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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地方性知识传承的广州乞巧节，经历了宋明以来的辉煌和近代的没落，新时期再度复苏，一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摇摆，在“放手”与“抢救”之间挣扎，主题不明，主体撕裂，传承再临困境。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记忆”乞巧节的文化原型，再次“解释”乞巧节的记号符号意义，完成节日的符号建构过程，即：“拜七娘”之广式成人礼与性别元符号建构；“巧女”类广府明珠与族群文化建构；“天河”名谓、传说与地域符号集群建构，籍此获取都市语境下传统节日习俗保育与活化的进路，进而迈上以符号消费为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之路。 关键词：牛郎织女；广州天河；乞巧；符号建构；创意； 作者简介：储冬爱（1971-），女，湖北人，文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41） 依托于牛郎织女传说，七夕节经历了从农时节日到女儿节的历史演变，相应地，节日内涵也从最初的岁时信仰向民间传说的方向演化，具有崇拜、纪念等丰富内容，正所谓“牛女渡河，民间乞巧”。七夕节在岭南民间一度非常盛行，广州人称为“七姐诞”，或“摆七娘”、“拜七娘”，以展现少女心灵手巧的“摆巧”和祭祀牛女八仙（牛郎加七仙女）的“拜仙”为重头戏，程序之铺张为国内所未有，热闹程度堪与春节媲美。当代广州乞巧节再度复苏之后，却一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摇摆，在“放手”与“抢救”之间挣扎，主题不明，主体撕裂，传承再临困境。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借助符号学的相关理论，重新“记忆”乞巧节的文化原型，再次“解释”乞巧节的记号意义，完成节日的符号建构，以图获取都市语境下传统节日习俗保育与活化的进路，进而迈上以符号消费为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之路。 “广式成人礼”与性别元符号建构 性别（gender），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原是生物学的概念，后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社会建构的性别体系“依赖符号体系和操作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至关重要的是思想控制体系的性别构件，它们根据性别分界对符号意义做出了规定：女人和男人可以制造出怎样的意义。”性别意义往往通过语言、话语、服饰、行为等等的特定风格得到建构。如果以社会符号学的视角考察广东传统乞巧节，相对于“语言”、“服饰”这一类普遍性的符码，“广式成人礼”是更具有地方性与辨识度的性别元符号，而贯穿于未婚少女婚前所有的时期、于每年七夕进行的“拜七娘”乞巧仪式是能指，建构女性社会责任与身份角色认同是所指。 这是对七夕传统的文化学解释，也是对节日重新复原的结果。但是，在传统断裂甚至被刻意“遗忘”的今天，“乞巧”的文化原型如何重塑？其符号体系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又如何重新合理建构？ 一、“广式成人礼”的元符号是什么？又如何去重新发掘其符号意指的文化原型？叶舒宪借鉴荣格原型理论，提出“七夕神话的天桥仪式原型”说，认为“乞桥·乞巧·鹊桥”天神降临型请神仪式为甘肃乞巧仪式活动的原型，而“天桥，既是跨越阻隔在织女与牛郎间的天河之桥，也是跨越天地之间的界限，实现人神沟通的天桥。”从原型的角度看，具有双关意义的天桥神话同样是构成广州七夕仪式活动想象的基础，但具体到广州族群的集体记忆与传承，广式成人礼的原型结构则表现为“拜仙·乞巧·鹊桥”模式，“拜仙”是具有典型广东特色的乞巧活动。 广州旧时乞巧，仪式颇为繁复，分摆巧、迎仙、拜仙、乞巧、睇巧等活动，以“拜仙”为重头戏。但贯穿于始终的是少女婚前重复性的乞巧仪式活动，散发出的是“通过仪礼”的文化意蕴。正如甘肃陇南汉水流域乞巧仪式活动的意义一样，“由于仪式活动的娱乐性和信仰因素，它化解了焦虑，紧张，使得女性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在不自觉与自觉中逐渐完成了自我的塑造与建构。” 不过，广州传统的乞巧活动略有不同，通过摆巧习得女红、展示技艺，同时以贡案为“拜仙”的空间向天神祈福；此外，还通过新嫁妇女的“辞仙礼”——连接成年礼、婚礼的特别仪礼，揭示了“拜仙”的“成人礼”意义。 但并非每个从事乞巧活动的人都理解其中的含义。“不知是否当年祖母将我也当作是女孩来拜过七姐的原因，导致我长大后的性格变得内向、细心、女性化。因为喜欢绣花，从小到大，我都被人嘲笑：只有女的才会绣花，你是一个女的！” 男性村民潘尧珊“总是不明白意义何在”，但他将自己“女性化”的性格与爱好归结于“拜仙”的意外经历，其实隐含了一个指向：乞巧拜仙是所有少女通往成年的必经仪式，正如“家姐不情不愿地被祖母哄骗拜仙”一样，成年仪礼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珠村村民的意识当中，乞巧拜仙这类的民俗文化事象，其仪式、过程作为一种历史承续，是一个固定而明确的符号体系，而村民对于这一体系的能指在代际传承中是最为稳固的部分；相对而言，其所指部分，虽然在历史的流变当中由于村民的口口相传也有所变异，但其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女性身份转变标志的“成人礼”意义却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作为能指的乞巧的仪式过程与作为所指的成人礼构成了固定的符号关系。不管能指与所指这两者自身在结构内涵上发生怎样的变化，其特定对应关系基本上是不变的。 而当下的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对应关系已被撕裂甚至打破。首先是对节日“原型”的遗忘———这是符号所指的一种缺失；其次是能指的变异———仪式过程已经偏离了“摆乞巧”的原本模样。当代广州乞巧节的十年复兴之路可以说风光与危机并存，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政府打造的乞巧文化节，二是民间祠堂呈现的“摆七娘”。前者有意无意模糊节日主题，或迎合都市时尚，打造“乞巧女儿形象创意大赛”之另类选秀；或配合妇联，海选“十大美好家庭”；或泛消费主义，纵容“情人节”的不断发酵。后者名曰代表传统，却与爱情传说渐行渐远，成为中老年妇女的自娱自乐。 “摆巧”与“拜仙”本是前后相连、不可分离的两个环节，前者以贡案的形式呈现，也是为了向牛女祈求“心聪貌美”。是故，乞巧贡案要年年做，才能显示虔诚与恭敬。但当代乞巧节，官方的介入，让“摆巧”在祠堂单列，沦为纯粹的工艺展。“拜仙”沦为白日里的表演秀。 “女儿节”与“情人节”之辩也是历年七夕研讨会上的焦点，组织者似乎有意无意模糊主题，一方面标榜保留最传统的“女儿节”，七夕大典上的“女子成年礼”可为例证，另一方面，在配合妇联海选“十大美好家庭”的活动中，给人“夫妻节”的印象；在媒体、商家、情侣们的合谋下，“情人节”又不断发酵，拿来主义、消费主义的气氛弥漫在官方华丽的宣传和乞巧广场的上空。伴随着这一过程，乞巧节与牛女爱情传说渐行渐远，这是节日内核的蜕变。因此，将乞巧节定位为情人节而非小女儿节，这并非是对传统民俗的活化，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改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