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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28日在第四届思勉原创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通过故事和传说来记述之前的人和事，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这些历史记忆了，史学也因此有“人类的最古老的学问”之称。今天史学仍然是一门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学问。史学能够存在几千年，是因为这门学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不断战胜危机，继续发展。而要战胜危机和继续发展，就需要创新。由于不断创新，所以能够与时俱进，而不致被岁月淘汰。本文就以史学的创新为题，谈谈对学术创新的认识。 在传统时代，有“文史不分家”之说，著名史学著作往往也是文学名著。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书中像“霸王别姬”这样的场景，写得有声有色，威武悲恸，令人读后难以忘怀。但这一事件是否属实，后人却无法求证，尽管司马迁的史德、史识和史才是值得我们信任的。这种“文史不分家”的状况，某种程度上给后现代主义者对史学的批评提供“根据”，他们把史学家和小说家等量齐观，甚至说：“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 要使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使史学“科学化”。今天我们所说的史学，源于19世纪后期欧洲兴起的近代史学。这种史学属于人文学还是社会科学，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ICHS）这个国际历史学界最大和最高的学术组织也以此为正式名称。既然成为了科学，史学研究也就与依然属于人文学的文学分道扬镳了。 在中国，这种科学化的史学肇始于一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谓之君史”；“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者，“谓之民史”。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以往“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性，梁氏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和”，用“普通民史”来取代“君史”。在史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史学必须借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在这“一切科学”中，“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是史学必须“兼及”者，而作为史学之“首重”和“总法”者，则是“政治学、社会学”。稍后傅斯年总结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 这些思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的提出和实践，是革命性的创新。其结果，导致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巨大变革，由传统史学演变为近代史学。梁启超1903年发出了建立“新史学”的呼声，接下去有胡适、傅斯年主导的实证主义的“新史学”和郭沫若、范文澜等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后者演变为新中国的“革命化史学”。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海峡两岸都出现了新一波的“新史学”。《新史学》杂志于1990年在台北问世，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办的《新史学》集刊也于2007年创刊。晚近兴起的华南学派、新清史学派等，也是“新史学”运动的最新产物。 中国的“新史学”运动，是在西方的史学科学化浪潮的激荡之下出现的。西方史学的科学化过程发轫于19世纪后期，经历了整个20世纪。余英时对此做过一个总结说：“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20世纪西方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乎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把史学化为‘科学’。……20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继‘科学史学’之后，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扩大史学的‘科学化’，不过不是直接与自然科学接轨，而是与社会科学合流，而社会科学当然奉自然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典范。这一潮流在美国发扬光大，至50、60年代而登峰造极。”从20世纪中后期到今天，这个“科学化”的进程更是在加速进行。 史学科学化的过程，表现为一波又一波“新史学”的出现。先前的“新史学”，不久即变成被批判的“旧史学”，而新出现的“新史学”随后又变成了“旧史学”，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浪推前浪，形成了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连绵不断的“新史学”运动。从19世纪后期兰克（Leopold von Ranke）提出的“科学化历史”（Scientific History），到20世纪初期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提出的“新史学”（New History），再到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提出的“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每一波“新史学”，都认为现有史学存在重大缺陷，必须改进，必须进行“史学革命”。到了21世纪，更新的“新史学”仍然不断出现，比如全球史、加州学派等。“新史学”之所以不断出现，是因为大家深有同感：现在的史学不能为我们提供对过去的最好解释，所以必须改进。而改进意味着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这个“新”是先前没有的，需要创造，这就是创新。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该书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第一节即以《创新、活力与增长》为标题。创新不仅是经济的活力之源，也是学术的活力之源。费尔普斯引用了德国19世纪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的名著《19世纪数学发展讲义》（Vor-lesungen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Mathematik im 19）中的一段话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引言：“出色的生产率的秘密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并掌握新规律，从而取得新结果、建立新关联。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涌现、新目标的设定，数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枯竭，并很快在机械的逻辑证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滞。”因此科学必须要依靠创新。 那么，什么是创新呢？在西方，被称为“创新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理论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熊彼特说：“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这种变化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因为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就是“创新”。 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作了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少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说来，“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换言之，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尽管消灭的方式不同。例如在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创新和毁灭往往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之间；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实体的扩大，创新更多地转化为一种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把发明与创新割裂开来存在理论缺陷；但强调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必须产生新的经济价值，这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的。熊彼特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两种情况。经济增长如果只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那么就“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经济发展则不同：“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第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称为“企业家”。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新组合”，只有实现了某种“新组合”时才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因此“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这种界定，突出了创新的特殊性和创新活动的特殊价值。 熊彼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一）创造新产品，或者具有原有产品所无的新特性的产品。（二）采用新生产方法。这种新方法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这种新方法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产品的新方式之中。（三）开辟新市场，这个新市场是某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四）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新创造出来的。（五）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后人将他的意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史学创新。首先，史学创新是史学研究内生的，不能寄希望于史学研究之外的力量来人为制造史学创新。其次，史学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不能依靠原有的研究机制来进行创新。第三，史学创新意味着新陈代谢。“新史学”的不断出现和发展，就是对“旧史学”中一些弊端的克服。第四，史学创新要重视新方法的发明，但更要重视新方法的应用，目标是创造出的产品具有新的价值。第五，史学创新要着眼于“发展”（即质变），而不是“增长”（即量变）。第六，史学家是进行史学创新的人，但是只有当他们把史学研究的各种新要素组合起来进行创新时，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史学家。 具体而言，史学创新的内容包括：史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以满足社会对历史知识的新需求；史学研究必须采用新方法；史学研究必须开辟新领域；史学研究应当开辟新的资料来源；史学研究应当采取新的组织方式，改变以前那种基本上是单兵作战的传统方式。虽然以上类比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学创新的情况，但我觉得对于史学家们来说，这仍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970年代中期，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为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1978）一书撰写了二战后国际史学状况的专门报告，该报告后来以“Main Trends in History”为题出版了单行本，该单行本的中译本《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也于1987年在中国出版。在该书中，他说：“近15至20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 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90%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由于这种情况，“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 因此，要使史学获得生存发展，使这个学科受到社会的敬重，就一定要创新。在我的研究专业经济史中，凯恩斯和哈耶克都说得很清楚：新创意是经济史的推动力。没有这个推动力，史学研究自然会落入巴勒克拉夫所说的状况。 讨论什么是创新之后，接着的问题是史学研究怎样创新。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主宰这个世界的是思想而非其他。”创新首先就是思想的创新，所以费尔普斯说：“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但是，提出新思想从来都是少数伟大思想家和学术天才之所为，绝非一般人能够问津。那么，对于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怎么才能在史学研究中进行创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回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如前所言，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由此来看，发明并非大多数人可以做到的，但是把他人发明出来的新方法、新工具运用于自己的工作中，却是大多数人可以做到的。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史学创新，必须采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发现新的资料来源，采用新的组织方式，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以满足社会对历史知识的新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史学研究的三大基本要素是史料、方法和问题意识。在今天，这三大要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事物爆炸性地出现，令人目不暇接。 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料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例子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历史档案，总数约1200余万件（册），其中完好或比较完好、能够提供社会利用的约1000余万件（册），残破或严重残破、暂无法提供利用的约200余万件（册）。在能够提供利用的1000余万件档案中，汉文档案有800余万件（册），满文档案约200余万件（册），还有蒙文、藏文、维吾尔文、托忒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及英、日、俄、德、法等外国文字的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不言自明。从1925年起，经过近80年的整理，对所存完好和比较完好的档案进行了分类、整理、组卷，大部分编制了案卷级目录，少量编制了文件级目录。 近20年来，又开始对重要卷宗档案逐件著录、拍照扫描，现在共编制各种检索目录1400余册，并公布出版各类档案150多种，1270多册，3.8亿多字。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于清史学者来说，这些资料中的绝大部分依然无法使用。到了2005年底，该馆正式启动《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重点档案文献数字化项目，采用最新信息技术和古籍数字化技术，有计划、分步骤地将这批文献整理出来，最终将建成最具规模的清代档案文献专业数据库。首批成果《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朝会典》已推出。这样，即使远在异国他乡也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和使用这些资料，从而使得清史研究可以使用的史料数量骤然“暴增”了许多倍。 民间数据公司开发的历史数据库也在飞速发展。其中北京爱如生公司研发制作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分4个子库、20个大类、100个细目，精选先秦至民国历代重要典籍，总计收书1万种，单库全文超过17亿字。目前爱如生公司已陆续推出包括中国近代报刊库、中国方志库、中国谱牒库、中国类书库等在内的大型数据库14个；包括四库系列、别集丛编系列、历代碑志系列、地方文献系列等在内的9个系列共82个专题数据库；包括明清实录、永乐大典、四部丛刊等在内的数字丛书库50个，还有“原文影像版数字原典”产品8个“、全文检索版拇指数据库”9类1000个产品。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瀚堂典藏》分为古籍数据库、近代报刊、民国文献大全三大主体部分。全库共包含有15000多种古籍，25000种民国报纸期刊，近4000万条记录，汉字总量超过40亿。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提出创建“华文报刊文献数据库”计划，将从清朝嘉庆年间至今200年的4000种报刊中挑选1/10进行数字化，形成拥有4000亿汉字和4亿篇文章的海量历史文献库。 除了这些过去我们不知道或者无法利用的“新”史料外，即使是那些已经知道或使用过的“旧”史料，由于有了新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今天也可以成为“新”史料，即如“古史辨”运动领袖顾颉刚所说：“有了一种新的眼光再去看书时就满目是新材料了。”因此，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在数量上是以往学者能够看到的多倍。它们持续大量出现，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这个“新生产要素”的出现，被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称为“资料革命”。他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次，在方法方面，20世纪史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因此“新史学”研究应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借用方法，成为近代史学“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在今天，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层出不穷。就经济史研究而言，吴承明说：“按照诺斯的说法，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他进一步指出：“具体而言，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特别值得重视的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制度经济学方法（也可称社会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等等。”他后面说到的都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出现后，都引起了范围、程度不等的“革命”，即巴勒克拉夫对计量方法的评价所言：“就方法论而言，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所谓的‘计量革命’。”这里要强调，正如吴承明的经验之谈，“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这样，各种方法都摆在我们面前，可以选用的方法就更加丰富了。 第三，从问题出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社会学的技术方法”，即从问题开始，提出理论和假设，通过批判检验和消除错误，最终达到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的。从问题开始，就是所谓“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史学研究三大要素之一。年鉴学派学者费布里（Lucien Febvre）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只有有了问题意识，才能去寻找史料和方法，开展研究，因此另外一位年鉴学派学者菲雷（François Furet）说得很清楚：“不是史料决定研究方法，而是研究方法决定史料。”宋史学家刘子健（James Liu）则指出：“余英时说‘史无定法’，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所以更妥贴地说应当是‘史采佳法’，因题制宜。再更大胆地说是‘因问求法’，如同科学家做实验一样不断尝试终可能走出一条路来。或许有人怀疑应当先有方法再寻问题。这不对，应先有问题意识，再去尝试并强调‘学问’的‘问’。” 一个人的问题意识，是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所决定的。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这些新问题是各个时代特有的，是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作用于主观的产物。正如一个人不可能用双手拉着自己的头发使身体脱离地面一样，没有人能够超越客观条件而先知先觉，提出与所处时代完全无关的问题。史学家也是这样，因此每一代史学家都会面对他们的前辈所不曾面对的问题，从而产生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 史学家希尔（Christopher Hill）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而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则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 在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无数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寻求新答案，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因此，今天史学研究中的新问题超越以往任何时代。注意这些问题，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去看历史，就有了新的问题意识。80多年前，中国史学家顾颉刚说道：“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经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在今天，情况更是如此。 有了新史料、新方法和新问题意识，史学创新的基本要素都具备了。在史学研究中，一位真正的史学家（相当于熊彼特说的真正的企业家）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一种过去没有的新组合。这样，就可以生产出能够满足社会新需求的新产品，从而造成史学研究的创新。 对于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如果明白了如何创新，那么进行创新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工作了。一个厨师，有了新的食材、新的烹调方法和新的菜式，不管使用其中哪一种，都可以做出新的美味，如果把这三者或者其中任何两种组合起来，他制作出的美味就更是无人能及。新的美味就是创新。史学研究的创新，从根本道理上即是如此。因此，这是每个“有心人”都可以做到的，尽管各人成就不同，但都是创新。如果史学研究能够出现“万众创新”的局面，那么我们的史学园地就会生机勃勃。40多年前，“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谈到史学危机问题时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的发展，静止等于死亡。”静止就等于死亡，没有创新就意味着史学的死亡，而今天史学创新的条件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好，我们史学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以创新为己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创新，大胆创新，使得我们的史学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