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研究中国历史及相关问题时，不能极端强调“中国人就是汉人，中国就是汉人统治的国家或区域”，这种狭隘的论调人为割裂了中国历史。 “新清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清史研究学派。与传统清史研究不同，“新清史”在研究范式、理论与视角的运用上有不同见解。近年来，“新清史”学者在研究中更加关注汉族以外，尤其从满族的视角，运用“族群理论”“边缘与区域视角”等理论与概念，以及将汉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方法，对“中国”与“清朝”间关系的既有观念提出质疑。该学派有的学者过分强调满汉分别，甚至暗示满族不属于中华民族，并以此夸大“清朝”与“中国”的差别，暗示清朝不属于中国，即“清朝非中国”。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学术界在关注“新清史”研究的同时，保持着一种审慎而严谨的态度。刘小萌、王亚南、杨念群、夏明方、黄凤祥、孙卫国、张永春等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丰富的资料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指出清王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融合，过度强调满族特色却淡化汉文化的作用，均有悖中国历史和满汉关系发展的基本事实。 首先，“新清史”研究过分强调清的满洲特性，实际上混淆了在中国历史中“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实际关系。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传统政治思想认为国家机器的合法性来自“天命”，天子只要兼具“德”和“仁”，能使万民归附，并保障国家秩序合理且合礼地正常运转，这个以天子为首的统治集团就可视为获得了天命正统。因此，清朝皇帝愿意遵从不同民族的传统，以体现对天命的合法继承。在面对满、汉、蒙、藏等不同民族时，为树立符合不同民族传统的合法性，他们往往扮演和担当着可汗、皇帝、转轮圣王、文殊菩萨等多重角色。 其次，回溯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清朝历代皇帝，还是满族上层或普通百姓，都视清朝全部统治区域为“中国”，“中国认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地增强。明代，努尔哈赤所辖建州女真臣属明王朝，他们负有开疆拓土、定期朝贡等职责，明朝称他们为“边夷”，他们也很恭顺“天朝”。满族入关后，历代皇帝皆很重视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域的国家。顺治朝，清朝的政治性文书中已出现用“中国”指称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的用法。康熙中期以后，此种用法更加普遍。特别是在外交场合，“中国”与“西洋”、“中国人”与“西洋人”等词汇常被使用。及至晚清，在与欧美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代表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中华”“大清国”等词汇同时交替使用。可见，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或“中华”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 最后，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以满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实现，不仅有来自满洲民族的鼎力支持，更有来自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可。地处边疆的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从未自外于“中国”。历史视域中，他们虽然与中原王朝之间发生过冲突，但同时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姻、茶马互市、宗教共享、文化交流等互惠互利的联系。清代统治者由于出身于边疆少数民族，所以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更能充分考虑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文化的妥协，发展多样化的地方治理模式。这种“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不仅维持和保证了清王朝政权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强化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掌控中原的王朝统治稳定下来，国人的王朝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就趋于一致，尤其是与外国发生关系时，该王朝就代表“中国”，并自称“中国”和“中国人”。明清时期尤其如此。在研究中国历史及相关问题时，不能极端强调“中国人就是汉人，中国就是汉人统治的国家或区域”，这种狭隘的论调人为割裂了中国历史。无论是清代满族，或是西藏、新疆等区域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中国认同”是在与不同民族特别是汉族复杂的矛盾与合作关系中逐渐发展并得到深化的，是一种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部分“新清史”学者所强调的狭隘的“汉化”问题，也绝非部分“新清史”学者所理解的“汉族本位”的民族主义。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