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琪：我们可以理解为您认为这种结合应该是在方法论上的，那您觉得您在西南做的研究是在把历史学和人类学做这样的结合吗？ 墨磊宁：没有。我做的研究都是历史学的，什么人类学的研究都没做。我只有一个研究可以算是历史人类学，就是我描述了参加1954年民族识别的那些人当时的故事。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我一方面研究他们在民族识别中得出的结论，一方面研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我想知道，当时关于民族识别的知识是怎么制作的。如果不注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不注意制作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只是专门研究他们在文章里写了什么，你不会真正了解知识是怎么产生的。比如，当你成为一个著名学者的时候，我想理解你的理论，如果我只是读你的书，会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亲眼看到你，如果我亲眼看到你怎么制造这种知识，那么，对于how know ledge actually works(知识究竟怎样产生作用），我会有更加完整的认识。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做的研究有一点像人类学。 刘琪：您认为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进行研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比如，如果一个人在西南地区从事研究，您认为有什么特点需要他去注意呢？ 墨磊宁：有一点己经强调过了，就是中国的西南地区虽然处于内地，但是在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国际性的地方。除了传教士，除了基督教的信徒以外，我觉得还有很多国际性的方面。这可以说是以前研究中注意得不够的一个不足之处。另外，生态和地形与社会的关系也需要注意，这个理论原来非常流行，像戴维斯、费孝通老师都注意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但现在好像己经不流行了。但是，我们学者不要靠流行或者不流行来做，我们不是歌手，更不是偶像歌手。如果一个理论有道理，就应该进一步思考。所以，大家需要多注意生态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何文海：我问的问题比较抽象。您觉得研究西南的人类学应该怎样在方法上和理论上实现创新？ 墨磊宁：首先，我觉得需要关注oralhistory（口述史）。口述史不能算是创新的方法，但口述史和普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不一样。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叫唐德刚，他是专门做口述史的，应该多读一点他的那几本书。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点，就是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要同时做，而且每一个地方都一定要进行很深入的研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只做一个地方的话，就不能进行比较。如果选择两三个地方同时做比较深入的田野调查，我觉得，对于你后来的研究会有好处，不仅是你的博士或硕士论文会写得更好，还可以多学方法。如果只选择一个地方，那么你碰到的问题只有这么几个；但是，如果选择三个地方，你碰到的问题就会非常非常多。越碰到问题越好，越碰到问题越成熟。我认为，multi-site investigation（多地点调查)是很好的。 此外，还有一点是对语言的熟练运用。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不要用翻译，应该基本学会研究对象的语言。我认为，多地点、口述史、流利的语言，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整合方法，都是创新的一部分。 张思思：您对在西南从事研究的同学，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同学，有什么期望和建议呢？ 墨磊宁：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把你们的博士或硕士论文写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好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完的博士论文。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无论发生了什么其它事情，如果你不做到这一点，就会陷入麻烦之中。所以，你必须首先确保自己做完了最基本的事情。另外一点建议就是多学习语言。如果你是专门研究某个民族的，你一定要把当地的语言学会，学会很地道的当地语言。还有，如果能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就非常好。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类学理论不要靠欧美的一些理论家。比如，今天会议上谈到的好几个理论，在欧美己经不流行了。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不要跟着流行来做理论，理论应该是从现实跳出来的，不要只是从理论的角度看现实。如果只是从理论看现实，你就一边是不对的，一边又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这很糟糕。这是一个很高的期望，我希望，将来我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在做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时候，要引用你们的著作。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原文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