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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史馆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欧潭生，忆其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从河南调回福建，发现当时的福建文史考古界提起福建先秦史，言必称“闽越史”，甚至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统称为“闽越考古”。 “闽非闽越。”欧潭生说，战国以前的夏商周时期活跃于闽台、浙南、粤东、赣东南地区的“七闽”，是有文献记载可据，经丰富考古学文化印证的先秦闽族。 陶釜中的喝汤食俗 关于夏代和夏文化，“中原地区的考古讨论已经热火朝天”，欧潭生说，而对于福建夏代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无从下手”。2017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闽北古陶录》却提供了43件直接标为夏代的古陶器。 出土于光泽的三足鬶、罐型鼎、袋足盉、袋足鬶，欧潭生认为这四件陶器应是闽北地区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典型器物，是福建原始社会向夏过渡的陶器，与河南二里头文化一期、山东大汶口文化等能挂上钩。四件陶器均为炊器，器底有袋足和扁平足，便于支在土灶上烧煮，其中的袋足鬶器内隔梁，垫上竹篦或木篦便可蒸煮。 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黄土仑发掘的19座墓葬，出土的陶器以火候较高、羼有少量细砂的泥质灰色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主，刻划纹硬陶次之，总体上呈现强烈的仿铜作风。纹样以变体云雷纹居多，“模仿的是中原铜器的蟠虺纹，即源于生活的蛇纹”。至于墓葬群的年代，欧潭生认为应是商末周初先秦闽族的墓葬。 严格来说，通常所称的新石器晚期“昙石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5000年），指的是昙石山中下层遗存。这一遗址坐落于闽侯县甘蔗镇，自1954年发现以来，历经8次考古发掘。当年接手昙石山博物馆筹建布展工作，欧潭生就发现山顶殉狗坑明显不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而是中原商周墓葬中常见的“腰坑”，而后又有了许多新发现和新认识—— 除了殉狗，在山顶大墓还发现陪葬的6名奴隶和2件玉玦，出土5件青绿色原始瓷器，大墓年代定为西周早期（距今约3300年）。在殉狗坑和祭祀台西侧红褐色山坡上发现陪葬奴隶四人，三女一男，其中男奴“粗壮的大腿骨竖插坑中，脚趾清晰可辨，显为活埋时挣扎所致”。137号墓主人为年轻女性，25岁左右，其左颧骨分为上下两部分，下方之颧骨块被现代解剖学称为“日本人骨”。也就是说，现在日本人大部分有这块颧骨…… 在一座墓的24件陪葬陶器中，仅陶釜就有18件。陶釜相当于现在的砂锅，由于昙石山人生活在海边、江边，嗜食海鲜、河鲜，才需要这么多的陶釜炖汤，由此追想福州人爱喝汤的饮食文化，早在四五千年前业已成形，称昙石山文化为“陶釜文化”并不为过。 新石器时代昙石山文化的炊器是陶釜，到了山顶西周大墓，已衍变为陶罐。研究昙石山文化分期时，欧潭生发现四期陶器中出现了大陶簋、高喇叭口陶壶、高圈足豆和镂孔圈足带把杯，这是“夏商文明的曙光乍现”。 “闽”为周王朝方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灭余善，了结汉初闽越国92年的历史，即便追溯无诸于战国末期自封“闽越王”，也不过百余年。“先秦闽族至少发端于3000多年前的夏商周时期。”欧潭生说，将无诸视为“八闽人祖”，是他把福建土著带进封建社会门槛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西周时，福建首见于中原文献的记载。《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周礼·秋官》云：“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这些记载周王朝典章制度的文字说明，“闽”或“七闽”是作为方国、地域和人民的总称，是受周王朝统辖和管理的。其财用、谷畜等经济情况、利害得失，已在中央奴隶制王朝的掌控之中。 《周礼·秋官·司寇》还说，司隶“掌五隶之法”“掌帅四翟之隶”，其中就有“闽隶百二十人”。闽隶的职责为“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掌子则取隶焉”。意思是，司寇下属的司隶掌管四翟五隶，分别根据各方国选送的奴隶的技艺专长，为王朝服役执事。120名闽隶负责养鸟、教鸟言以及守卫王宫和戒严处所。“闽”对周王朝的臣属关系以及闽族社会的奴隶制性质，在此表述得十分清楚。 按《逸周书·王会解》的说法，闽族（方国）向中原的中央王朝进贡之物有“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蛇、蛤均为闽地特产。进贡的交通路线大体上“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即沿江出海，再经过淮河、泗水而抵达王都。 有关“越”族或“越国”的记载，是在春秋晚期以后的事了。“百越”之词流行于战国秦汉，是当时对长江以南部族的通称。闽族以蛇为图腾，越族以鸟为图腾。越族势力抵达闽地，应在楚威王灭越之时（公元前334年），“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如无诸的闽越国和摇的东瓯国，赵佗的南越国，加上长江以南杨越、广西骆越等，才出现“百越”一词，包含了“闽”和“越”结合的“闽越”族。 “福建的先秦史不是闽越史，也非百越史，而是一部先秦闽族史。”欧潭生还强调，“闽”作为中央王朝周围六大方国和族属之一，与华夏族联系密切。 “武夷”与黄帝传说 在国内广为分布的悬棺葬中，武夷山悬棺葬是年代最早的一处。其中，武夷山白岩上的棺木保存完整，材质为当地生长的闽楠，虽年代久远，烘干时仍能散发香气。随葬器物有龟状木盘、纺织品残片（大麻、苎麻、丝、棉4种质料），还有猪下颌骨一块。 根据碳十四测定数据，经树轮校正，武夷山白岩悬棺距今3445±150年，较接近商末周初年代。棺木形同带篷的船，犹如现今闽浙一带的乌篷船。要加工这种长227厘米、宽45厘米至147厘米、深44厘米的棺柩深槽，没有锐利的金属工具是办不到的，特别是棺尾呈槽状起翘，底厚仅1.4厘米，加工时稍有不慎即会断裂，非石制工具所能完成。 龟形木盘放置于尸体正中，此举“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反映出悬棺主人生前“山行水处”的生活习性，闽族先民与海洋关系密切，或是“登遐升天”的向往。欧潭生认为这件古怪的殉葬品应为“木鳌”，鳌即“天鼋”，郭沫若释“天鼋”为“轩辕”，即因《国语·周语》有“我姬氏出白天鼋”一说。 传说彭祖活到八百岁，从徐州带着两个儿子——彭武、彭夷开发武夷山，山名由此而来。“这件文物印证了武夷山悬棺的主人来自黄帝族，与传说中的彭祖集团相吻合。”欧潭生说，武夷山白岩与江西贵溪仙岩、水岩仅一山之隔，同属武夷山中段，两地的悬棺葬式有相同之处，具有承袭关系，如贵溪崖墓中“几乎每座墓内都发现一二只鳖壳放置于棺木旁边”，由此可以证实赣东南和闽北地区存在“七闽”部落联盟的分支，其源头应是中原上古的黄帝后裔彭祖集团与土著部落的融合。 先秦闽族分布的地域超乎想象，与后来的闽越疆域大致相当，包括福建、台湾两地，还有浙江温州、台州、处州三府属地，广东潮、梅一带，以及赣东南一部分，正好与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硬陶”闽台区系或闽-浙南-粤东区系相吻合。 悬棺葬这一独特葬俗，最早源于武夷山区商末周初的闽族，而后越出武夷山，延至江西、浙江、台湾等邻近地区仍未止步，或因到了战国时期，楚、越等族先后入闽，随着一部分闽族人的迁移和文化交流自东向西，扩展到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甚至陕西南部。云贵高原上的“闽濮”一词，最早见于晋代《华阳国志》，欧潭生认为“闽濮”应是武夷山先秦闽族的后裔。 闽南石戈，可能说明历史上消失的“戈”族也属于“七闽”部族；华安仙字潭岩画，其族属应是所谓的古“蓝雷”族，即活跃在闽南地区的“七闽”一支。此外，浦城管九土墩墓群、光泽池湖遗址、建瓯西周铜钟（中国最早的由铙演变而来的铜钟）、南安大盈青铜兵器、永春苦竹坑商周原始青瓷窑……现代考古学正在勾勒的由“闽”或“七闽”部族创造的先秦闽文化，呈现普遍繁荣、文化多样又融合的特点，既是闽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昙石山文化即闽族形成时期的文化，与中原上古的黄帝时代文化比对，可以看到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欧潭生说，古老的华夏文明是多源一体的，历来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