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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两个甲子以来，围绕这场改革所催生的历史解读和启示从未断绝。今天，我们来读一篇余英时在戊戌变法 100 周年之际，受香港《二十一世纪》之邀而特别撰写的一篇文章，一起来看看余英时是如何解读的。 前言 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的。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着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着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 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于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 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 1917 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于是 80 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于使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我不想在这里涉及“革命”与“改革”之间的争议，本文的主旨仅在于对戊戌维新为什么失败这一点有所说明。但这并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而是就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提出片断的观察，因此各节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热烈反响。不但北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飨、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的变法，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其中，陈宝箴且在 1895 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于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这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当时的实况。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历史作用并不因此而有所减低，他们“画龙点睛”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让我借用现代的经验来进一步阐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曲折。第一、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上面已指出，这一全面体制改革的要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以前自强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这一点严复早在 1896 年 2 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最近二十年中国又在经历着另一场牵动着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可以说的是：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于严重的危机，不过与戊戌时代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于内在体制的恶化。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继之则有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激成了 80 年代末期的全国大动荡。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 第二，80 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 “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基础。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然是“变法”而不是 “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这两派也和戊戌变法的自强派和立宪派一样，在危机最深刻的关头，曾一度有合流的倾向。但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着紧张。其共同的悲剧结局尤其与戊戌政变相似，或死、或囚、或走，总之是风流云散，而所谓体制改革也从此陷入僵局。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 “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于这一点，80 年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下面再略举一二端以发其覆。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 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于篇幅，姑举 1901 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 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公开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于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于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 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前引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 “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人员组成的。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省，有权干预地方政治。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最著名的如江宁、杭州、苏州三地的“织造”）。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 “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 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于幻灭。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压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住，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清代“一族专政”，对于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章炳麟有“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于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五年起，即 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 1861 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她才 25 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分，联合了恭亲王奕忻，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紧接着她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于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王闿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时也承认 “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忻夺权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但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于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与戊戌政变有重大的关系，不可不知。 慈禧不仅后来对光绪控制自如，早期对亲生子同治也同样以“家法”处之。王国维〈颐和园词〉有云：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罕讲家人礼。 关于这四句诗，边敷文曾注释如下：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对太后自称臣子。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于侧，不赐坐。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无也。 试想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这种从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借的。但她的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梁启超说：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栽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按：归政在十五年二月，梁氏误记。） 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答朝鲜国王关于清朝“新皇帝”（嘉庆）之问云：（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目。侍坐太上皇（按：乾隆），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 他又报告在圆明园见乾隆的情形说：太上皇使阁老和鲜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相传的“家法”。朝鲜使臣记乾隆“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的读者中一定有人会忍不住笑起来的。这和宋高宗内禅后，立刻退居德寿宫，政事全付与孝宗处理，适成鲜明的对比。清朝“一族专政”的特色于此显露无遗。 慈禧自 1861 年取得恭亲王奕忻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 1898 年她在权力的巅峰上已坐稳了 37 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据梁启超的叙述，经过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飨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飨，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 此节叙事大体可信，但须略加分析而后其意义始显。第一、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飨、康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第二、光绪承认自己无权，可见他虽然“亲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第三、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旧大臣”其实都是满族亲贵，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按：即贵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第四、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权力基础。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现在康有为以此期之于毫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所以在政变以后，他得到慈禧的特别赏识。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他是咸丰的□子，入继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入宫以后，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梁启超所引的这一段资料是否可靠，不敢断定。但据另一宫廷唐冠卿述他亲见光绪选后事，可与此相印证。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女那拉氏（即隆裕后），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选，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 “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女焉”。 另有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进膳的情形，抄摘如下：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是当时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信。 合以上几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它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戌时 27 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公开露面的。只有在关于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场。因为这是“化私为公” 的间接反抗，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 在满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判断）也于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于孤立。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着这个巨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此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的悲剧。 以上是我关于戊戌变法二三关键问题的解读。我虽然偶而参照现代的改革经验，但主旨仅在了解戊戌变法为什么终于失败。对于现代的改革，本文则无所论断。这不是一篇有系统的史学论文，其中更不存在任何新奇的创见。充其量，我不过是用今天的语言重述百年前几个片断的史实而已。“外在普罗专政”或“一族专政” 虽近于杜撰，所指涉的事实则早已是当时排满的学人所揭破了的。让我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论点：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监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夫所谓圣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绪帝），亦非远于人情者也。……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独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按：亦指光绪帝）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章太炎在此已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不过是对太炎的话作了一番现代诠释而已。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 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分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 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