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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八年(1838)至二十六年,金石学者沈涛两任直隶省广平府知府期间,在所辖的永年县(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吴庄村北的朱山(又称猪山)发现一处摩崖石刻,通称“朱山石刻”“猪山刻石”“群臣上寿石刻”等,上有“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15个篆刻大字。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将其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当地在历史上曾隶属战国时期赵国、两汉时期赵国、十六国时期羯族首领石勒及其从子石虎所建赵国(史称“后赵”或“石赵”),学界对其国属和年代争议颇多。 后赵建武六年(340)说 道光二十八年刊刻的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一认为,石刻年代为后赵建武六年(340),“以《晋书》考之,知为石虎时所刻。案《晋书·载记》,石勒以太兴二年称赵王元年……后廿二年为石虎之建武六年……是年,虎伐燕,不克而还,谒石勒墓,朝群臣于襄国建德前殿。至邺,设饮至之礼。由襄国至邺,广年(即今之永年)为必经之道,君臣会饮当在此时”。吴式芬《捃古录》亦将其列入后赵,樊彬《畿辅碑目》置于十六国之后、北魏之前。1982年7月23日,该石刻被列为第二批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也标注为“后赵”。 据《赵之谦集》第1册《悲盦序跋集存》转引,御史刘位坦(字宽夫)反对此说,“或谓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刻,窃不谓然。建武六年……八月有丙申无丙寅。此刻‘八月丙寅’,可知非是岁矣。且统计其前世为编年之数,近见西洋人或如此,金石刻未有此例也。咸康时遗刻,如石、如专(砖),世所不乏,其时字体罕有尚含篆法如此者”。同治十一年(1872)刊刻的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也认为沈涛之说“非也。石勒以太兴二年称赵王,后廿二年为石虎之建武六年。石虎篡立,自称‘建武’,必不仍冒勒之年数为纪。若当时刻石,宜称‘建武六年’,未必概称‘赵廿二年’。虎伐燕,不克,由襄国至邺,在是年冬。而此题‘八月丙寅’,亦与史不合”。光绪五年(1879),永年县举人胡景桂将石刻拓本赠于樊榕,十一月十五日,王树枏题跋曰:“虎伐燕在冬十月”,“八月为丁卯朔,以次推亦无丙寅之日。石虎在位既无廿二年之久,而月日乖谬,又大不符,其非石赵明甚。”俞樾《致汪曰桢函》认为沈涛之说“殊不足据”,其《春在堂随笔》卷二亦云:“沈西雍观察谓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并数之,故称‘赵廿二年’。然金石刻辞从无此例。”杨铎《函青阁金石记》卷二也表示沈涛此说“不足据也”。 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前158)说 据刘位坦考证,该石刻年代为西汉赵王刘遂(汉高祖刘邦之孙、赵幽王刘友之子)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赵之谦集》第1册《悲盦序跋集存》转引刘位坦跋曰:“《五凤二年石刻》称‘鲁卅四年’,与此刻同一例。汉封国得自编年也……维赵王遂立凡廿六年。自文帝元年立国,至后元六年癸未,乃其廿二年……此西汉刻石也”。对“后赵建武六年说”进行反驳后,他还认为,虽然赵敬肃王刘彭祖立六十余年、赵共王刘充立五十六年、赵缪王刘元立廿五年、赵节王刘栩立四十年、赵顷王刘商立廿三年、赵惠王刘乾立四十八年,“凡此固皆得有廿二年之称。然彭祖之廿二年为武帝元光四年,其时朝廷已有年号纪年,何得不冠于首书之?其不书,知为文帝无年号时矣。若充、若元,更在彭祖后。若栩、若商、若乾,则其时字体变隶,此刻绝不在彼时也”。赵之谦按:“余来京师,首见此刻,即断为西汉人作,彼时但据书法字体得之……宽夫先生所考最精核,无以益之……此刻实为两汉祖石。” 金石学者沈树镛病故后,其所藏石刻拓本为吴广霈购得。同治二年十月,赵之谦题跋曰:“此为西汉祖刻,疑为石赵者非。”同治三年,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卷一云:“大兴刘位坦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进而考证“是年八月癸卯朔,廿四日直丙寅。刘氏所言,盖赵王遂之廿二年也”,虽然赵武灵王二十二年之说就历法而言“亦无不合。惟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二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仍从刘氏定为西汉时物”。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一,刘位坦的外孙黄国瑾为胡景桂赠于樊榕的石刻拓本题记云:“此石先外祖刘公宽夫考为汉文帝后元六年刻石……家大人(其父黄彭年——引者注)及今新城王君(王树枏——引者注)考之尤详,信为汉刻无疑。”杨铎《函青阁金石记》卷二夸赞刘位坦之说“与余所见正合”。 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5期)认为此说“比较妥当”,“此刻应是”西汉赵王刘遂的属下“为他上寿献殷勤的刻石”。秦进才《燕赵历史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文物春秋》2008年1期)、《西汉群臣上醻刻石新探》(《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3期)、《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述论》(《邯郸学院学报》2015年2期)对诸说予以考辨后,认为此说“较为可信”。 赵武灵王廿二年(前304)说 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认为该石刻日期为战国赵武灵王廿二年(前304年)八月丙寅(十六日),“赵自武灵始称王,其廿一年攻中山……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武灵王廿二年当周赧王之十一年……八月得辛亥朔,则丙寅乃八月十六日也……或当时得中山四邑,群臣上寿此山,因而刻石,亦纪功之意”。潘祖荫表示此说“似过求古远,意以为汉初赵刻”,但张德容坚持己见,并称西汉赵王刘遂廿二年(前158年)之说虽“不为无据,然考西汉赵国治邯郸……今永年为广年县,地属广平国,后汉属巨鹿郡,皆不属赵国……汉初诸侯刻石必有体制,若如此刻,词气未免嫌于张大,非其时所宜”。 光绪十九年《广平府志》引黄彭年(刘位坦之婿、黄国瑾之父)之语云:“此战国赵武灵王时所刻,其时北伐中山、燕、代,拓地千里,胡服自尊。君臣行庆,会饮于此山上,理固然也。”吴广霈购得沈树镛所遗石刻拓本后,题跋曰:“吾折衷诸前哲之说,似以张氏为得间。”1943年8月,马一浮《赵〈娄山石刻〉临本自跋》照抄张德容此说,认为“赵刻无疑,非汉初诸侯王体制也”。宋涟圭《猪山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赵武灵王说”辨正》(《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4期)对此说进行了详细论证。 光绪三年《永年县志》不赞同此说,“惟碑文作李斯小篆体,决非战国时物”。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王树枏题跋亦云:“近见衢州张少薇德容《金石聚》载此刻入周,周时不应有李斯小篆体。至谓永年西汉属广平国不属赵国,尤失。” 西汉赵敬肃王二十二年(前131)说 光绪三年《永年县志》推测该石刻为西汉赵敬肃王刘彭祖(汉景帝第八子)二十二年(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年)之物,“又考东西汉皆有赵国,敬肃王彭祖在位最久,汉诸侯王各以其即位纪年,五凤石可证,碑或当时物欤”。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丁绍基为胡景桂赠于樊榕的石刻拓本题跋云:“汉时赵王享国逾二十年者,唯赵王遂、敬肃王彭祖、共王充、平干缪王元……然则此所称赵二十二年者,唯敬肃王纪年庶几近之。王以孝景四年徙封,其二十二年为武帝元光四年。彼时海内晏安,朝廷无事,故与其群臣上寿此山……是此石刻为汉武时物无疑矣。”民国五年(1916)刊印的丁绍基《求是斋碑跋》措辞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自道光年间发现朱山石刻以来,学界对其国属和年代众说纷纭。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争论,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八月丙寅(二十四日)之说可信度最高,现已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朱山石刻被确定为现存最早的汉代石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