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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昌儒，男，布依族，贵州平塘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贵州 贵阳 550025)；董强，男，汉族，山东泗水人，法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贵州 贵阳 550025)。 内容提要：中国民族学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应该坚持从中国本土出发，从中国思想史和民族学学说史中寻找学科根基；民族学要投身现实社会，直面现实问题，不仅要注意理论上回答民族、民族问题“是什么”，更要注意结合现实回答民族、民族问题是“如何存在”“为什么存在”。还必须紧密结合当代民族、民族问题存在、发展的现实，回答现实中民族、民族问题是“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应着力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国际讲坛上，不仅是能发声，还要奏出中华民族的时代最强音。 To develop 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Chinese ethnology,we should start based on Chinese local situations,and search for academic roots in Chinese ideology and ethnology history.It is argued that the researchers of ethnology must face social problems,ponder over theories and practice,and take action to develop the discourse system concerned in order to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关 键 词：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构建/Chinese ethnology/discourse system/construction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等四个方面，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民族学应该从历史中寻找学科根基，植根于中国本土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1]因此，中国民族学应当从历史中寻找学科根基。 回顾历史应当从两个维度着手，一是中国思想史，二是民族学学说史。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有关于民族的观念而缺乏明确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边界，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根据西南大学张文教授的研究成果，天下观起源于先秦时期，《诗·小雅·北山》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天下观的表达。《礼记·王制篇》中在谈到天下五方之民，间接地论述了天下的概念，其文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文中所谈虽只及五方之民，实际是暗示了天下的四至：东方夷人，被发文身，是指滨海水居者；西方戎人，被发衣皮，是指西方的游牧者；北方狄人，衣羽毛穴居，是指游猎者；南方蛮人，雕题交趾，也指滨海水居者。此四方即天下的四至。即，西到葱岭，东抵大海，北至草原大漠，南及海滨，这便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四方。[2] 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其中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下形成向心力。其中，华夏民族由于占据了这个地理单元的核心位置，大河流域滋养了华夏文化并影响着周边其他民族，因此自然成为核心。先秦时期起源的天下观就是华夏民族对自然疆域的看法，这一看法被历代入主中原以正统自居的王朝普遍接受。按照天下观的思想，这一自然疆域内的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地，所有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尚书·皋陶谟》说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曰：“卑而贵重者，甸服也。”《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荀子》卷十二说：“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国语·周语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可见，所谓的五服，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地方千里，是王畿之地；中圈在内圈之外，包括侯服和绥服，在甸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是大小诸侯所在地，仍属于“中国”的范围，其使命是推广中原文化，保卫中央和诸侯国的安全；外圈在最外边，包括要服和荒服，在绥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这里是“蛮”“夷”“戎”“狄”外族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国流放罪人之处。这种内、中、外三大圈的分布格局，折射出中原地区与四夷之间分布态势。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发展史上，当边疆政权弱于中原王朝时，则以羁縻、藩属等名义与中原王朝形成间接归属或名义上的归属；而当这些政权比较强大时，则往往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两者的军事控制线就有了边界的意义。但是，这仍是发生在中华自然疆域内的事情，在理论上和法理上都与近代国家之间的边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天下观和民族观念贯穿中国历史，成就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态势，奠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应该说，从人类性的角度看，这种观念可圈可点，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所以，中国民族学应当从先贤哲人的睿智中汲取养分，开创中国民族学的未来。 从民族学学说史角度看，在世界文明古国的文献记载中，就有关于民族学方面的零星知识。这是因为随着民族之间交往与联系的加强、经济生活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大，人们开始注意到与“我”不一样的人群，于是，在一些历史著作、地理著作、旅行札记中，记述了所遇见的不同民族的体质特征、居住地域、历史活动、文化习俗及民族之间关系。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19世纪中叶伴随殖民主义步伐在欧美各国产生和兴起。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国外引进的。最早介绍这门学科和创办研究机构的，则是蔡元培先生，学界一般认为蔡先生是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开创者。所以，国外民族学各流派均在中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产生了一批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是蔡和森先生，他是最早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思想作为课程在上海大学开设，并形成了《社会进化史》一书。李维汉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开创者，他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第一任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中国民族学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3]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民族学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尽管这种特定的含义在理论上尚未做出全面的阐述。但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其研究范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于研究目的，无不具有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特征，民族学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本土化的处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社会建设实践方面，成功地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确保少数民族同胞的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在学术研究方面，蔡元培、吴文藻等领导的专家队伍在1940年代开展民族调查和中国边政研究，形成了一批民族学成果；1950年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空前的规模开展了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和文献资料，这是中国民族学研究方面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发展中国民族学的坚实基础。1980年代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等。此外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也出版了一批专著。面对转型期中国现代化与传统的激烈碰撞，民间文学界的有识之士怀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发起一项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要将民间口传文化编成一套巨著——“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专著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专著。 民族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旨在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首先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谓植根于本土研究，就是民族学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情况以及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课题进行研究。由于国情不同、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不同，中国民族学自然就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要在科学借鉴学习国外民族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民族学。在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民族学体系。 具体来讲，植根于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根据变化了的世情和国情。新世纪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农村职业农民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等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新课题摆在民族学研究者的面前。由于中国民族学的起步较晚，我们没有古人传统的经验拿来做“母版”；中国国情的不同，我们也不可能照搬国外的经验来做“翻版”。因此，唯有根据时代的变化，结合中国的现实，植根于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书写符合时代和国情的“新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