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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体案例 我曾经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的许多博物馆与遗产地对来参观的观众进行访谈。迄今为止，我自己访谈或指导研究生访谈了24家机构，超过3500名观众。这些材料显示，当观众在博物馆和遗产地参观（他们称为休闲游）时，他们参与了一系列的记忆与认同的塑造工作。 研究中最为显著的发现之一是，人们去博物馆和遗产地的时候，很少说自己是去学习或受教育的。人们更愿意说自己去这些地方是为了加深已有的知识、感觉或观念，下面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每次我们来这样的地方，都会加深已有的印象，让我觉得做一个澳大利亚人很棒。……我觉得自己没有收获新的东西，但是我的知识和观点得到了深化。我来这里得到的就是这种深化。”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来这里参观之前，我已经有了类似的知识和经历。我觉得来参观只是加深了我原来的看法。”“不，不，我不觉得展览改变了我原有的看法。我认为它起到的是巩固强化的作用。显然这里有我原来不知道的信息，但也只是巩固了我之前的看法而已。” 当被问到“你今天看到的东西有什么改变了你对过去或现在的看法吗？”83%的观众要么说没有，要么说只是加深了已有的知识或感觉。即便对于部分试图挑战人们既有的想法或揭示隐藏历史的博物馆展览，例如英国参与贩奴贸易的展览，观众的回答也是类似的。部分观众指出，他们参观博物馆或遗产地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强化已有的观念： “我猜人们看展品就是为了强化自己的认识。”“我们来到这里参观，是因为它能巩固我原来的见闻，让我对自己身为澳大利亚人而自豪。” 正如大卫·罗温索，罗伯特·休伊森和其他学者所担心和预测的那样，观众在博物馆和遗产地构建的是对国家叙事保守的、爱国的理解。例如观众参观英格兰名人故居时，会基于阶层区隔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并对其“脱帽致敬”：“这是我们英格兰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活还会很差，名人故居让我们有了脱帽致敬的对象，这让我们变为历史的一部分。” 参观名人故居不仅与国家有关，还和白人中产阶级在英国社会的地位有关。“与遗产接触是非常重要的休闲时光，这个行为本身就很中产……尤其对中产阶级十分重要，它给我们带来愉悦的感受。当然了，不同的地方吸引不同的人。”“这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人们宁愿去购物。参观名人故居似乎是一种中产阶级趣味，取决于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和成长环境。它反映了你所接受的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这些例子中，英国的权威化遗产话语塑造了观众与名人故居的互动方式和他们对这类遗产的意义的理解方式，建构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培养了他们对所属社会阶层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建立的基础在于他们对阶层差异的理解，以及中产阶级的能力展演，即他们拥有某种品味与技巧，能够解读名人故居精英式的审美意义[9]。 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建构中，乡村地区被赋予神话般的重要地位。对于参观史托克曼名人堂的部分观众来说，这种观念在参观结束后被强化了。这是一个位于昆士兰乡村的博物馆，距离布里斯班1200公里，讲述的是欧洲牧场工人的故事。这类人在美国被称为牛仔，在阿根廷被称为南美牛仔。这些工人在有关澳大利亚起源的叙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颇有一些浪漫色彩。不过，这家博物馆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也突出了原住民的重要性，这对澳大利亚国家建构的叙事提出了挑战。澳大利亚历史上就是一个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的国家，89%的人口居住在澳大利亚沿海城市。因此，这家博物馆描绘的乡土生活并非大多数澳大利亚现在或过去的实际经历。然而尽管如此，一些观众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澳大利亚： “原野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城市不能代表澳大利亚。” “我觉得博物馆激起了我很多情绪。身为澳大利亚人我觉得非常自豪。这里体现了澳大利亚内陆的精神，在我看来，这才是澳大利亚的精神支柱。” 很多来自乡村的观众认为，这家博物馆能够让生活在城市或沿海一带的人理解身为澳大利亚人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例如有的受访者认为： “我觉得城市居民需要知道澳大利亚的遗产是什么……我觉得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澳大利亚乡村的历史被掩盖了……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些城市居民一直住在城市，毫不了解……如果你没有在乡村呆过，…..你就不会理解那里的事情。他们把一切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有趣的是，很多来自城市的观众看了这个博物馆之后，表达了谦卑的心情以及对乡村地区的负疚感，甚至有些人说自己是以崇敬的心情进行朝圣之旅。这无疑巩固了澳大利亚的权威化遗产话语，以及乡村在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中享有的历史地位。例如有人指出： “展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让人们知道先驱们开拓澳大利亚时遭遇了怎样的困难，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来这里朝圣。” 这些受访者所拥护的澳大利亚先驱者的神话低估了城市里、多元文化社群在澳大利亚国家身份中的作用，也掩盖了许多事情，例如对土著农场工人的镇压、经济压榨和性剥削。这些例子也许验证了罗温索和休伊森对遗产的看法，即遗产是虚假的历史，本质上是保守的。当然，在这些例子中，人们是利用遗产起的作用去巩固某些保守的价值与身份建构，使之合法化。不过，也有受访者从批判的视角看待身份建构问题。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劳工历史博物馆和劳工文化节中，遗产也可以用于个人和社区身份的建构。通过吸纳更进步的理解遗产的方式，博物馆和遗产地可以成为家族或社区记忆的追忆之所，帮助观众将这些记忆及其背后的价值传递给他们的亲属和孩子们。例如有的受访者说： “到这里让我的记忆复苏了，能与家人分享真是太好了。” “这里能让人了解过去，不然人们就不记得了，记忆是很重要的，记忆蕴含在景观和建筑物中。” “我一度感觉自己回到了历史，……它把历史讲得非常清楚，加深了人们对过去的感受。” 这些回忆通常强化了进步的政治价值，如作为某个社区的一员的意义是什么。其他人运用回忆和怀旧对当下进行了评判： “这不断提醒我不要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统治阶级不关心任何人，只关心他们自己……我在工会工作，我知道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我们仍然在与管理层斗争，阻止他们盘剥工人。” “这片土地并不会让所有人感到愉悦，虽然很难，但是他们（此处指1984-1985年英国煤矿工人罢工的领导者）有勇气站出来。政治影响每一个人，并非只有在议会里才有政治。” “我来自一个煤矿村，我在思考的是产业关停后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影响。” 我在开展调查的其它遗产地，也听到了人们对遗产带来的记忆和身份建构的思考。例如，参观墨尔本移民博物馆的澳大利亚人和参观劳工历史博物馆的英国人一样，通过参观遗产地重塑记忆与身份。观众通过参观博物馆不仅回忆、思考父辈或祖父辈讲述的移民的故事，还会协商他们家庭的文化价值和当代澳大利亚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观众通常会产生非常敏锐的对社会和个人的领悟。 研究材料所揭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人们对遗产机构遗产制造的反思。2007年是英国通过《废奴贸易法案》两百周年。在英国的非洲裔加勒比人去参观博物馆，目的是试探公众对这一话题的讨论热度，看英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奴隶贸易的历史，他们想了解博物馆作为国家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恰当处理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的议题，或是否回避此类议题[49]。非洲裔加勒比观众主要是通过参观来观察英国白人社群是如何表达这一主题的，而不是通过参观重构或确认自己的身份。例如有的受访者表示： “我认为，此次展览是一个开始，让民众了解英格兰或英国参与到了奴隶贸易之中，也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即社会对我们遭受的苦难有了部分的承认。至于这种承认是否会融入英国的生活、历史和教育，还有待观察。” 以上是我近年来对博物馆和遗产地的观众所作的访谈的一部分。因篇幅所限，我不可能一一呈现。我要强调的要点有下面几个：首先，遗产有多种利用和理解方式。第二，这种多样性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种类的博物馆和遗产地，而且存在于每个博物馆和遗产地。第三，遗产和博物馆专家不能一直控制民众和不同社群利用和重构遗产的方式。第四，遗产在社会中的作用不会一直让我们喜欢，但是人们不能忽略遗产的作用，遗产不能成为虚假的历史。第五，创造历史感的不仅仅是遗产机构，还有去博物馆和遗产点的观众。博物馆观众作为遗产的利用者，并不是被动的，他们积极地用多种方式去理解和利用遗产制造。 六、结论 本文首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遗产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指出了遗产批判研究兴起的背景与几大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遗产本质的新的理论思考，并通过分析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许多博物馆和遗产地的观众的访谈，阐释了对遗产的新的理解。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博物馆和遗产地并不是“安全”之地，不是被动的，而是动态的，对它们的理解也往往是有差异的。我们可能不会一直喜欢那里产生的多样的意义，也可能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们不能一直掌控意义生产的结果。回想遗产研究最初形成时，遗产学者意识到我们不能控制遗产所产生的所有影响，可能感到恐慌，进而不信任遗产，将其指斥为虚假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遗产控制在专家手中，例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博物馆策展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想法，贬低了遗产现象的重要价值。正如拉菲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指出，遗产不仅仅是一项社会运动，也是关于身份、地方和记忆的带有主观性的政治协商。遗产是建构或重构文化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时刻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遗产本质上都是非物质的。遗产是一种过程或展演，我们个体、社群或国家可以从遗产中找到价值和文化社会意义，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现在、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地位。这一过程并不局限于遗产地管理的技术化政策、遗产保护、博物馆策展或世界遗产名录。 遗产批判研究需要明确聚焦于遗产使用者和他们对遗产的使用方式，重视它们与权力、地方、阶层、族群、种族、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遗产批判研究需要保持批判性，它需要提出尖锐问题，探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使用，记忆和身份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塑造的，服务于什么目的。它也对拥有专业知识的人们提出了挑战。用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以知识分子为业，但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同理，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以遗产为职业，所有人都在阐释遗产，进行遗产展演。 这让我意识到遗产批判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让遗产更加民主。传统的理解遗产的方式往往令许多社群的权益受到人为压制，对遗产中社群权益的考虑可以推动我们朝新的方向去重新思考遗产。显然这对遗产和博物馆机构的很多人是一种挑战，但是如果要让遗产批判研究有意义，就必须启发实践、教育和培训，为遗产和博物馆机构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新博物馆学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博物馆实践产生了影响，但是我相信未来仍有很大空间。在更广阔的遗产研究的范围内拓展博物馆研究，将会带来正面的效果。遗产批判研究也必须成为一个广阔的平台，吸纳非英语国家学者和实践者们的著述，尤其要重视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学者的研究。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