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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长期以来，海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共一大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中共一大特别是嘉兴南湖会议还有许多历史之谜没有解开。为了迎接建党100周年，2013年2月，嘉兴市委部署开展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经过五年多的努力，课题成果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7年之际出版并正式发布。 一、课题研究概况 嘉兴市委高度重视课题研究工作，专门成立由市委领导牵头，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科联、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嘉兴市中共党史学会、嘉兴学院、嘉兴市委党校、南湖革命纪念馆等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课题组，开展跨领域、跨地域的协同攻关。建立学术指导委员会，邀请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担任主任，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少将邵维正教授、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金延锋研究员担任副主任；成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史系主任王顺生教授，教育部社科中心主任王炳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李颖研究员，解放军国防大学肖甡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教授，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姚金果研究员，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云根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研究员，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林平研究员等专家学者。从课题研究方案制订、到成果初稿修改、再到送审稿完善，学术委员会各位专家学者都给予了精心指导。课题研究也得到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和浙江省有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 课题研究始终紧扣史料收集和考证两个关键环节。课题组广泛收集、梳理了中共一大已有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把海内外学者近百年来对中共一大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完成了“中共一大研究辑要”的总论。还前往北京、上海、重庆、南京、长沙、广州、厦门、成都、台湾等地和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查阅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发现了许多新史料,比较重要的有：找到了当年5种沪杭甬铁路沪杭段火车时刻表，厘清了王会悟和代表们乘坐火车到嘉兴的具体时间，以及代表们开完嘉兴南湖会议返回上海和陈公博从杭州返回上海的具体时间；查阅到了1920－1921年间50多份涉及当年对留日学生救国团、全国学联、大同党等所谓“过激派”的情报档案，日本警察审讯施存统的记录、周佛海在京都大学的成绩单等，可以证实日本警察当局并没有真正获知中共一大即将召开的情况；查阅收集了中共一大期间气象资料、新宁轮进出上海港的时间以及在厦门湾遭遇台风的资料；首次发现陈公博于8月10日抵达广州的确切证据；首次发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先在《广东群报》连载、然后由《新青年》九卷三号全文刊登的史料；首次发现法租界巡捕房有两个名叫程子卿的巡捕，其身份、地位、年龄等相差悬殊；新发现《谢觉哉日记》影印本与铅印本的不同，找到了1921年6月29日以后到8月21日中间的日记实际上是补记的证据；新发现当年《铁路协会会报》中粤汉铁路没有修通等史料，等等。课题组收集到的大量海内外有关中共一大研究的资料，为课题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课题研究主要成果 （一）最重要的成果，是确证了嘉兴南湖会议召开的日期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的时间1921年7月23日已经得到确认，但有关嘉兴南湖会议的日期却一直众说纷纭。课题组搜集、考证了四个方面的史料，认真分析其内在联系，得出了嘉兴南湖会议于1921年8月3日召开的结论。 1.7月30日、31日代表的行踪。经过对7月30日当晚法租界巡捕侵扰会场、代表撤离疏散行踪的考证，可以确认当晚会议组织者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无法在当晚通知到各位代表，特别是五位临时在其他地方落脚的代表。1921年8月下旬《广东群报》连载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详细记载了法租界巡捕侵扰会场当晚的经过和第二天陈公博的所见所闻，佐证了当晚陈公博没有接到第二天“停会”或去外地续会的通知。 7月31日陈公博夫妇乘坐傍晚7时15分的快车去杭州之前，曾经找过李达和张国焘，告假去杭州游西湖度蜜月。而李达、张国焘告诉陈公博“打算停会”，说明这一天他们是见过面的，这个事实佐证李达、张国焘等会议组织者31日还在上海。因此，可以排除7月31日召开嘉兴南湖会议。 2.嘉兴刮巨风的事实。根据1921年8月初《申报》《新闻报》等报刊的报道，8月1日下午4时半至晚上8时，嘉兴刮了一场巨风，南湖边的裕嘉缫丝厂新盖38间厂房被吹倒了36间，南湖中的游船被吹翻四五艘，还淹死3个人。但是，所有代表和王会悟等相关人员的回忆都没有提及这场巨风。根据这些事实，可以确认嘉兴南湖会议不是在8月1日这一天召开的，也佐证了王会悟8月1日不在嘉兴。 3.新宁轮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的事实。《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回上海第二日我们便附新宁轮归粤”。经查阅1921年7、8两个月《申报》商务版刊登的新宁轮进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确记载新宁轮于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而陈公博就是乘坐这班新宁轮离开上海、于8月10日抵达广州的。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到：“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如果这一日还在嘉兴召开南湖会议，周佛海与陈公博不可能见面。因此，有关新宁轮的证据排除了8月4日及以后时间召开嘉兴南湖会议。 “8月4日说”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中的记载。经过查考，这一记载缺乏史实依据。 “8月5日说”的主要依据是写于1921年10月13日的斯穆尔基斯的信件。这封信件明确记载“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有学者认为，这封信距离中共一大闭幕仅60多天，记载的开幕时间是准确的。课题组认为，信件所说的闭幕日期很可能是嘉兴南湖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成员回到上海后，“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斯穆尔基斯有可能把嘉兴南湖会议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局会议统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便把8月5日当作了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 4.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等事实。厘清代表和王会悟是分两批还是同一批、是同一天还是分两天到嘉兴，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在8月2日或3日召开的一个关键。这里有一天的时间差。根据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嘉兴火车站到鸳湖旅馆再到狮子汇渡口的实际距离、丝网船需要“先期雇定”等事实，可以确认代表是分两批、分两天乘坐早班车到嘉兴的，从而排除“8月2日说”。依据有三。 一是从会务准备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事先做好续会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准备是提前雇好开会所用的船。会议组织者决定到嘉兴南湖续会后，就商定由王会悟“回去布置”“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根据《鸳鸯湖小志》记载，丝网船也需要“先期雇定”。而且，王会悟提前一天到嘉兴，也没有雇到开会所需要的大船，只好雇了一艘中号船，进一步证实了丝网船需要提前“雇定”的记载属实。 二是从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两批到达嘉兴，王会悟等人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到嘉兴，其余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时的106次慢车，而这趟慢车到嘉兴的时间是12时20分。如此，会议就只能在下午开始，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两批到嘉兴不符合实情。 三是从一大代表和王会悟到嘉兴的行踪看。王会悟和一些代表回忆，她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到嘉兴后，先到鸳湖旅馆开好房间，委托雇船，然后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数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代表们到嘉兴后，“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王会悟所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这说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会悟到嘉兴的次日来到嘉兴，并直接从火车站到狮子汇渡口上的船，没有进城，也没有在嘉兴住宿。 上述四个方面的史料，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日期的客观依据，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揭示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的经过：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几位代表“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赴嘉兴。到了嘉兴后，入住鸳湖旅馆，预订好第二天开会用的船只，并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张国焘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王会悟接站后即带领代表们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进入南湖，于上午11时左右至下午6时左右，在预定的游船上召开了嘉兴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和成员，完成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后，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8时15分的115次快车返回上海。 （二）其他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考证法租界巡捕房对留日学生救国团、大同党、全国学联、全国各界联合会等“过激派”的长期监视与防范，探讨中共创建与这些社团之间的关系，进而考证上海租界当局对陈独秀、马林等的监视情况，提出法租界密探闯入一大会场虽事出偶然，但也有其必然性。租界当局对“东方共产主义”等“激进分子”的长期监视和防范，是事发的必然因素。 2.通过研究中共一大安全保卫工作，对中共一大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为什么最后确定到嘉兴南湖续会、李汉俊与何叔衡有没有出席嘉兴南湖会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3.深入考证中共一大文件的形成、讨论经过等，对最后通过的文件进行了文本研究，再现了中共建党的初心和使命。 4.对嘉兴南湖会议上的选举方式、选举结果等进行了深入考证。 5.从共产国际对中共建党的初衷、中共对共产国际的认知等角度，对中共一大有没有做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进行了客观的考察。 6.从中共创建史的整体角度，客观分析中共一大上海会议与嘉兴南湖会议在中共创建中各自的贡献和历史地位，论证说明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三、专家评价 课题研究成果得到了专家们的充分肯定。 李忠杰副会长认为：“嘉兴方面对南湖会议的研究，是以组织的力量，对南湖会议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入、最细致的研究”“通过大量缜密的考证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南湖会议是1921年8月3日召开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它将党的一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史实查清了”“代表了目前对南湖会议研究的最新、最高的水平”。 邵维正少将认为，课题研究成果“资料搜集面广、挖掘深，史论结合好，论据充实，说服力强，在南湖会议专题研究方面是迄今为止史料最为丰富、考证最为详尽的专著”。 王顺生教授认为：“课题组弘扬红船精神，筚路蓝缕，几乎穷尽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原始文献、当事人回忆及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一部全面、系统的前沿性专著”。 陈金龙教授认为，课题研究成果“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缜密的推理、理性的分析，对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的由来、日期、代表、议题及与中共一大上海会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见解独到，立论有据，解开了嘉兴南湖会议的系列历史之谜”。 肖甡教授认为，课题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一些空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 我们深知，历史资料无穷尽，科学研究无止境。我们只是在努力接近历史真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期待有更新的精确史料发现。（作者祝亚伟，系中共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课题组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