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 在起步较晚而进展较快的中国近代史领域，孙中山研究显得相对成熟。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海峡两岸竞相轮番编辑更加完整的孙中山全集，相关的年谱、长编以及各种资料汇编和史事编年也陆续问世，各种专题论著更是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孙中山研究一度成为万众瞩目的“显学”。 然而，一番热火朝天之后，逐渐归于平静。社会上虽然不乏关注者，学界也还有坚守人，逢五逢十的纪念持续进行，可是显学退隐，大概是普遍情形和长期趋势。专门从事此项研究者在新进中几乎无人，即使兼作者也日渐减少。在学位论文和申请课题方面，一般很少选取孙中山为主题。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显示孙中山研究在经历了繁荣之后，初创时期进入门坎较低的状况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则表明孙中山研究要进入摸高探深的成熟期，应该进一步提升研究的平台，为后来者开辟上升的通道。 与古代史相比，作为近代中国的枢纽性人物，孙中山研究远远达不到充分的程度。近年来，孙中山研究虽然总体上由显退隐，在基本认识和具体史事方面，却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表明即使这样的领域也存在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只是要在既有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摸高探深，必须扩张材料，拓展视野，讲究方法。 孙中山风云际会，常常处于时代漩涡的中心，研究孙中山，可以将近代中国的许多大事要人勾连起来。而研究近代中国的大事要人，如果缺少孙中山的视角位置，就难免偏于一端。如果孙中山研究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缺席失位，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的状态。 为了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近十余年来，我们主要进行了如下各项工作，希望以集众的形式收获多方面的大型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努力搭建孙中山研究的新平台： （一）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有系统地广泛收集书刊报档等各类资料，为陆续大规模展开各项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进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深化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方法和取径。 （二）组织编辑了十卷本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并拟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上海环龙路档和汉口档、五部档为基础，编辑续编。 （三）以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为范型，组织编辑了500万字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尽可能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尤其是20余年来的新成果，全面搜罗、耙梳、排比档案、报刊、日记、函电、书籍等各类新旧资料，善用长编考异之法，前后左右比较参证史料史事，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孙中山的言行思想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人事，大幅度扩充相关史事的内容层面，努力还原历史的复杂本相，充分展示孙中山作为时代枢纽的广泛联系和巨大作用。 （四）组织编辑《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计划分为影印本和整理本两种版本。以孙中山逝世和1949年为界，分为三辑，每辑包含书刊报档各类相关资料，按时序编辑成册。 （五）将着手展开《孙中山纪念编年》、《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纪念编年》以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纪念编年》等编年史系列的编撰，将孙中山研究从其生前延伸到身后，全面体现其对于近现代中国的重大影响。 此外，孙中山长期活动于海外，足迹遍及日本、美洲、欧洲和南洋，其他政治流亡者也大都以海外为基地，尤其注重依靠华侨。各地华侨先后创办过数以百计的中文报刊，不仅大量报导各地华侨及其社团的情况，而且反映各派人士的海外活动。华侨社团和秘密结社以及个人，也有数量庞大的公私档案，其中多有与孙中山相关的直接记录。这些文献有的保存相当完整，有的报刊甚至至今仍然在发行之中，只是由于收藏分散，未经汇集，或事涉机要，秘不示人，使用极为不便。这可以说是孙中山的相关文献搜集整理最为薄弱的部分，应当适时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出版。具体做法，可以先易后难，首先将海峡两岸收藏的海外华文文献汇集编目，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美洲、南洋、英国、澳洲等地的收藏机构进行调研搜集，争取协助。在汇集整理的基础上，系统出版所有海外华文各类资料，以推动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 回顾孙中山研究的历史，海峡两岸的学人经过多年努力，良性竞争，形成接力式的材料扩充和研究深化，不仅撰写了多种传记和大量专题研究论著，而且编辑出版了各种名目的全集、年谱、长编、实录和资料集。坚持不懈地努力之下，孙中山本人的言论文字已经基本搜罗完备，关于其行为活动的情形也大体掌握，只是相对于历史事实的错综复杂以及相关资料的极为丰富而言，可以进一步扩充的领域比比皆是。只要转换观念，调整做法，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尤其重要的是，尽管直接的材料大体齐备，要想恰当解读和理解孙中山的言行，仍然并非易事，材料不足，容易望文生义，材料太多，也可能断章取义。另一方面，近年来其他相关研究的显著进展，却发掘出了不少新材料，产生了不少新成果，有助于从两方面推进孙中山的研究：一是切实了解背景语境，有利于深入恰当地解读和理解孙中山的言论行事；二是深入认识文物制度和大事要人，有利于扩张孙中山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也正是搭建高水平孙中山研究新平台的两个基础支柱。 作为研究孙中山的基础性建设，编辑孙中山本人的文字言论无疑至关重要，而要恰当全面地理解其言行，还应该广搜群籍，采集与之相关的文字，加以比较参证。所谓相关文字，直接联系者大别为三类：一是各方致孙中山的函电，二是与孙中山的政见主张相关的各种意见，三是有关孙中山言行及其相关史事的记述。前者较为明确，其次则包括支持、反对和异议的各方面，甚至延伸到孙中山身后。第三项虽然时间限度清楚，空间的边际则相对模糊。尤其是要将孙中山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之中，而不仅仅以孙中山为轴串联历史。循着先易后难的途径，由编辑函电入手，其他陆续展开。在此基础上，理解孙中山的文字言论行事，孙中山与各方的关系，以及与孙中山相关的各种大事要人，乃至于把握领悟近代以来中国观念文物制度的变化，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彼此参证。 史料愈近愈繁，各种记录，层出不穷，不仅覆盖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罗生门的现象所在多有。按照自圆其说的标准研治近代史事，误判亦有证成实事的可能。或以为近代史资料易得，史事易证。其实恰好相反，由于资料繁多，当事人的记载不一，除了人时地等基本信息外，详尽再现史事各层面的真反而不易确证。简单依照时间顺序排比材料的做法，既不能比较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而近真，亦无法比较前后相连的几件事而得其头绪，更不要说理解前人思想言说的本意。 扩张资料之外，还须改进方法。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方法应用方面，应当借助中古史大家的成熟经验。其中关于长编考异和比较研究法的各种论述，正是医治近代史领域材料丰富而梳理不足、问题繁多却任意举证的对症良药。 宋代为中国史学的最高境界，而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正是在宋代史家良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宋代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适用有效。此法在近代的讲究，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1]1]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所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2]]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并得其头绪的阐释。[3] 用以俱舍宗治俱舍学的办法，将前后左右各种不同的材料相互参证，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尤其是依时序综合考察孙中山的所有言行及其与各方关系的发生演化，囊括所有材料，勾连贯通，解释疑滞，将各说整体及部分的真伪异同详加比勘互证，无论本事还是心路，较由一点一面立论，更易近真且得其头绪。 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不宜只看其人的直接材料，也不能单纯以其眼界看周围人事。若仅就特定对象的言行立论，很容易误读错解其本意本相，甚至以其好恶为是非，结果反而无是非可言。如此这般描述出来的历史人物，实为研究者心中的形象，与历史人物的本身貌合神离，似是而非。必须比较参证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各事各说，才能将人物置于历史本来脉络的适当位置，理解把握其言论文字的本意和行为活动的本相。近年来孙中山研究的切实进展，往往并非专门研究孙中山而得，而是由其他相关研究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若是单就孙中山的言行反复解释，反而如陈寅恪对民国时一般文化史著述所批评的那样，很容易流于只抄旧材料或仅就旧材料作新解释，非滞即诬。 编年体的人物研究当然要以谱主为枢纽，但是凡涉及相关的思想言论人事，应尽可能多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本相。孙中山研究的编年系列不仅仅以孙中山为轴心串联历史，不仅关注孙中山本人的言行，不仅从孙中山的角度考察其与同时代人、事的关系，也不仅从孙中山的视角来看待其所经历的一切大事要人，而要将孙中山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之中，依时序综合考察孙中山的所有言行及其与各方关系发生演化的全过程各方面，从而进一步夯实孙中山研究的基础，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文本言论行事、孙中山与各方的关系、与孙中山相关的各种大事要人，乃至于把握领悟近代中国观念文物制度的变化，为孙中山研究这类相对成熟的领域提供进一步摸高探深的实例，不但可以提供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的坚实支撑和有力凭藉，而且能够充分展示孙中山作为时代枢纽的广泛联系和巨大作用，进而推动整个近代中国研究的全面深化。 通过上述工作，可以进一步系统梳理孙中山的言行及其与各方关联，打造高度与深度相辅相成的研究新平台，为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凭藉，确立检验各种研究和评价孙中山的衡量尺度。通过汇聚梳理各种史料史事，订正误说，缩小歧见，保存异解，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附会，不趋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提供全面认识孙中山以及近代中国的凭借和保障，防止随心所欲的曲解和盲人摸象的瞎说，成为检验神化和妖魔化的试金石。同时，在深入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制度建构、思想脉络乃至中外关系的基础上，使得理解孙中山的言行与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相辅相成，促进近代中国研究的深入发展。 与孙中山研究贵为显学的时期相比，最大的差异，还不是成果的多少，而是研究者的聚散。原来不仅有一批能力相当强的学人专门从事孙中山研究，而且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盛极一时，以及三次革命高潮说的互为联系，投入相当一部分精力兼作孙中山研究者为数更众，从而保证了成果的质量和工作的持续。搭建新的平台，使孙中山研究站上新台阶，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新平台具有的开放性，就在于所提供的资料和路径，可以保障后续工作的持续展开，并随着研究的陆续推进，不断充实加强和拓展平台的建设。 为达此目的，聚人为第一要义。没有源源不断的后续力量，孙中山研究就不能持续发展，有序推进。集众式的研究，在人文学科未必是理想的形式，可取的方面之一，就是训练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基础性和基本性的训练。只有本宗扎实，根本确立，才能以不变应万变。通过集众的研究，可以为孙中山研究保留必要的种子和培训适当的骨干，使之能够薪火相传，先因后创，温故知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帮助参与者揣摩掌握长编考异之法的精妙，能够熟练应用，具备长编考异的底蕴基础，转治其他专题，效果大不相同；促使研究者打破分科的局限，跳出专门的窠臼，多头并进，相互贯通，提升治学的境界。如此，研究孙中山和研究近代中国的各类重大问题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还能够相辅相成。 [1]据说欧阳渐治俱舍学，三年不成，后于沪上遇沈曾植，沈告以不要治俱舍学，而要治俱舍宗。欧阳渐回到南京，寻找俱舍前后各书以及同时他家诸书读之，结果三个月就灿然明白俱舍之义。这一典型事例显示，即使近代佛学界堪称大师级的高人，也不能直面文本领悟内典的精义，必须前后左右比较研读，才能异同自见，大义顿显。参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页。 [2]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1年，第262～263页。 [3]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北京：《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文字有所调整。 “孙中山研究笔谈”之四，《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96～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