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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名谓、传说与地域符号集群建构 一种文化符号，必须在与其他符号构成一个集群，才能充分彰显出其最大化的价值意义。珠村的“乞巧”，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民俗事象，而是与大至全国，小至广州市天河区的同类或相关民俗事象构成历史与现实、背景与前景的复杂关系。只有在这种复杂关系中理清其逻辑结构，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价值地位，构建出更具地方特色、够有影响力的民俗文化符号集群，在有效活化乞巧传统，提升乞巧文化品位的同时，打造出靓丽的区域文化名片。 天河，是广州乞巧习俗至今仍保留最完整的地区。民间“摆七娘”依托于牛女传说，传承久远，历史深厚，氛围热烈。据族谱记载和村民口述，明清时期，农历七月六日夜，天河各村都有祭拜织女的习俗，并举办“乞巧会”，仪式颇为繁复，分摆巧（又称摆七夕、摆七娘等）、迎仙、拜仙、乞巧、睇巧等活动，至民国时期依然兴盛，与乞巧在国内其他地方的衰落对比鲜明。乞巧在当代的复苏也以天河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波及海外，天河珠村更是获得“中国乞巧第一村”的美誉。 因缘际会，牛郎织女传说的发生地“银河”，也叫“天河”。《诗·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汉·郑玄笺：“云汉，谓天河也。”北周·庾信《镜赋》：“天河渐没，日轮将起。”唐·韦应物《拟古》诗之六：“天河横未落，斗柄当西南。”这种惊人的巧合，是历史给广州“天河”的财富。 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甘肃的西和、礼县乞巧围绕“汉水”、“天汉”、“天水”大作文章（以学者赵逵夫为代表），考证出西汉水一带乃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抢占了获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有力位置；山东沂源则因“地方性传说与传说的地方性合一”被学者们（叶涛、郭俊红等）打造成为牛女传说的故乡，并开始显现作为地方旅游资源的魅力。 相形之下，广州天河乞巧享有天然优势：节日与传说的地理巧合，天河一带乞巧习俗历史深远，而当代以天河珠村为主体的广州乞巧文化节也已连续举办11届，“美丽七夕，相约天河”是历届的主题标语，但“天河”传说从未真正“落地”，“天河”作为乞巧的符号创意从未被提上日程。 皮尔斯以逻辑学为基础，对索绪尔关于符号与意义关系的任意武断性原则和二元思维提出批判，认为符号与对象之间存在关联性或理据性，由此提出符号三原则，其中，符号对象可以分为三种：像似、指示、规约，指示符号是指符号与对象因为某种关系，而互相提示，接收者感知到符号，就能够想起符号的对象。规约符号靠社会文化的约定，决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具体到天河乞巧，则是一种合成的符号关系，以人间天河指示传说中的“天河”是一种典型的规约符号，考虑到音韵上的相同，又可以归为像似符号；以“乞巧”为能指，部分带整体地指示“天河地域文化”是一种指示符号。乞巧作为广州天河的符号构建过程在于对上述混合关系的梳理，通过指示符“乞巧”，完成对“天河”的解释。 一、传说大传统与天河原型编码重构。从原型编码论大传统的视角考察，除了汉字“天河”，找不到牛女传说与广州天河的关系，但“天河”这种像似符号的优越性就在于本身具有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意义，“自然而然”的相像之处，给人一种绝对的“直接感”，这是建构天河乞巧符号化的第一步：牛女传说的落地。由于“自然而然”的像似只是一种感觉上的假相，一个像似符只能是一个更为完整符号的一部分，借助第二性（secondness）完成对象指称。所以仍需要从“大小传统”中寻找资源，前者指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传统，包括口头传统、文物、图像、遗址等，主宰这一级编码的原则是神话思维；后者指文字书写的传统，包括文学、历史及其他古代经典，对应的是二级、三级编码。 天河是广州大传统的一部分。广州，又名五羊城、羊城、穗城，得名于“五羊衔谷穗于楚庭”的传说。公元前860年西周时代，广州一带连年灾荒，民不聊生。民间的苦难传到九霄云层，南海的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五色仙羊，手持一茎六出的谷穗，降临到广州。他们将谷穗赐予勤劳的人们，祝福百姓安居乐业，此地永无饥荒。五位仙人走后，而那五只依恋人间的仙羊，却化为石头留在广州。 五仙留在广州的足迹不止于五只石羊。天河区内“天平架”“瘦狗岭”“伍仙桥”等地名都是五羊传说的一部分，“天河”自古便是众神的故乡。这是广州天河口头传统的重要内容。 “天河”的历史跟传说一样古老。广州天河区早在新石器时期，已有人类居住并从事生产活动。天河旧时属番禺县管辖，至今己达2210年。吉山村发现有东汉时期的墓，沙河顶发现有西晋时期的墓葬。唐朝贞观年间龙洞村建有庙宇，南宋时期各村基本形成。村民的先祖都是从中原南迁而来。天河诸村祠堂、风俗都与中原一脉相承，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岭南特色的民间文化，如除夕“卖懒”、“行花街”、春节添丁“挂灯”、“拜猫”、清明拜山、端午扒龙舟、七夕摆七娘、七月十四“摆中元”、八月十五“竖中秋”等节庆与神诞习俗。 天河区得名于区内的天河体育中心，而天体又因建于天河村的天河机场得名，天河村的历史可以远追宋代，村名来历又与近代的风云变化关联。据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史料记载：天河村建于宋代，原名大水圳村，因村前有一条大水圳而得名（圳为水沟，指现在的沙河涌），民间有“跨过天河大水圳”之说。民国时期，大水圳村村民大多姓李，与当时广州军阀李福林所在的河南（今海珠区）大塘村、天河区的棠下村等五村为同宗兄弟。这些村纷纷以“天”字为头改村名，特别是大水圳村改名后，人丁兴旺，“天河”读音也顺口，天河村名遂保留至今。 据此，“天”字号第一河涌因五仙的垂询光顾与天上银河有了实际的关联，也为“牛女渡河，民间乞巧”的传说落地做好了铺垫。 二、乞巧与天河的符号表意关系。“天河”语言上的天然巧合，“天河”乞巧习俗的约定俗成，使乞巧作为天河的符号文本或符号组合即像似符+规约符+指示符几乎是呼之欲出，自然天成了，在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之中确定意义，是完成符号指示功能的关键所在。位于广州天河区内的珠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恢复乞巧活动的乡村之一，因历史久远，意蕴深厚，连续11年举办乞巧文化节，声名震海外，借助广州这样一个媒体重镇的发酵，获得了“中国乞巧第一村”的美誉，珠村乞巧也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乞巧习俗是构成“天河”符号集群的重要内容，其他文本均依赖于这个内容创意而展开。作为广州目前城市化程度最高、文化变迁最快、外来移民最多、“城中村”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天河”的前世今生是可以主题创作的丰硕源泉。 首先，因创意而产业的符号设计，广州天河乞巧需要更具标识性的视觉符号组合。广州乞巧文化节以“中”字红线组成的“穿针引线”的LOGO，在全国范围内海选而出，别具一格，精准阐释了七夕的文化内涵，但因缺乏可以承载的标识物一直无法有效推广，同时，更因为没有凸显天河乞巧的地方特色，未能产生积极效应。因此，“天河”的符号应围绕传说和乞巧系列展开，前者可以有牛女八仙、老牛、喜鹊、天河，后者包括仪式、工艺、巧女、祠堂等，遵循在地性原则，借助传统的“三雕一彩一绣”、剪纸等各类民间工艺，因地制宜地打造“七姐”或上述系列中任何一个符号因子的标识物，将天河乞巧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七夕区别开来。 日常生活符号化更是典型的创意经济，天河的符号组合可以进入从家具到办公、从隐私性场所到公共空间的包装、装饰、产品任一领域。例如鹊桥相会茶具、碗具套装、乞巧系列利是封、贺年卡、祠堂式U盘等。此外，除了围绕符号本身展开的设计，也可以对符号组合进行商标注册，之后由相关部门授权委托进入各类产业层面。 其次，因产业而创意的影视创作，专项资金扶持以“天河”为主角的原创，将乞巧等民间文化与天河传说、历史捆绑创作。影视、出版、美术等向来是文化传播的不二法门，也是创意文化的应有之义。通过《羊城暗哨》和《三家巷》等作品，我们得以了解广东的饮食、服饰、凉茶、骑楼、乞巧等地域文化；通过《都市笑口组》和《外来媳妇本地郎》等电视剧，对西关风情有了更深切体会。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期内，着力于台北文化的建设，在专项资金扶持下，诞生了一大批反映台北、台湾的电影、电视。台湾民间文化的保育、都市社区的重建与再造无不与此密切相关。 广东粤剧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天河民间的“私伙局”也很红火，可以利用粤剧、粤曲，鼓励针对乞巧的再度创作。如粤剧《七夕银河会》、粤语歌曲《七夕》、《拜堂曲》（又名《一锭金》）在两岸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实际上，现在天河民间私伙局的发烧友们也不时有七夕即兴之作，但没有推广传播，多限于自娱自乐。广州作为当代媒体发达的重镇，粤语以外的创作，音乐、电影（含微电影）、文学、动漫、网络IP、一度成为电视选秀的“广州乞巧女儿形象创意大赛”，等无不可以为乞巧发声、代言。 第三，在传播层面，可以效仿“羊城”、“花城”效应。同为广州的符号，“花城”与“五羊”互为表里，分别成为广州的城市形象与文化意象。围绕“花城”、“五羊”，广州在创意发展与非物质经济的道路上早已阔步而行，如出版，曾经享誉全国的刊物，古有《羊城古抄》，后有《花城》，现有广州老街坊日日必睇的《羊城晚报》；影视，记录广州风情、历史的老电影《三家巷》、《羊城暗哨》；城市规划，反映广州城市变迁的地理名谓，从“五羊新城”到“花城大道”、“花城汇”；商标设计，“五羊”雪糕、“五羊”摩托是曾国内同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商业品牌，“羊城通”有效仿香港”八达通”之嫌，但比后者更具有辨识度与人文意味。 以此类推，天河公交站、地铁站、码头是否可以乞巧元素命名或装饰？乞巧的中心珠村，是否可以以“广州七夕站”来命名？这样，乞巧的文化空间就会呈现历史性的稳定状态。珠村小学是全国第一家使用乞巧做乡土教材的，可否改为“广州珠村七夕小学”？日本“仙台七夕队”并不是足球强队，但捆绑的结果，让“仙台七夕”闻名世界。相比之下，广州恒大淘宝队乃亚洲足球俱乐部强队，队名若无法向仙台靠齐，但主场福地———天体（天河体育中心），是否可以冠名为“天河七夕体育中心”或以符号化的天河Logo来装饰？诸如此类。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的乞巧，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中村民俗文化变迁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大城市地方特色文化的一张名片，不管是当地政府还是村民，在保育、活化、提升、利用的过程中都作了大量的努力，其成功与不足，给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理论探讨提供了样本和借鉴。在城市都热衷于把本土民俗事象符号化，以此为基础打造文化名片的当下，把流变着的民俗事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进行深入探讨，探究其不同层面的结构元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寻求民俗文化的符号表达及其内在合理的意指，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利用，无疑是有意义的。 （文章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