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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先生是我的老师。与张先生多年接触请教,有太多值得珍藏的回忆。 张先生对苏秉琦先生感情至深。1985年在辽宁兴城疗养的苏先生考察绥中姜女石遗址后返程,为在山海关火车站人满为患的车厢给苏先生找个座位,张先生向列车员出示证件的无奈举动;1990年前后盛夏一天下午应招赶到苏先生家门口却临时另有急事的张先生,为不打扰苏先生午睡将按门铃的手又放了下来的虔诚又焦急的神情;1994年秋为将苏先生新出文集从沈阳赶送到北大为苏先生祝寿,张先生扛起一大包书疾步从北京站行李房穿过广场的匆匆身影,都历历在目。 张先生对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解至深。2009年编辑《苏秉琦文集》时,张先生在电话里同我说,据他的观察体会,苏先生晚年虽静坐在家,却总有更深的思考,那是因为苏先生对有关文献和考古材料都已熟记在心,现在的重点是在“悟”。苏先生故去后,张先生以一句“留下了长长的空白”道出了他对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忧虑,数年后,张先生提出“苏秉琦时代”的概念,激励后学要有跨越这个时代的勇气。张先生还时常向他在哲学界的老朋友介绍苏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思想,遂引起哲学史界对苏秉琦学术思想的长期关注。 张先生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贡献,处处从大局立意的学术境界,有目共赌。从近年张先生组织和指导的古代玉器研究上可以看出,他对费孝通先生将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切入点,深入认识中华文化,以达到文化自觉,进而将其中的优秀部分融于多元世界,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思想理解甚深,着手将“两流”汇“一流”,把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研究方向引导到费孝通先生的理念上来,使这个中心成为越来越有生命力的一个民间学术团体。 张先生经常到辽宁、到牛河梁遗址考察指导工作,对辽宁文物考古和我个人,都给予特殊关照并提出很多指导性意见。1983年东山嘴遗址座谈会上,张先生即席列举了西安半坡及甘肃临夏何家村等当时中国史前时期仅有的祭祀遗迹,发言稿修改时更增加了与西亚考古和民族学有关材料的比较,从而对东山嘴遗址发现的学术价值以及红山文化宗教形态的发展水平,给予既实事求是又高度的评价。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辽西和赤峰多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发掘,该文化年代有从商代提早的可能,张先生兴奋地同我谈起,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能确定到夏,这对东北地区的历史是多么重要的事呀!在张先生的指点下,东北地区夏代的历史考古遂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此后他将辽宁和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进一步归纳为多鬲和缺少鬲等三袋足器的两大系统,提出渔猎文化也可以产生上古文明,都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解的指导性观点。张先生多次与我谈起玉文化研究要提高到思想史高度,这对古代玉器的研究具有方向性意义,对我更有极大的启发。张先生还十分关心我曾经负责的辽宁文物行政工作,经常给予具体指导。1984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期间,我同他谈起辽宁近来发生的几起基本建设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事件,张先生提醒我,对省保和国保单位的保护,态度要坚决,要鲜明,尤其是国保单位,要做到“死保”!对于古建筑和古遗址受到威胁时文物部门经常处于弱势和被动的不正常状态,张先生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必总是考虑对方在经费、选址、限高等方面的所谓难处,我们就是要不受干扰地讲清楚对文物的危害,哪些做法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我在实践工作中深深感到,这是张先生授予我的两条“锦囊妙计”。 张先生是战略家。他主办的事回头看,无论对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还是事业发展都很有远见,当然也影响深远。对张忠培先生留下的丰富学术遗产,对张先生给予辽宁和我自己专业及工作上的指教,要认真学习回顾总结,以推进事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