也很有说服力。 二、作者具有大历史的眼光，从中能读出作传人对“历史”的思考和理解。如著中在对北伐统一后，国民党内部纷争四起，广西与中央多年对峙原因的探讨，战后国、共内战再起，国民党丢失东北，最终导致全盘皆输结局的检视等，虽然所述并非就为至理，也有一些可作商榷之处，但作者在记述史实时，还是一本真实客观的原则，力求做到论从史出，虽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有些许偏颇，毕竟欣赏往往是作传的前提，何况是对父亲，但作为一家之言，在引发读者展开多向思维和领悟历史上，自有独到的效用。此外，在对三十年代广西建设作叙述时，白先勇先生在客观介绍其举措的同时，还致力于认识其模式意义，从中开掘该模式实际所具的历史借鉴意义，并注意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不同认知和评价。这种开阔的视野和比较式的研究手段，进入了历史研究的专业领域，这也是该著较之一般传记更有价值的地方。 三、人常说，人物传记要写出个性和心态很难，而这正是儿子为父亲作传所具有的长项。现在很多人物传记，传主多概念化人物，千人一面，缺少能传神表现传主个性和心态的细节。而儿子给父亲作传，由于零距离的观察，倒是能很好地减少这样的弊端。在白先勇先生的这部上、下集《父亲与民国》身影集中，作者不仅用笔和那些“能说话”的照片，为读者展示了白崇禧将军戎马生涯各个阶段志业、建树，而且还从一个儿子的视角出发，将细腻的笔触深入至父亲的内心，通过白将军与家人、亲友在一起时的珍贵照片，在为读者图文并茂地一一展呈白崇禧将军晚年在台生活点滴的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呈现了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白崇禧将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有血有肉，但却是鲜为人知的一面。现在人们常听人讲起“民国范儿”，那么什么是民国时期的“军人范儿”呢？也许白崇禧将军迟暮之年儒雅中透着坚毅、落寞而不减自尊的老军人形象，堪称民国军人的标准样本。 我们知道，白先勇现在完成的这部上、下集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还没有完全了却他为父亲写传的心愿，他还在继续为其父亲写传的工作。白先勇先生文学造诣深厚，但文学家注重辞藻和形象，史家则注重史料的真实及表述的准确，民国历史极为纷繁复杂，要为“历史中人”的父亲作传，在对时代、背景、人物、事件的审视、把握和评价上，可能还须更加周延、全面、中性和客观，白先勇自己也说：“我不是学历史的，所以对于父亲的历史，对于民国史，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自己也在重新学习，这段历史很复杂，历史事非常难评断。刚刚发生的事情还是太近了，还没有更长远、更客观、更宏观的评价”。有见及此，殊为睿智，也十分难得。我们作为一名民国史的专门研究者，渴望得到来自不同渠道的有价值的史料和信息资源，也热切地希望更多地读到来自不同方面，也即多视角、多维度、真实可靠的的历史书写。为此，我们对白先勇先生未来的大作，更抱有深深的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