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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元符号建构的现代意义。除了“遗忘”，新的语境下节日符号表意的缺失，也导致意义不在场。“女性成年礼”的符号表述使得节日具有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双重意义，但前提是其符号系统的能指与所指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构成合理的对应关系。 作为女性文化的一个载体，传统乞巧节充分表达着女性话语，“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其中女红与信仰构成广东传统七夕妇女生活的全部内容。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自己的心灵手巧，表达对幸福爱情的渴望，乞巧让女性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乞巧也隐含着女性的信仰，在拜仙中女性进一步强化了对自身命运的关切，拜仙既是信仰的结果，也是娱乐的体现，是冠以信仰之名的“合法性”娱乐。虽然，乞巧所展现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所“内定”的，心灵手巧是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是典型的“男外女内”的人生模式。展示技艺是为寻求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同性的竞争是自我认同的需要：将社会（实际是男性）的意志与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来强化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角色。但乞巧所展示的技艺、智慧与信仰，依然是女性在有限的现实生活空间里求得自身更好发展、追求精神满足而生发出来的。作为女性话语表达的强音，乞巧在强大的男性话语里展示了强大的价值与生命力。 古代中国有着精致主义的悠久传统，女红在其中占有重要比重。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精致率先从女性身上消失，或许是因为心灵手巧不再是衡量女性的唯一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缺失！与此同时，女性的性别身份也日益变得模糊，“竞争的激烈和生活的重压，以及对男女平等观念的强调，使妇女解放过程更具有男性特征”。将女性从男权君临一切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是女权主义的功劳之一，是社会进步的反映。但困扰女权主义者的一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即西蒙·德·波伏娃、马兹洛娃、伍尔芙等女性主义先驱为男性社会中的女性争取话语权和合法权益之后，女性依然必须回答：女性应当如何成为女性？为了否定两性区别，先否认自然法则，进而否认社会法则，最终也就抛弃了自我和社会责任，这是女权主义的致命伤。如何避免、如何作为，正是今天探讨女性问题的意义所在。 现代社会，社会分工日趋精细，男性的主导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加上女性本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女性的生活状况依然值得关注，一是女性必须跟男性一样打拼，强调这才是男女平等；二是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应该回归家庭或成为男性的附属物。这两种看法显然都不正确，女性的独立人格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同。因应男女性别差异，建构两性和谐关系才是发展的趋向。在这个意义上，乞巧作为小女儿节、“拜仙”作为广式成人礼的象征符号就有着主动建构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意义。小女孩或年轻女性在一个专属女性的节日中浸润、成长，不仅是一种传统美育的教化，也是性别意识、独立人格的培养，对女性未来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至今仍然上演传承的广东潮汕和台南地区的成人礼是富有说服力的证据。 如果直面广州乞巧节当下的困境，即乞巧主体、民间工艺后继无人，节日内核蜕变，“情人节”的吁求似乎无可厚非。但这一方面不符合乞巧节乃女儿节的历史本源，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节日的地方性传承与持续发展。除了顺应民意与现代生活，恢复乞巧活动新样式———乞巧女儿形象创意大赛，引领时代新风尚，围绕“巧”字做文章。而最最重要的，是保留传统的“拜仙”仪式，不限于祠堂，所有未成年的女性，均可参与，但必须沿袭传统，仪式时间严格限定在农历7月初7———-初8的子时，三天为限，短小精悍，方能让人珍惜。当广州乞巧符号化为“广式成人礼”时，节庆便开始与日常生活靠拢，并最终日常化，为老百姓的生活所用。 “巧姐”：广府族群文化的符号 从乞巧层面上看，广州以至珠江三角洲的历史，从时间维度上不如西北，后者毕竟是伏羲女娲传说、文王以及秦文明的发源地，又被学者考证出织女原型乃西秦文化中秦人始祖女修，同时掺杂麻姑、桑神等民间传说中的杰出女性，但珠三角是移民文化的代表，各种族群，在不同历史阶段迁徙、定居、生存、交往、竞争，各种原生和次生的民俗五方杂陈，粲然大观，与岭南以外的整个中国相比，都算得上独一无二，但追根溯源，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深具文化人类学的标本价值。乞巧文化与广府族群是互为因果的，可以说前者的女性特质正是后者温存、务实、开拓的多重缩影。 近代广州开风气之先，出现了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独特人群。她们出身富庶，衣着前卫，思想独立，又贤良淑惠，举止优雅，知书达礼。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性群体，后来被世人称为“西关小姐”。这群富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以群体的形象集中诠释了那个年代广州最风雅、最繁华的生活，指引着时代和潮流的风向。西关小姐，也因此被誉为“广府文化的明珠，岭南文化的经典”。 乞巧的主体“巧姐”则涵盖了上述群体。广东乞巧文化的直接诉求和终极目标，就是“培养”西关小姐类型的女性，西关小姐显然有别于“裹小脚”这样的可怕形象，其意识之独立、生活之丰富，比之现代都市女性，不遑多让，甚至美感远远过之。而革命女性与西关小姐，并无天然区别。中国古代士君子的理想人格，也是温柔敦厚与刚烈正直兼备的。“西关小姐”、“自梳女”之类不过是广州历史的一个切片与断面，“巧姐”才是广府文化长河里经典而亘古的明珠。 如前所述，广州天河传统“七姐诞”包括摆七巧、拜仙、睇七娘等仪式，以“摆巧”为核心。“摆巧”是指未婚女性在自家庭院或家族祠堂展示自己的手工作品———“衣食住行”，各类玩意，不一而足。从目前的文献介绍来看，国内其他地方的乞巧节无不以各种形式的“祈巧”为重头戏，而粤人的“摆巧”却将“赛巧”、“斗巧”的范围进行了扩展，从单一的“穿针引线”拓展到女红的方方面面。主人家敞开大门，任观不禁，男女不限，有的还设糕点茶水。因为观看的人越多，姑娘就越体面。“品评工艺美，作价论短长”，正是因为“大众评审团”的存在，“摆七娘”潜在的“赛巧”性质彰显无遗。作品《三家巷》里的区桃便是这样被“推选”出来的西关巧女。同样是“祈巧”，国内其他地方如蛛网验巧、照瓣卜巧等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呈现“务虚”的特点；“摆七娘”任观不禁的气度既显示出自信的一面，同时更体现出“务实”的特点，显示了广府民系温存、务实的族群性格。 广州俗语“第一游波罗，第二娶老婆。”虽戏说菠萝诞，但羊城乞巧节也会出现“几案铺排百物罗，两旁环座女娇娥。登徒逐队寻芳至，看物人稀看人多”的有趣场景。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自己的心灵手巧，表达对幸福爱情的渴望，乞巧让女性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相对于国内其他地方，“游波罗”、“睇七娘”为广府女性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社交环境，也更便于展示个性化的风采。 “南国儿女多重情”与岭南特有的文化及女子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关系。珠江三角洲地区稻作文化的农耕方式，使得该地区的女子不可能永远藏在深闺，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除了家庭内的职责以外，还要承担几乎与男子相当的户外劳动，因此妇女们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社会认同。总之“岭南山川之灵秀，海外风情之熏染，远离中原内核文化之监控，使得广府文化表现了一种大胆追求的精神和宽松自由的风格”，“充满南国水乡的浪漫情致”。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更愿意、也更能够展示自由的个性。所以，才会在“七姐诞”中出现别处鲜见的男女相嬉的场景。而“自梳女”、“不落夫家”等特有的“抗婚”现象在珠三角的出现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有意思的是，作为“潮流指标”化身的西关小姐，对传统的乞巧也特别重视，除了极尽心智参与“摆巧”、“拜巧”外，还在节日里独创“腔巧”，比赛唱粤曲，成为广州最早的时尚“K歌”一族。而“拜仙”之后，西关小姐们往往霓裳羽衣、三五成群到西关一带宵夜、宴游、泛舟，展现了一种自尊、自信、优雅、智慧的女性形象，为当时社会各阶层所追捧。 七夕节在岭南长盛不衰，尤其在近代一枝独秀，甚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风俗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岭南女子依然“烧衣”、“拜仙”，“顶风作案”，即使在“文革”期间，竟也不乏在自家堂屋偷偷“摆七娘”的女子，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乞巧，既与岭南文化天然契合，也占尽近代天时地利之机。近代广东革命女性群体、自梳女、西关小姐与乞巧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她们或思想开放、追求自主，或重情重义、敢于抗争，而温良贤淑、心灵手巧则是传统烙在她们身上的共同印记，这是广东独有的乞巧文化对女性熏陶、培养的必然结果。 当代乞巧在广州率先复苏，也很好地诠释了上述逻辑。“城中村”打破了珠村原村落聚居的格局，使村民成为“城市”意义上的居民。但身份的转变与观念的转变远不可能同步，相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中老年妇女较难融入城市人的生活，重温少女时代的欢乐与荣耀是老婆婆们最自然的选择，这是她们恢复乞巧的初衷，在其中实现自我认同与身份确认，却可能发生在有意无意之中。2005、2006年的广州乞巧文化节闭幕式晚会假珠村七夕文化广场举行，当珠村乞巧的八大元老齐齐现身晚会舞台的中央，珠村众巧姐上台领取最佳乞巧作品奖时，全场村民集体起身，吆喝呐喊，掌声经久不息，让现场的“旁观者”无不动容。当女性集体的身份意识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后，便在珠村人与旁观者，包括全国海选的“乞巧选手”之间划上了一道清晰的心理界线。这也使得这一活动的当下效果已经大大的超出了传统“乞巧”的符号意义。 女性的乞巧好比岭南族群的端午扒龙舟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借此实现自我的价值。有所不同的是，扒龙舟是一种族群内男性集体的娱乐，更多地体现为族群集体的意志。在珠三角地区，端午的“游龙探亲”、“赛龙夺锦”等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民间竞技，而是与族群情感生活、信仰世界、集体意识紧密联系的重要符号，在融入城市文化后正成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表征。“摆七娘”因有比巧、赛巧的竞技性质，以祠堂为单位进行，无形中成了族群间的一种竞争。传统的“摆七娘”不仅是乡村女性族民集体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女性个人文化身份的一种确认。 “巧姐”在当代传承与变迁的历史轨迹，隐含着村民族群传统的文化心态在都市文化冲击下的自我抉择与重新适应，这是广府族群嬗变与开拓的现代写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巧姐”是广府族群文化表述的精确符号，正如“客家妇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然成为客家族群的标记与象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