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史学科教授 一 在孙中山开展反清的共和革命运动的时期，即从1894年左右开始到1925年他走完59岁的生命旅途，这一时期韩国在列强的侵略下挣扎在亡国的危机中，最终沦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到十九世纪末，在传统的朝贡关系框架中一直对韩国施加强大影响力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和从农民中爆发出来的内部改革要求，同韩国一样，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亡国的危机，陷入了改革和革命的旋涡中。换言之，孙中山活动的时期，即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中国和韩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都面临亡国危机，处于同病相怜的境地。而韩国人对于中国革命或者其领导人孙中山的关心，从一开始也就与众不同。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一〇年代及二十年代，韩国人对孙中山极为感兴趣，这可以从当时孙中山与韩国人频繁的交流以及韩国人对其思想和活动进行的大量论述与评价中得到确证。例如，当时在韩国的报刊杂志中关于孙中山的报导和评论文章不仅多，而且这些报导和评论文章的视角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献资料，充分展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立场。当然，这种立场与中国人的立场有一定区别，而笔者认为正因为如此，韩国人的视角与中国人的视角相比，具备了相对更为客观的立场。 例如，中国学者研究孙中山时，总是强调其肯定性的一面或成功的一面。这是因为他们出于对自己的历史和英雄先辈的情感和尊敬，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对于直接出现的否定性的或失败的一面视而不见，从而导致了他们总强调成功的一面的情况。当然，这种主观的视角不是只有中国学者们才有。将韩国史作为自己的历史来研究的韩国学者们，也一样常常陷入主观的立场中。其中体现主观立场最为典型的，就是与现实或政治联系密切的现代史了。例如在研究作为韩国现代史主要脉络中的重要一环的韩国独立运动时，经常会看到不少韩国学者就像自己参与独立运动似的进行“硏究”，这一现象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中国学者中也同样存在。换言之，笔者认为，在对中国革命或孙中山进行研究时，在尽可能地避免这种主观性和单面性解释方面，韩国人的视角或许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种韩国人的视角，可以称为“周边的视角”。这一周边的视角，正如其名，指的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中国周边观察中国的视角。所谓周边的视角，其周边不是单纯指地理位置上的周边，而是指同样具有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经历、也同样有过试图从这种状态下摆脱出来为实现自主独立而努力的经历，并且不是中国对自己的、而是将中国和韩国都看作第三世界一环的，这样来看中国的、包含了所谓“第三世界的视角”的“周边的视角”。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韩国人的“周边的视角”包含了许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更加有利于理解中国的多种观点。从传统时代开始，韩国就持续接受了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历史的影响，而且中国的这一影响比其他任何周边国家都要强大而深远，因而韩国在理解中国方面有许多有利条件。虽然这种有利条件间或被批判为“事大主义”或者作为事大主义残余的慕华立场，然而对于理解中国本身来说具备有利条件确是事实。比如朝鲜时代的士大夫们能够熟练地运用汉字作为正式记载的手段，并且用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史书为教科书接受了大量的历史教育和文章训练，而这种“对中国的熟悉”对于理解中国和接触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韩国的“周边的视角”也是站在这种优点的基础上的。 二 从周边也就是韩国的角度来看，孙中山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围绕这个问题，在笔者已往的硏究中可以得到确认的是，在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和中国革命（共和革命）被韩国人当作一种必须要学习的教科书式的内容来接受。对于在亡国危机中无法开展革命运动追求独立的诸多韩国志士来说，中国革命的消息无疑是能为他们提供新发展蓝图的福音。武昌起义之后，韩国志士开始大量流亡到中国关内地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起的韩国人社会，其背景也正是基于韩国人对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的希望和期待。 不仅如此，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对于二十世纪初的韩国人可以说是主张独立，即主张反帝和抗日的最重要的窗口。当时韩国的报刊和杂志不仅对革命中国即“南方中国”集中表现出了极大关注，而且通过这些也表达了自己抗日和独立的愿望。无论是1925年1月孙中山去世之前韩国舆论界散布的孙中山死亡说，还是1925年6月孙中山去世之后在韩国国内试图召开的孙中山追悼会，都表明了当时孙中山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友好形象，在韩国人眼中孙中山甚至已成为反帝和抗日的象征。 进一步讲，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革命党人已经被二十世纪初的韩国人视为必须要联合的同伴乃至同志，而这是基于同样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面临亡国危机的韩国与中国同病相怜的境遇。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流亡中国的韩国人认为支持中国革命，甚至参加革命作出牺牲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而韩国志士支持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即辛亥革命，也是出于对革命胜利之后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国能够对韩国伸出援助之手的期待。1921年10月，上海韩国临时政府代表申圭植访问广东护法政府时与孙中山所进行的会谈，也反映出了韩国人对中国革命成功的期待。韩国临时政府为了能够参加美国主导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力图寻求获得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支持。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韩国志士对获得中国支持的期待已经超过了相互连带的水平，接近了依存中国或者说“事大主义”的形态。武昌起义之后在上海“谒见”孙中山的申圭植在孙中山面前高呼万岁的情景，以及1921年访问广州时申圭植一行“奉呈国书”的情景，一方面反映出对中国的过分期待，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依赖中国乃至“事大主义”行动的折射。而围绕这样的事大主义态度展开的争论，也引发了韩国志士之间相互的指责和分裂。 三 然而，韩国人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期待，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难以实现的。这虽然与中国革命兴衰交替本身并没有取得能足够支持韩国的成功有关，但是更关键的是由于，孙中山及中国革命派人士对韩国的理解和认识本身，与韩国人期待的互惠平等存在一定的差距。孙中山和革命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传统的领土观念，如“保我藩邦”等。在这种领土观念的前提下，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很难再成为为中国周边弱小国家代言的福音。以周边的视角来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 孙中山对韩国以及周边弱小国家的这种态度，在其晩年访问日本时进行的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明确体现出来。主张亚洲弱小民族之间大联合的“大亚洲主义”演讲，表面上以民族间的互惠平等为目标，但着眼于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合主张即“中日领导论”这一前提，“大亚洲主义”最终很难被作为追求互惠平等的号召。直到晚年，孙中山都一直在期待能够获得日本的支持，而由于这种期待，他不仅认可了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而且从中国中心主义角度出发，试图维持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地位。从认可中国与日本主导权的立场来看，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从一开始就不会提及日本支配韩国的不当性。尽管如此，当时很多韩国人还是对孙中山在演讲中能够提及韩国问题抱有非常大的期望，而韩国人对孙中山以及中国革命的这种期待最终惨遭破灭，在最后的这一公开演讲中，孙中山不仅对韩国问题只字未提，反而站在了全面认可日本在亚洲领导权的立场上。 孙中山对韩国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对于这一点，一部分近代韩国人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比如近代韩国最著名的舆论家、历史学家、独立运动的核心领导人朴殷植，在流亡中国之后就曾经尖锐地批判过韩国人“事大主义”的立场，对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革命派，也不像其他韩国志士一样一味的期待，而是坚持了“批判性支持”的立场。在“大亚洲主义”演讲完全击碎韩国人的期待之后，称得上近代最著名的中国专门评论家的安在鸿等一部分韩国舆论人士，也曾经尖锐地批判过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大联合，称其从一开始就是无法实现的。 总之，二十世纪初以周边的视角来看待孙中山的韩国人，认为孙中山既是反帝的同志、追求独立的同伴，同时鉴于强调中国享有主导权并希冀将韩国代表的周边小国囊括在其影响力之下的中国中心主义立场，中国也是韩国需要警惕的对象。笔者认为，对孙中山的这种理解和评价，在以克服中国中心主义和“事大主义”为目标的同时，也是对寻求真正意义上以互惠平等为基础的新的中韩关系的一种摸索以及探询道路出发点。 “孙中山研究笔谈”之七，《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06～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