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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到的分析 在《当代》一书中，作者以民族分离主义的种种模式为突破口，渐进性引出研究的主体。在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论的主题，即是否能用绝对的民族同质化应对民族分离主义。在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之中，此类尝试并不乏见。然而《当代》一书指出，以绝对的民族同质化应对民族分离主义，并不具备实践理性。刘泓认为，民族分离主义和绝对的民族同质化本质上欧洲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家设想的“国族-国家”观的一体两面。她为此梳理了法德两国早期民族主义流派的主要思想，指出，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形成民族共同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划分观念，一方面民族主义调动了人类心理的认同本能机制，极大程度的整合了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于区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定标准过于自由、笼统，以至于“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差异，也被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拿来塑造族裔认同”（第477页），从而为民族分离主义和绝对的民族同质化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于是，“分离主义者可以以任何差异为由，要求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族-国家”，而同化主义者则可以凭借文化同质的借口，“对具有差异性文化的人民进行同化。”（第479页） 此外，作者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主体界定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刘泓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具有特定主体和实效性的特点。“当今世界的国族-国家，普遍是以某个相对强大的人民为基础，连同一些与之联系紧密的相对弱小的人民共同体建立的”（第481页），正是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各民族的努力之下，经过了不懈斗争，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这是“各族人民生活之渠交汇流淌的结果，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496页），因此，在殖民时代已然成为历史的当今世界，绝对的民族同质化与民族分离主义收到普遍的否定，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刘泓进而提出，当今世界各国根据各自国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保留地制度以及综合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既是各民族共同体内部利益妥协的必然结果，也是以尊重差异为基础的一体化政策。由此，读者可从中窥见民族分离主义与绝对的民族同质化的对立统一以及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政治沟通的间隙。 在《当代》书中，作者颇多具有启发性的论断，其火花不在于类结论导向似的“单向解构”民族分离主义，而是希望读者能从民族主义的作用和民族国家建构历史事实中形成“反思平衡”，具备面对分离势力以及国族一体化进程中具有抉择能力的理性思维。《当代》一书中的诸多案例分析以及诸多独到性的创见，有利于读者体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在政治光谱的每一面，我们都能看到对社会断裂的担忧，以及对于复兴共同体的召唤”[1]。只有建立各族体之间的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机制，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家国格局。 [1]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1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