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强租胶州湾,引起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的狂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对这次事件本身,几乎包括全部有关的近代文论著都进行了比较充分地揭露和遣责。而对于德国夺取中国军港的早期阴谋则缺乏应有的揭发和批判。虽然有作者曾指出:“德国早就蓄意在中国夺取一个港口,作大它侵略远东的海军基地”；也有的说:“早在甲午战前,德国就想占领我国胶州湾”。但这些说法不仅缺乏对史实的具体说明,而且时间概念也过于笼统,以致成为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疑点。为此,有必要对德国夺取中国军港的早期阴谋做进一步地揭露,有必要寻找出这个阴谋产生的比较确切的时间。 德国人预谋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中国军港起于何时?尤其是做为一种侵略政策的正式提出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只要查阅一下有关的中德关系方面的外交文件,便可看出这个阴谋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笼了。 德皇威廉二世于1894年11月17日在致德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Prineeon Hohenlohe)的一则电文中说:“我们在亚洲亦需要一个据点,因为我们的营业每年值四亿马克。在这方面,我提议台湾,该地区在六十年代已为艾林波伯爵(Count zuEulenburg)率领之使节被认为适宜并建议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这里提到的艾林波伯爵使节,指的是1859年普鲁士政府派往远东的外交团,它访问了锡兰、日本、台湾、菲律宾和爪哇等岛国和地区,途经曼谷、加尔各答等,于1862年回国。当时中国正值太平天国英雄与清军决战时期,他们未能进入中国大陆。从这则电文可以看到,这个使节团一回国,便向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提出了在我国台湾建立军事“据点”的建议。他们把台湾描写得天花乱坠、并建议“可以使台湾南部居民和普鲁士军舰‘易北’号发生冲突,或以这个岛上对德国商船的偶尔袭击为借口”④,占领该岛这个建议是否被普鲁士政府所采纳,暂且无从判断。但做为一个在中国沿海地区获取军港的阴谋计划,我们可以认定,在1862年德国已经有人提出来了。 有关这个建议的辩论在德国官方的《星报》上开了端,并在其它报刊上连续刊载下去。关于台湾问题,当时出了三十种小册子,从各方面论证占据台湾的必要性。同时,这些狂热的殖民者还热烈地讨论过占领我国厦门,使其成为“德国的澳门或香港”的计划。当时在我国通商口岸居住的德国商人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讨论,1867年4月他们向普鲁士政府联合递交了一份“在华德侨备忘录”。其中说:“在德国人与安格鲁撒克逊人种不能触洽的国家里应该给予德国人以集台地,象在美洲和澳洲那样。……台湾和海南岛,它们不过是名义上属于中国罢了。如果给德国人这些岛……那末他们在较短的时期,就能使德国在东亚具有使举世都感到的威力”⑤。这说明夺取中国一个海岛,使其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的计划,在整个六十年代,一直在德国殖民者中酝酿着。 1895年2月1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BarouvonMarschall)在致驻伦敦大使哈慈非尔德伯爵(CountVonHatzfeldt)的电文中说:“早在1869年,1870年,公认的中国通李希霍芬(Rich-thofen)教授在他上俾士麦公爵的详细报告中,强调主张夺取该岛(即舟山群岛)。他盛赞舟山拥有一个易守及易于设防的港口,他今日还相信,如果采用适当的措施,如设立自由商埠,该岛不难发展成为商业大都会。不但能吸取邻地宁波之商业,并能在该方面的交通上起而代替上海之地位,因为上海海港不易容纳大船进出”⑥。这里所说的李希霍芬是，德国的地质学家和旅行家,也是一位鼓吹侵略中国的狂热分子。他曾就学于布累斯劳和柏林。1859年以地质学家的资格随艾林波伯爵(又译为冯·奥伊伦)的使节团出访远东。这次旅行,由于政治动乱(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他没能进入中国大陆。但当他经过台湾时,被台湾丰富的物产深深吸引,使他下决心对中国进行全而调查。1868年他接受了普鲁士政府的委派,重访远东。这次访问他不仅负有政府方面的地质调查任务,而且“还有更为隐蔽地政治和商业的使命”⑦。经过四年实地考查,他几乎踏遍整个中国,1872年归国。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一亲自旅行和根据旅行研究的结果》(《China； FrgebnisseeigerReisenunddaraufgegriindeterstudien》)一书中,他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的地理和经济资源的分布,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山东煤矿的重要性以及胶州作为一个港口的的重要性”⑧,为德国劫夺中国领土提供了所需的经济军事情报。上面这份电文供认,李希霍芬调查尚未结束(即1869,1870年),就向俾士麦提出了夺取我国舟山群岛的建议,对六十年代初期艾林波使节团(李希霍芬也是其成员之一)的建议进行了修正。 李希霍芬的这份报告末见公布,不过它的内容可以从他对同一事件的另一份报告(1871年5月31日)中推定。他在后一份报告中认为,由于德国商业的发展和航行的安全,“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油站。这一切都使得德国迫切需要在东亚获得一个固定的地点,宁早勿迟”⑨,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的国家,所选择的地点无论如何要靠近中国的海岸。因此他认为,位于长江口外附近的舟山群岛是个最理想的地点。舟山如果被开辟为商埠,不仅可以将上海的一部分商业吸引过来,而且还可以使附近的宁波商业也归到这里,完全有希望将它变成为“德国的香港”，李希霍芬的这项建议当时引起普鲁士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可以从俾士麦立即下达的一项关于在中国沿海获取一个“海军仓库”的命令中得到完全证实。 1870年4月2日,俾士麦在致北德同盟驻北京公使李福斯(VonRethfues)的信中声称:“为了德国商务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保护德国航业以对付海盗的骚扰,有必要在东亚海面经常保持同盟的一部分海军大小船只。”需要在东亚建立一些“海军仓库”。北德同盟在日本横滨虽拥有一个“普鲁士海军基地”,却“不能同时满足中国沿海海军站的需要”。因此,他下令驻北京公使尽快同中国清政府达成一个协定,“使其以买卖或租借的方式,在中国沿海的一个中心点或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屿上,让北德同盟为了上述目的占有一块够用的土地,作为建设海军仓库之用”⑩。信中还透露了一桩所谓的“中国使臣”蒲安臣出实中国领土的卑鄙勾当。俾士麦说:“我同已故的中国特别使节团团长蒲安臣(Burlingame)先生机密地讨论过这件事(即在中国获取一个军港一事),他不仅承认我们的愿望是合理的,而且看到如果实现这件事,中国方面也有真正的利益,这是中国方面很重视的。……他非常肯定地答应在他回到中国以后,将促成此事,以蒲安臣为团长的中国使节团是1868年2月出发的,经过美国时擅自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蒲安臣条约》(即《中美续增条约》),尔后访问了英法等国。于1870年1月到达柏林,在此受到俾士麦的接见。上面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普鲁士政府为在中国沿海攫夺一个军港已经积极开展了外交活动:同时它也记下了美国骗子一一蒲安臣出卖中国领土的又一罪案,只是由于蒲安臣1870年2月突然病死在俄国这笔肮脏的交易未能获售罢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俾士麦与蒲安臣秘密会谈的时间,它标明此时(1870年1月)普鲁士政府已确定了夺取中国军港的基本方针。 俾士麦在这封信中还就获取军港的方式反复进行了说明。他认为:“由于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原因,”德国在中国获取军港,“应拒绝采取殖民政策的道路,或在中国领土上获得主权”的方式。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考虑到对中国友好政策,无意在中国领土上获得主权”。果真如此吗？否！我们知道,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北德同盟的势力还不能达到南部地区,经济力量也十分有限:国际上,正值普法关系剑拔弩张之时,双方都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欧洲战争影响”使其不能在中国全力以赴地开拓殖民地。这就是它不愿意在中国沿海直接采取殖民政策的根本原因。因此“拒绝采取殖民政策”,既不等于尊重中国主权,亦不是对华采取“友好政策”,而是出于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原因。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部分里,俾士麦说:“海军当局主要认为紧靠厦门的鼓浪屿和舟山岛上定海附近的一片土地是特别适宜于建立海军仓库的地点。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同盟因为获得这一地盘不同一个友邦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引起竞争,则是我最不希望的”。因为俾士麦当时己得知“美国有意于舟山岛”。所以他授权台端(驻华外交官员之一)“以秘密的方式同当地的美国同事谈论此事”。同时他还通过盖洛特男爵(驻美使臣之一)通知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指示驻华代表为了所说的目的进行秘密谈判,以便在其“目的的地点上取得协调”。这是一桩多么肮脏交易,图谋获取中国一块土地,却要先同第三国达成协议,这难道是尊重中国主权的行为吗? 为了选择一个适宜的地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海军便对中国沿海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调查,海军部与帝国首相衙门多次举行讨论。当时,他们公认李希霍芬建议的位于舟内群岛的定海港是最理想的军港。但是由于美国也表示过占领该岛的意图,羽翼未曾丰满的北德意志同盟自然不愿与美国竞争。所以,他们便把目光移向其它地点,诸如香港附近的大鹏湾,厦门附近的鼓浪屿,山东半岛的胶州湾都曾引起过他们极大的兴趣。但是,这些讨论,因为当时的政治条件,“并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⑾。然而,从李希霍芬的报告到达柏林以后,占领中国一处军港这件事一刻也没有被遗忘,德国人丝毫不差地知道,在什么地点,当有利的时机到来时,应该建立商业的海军的根据地。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德国的这一阴谋及其在中国沿海的调查活动是无法掩人耳目的，不仅欧美列强对此非常敏感。就连外交十分闭塞的中国清政府后来也“规知其谋”。据《胶澳志大事记》光绪十二年(1886)载:“德人黎西德和芬(即李希德霍芬)于西历一八六八年即来山东有所调查,盛誉山东物产丰富。于是胶澳一隅久为外人垂涎。景澄(许景澄)赴欧,规知其谋,而是时粤海军方熠于法,清廷谈重建于北洋,景澄建议辟胶澳为屯埠,以巩固国防而杜外患”⑿。 总上所述可知,德国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艾林波使节团)提出了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军港的建议,并且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如果说这是个别侵略分子的狂热鼓吹,不能做为德国政府阴谋的起点。那么以普鲁士政府正式下达命令的时间算起,德国夺取中国军港的阴谋的确切时间应不晚于1870年初。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战云未消,陡起风波。早就觊觎中国领土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担心落人后之,立即下令迅速装备海军,准备夺取他们心目中的最适宜的地点。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便以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为口实,悍然出兵占领了胶州湾。德国长期以来在我国沿海获取军港的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事实正如法国海军部长(EdouardLockroy)揭露的那样,“从李托风(即李希霍芬)的旅行到胶州的占有这一时期,德国一向在那里(中国)有方法、有步骤地逐渐执行它的战争计划”⒀。 所以,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海军以强盗的方式占据胶州湾将近三十年前,北德意志同盟首相同样执行过一个同样方向的侵略计划。不过这个计划,同1897一1898年的行动也有所区别,除了由于两个政府(北德同盟与德意志帝国)的实力不同,因而在计划的执行上也有所不同外,占领胶州湾从一开始就与一种企图结合起来,那就是将幅员广大的山东省,连同它拥有的煤田和其它矿藏都置于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在1870年则还没有这样的企图。1870年的德国资本主义程度还不很高,资产阶级仍被自由贸易的观念所控制,因此它还未想到以独占的方式对中国领土进行掠夺,其野心自然不如后来之大。 注释：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上册,页298。 中华书局编《中国近代史》页254。 当时德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在斯脱拉斯堡(5trassbufg),参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2219号,页5。 ④参见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页79。 ⑤安格鲁撤克逊人(Ango一Saxons),泛指英国人及其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的移民。引自迈尔茨,德国殖民政治以前的历史,载在《殖民评论》1934一1935年,页98。转引自《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页80。 ⑥《德国外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2222号,页9。 ⑦《历史教学》1957年第8期《德国人在中国》。 ⑧《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页1990。 ⑨《关于在中国一一日本领海内选择最适当的地点作为创设一个德国海军和商业站之用的备忘录》,转引自《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页82。 ⑩施丢克尔著《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附录四,页332。 ⑾《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3645号,页88。 ⑿《山东近代资料》之三。 ⒀《历史教学》1957年,第8期《德国人在中国》一文。 （文章原载：《历史教学》198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