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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治观念史所左右。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本文与上述研究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基于最近60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21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论文将探索在60余年间，国家通过政治/组织路线，对血缘/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关键词：士绅；中农；乡村自治； 作者简介：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1。 一、问题起源：对老旧问题的重新检视 本文将讨论一个老问题：在现代国家（从清末以来）建设并深入乡村的20和21世纪，农村领导如何延续／变迁，以及农村社区如何整合和凝聚？ 与以往研究的讨论路径不一样，本文将“政治”视为栖居于特定场所／生境的公共活动。本文不假设有自足的政治主体，而将政治视为与生计、生境等相互融贯的活动和相应技能。“技能”在此主要是指生计生产意义上的能力，这些技能在特定的生计环境中会具有“政治”意涵。本文将“生境”理解为生活环境，其中包括人（社区）及其周遭的物、基础设施／环境和生计／生产的技能等。例如土、水、道路、家宅、庙宇和社区组织等是一个农业生境的重要部分。本文将这些因素视为与当地的“政治”和秩序直接联系的，或者视之为“政治”本身。就此而言，这是一种存在性或本体性政治。当然在讨论政治生活时，仅有这种现象学式的描述是不够的，因此本文还关注政治势力，例如国家及其政治组织路线和具体实践对村落的直接影响。还应当指出，以下研究的再一个特点是以历时性视角审视乡村社会的精英及其变迁。 概言之，本文以现象人类学的栖居视角作为基本进路，从生计／技能和具体生境中测度政治活动。本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阶级／组织路线及其具体实践预设为村落精英沉浮和分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此前提下讨论不同层级领导人的区别和关系。本文还将以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辩证结构分析为进路，讨论乡村社会两级组织和干部之间的相互互动和结构性区别。 二、田野地点 本文的实地调查地点在昆明滇池东岸的小村。直到20世纪末，小村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业的村庄，其所在地区是有昆明市“菜篮子”之称的滇池东岸。小村在集体化时代就是一个稻麦与蔬菜混作，以主粮种植为主的农耕社区，1980年代以后以种植蔬菜为主，稻作于1990年代后期完全停止。整个村庄有耕地1700余亩，人口有2300余人。小村与相邻的两个小自然村同属一个行政村（目前称为居民委员会）。2003年以后随着昆明城市扩张，小村的耕地被陆续征用完毕，村民的生计来源也从农业转为租房和其他非农活动。在2005年，随着大量耕地被征用，小村也利用国家搞“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在老村庄的边上辟出260余亩耕地，建起一座有503幢房子的新村。小村人目前的租房收入基本来源于新村。租住在小村的外地租客有2万余人。 小村在2010年被列入昆明市的城中村改造名录。2010年5月昆明市为了建设一个超大型商贸城——中豪螺蛳湾商贸城的二期项目，启动对包括小村在内的7个自然村的拆迁。一年以后，小村周边的村庄都被拆平，只有小村幸存留下。小村人举全村之力抵制拆新村，政府后来不得不下文承诺保留新村。小村的老村在拆迁中被拆了一部分，但由于村民抵抗，老村的大部分也没有被拆，至今仍有部分村民和租户住在村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