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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牛女传说抑或牛女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各地政府以及学者的这种为地方代言的行为，因为进入保护名录意味着可观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例如山西和顺从名不见经传的太行小县一跃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化大县，且引进外资数十亿元，凭借的正是牛郎织女这张文化名片。地方学者为家乡出谋划策更是无可厚非。学者们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是从众多申报地中摘取桂冠、进入名录的地方，并不代表即是所谓的“正宗”或“源头”，而未入选的地区，依然有其独特的地方文化价值。陈映婕、张虎生指出这种多地争夺“起源地”或“故里”的行为是在复杂的地方利益竞争中暴露出来的伪问题，是炮制出来的用以满足公众对“起源地”想象与期待的媒体焦点，是地方开发文化产业的文化概念与经营手段，容易给公众造成错觉。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各地申报者，不管有没有进入保护名录，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社会事实”，这些地方的民众都在传承并演述着牛郎织女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已经成为他们七夕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地政府或者学者与其将气力花在隔空争吵上，不如转向挖掘并重构当地以牛郎织女传说为核心的地方文化。 据相关学者研究，在国家启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时，全国两千多个县竟然无一家单位申报保护牛郎织女传说这一项目。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与其它三则传说不同，牛郎织女传说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口头叙事作品，它已转化为一种民众的生活文化。20世纪全国各地民间文学工作者先后采集和发表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140篇，其中采录自山西的有5篇、采录于山东的有15篇。但这些篇目中无一篇涉及山西和顺或者山东沂源。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山西省没有公开刊发过一篇牛郎织女传说，且相关作品也从未被收录在民间文艺资料中。但是随着和顺县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工作的推进，却在当地搜集了20个牛女传说，当然这些传说均未被《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收录。而采录于山东省的15篇牛女传说也无一篇来自于沂源县。2006—2008年山东沂源县为了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而采集和发表的传说则达42篇之多。可见，该传说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很难从民众的生活中独立剥离出来。 当牛女传说在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苏等不同的时空中流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通常经过形式、功能、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接受一方文化的特殊需要。牛郎织女传说成为西安的牛郎织女石像、沂源的织女洞和牛郎庙、南阳的牛郎庄和织女村、郧西的天河、内邱的庙会、太仓的百沸河与织女庙——这些事物存在于现实的生活空间，并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或实或虚的作用。牛郎织女传说已化入当地民众的文化血液中，成为特定地区特定群体共享的精神生存与物质生活的地方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逐渐养成地方民众特有的地方趣味和地方感觉，成为“我之为我”的独特文化。 四、牛女文化的地方情境 “不仅牵牛、织女两星之得名，而且七夕乞巧节和牵牛织女故事的来历，归根结底都与星象纪时制度有关，都源于牵牛、织女这两颗星与时序之间的关系。七夕乞巧节和牵牛织女故事之所以自古迄今都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就是因为它们都源于观象授时这个共同的源头，是由华夏先民源远流长的农桑传统和天文知识所生发出来的两朵并蒂之花。”恰如王明珂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经常有类似的情境，由此特定情境产生之文本也有类似结构。我国农耕经济生态结构催生了各地牛郎织女基本相同的叙事内容，这也是牛女传说被称作民族故事的深层缘由。但作为地方文化资源的牛女传说彰显的却是该传说的差异性与地方独特性，对文本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揭露产生文本的社会情境。如此，各地对牛女传说的研究应该采用如下研究模式：首先将牛女传说视为当地整体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从当地的生态环境、经济生业以及社会结群的地方语境中考察分析当地牛女传说的叙事特点与规律。最后在与其他地区比较的过程中凸显本地地方文化的资源与价值。这种研究范式将牛女传说视为一种符号，或是一种社会表相，探求隐藏在表相背后的社会本相。 所谓社会情境并非文本内的上下文关系，而是产生此文本(以及事件)的社会情境或人类生态情境。山西和顺牛郎织女故事核心区域的南天池村地处太行之巅，封闭落后，与世隔绝，当地民众终日在高山深壑间放牛赶羊，因此和顺的牛女传说缺少完整的叙事内容，搜集到的20个非遗文本也多是对当地高山、河流等地方风物的解释。只有当听者亲临当地，随放牛郎行走于群山之中，方可感受到当地独特且完整系统的叙事内容。此地的牛女传说与大量古地名、景观相契合，与当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形态以及民间信仰相融合。当地民众仰赖牛羊的经济生业是催生当地牛女文化的基础，祈求放牧顺利，牛羊安全是当地牛郎信仰最本质的缘由，因此牛郎在这里不是牵牛耕地的农夫，而是山坡放牧的放牛郎，牛郎庙被修建于村外的高山缓坡间，担负的是山神的神职。 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是笔者的研究对象，本人曾就当地的叙事空间、叙事主体、叙事文本、叙事方式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在这些文章中笔者将牛女传说看做一种符号，探索的目标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下当地民众选择牛女传说作为文本符号，这些文本建构的叙事法则是什么，这些文本传递的表述性与默示性讯息为何，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笔者指出以燕崖乡牛郎官庄村为主要传承地的沂源牛郎织女传说，在长期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传承方式的多样性；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传说与村落空间、家族生活的密切结合。其中当地历史久远的道教信仰、重农勤桑的农耕传统和孙氏家族是了解此地牛郎织女传说必不可少的地方性知识。尤其是生活在此的孙氏家族把这个传说“由公变私”，借助这个传说在当地定居繁衍，不断强化家族成员的家族认同和地域认同感。 五、结语 各地方均敢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是牛女传说的发源地源自于当地独特的社会情境，它被当作枝叶与养料加入牛郎织女传说中，形成不同的牛郎织女地方文化。在地方文化视域中审视牛女传说，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文本表面所陈述、争论之史实是否正确，而应该转向各地牛女文化的传承者(民众)的情感、意图与认同情境。这样才可以避免地方学者的过分文化自恋与文化自足，防止文化资源的滥用与文化归属权的恶性竞争。但在文化重构过程中要遵循文化宽容原则，要符合地方文化生态法则与地方文化历史的内在逻辑。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凭借深厚的地方文化资源对抗日益迫近的文化同质问题。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