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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八年（1838）至二十六年，金石学者沈涛两任直隶省广平府知府期间，在所辖的永年县（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吴庄村北的朱山（又称猪山）发现一处摩崖石刻，通称“朱山石刻”“猪山刻石”“群臣上寿石刻”等，上有“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15个篆刻大字。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将其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当地在历史上曾隶属战国时期赵国、两汉时期赵国、十六国时期羯族首领石勒及其从子石虎所建赵国（史称“后赵”或“石赵”），学界对其国属和年代争议颇多。 后赵建武六年（340）说 道光二十八年刊刻的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一认为，石刻年代为后赵建武六年（340），“以《晋书》考之，知为石虎时所刻。案《晋书·载记》，石勒以太兴二年称赵王元年……后廿二年为石虎之建武六年……是年，虎伐燕，不克而还，谒石勒墓，朝群臣于襄国建德前殿。至邺，设饮至之礼。由襄国至邺，广年（即今之永年）为必经之道，君臣会饮当在此时”。吴式芬《捃古录》亦将其列入后赵，樊彬《畿辅碑目》置于十六国之后、北魏之前。1982年7月23日，该石刻被列为第二批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也标注为“后赵”。 据《赵之谦集》第1册《悲盦序跋集存》转引，御史刘位坦（字宽夫）反对此说，“或谓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刻，窃不谓然。建武六年……八月有丙申无丙寅。此刻‘八月丙寅’，可知非是岁矣。且统计其前世为编年之数，近见西洋人或如此，金石刻未有此例也。咸康时遗刻，如石、如专（砖），世所不乏，其时字体罕有尚含篆法如此者”。同治十一年（1872）刊刻的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也认为沈涛之说“非也。石勒以太兴二年称赵王，后廿二年为石虎之建武六年。石虎篡立，自称‘建武’，必不仍冒勒之年数为纪。若当时刻石，宜称‘建武六年’，未必概称‘赵廿二年’。虎伐燕，不克，由襄国至邺，在是年冬。而此题‘八月丙寅’，亦与史不合”。光绪五年（1879），永年县举人胡景桂将石刻拓本赠于樊榕，十一月十五日，王树枏题跋曰：“虎伐燕在冬十月”，“八月为丁卯朔，以次推亦无丙寅之日。石虎在位既无廿二年之久，而月日乖谬，又大不符，其非石赵明甚。”俞樾《致汪曰桢函》认为沈涛之说“殊不足据”，其《春在堂随笔》卷二亦云：“沈西雍观察谓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并数之，故称‘赵廿二年’。然金石刻辞从无此例。”杨铎《函青阁金石记》卷二也表示沈涛此说“不足据也”。 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前158）说 据刘位坦考证，该石刻年代为西汉赵王刘遂（汉高祖刘邦之孙、赵幽王刘友之子）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赵之谦集》第1册《悲盦序跋集存》转引刘位坦跋曰：“《五凤二年石刻》称‘鲁卅四年’，与此刻同一例。汉封国得自编年也……维赵王遂立凡廿六年。自文帝元年立国，至后元六年癸未，乃其廿二年……此西汉刻石也”。对“后赵建武六年说”进行反驳后，他还认为，虽然赵敬肃王刘彭祖立六十余年、赵共王刘充立五十六年、赵缪王刘元立廿五年、赵节王刘栩立四十年、赵顷王刘商立廿三年、赵惠王刘乾立四十八年，“凡此固皆得有廿二年之称。然彭祖之廿二年为武帝元光四年，其时朝廷已有年号纪年，何得不冠于首书之？其不书，知为文帝无年号时矣。若充、若元，更在彭祖后。若栩、若商、若乾，则其时字体变隶，此刻绝不在彼时也”。赵之谦按：“余来京师，首见此刻，即断为西汉人作，彼时但据书法字体得之……宽夫先生所考最精核，无以益之……此刻实为两汉祖石。” 金石学者沈树镛病故后，其所藏石刻拓本为吴广霈购得。同治二年十月，赵之谦题跋曰：“此为西汉祖刻，疑为石赵者非。”同治三年，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卷一云：“大兴刘位坦考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进而考证“是年八月癸卯朔，廿四日直丙寅。刘氏所言，盖赵王遂之廿二年也”，虽然赵武灵王二十二年之说就历法而言“亦无不合。惟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二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仍从刘氏定为西汉时物”。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一，刘位坦的外孙黄国瑾为胡景桂赠于樊榕的石刻拓本题记云：“此石先外祖刘公宽夫考为汉文帝后元六年刻石……家大人（其父黄彭年——引者注）及今新城王君（王树枏——引者注）考之尤详，信为汉刻无疑。”杨铎《函青阁金石记》卷二夸赞刘位坦之说“与余所见正合”。 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5期）认为此说“比较妥当”，“此刻应是”西汉赵王刘遂的属下“为他上寿献殷勤的刻石”。秦进才《燕赵历史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文物春秋》2008年1期）、《西汉群臣上醻刻石新探》（《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3期）、《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述论》（《邯郸学院学报》2015年2期）对诸说予以考辨后，认为此说“较为可信”。 赵武灵王廿二年（前304）说 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认为该石刻日期为战国赵武灵王廿二年（前304年）八月丙寅（十六日），“赵自武灵始称王，其廿一年攻中山……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武灵王廿二年当周赧王之十一年……八月得辛亥朔，则丙寅乃八月十六日也……或当时得中山四邑，群臣上寿此山，因而刻石，亦纪功之意”。潘祖荫表示此说“似过求古远，意以为汉初赵刻”，但张德容坚持己见，并称西汉赵王刘遂廿二年（前158年）之说虽“不为无据，然考西汉赵国治邯郸……今永年为广年县，地属广平国，后汉属巨鹿郡，皆不属赵国……汉初诸侯刻石必有体制，若如此刻，词气未免嫌于张大，非其时所宜”。 光绪十九年《广平府志》引黄彭年（刘位坦之婿、黄国瑾之父）之语云：“此战国赵武灵王时所刻，其时北伐中山、燕、代，拓地千里，胡服自尊。君臣行庆，会饮于此山上，理固然也。”吴广霈购得沈树镛所遗石刻拓本后，题跋曰：“吾折衷诸前哲之说，似以张氏为得间。”1943年8月，马一浮《赵〈娄山石刻〉临本自跋》照抄张德容此说，认为“赵刻无疑，非汉初诸侯王体制也”。宋涟圭《猪山群臣上醻刻石年代“赵武灵王说”辨正》（《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4期）对此说进行了详细论证。 光绪三年《永年县志》不赞同此说，“惟碑文作李斯小篆体，决非战国时物”。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王树枏题跋亦云：“近见衢州张少薇德容《金石聚》载此刻入周，周时不应有李斯小篆体。至谓永年西汉属广平国不属赵国，尤失。” 西汉赵敬肃王二十二年（前131）说 光绪三年《永年县志》推测该石刻为西汉赵敬肃王刘彭祖（汉景帝第八子）二十二年（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年）之物，“又考东西汉皆有赵国，敬肃王彭祖在位最久，汉诸侯王各以其即位纪年，五凤石可证，碑或当时物欤”。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丁绍基为胡景桂赠于樊榕的石刻拓本题跋云：“汉时赵王享国逾二十年者，唯赵王遂、敬肃王彭祖、共王充、平干缪王元……然则此所称赵二十二年者，唯敬肃王纪年庶几近之。王以孝景四年徙封，其二十二年为武帝元光四年。彼时海内晏安，朝廷无事，故与其群臣上寿此山……是此石刻为汉武时物无疑矣。”民国五年（1916）刊印的丁绍基《求是斋碑跋》措辞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自道光年间发现朱山石刻以来，学界对其国属和年代众说纷纭。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争论，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八月丙寅（二十四日）之说可信度最高，现已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朱山石刻被确定为现存最早的汉代石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