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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代民间故事学肇始于对民间故事现实意义的发现，或者说，学者们发现了民间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种种意义，才开始专注于民间故事的搜集与研究。学者们将这一最为“俗”的民间文学形式带入学术殿堂，展开了多重视角的学术审视，从四个方面阐释了民间故事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故事学；教育；叙事；功能 “五四”时期，民间故事被发现及受到学术关注，主要在于其释放出来的现实意义十分明显。学者们对民间故事的解读和理解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民间故事学史上，学者们一直谈论着民间故事的生活功能、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并留下了诸多专题性成果。 一、故事和故事学滥觞于教育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讲故事的人》（1936年）一文中说：“民间故事和童话因为曾经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所以直至今日依旧是孩子们的第一位导师。无论何时，民间故事和童话总能给我们提供好的忠告；无论在何种情况，民间故事和童话的忠告都是极有助益的。”[1]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本雅明解释了民间故事教育作用的来源：故事讲述者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 故事讲述者大多是当地德高望重者，他们是一群了解本地掌故传说的人。他们同样见多识广，比当地其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阅历，在传统的生活道路上行进又在延续传统。他们是深深了解时间的人，是当地历史记忆的代表和讲述者，其行为是在积极延续当地的口头传统，其故事和知识来自于对历史和传统的掌握。讲述的魅力在于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通过聆听故事，人们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是对过去的延续，更加理解当下生活的意义和合理性。 一些民间故事的搜寻和记录者发现，老年人之所以热衷于民间故事的讲述，往往是为了下一代的成长，他们通过故事也只有故事对儿孙进行教化。张其卓曾介绍了满族三位老人的故事讲说活动：“李马氏的母亲在孤独困苦中，养育一儿四女长大成人，民间故事是她抚育和教养子女的最有活力的教科书；佟凤乙的祖父、父亲曾想让他念书深造，因家境贫寒，未能如愿，父母的慈爱竟表现在耐心地为女儿讲述故事；李成明的父亲曾就读于八旗官学，带着希望家业中兴的理想，用故事启迪后辈的心灵，开阔后辈的视野。”[2]民间故事能够被记忆并获得讲述，就在于它是意蕴广博又魅力无穷的生活教科书。“说教”是讲述者讲述的基本动机之一。对此，20世纪的故事学家们都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表述的话语存在差异而已。 中国现代故事学的兴起，得益于民族文化运动的感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学术取向是“到民间去”。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歌谣学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歌谣》周刊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思想的崛起。一向被人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歌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闯入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成为我国新兴的歌谣学运动的基地和大本营。与此同时，大量的民间故事也从乡土田野汇集到《歌谣》周刊上，现代民间故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歌谣学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民间故事是全世界共享的一种叙事形态，通过比较，当时学者们惊喜地发现，一些著名故事类型最早的写定文本出自我们中国，诸如“灰姑娘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周作人在《古童话释义》一文里，对唐代段成式《酉阳杂姐·续支诺皋》中的《叶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世界上记录最早的“灰姑娘”（Cinderlla）型故事，指出段成式记录故事注意资料的整体性，其作法是比较科学的。[3]如此，民间故事激发了当时一些学者的民族自豪感，成为他们投入民间故事搜集和研究活动的强大动力之一。 民间故事在当时被关注，首先是因为它在教育方面的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初期《妇女杂志》每期都刊登几则民间故事了。民间故事所蕴含的意义是一目了然的，人们在分享故事快乐的同时，也就领略了故事思想与教化。鲁迅先生最早倡导以民间故事施助教育，1913年2月，他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卷1期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强调童话等民间文学与教育之联系：“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4]他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曾引用了《笑林广记》中的一则笑话：“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民间故事成为伟大思想家的绝妙匕首。民间故事就是如此地能够自我说话，无需任何解释，谁都能享受到对知县无情嘲讽与鞭挞的快感。如此直白而又生动的民间文本，岂能不为文人们所广泛关注和利用？ 最早提倡研究童话的周作人，他的目的就在于童话对儿童的教育效能。在中国民间故事学发生期，“童话”一词之所以取代了“民间故事”，主要原因在于“童话”一词更能表达当时学者关注民间故事文本的动机——为了儿童的成长，而“民间故事”称谓则缺少针对儿童的主体性指向。那时，童话学融入儿童学之中，学者们从儿童性格、心理、情趣等视域展开童话学研究。周作人1944年在《我的杂学》中追溯了童话学诞生的因缘：“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5]胡适在《儿童文学的价值》一文中，倡导尽量多地给儿童提供民间故事，他说：“儿童既喜欢，有兴趣能够看的那些童话、神话、故事等等，不妨尽搜罗来给他们看。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6]1932年，鲁继曾在为陈伯吹的《儿童故事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说：“故事的讲述对于儿童为至高无上的教育。为父母者和为幼稚园及小学教师者，若能将全部教学故事化，则其收效必较现在远超数十百倍了。所以儿童故事的研究实在具有很远大的意义和深切效能。”[7]童话学的建立主要是出于儿童教育的需要，人们在儿童教育中、在“救救孩子”的社会呼声中发现了童话，并探讨如何利用童话。 周作人于1906年至1911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儿童学的影响。回国后，立即投身《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的主编及儿童教育论文的写作工作，《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等经典文章，就是在这样一种儿童教育的时代语境中完成的。在《童话略论》开篇“绪言”指出：“童话与儿童教育的关系，近已少少有人论及，顾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鲜有不误者。”认为童话对儿童的教育作用，表现于三个方面：（1）使各期之儿童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2）用以长养其想象，使即于繁复，感受之力亦见敏疾，为后日问学之基。（3）能了知人事大概，为将来入世之资，……多识名物，亦有裨诵习也。[8]由于童话的教育作用突出，有的学者甚至称格林童话为“教育童话”。[9]1922年，曹芻发表了一篇介绍英国儿童文学家的文章《一个儿童文学家——玛利亚》，玛利亚依据自己的成长经历，体悟到故事之所以伴随儿童长大，在于每个故事都含有教训，但行文却毫不滞腻教训的目的，在纯粹的叙事中完成了教化。[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