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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生计、生态的“三生”结合。社会史的跨学科属性日益突出，在生态环境史、经济社会史、医疗社会史表现得比较明显，生命、生计、生态是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三者密切关联。 新时期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研究较早开展。李文海等人1985年以来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灾荒研究，关注灾荒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灾害与社会也受到关注，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郝平《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4年)，以及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都是这方面的著作。 瘟疫随灾而起，讨论瘟疫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与《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是这方面的著作。与此相关，公共卫生的研究也得到展开，如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医疗社会史关注的是疾病与社会的关系，而生命与常态的谋生问题即生计与生态密切关联。彭卫对于秦汉人身高的研究，体现了这种特色。 疾病、瘟疫以及灾害与生态环境也关系密切，同时环境与人的活动关联。研究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的新方向。通论与综合研究方面，代表性论著有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高凯《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 断代研究方面。古代社会早期的环境史研究代表性论著如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明清以来的研究最为丰富，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钞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均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王建革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著有《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水利与社会关系也为成热点。研究南北方水利社会史的专著都有，讨论浙江的有两部: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论述山陕地区水利的也有两部专著: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在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中，涉及人的生计与生态的问题，如王建革、张建民的著作即是。但生态环境史的著作往往见物不见人，而传统的生计问题研究也往往脱离生态环境，比较缺乏从生命形式认识问题。 生计是为了生存的谋生活动，不仅表现在士农工商的主要职业上，也体现在各行各业上，涉及生计的研究很多，专门研究则缺乏。对于生计的认识，也反映在衣食住行物质的获取与消费水平，这方面的研究渐多，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赵兰香与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何辉《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九州出版社，2016年)、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多涉及这些问题。值得注意的还有陈宝良最近对于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的研究，讨论到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与家庭生计的关系，还讨论了物价波动与消费支出等问题。 一般来说，生命与生态既是人地关系，更是天人关系，体现在生存之道上，以往的生计研究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生计也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的探讨，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下，生计的探讨还应当与生命、生态结合。生命、生计与生态的有机结合，是探讨历史变迁的重要途径。 纵观近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焦点还是如何把握什么是“社会”。从社会史研究复兴伊始，在何谓“社会史”上就存在争议，大致有广义、狭义的不同认识，好在社会史研究同行并不纠缠于概念之争，而是搁置争议，抓住社会史的基本问题与学术前沿力行实践，从研究中体验、升华对于社会史的认识，从而使得学术共同体成长壮大。近年来有关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碎片化、宏观与微观的讨论较多，颇多涉及社会史研究。愚见以为，研究价值并不能以题目大小分高下，还是要考究其学术意义。学术史告诉我们，“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经验之谈。学术研究从来以探索未知、追求真理为最终目的，也就是原创性，对于社会史同样适用。面向未来，社会空间的扩展，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跨学科的视野，或许是近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