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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7-1930年间，为配合意识形态重建和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隆重热烈的纪念。但它对五四的态度又充满矛盾：它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巨大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凝聚力，却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链条上的一环，却又批评它没有三民主义指导；它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的价值，同时也注意到其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潜在威胁。五四“缺点”的被发掘，成为南京政府由新生政权向稳固政权转化后逐步限制、乃至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主因。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 五四运动 纪念 三民主义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复杂的运动[1]。其复杂性使五四运动具有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和价值资源，五四的意义也随着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不断被“发现”并层累叠加。一部五四运动诠释史，实际上主要是不同的认识主体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从现实出发与历史的对话，他们在认同或批判过去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各自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对五四的纪念和意义阐释，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1927至1930年间，为稳固政权，配合意识形态重建和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隆重而热烈的纪念。目前学术界对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评说和纪念已有不少研究，但多侧重于早期的国民党人，尤其集中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2]对国民党执掌中央政权后的五四纪念和五四话语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但很不充分，且仅注意到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1940年代国民党官方对五四纪念的禁忌[3]，却很少注意到国民党在执政初期对五四纪念是极为重视的，同时，它对五四的评价既有肯定，更有猛烈的指责和批评。有鉴于此，本文就国民党南京建政之初的五四纪念活动及其所建构的五四话语的主要内容作一具体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国民党官方组织的五四纪念自1931年后由盛转衰的原因。 一、五四纪念盛况和对五四意义的阐释 国民党并非五四运动的发起者[4]，不过，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展示了巨大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力量，使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深受鼓舞，开始参与五四事件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民革命寄予厚望，开展五四纪念活动成为动员学生参加革命的重要举措之一，所以当时的五四纪念多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如1924年，上海举行的五四纪念会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30余校参加。[5]1925年，中华民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会又在上海复旦中学部举行五四纪念会，到会者有各校学生1000余人[6]；在广州，广东大学学生会也召开了五四纪念大会[7]。1926年，上海学联举行五四纪念会，到会代表有100多人。另外，位于上海的光华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学院等校也都召开了纪念会。[8]这些纪念大会一般都邀请有国民党要员，廖仲恺、伍朝枢、汪精卫、叶楚伧、胡汉民、杨杏佛等都曾受邀参加并进行演讲。对于五四的意义，国民党人根据当时革命需要和现实语境侧重于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一次反帝和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如1925年上海《民国日报》刊文指出：“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人民不甘服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双重的压迫，自然的发生了一种反感的行动罢了，简言之，五四运动，乃纯粹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罢了”。[9] 1926年《广州民国日报》所刊纪念文章也认为：“五月四日——真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反帝国主义的一个纪念节；并且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10]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与共产党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与国共合作共同发动国民革命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此时期，很多五四纪念活动是由国共两党人士共同举办、共同参加的。如1924年全国学联在上海举行五四纪念会，国民党党员胡汉民以及兼有国共双重身份的邵力子、瞿秋白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11]1925年，恽代英与邵力子、杨杏佛等一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中学部举行的五四纪念会。[12] 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其政治权力并不稳固，在意识形态领域，它至少要应对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对抗；二是国民党内以三民主义正统自居的各派系为争夺权力对中央政府的批评；三是来自民间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批判。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制订和推行一系列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并不断强化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企图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来整合社会秩序，支撑其“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在此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把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与意识形态的重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对纪念五四的重视程度与1927年之前相比大大增强，不仅每年都要颁布五四纪念“宣传大纲”、“宣传要点”或者“告青年书”等，还要在5月4日前后组织各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从而建构起自己的五四话语系统，并借以论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树立政治权威。 从1927年至1930年，每年5月4日到来之前，国民党官方都要发布关于五四纪念的指示性文件。据笔者对《中央日报》、《中央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4份报刊的不完全统计，这4年中，仅国民党中央、江苏省党部、南京和上海两个特别市刊发的关于纪念五四的指示性文件就有10多种。见下表： 文件名称发布单位年份刊登报刊刊登日期 《东前政治部告全国革命民众》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 《为五四纪念告民众书》淞沪警厅政治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 《东前特别党部告学生书》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别党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 《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8《中央日报》 《民国日报》5月3日 5月3日 《五四纪念宣传大纲》 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8《申报》 《民国日报》 《中央日报》5月3日 5月3日 5月4日 《为“五四”纪念告上海青年》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临时民训委会1928《中央日报》 《民国日报》 （“觉悟”副刊）5月4日 5月4日 《为五四纪念告全国学生书》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训练部1928《中央日报》 《民国日报》5月4日 5月4日 《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9《中央周报》 《中央日报》4月29日 4月21日 《京市党部宣传部为五四运动纪念告青年》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1929《中央日报》5月4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中宣部告全国青年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0《中央日报》 《申报》5月1日 5月1日 《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0《中央周报》4月21日 《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1930《中央日报》5月4日 《纪念五四运动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0《申报》5月4日 《市教育局告全市学生书》上海特别市教育局1930《申报》5月4日 《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江苏省党部1930《民国日报》5月4日 除了表中所列以官方名义发布的指示文件，还有许多以非官方名义发布、但明显得到官方“指导”的五四纪念指导性文件，如1928年，上海特别市学生联合会在4月25日开会讨论了“各校听课一天”等五四纪念办法，并于5月4日发布了《学联会五四纪念告同学书》[13]。另外，纪念大会都要请一些政府要员进行演讲，如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部长的戴季陶和曾任副部长的何应钦，曾任宣传部部长的叶楚伧和曾任副部长的刘芦隐等，都曾被邀请作过纪念五四的专题演讲。他们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代表官方发言，实际上也可视为指示性的演讲。 以上这些指示性文件，内容一般都要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阐述五四运动的意义，并对纪念方法、纪念主题、标语口号等作出具体规定。根据这些规定，1927年至1930年每年五四运动周年之际，以南京、上海为中心，在南京政权掌控的各地区都要举行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不到半个月，就面临着5月份各种节日纪念的问题。在南京，由“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东路及北路军政治部、公安局、劳工总会、商民协会等”共同发起“五一”、“五四”、“五五”、“五九”纪念筹备会，负责纪念活动的组织和经费筹集。[14]在上海，早在4月25日就成立了“五月革命运动纪念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东路军政治部、海军政治部、警厅政治部、市党部、学联会等11个团体组成，并由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淞沪警察厅负责各纪念活动的安全防卫。[15]南京、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就分别由两地的五月纪念筹备会具体负责。5月4日，南京市农工商兵学各界全体休业1天以参加五四纪念大会。下午1点，纪念大会在省立公共体育场举行，到会有7、8万人，蒋介石、胡汉民等均到会进行了演讲，会后“呼口号，整队出场，举行大规模之游行”。[16]当天下午2点，上海工商学各团体也在该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大规模纪念活动。为方便学生参加纪念大会，防止学生通过租界时遇到阻碍，当局特派一列火车从北站运送学生到南站，[17]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则派飞机一架分发5万张标语以及关于五四纪念感言告民众书等[18]。据报道，这次纪念活动的参与者达20余万人[19]。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支持，这样的纪念方式和规模是不可能实现的。 1928年5月4日，由于正值北伐关键时期，“前方军事正值重要，恐有反动份子在后方阴谋破坏秩序”[20]，各地纪念活动的规模比前一年大大减小，但纪念活动数量仍然不少。上海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在西门少年宣讲团内举行了纪念典礼，参加者有来自100多个单位的代表300多人。当天，上海所有学校均停课1天；上海学联也在上海总商会处召开纪念大会，有各校学生会及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另外，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上海公学、中华职业学校等也纷纷举行了五四纪念大会。[21]在南京，党政军各机关、各团体、各公私立大中专学校代表1000多人在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了五四纪念集会[22]。当日，其它一些省份也组织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如江西南昌举行了有各校、各团体代表参加的8000多人的纪念大会。[23]徐州也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24] 1929年是五四运动10周年，南京官方组织了多个五四纪念大会。5月4日上午，胡汉民召集全体职员，举行五四纪念会，参加者约500余人。同时，南京各学校五四纪念讲演会在中央大学体育馆召开，戴季陶、罗家伦、桂崇基等国民党政要和教育界名流也参加并发表了演说。下午，市党部召集各界代表在第一公园举行五四纪念大会，到会者有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各级党部代表100多人。5日上午，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两处全体职员，又于该府大礼堂召开了五四纪念会。[25]5月4日，根据上海特别市党部通令，各学校均停课两小时，举行演讲会。此外，大夏大学于晚上举行了纪念会，上海商业中学派学生分队在闸北区张贴市党部颁发的标语。其他如警备司令部、五师司令部、海军政训处、市政府、县属各界、沪宁和沪杭甬两铁路党部等，也都分别召开了较大规模的五四纪念大会。[26]当天，北平、济南、汉口、芜湖等地也都举行了规模不一的纪念会。[27] 1930年5月4日，南京市党部在该部大礼堂举行了五四纪念会，到会者有各学校、各机关团体代表100多人。[28]中央大学也在该校体育馆举行了五四纪念会，有400多人参加。[29]在上海，虽然下雨，但各学校、机关、团体代表800多人，仍然在蓬莱大戏院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纪念大会。当天，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如济南、镇江等也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其中镇江的五四纪念大会在体育场举行，有5000多人参加，陈如垣、张道藩、叶楚伧等国民党要人参加并发表了演说。[30] 以上五四纪念大会，从会场布置到纪念程序和仪式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教化意涵。比如1927年南京五四纪念大会的会场，“布置极为完备，场之大门有五四纪念横额一方，场内设演讲台三座，中央搭大台一座，上供总理遗像，党国两旗飘扬左右，中挂总理遗嘱”。[31]每年的五四纪念会一般都有这样一些程序和仪式：一、“宣布开会”；二、“唱党歌”；三、“主席团就位”；四、“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恭读总理遗嘱”；六、“全体静默三分钟”；七、“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八、“演说”；九、“高呼口号”；十、散会。有的还设有游艺活动等项目。[32]1927年南京、上海的五四纪念大会最后一项都是游行，不过此后几年由于担心游行引起骚乱均取消了这项程序。 1931年5月，《中央日报》刊发了由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制定的五四纪念“告青年书”[33]，并发表社论《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但该报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都未见关于南京、上海两地组织五四纪念活动的报道。到了1932年，《中央日报》、《申报》[34]均没有关于五四纪念的指示性文件或纪念活动的消息。此后直到抗战爆发，每年5月关于五四纪念的报道只能偶尔见到，且规模也大不如前。很明显，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官方已不象过去那样重视并有意识地组织对五四的纪念。 由以上可知，从1927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的纪念，其积极的态度和重视的程度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且，纪念活动的参与者除了学生，还扩大到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和各级党部以及工、商、兵等各界，其规模在民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高峰。 对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五四纪念无疑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曾言：“我们对于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对于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在他看来，“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如果说有什么社会记忆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纪念仪式上找到它”。[35]国民党官方正是要借助于五四纪念，重新塑造“五四”这一文化符号，把五四纳入自己的“革命”历史谱系中，从而塑造自身与五四的历史关联，以服务于当下的“革命”秩序。 首先，五四是如何被纳入国民党的“革命”历史谱系中呢？ 对于五四运动发生的思想动因，国民党人强调，五四运动是由国民党长期宣传三民主义所促成的：“此实因本党主义之宣传，革命之进展，使青年学生日益觉悟，有以致之”[36]，“是本党数十年来植于社会中革命思想所促成的救民救国的运动”[37]。他们认为，北平学生“因受了本党主义的濡染，当巴黎和会时，我国山东问题，因北政府之懦弱无能，交涉失败，乃于斯日示威游行，以警告北政府并电世界各国主持公道”，这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于以演成”[38]。 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国民党官方把它明确界定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39]。1930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的《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指出：五四运动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力争国家主权，力谋中国民族之平等自由等方面，与民族主义“是极其吻合的”；在纠正与督责政府，表现民众的民治要求等方面，与民权主义“是极其相符的”；在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提倡国货，要求振兴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与民生主义“亦是不谋而合的”。[40]由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宣传部发布的《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也指出，五四运动就是“以非常的手段直接起来求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之革命运动”。[41] 1929年，蒋介石在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与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作了明确的区分，并且宣称，中国目前“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所以，“革命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42] 受此导向，五四运动在被界定为受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国民党官方媒体都是从“反帝”、“学生爱国运动”、“民族自觉运动”等民族主义层面对五四运动的价值进行具体阐释。1927年，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指出，5月4日这一天是人民“反抗卖国政府的行动，是开学生爱国运动的新纪元”。淞沪警厅在告民众书中也强调，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促成民众与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等相奋斗的觉悟”。[43]1929年，国民党中央又电令指出，“五三、五四、五九，均为国耻纪念日”[44]。1930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仍把五四运动界定为“乃是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遭军阀政治的胁迫，外交的丧权辱国，民生的痛苦困难，及思想进步的客观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民族自觉解放运动。”[45]五四运动的性质被圈定在民族主义的范围之内，无疑是相对于“共产革命”的阶级解放诉求的针对性表述。 对于五四运动的成效，国民党也紧紧围绕着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进行宣传，指出，“近年来，民族运动的进展，国民革命的扩大，皆是‘五四’运动的赏赐”。[46]1929年，《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强调，“五四运动乃全国青年之自觉运动，……自此以后，全国人民，乃本着三民主义的精神，直接参加政治运动。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点”；五四运动前，中国的革命只限于少数人的奋斗，“自经受本党主义政策影响的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全国民众都知道，现代中国危局，除中华民族自觉，一致努力扫除革命障碍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其他挽救办法，由是而举国一致，渐趋于本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的路上，共同努力。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二点。”[47]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的“五四特刊”认为，“‘五四’的价值，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完成，而是在层层困迫的势力上，筑下了国民革命的雏型”。[48]1930年，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宣传部发布的《告青年书》从五四运动的影响方面诠释了它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五四运动之影响到国际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族主义的实现。五四运动之影响到政治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权主义之实现。五四运动之影响到经济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生主义之实现。”[49]在1919年学生示威游行中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的罗家伦，在做五四10周年演讲时，对他亲历的这场运动也作出了符合国民革命需要的解释，他说：“五四运动的结果，因酝酿而促成国民革命，当时参加运动的人，都尽是国民党员，即或不是，亦大多数同情于总理的主义，没有不愿和国民党合作的。”[50] 可以看出，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中，人工嫁接了五四运动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试图利用五四来建构其国民革命的合法性历史序列，强调五四运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继辛亥革命后第二个时期的国民革命。 其次，民众应如何通过继承五四精神，以完成当下的“革命”目标呢？ 借纪念五四表达对民众的现实期待，这恐怕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官方举办五四纪念活动最为关心的问题。国民党人号召：纪念五四，一定要“集合于青天白日旗之下，受国民党的领导，三民主义的训练”[51]；“要在实地上去做功夫，才不负我们纪念‘五四’的意义”[52]。所以，每年的五四纪念都要与现实的政治、思想文化斗争联系和交织在一起，比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由于宁汉尚未合流，所以宁方五四纪念会议的口号有：“实行党化教育”；“打倒卖国贼徐谦、邓演达”；“打倒破坏国民党的共产党”；“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打倒共产党”[53]等，把纪念活动与反对国民党左派及中共结合起来。1928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制定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说：“五四运动是过去了，而奉鲁军阀却做了安福系的替身，杨宇霆张学良等，庖代了曹章陆等，天天在那里卖国，日本帝国主义也变本加厉，出兵山东，为奉鲁残余军阀撑脚。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商人、我们的工友，你们应该怎样继续五四的精神，帮助国民政府，扑灭奉鲁残余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54]其内容明显服务于正在进行的北伐奉系张作霖等军阀的需要。5月3日，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次日的五四纪念大会就充满了反日气氛，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民众训练委员会发布告上海青年书，号召“进取心最勇敢的青年，对于日帝国主义者当然要有极壮烈的表示”[55]。再如，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是围绕着声讨当时各派反蒋势力的需要来开展纪念活动的，它指出，纪念五四，必须“奋起五四铲除国贼民蟊的革命精神”，现在“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的叛变，并且勾结了帝国主义者而大借外债以作军费，其祸国殃民的罪恶，比较曹章陆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反革命集团如共产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派，我们不但不能受他迷惑”，“更要奋起五四革命精神，设法肃清”。[56]可见，国民政府对五四意义的阐释，不仅建立在以三民主义信仰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基础上，同时也是建构在排斥与打击中共等异己政治势力的基础上的。五四纪念活动的主旨都是借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号召民众尤其是青年加入“国民革命”，进而为打击政敌阐述思想基础。 二、五四“缺点”的被发掘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五四纪念高潮，本是政治性的操弄。在其由新生政权向稳固政权转化的过程中，五四本身包含的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对统制性意识形态的反抗，构成了对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的威胁。因此，五四的这些“缺点”在五四纪念中渐渐被发掘，并遭到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 其一、批评学生干政。 1927年前，国民党是积极号召学生起来从事“革命救国”的政党之一。在五四运动发生后3个月，国民党人主办的刊物《建设》就极力赞扬学生“直接行动”的精神：“这种运动，真是本于各人良心上之直接行动，……‘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人民做‘人’做‘平民’的第一遭，也是‘中华民国’名实相近的第一遭。”[57]基于学生行使自己的国民权力的考虑，国民党人对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主张学生应以求学为主，求学才是救国根本之途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凡国民之所当为者，学生无不当为”。[58]如果禁止他们做爱国运动，“便无异剥夺了他们的国民资格”！[59]国民党人还批评说，教育界有一派人把学问看作是死东西，“以为学问是须在讲堂上课本上学习的”，他们哪里晓得五四学生运动“正自增长修养能力的大机会，于‘学问’大有长进”。[60]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人仍然借助于赞赏五四运动中学生参与政治的精神，鼓励学生们“做国民革命的急先锋”，“做工农群众的指导者”。[61]1924年，汪精卫批评“学生只应求学”的说法，认为“此殊不足信”，“须知曹陆章何尝非读书人，读书而不知救国，何贵之有？”[62]可见，在1927年前国民党未取得政权时，是极力主张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 南京国民政府在五四纪念中，也曾大力赞扬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称赞它“开了五千年来破天荒学生救国运动的新纪元”[63]；“谓为吾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之一创端，不为过也”[64]。但学生干政，终为国民政府所不喜，其指责的重点主要是荒废学业和学生参与政治的方式。 国民党人首先批评五四运动给学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他们指出，五四以后，“各地学生多以奔走钻营为荣耀，置课本图书馆于不顾，更造成了历年来种种不良的学风”，[65] “学生自视，几若天之骄子，风习嚣张，学潮迭起，求学时期，群趋政治之活动，冀为毕业后求出路，正当之学业则不遑计及”[66]。他们告诫青年学生：“读书不忘革命，是当代学生所应有的信条”，然而，如果“徒有革命的意向而无实际的学问技能以济之，是不能成为有效力的革命者”的。[67]由此，他们指出，过去的学生运动，是参加国民革命，学业暂时荒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政府混乱已达极点，教育亦因之日益窳败，青年学生，欲求良好教育安心读书之机会，非参加本党所领导之国民革命，推倒北洋军阀政府，澄清政治不为功”。但是，在北伐完成，国民党由在野而执政后，“此不能不盱衡训政时期之需要。对于学生团体移转其努力方向而改善其工作者”。[68] 其次，批判由五四运动激起的“游行”、“集会”等“直接行动”的政治参与方式。国民党中央认为，欧战以来，就“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社会斗争之一事”。未成年的青年学子“身体精神之发育未完全，基本之智识经验未具备”，如果把国家社会之大事，“放任于未成年者之自由行动”，则“不特将民族可爱可宝之未来生命付之无代价之牺牲，亦直是以国家、社会全体之生命作儿戏之试验品也”。[69]他们告诫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呼呼口号”，这些方法“当时虽然曾收相当的效果，但这终是消极的做法，而不是积极的努力”。[70]那么，应该用什么方式参与政治呢？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发布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说得很清楚：“五四运动是民众对外交事件的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在军阀专政时期，真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是现在却不能用而且也用不着了”，现在国民政府秉承由孙中山厘定的“平等待我”的外交方针与外国交涉，“决计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所以民众的直接行动实在用不着”，即使有未能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也应本着爱护政府这点初心，以忠告善道的态度”，用“监督或提醒的方式”，如果“还要玩那军阀时代的老把戏，那时共产党又可利用民众做他的猫脚爪来捣乱北伐后方了。所以民众的直接行动现在实在不能用”[71]。他们还强调，其实“帝国主义者并不害怕我们的游行、演讲、或集会，他们害怕的是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以及在政治变革上有一强有力的领导中心”[72]。因此，国民党官方号召青年学生，“正当的路”是“从马路上跑回课堂里，从政治舞台退到实验室中去”[73]，“于求学之余，应努力于轻而易举的社会事业，尤其应努力于读书运动，举办民众学校，既足以供社会的需要，亦足以供求学时之实验，全国青年，亟应在纪念五四的时候开始向此方向加倍努力！”[74] 国民党反对学生干预政治，最根本的考虑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怕学生被共产党利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民党自掌握中央政权后，由于“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75]，所以试图把现实中的学生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点国民党中央说得也很明白，“帮助政府进行对外交涉，或是在政府的预定计划中做政府的后盾，或是遵照中国国民党的决议进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是革命的民众应该有的举动，不能与前项直接行动相提并论”。[76]蒋介石也曾明确说，青年们“最实际的革命的方法，是要尊重革命的秩序，修养专门的知识”。[77]所谓“尊重革命的秩序”，很明显就是指要服从和遵守国民党的现有统治秩序。 其二、批评五四运动没有三民主义指引以致被中共利用。 如前所述，国民党人在纪念五四时，为了让青年学习五四的“经验”，也即是只有“以三民主义为依皈”才可“保存其革命的精神”，[78]所以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他们常常把它界定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然而，当总结五四的“教训”时，为了让青年接受“教训”，从此走上“正确”的道路，他们又指责五四运动缺乏三民主义思想指导。1927年，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在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中指出：五四的结果“虽不能算十分的失败，也可说是不十分的胜利”，“考其失败原因，不外乎当时学生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有主义的政党领袖来做指导”。[79]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刊布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也充满遗憾地指责五四运动没有三民主义作指导，反被共产党和其它政派利用，认为那时“本党的组织还没有完成，民众还没有得到统一的指挥”，“被共产党发见了这是大可利用的，每年在五四纪念中，羼身进去鼓煽，将一个整个的民众运动，分离隔裂，变成了阶级斗争”，使学生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失了安宁与统一的状态”，同时国家主义者、研究系等也“乱流而进，闹得学生界四分五裂，这是‘五四’以后最不幸的现象”。[80]1929年国民党中央又宣传说：“从五四运动以后，全国人民!尤其是学生!虽然起了参加政治运动的自觉心，但是因为没有坚定的信仰，精密的组织，与严密的纪律，往往受人利用，作人工具，走到反社会反民族利益的路上而不自知”。[81]何应钦在五四纪念演讲中也说，“学生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中心思想，这是五四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总理的著作虽有若干出版，但尚未普及，而且在军阀势力之下，国家主义思想是军阀所欢迎的，共产主义因为共产党远在俄国，是军阀所不注意的。所以只有总理的著作才是军阀所欲极端取缔的，同时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也是军阀所惮忌的”，因此，五四运动失掉了“党的领导”和“主义的中心信仰”[82]。1930年，江苏省党部发布的《告革命青年书》说：“五四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虽然留下了不少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那时本党的组织尚未完密，当时一般青年未能建树中心的共信与正确的领导，事实上自然会受人利用，趋向不革命和反民族利益上去而不自知。尤其是共产党乘机进展，对于要求革命出路的青年，多方加以煽惑，以致抱一片爱国热忱的革命青年，遂彷徨歧途，无所适从，而减了革命的力量。”[83] 在国民党人的论述中，曾经被其讴歌的五四运动，因为没有三民主义的指引，成了实质上并无“远大的和根本的政治行动”，而只有青年们“对于民族自觉的喊声”。他们认为，在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下，五四运动本应该是“鲜明地以三民主义为标的一个革命运动”，然而“当时的青年，因缺乏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同时存着多少讳言革命的畏葸心理，而学问才具的培养又尚不充分，遂把五四运动作成一种与国民革命隔离太远的事件，结果，就使整个中国民族坐失那个可以乘欧战后大加改造的好时机，而国内人民的痛苦因之也延长若干年。”这是五四运动历史所留下的“明显的教训”。[84] 国民党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在五四时期曾对五四运动的发生感到欢欣鼓舞，运动爆发后半年，他感叹道：1919年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因为这年发生了“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他对这次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大的纪念，比起辛亥年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具有同等价值。[85]然而，在五四运动10周年纪念演讲中，他虽然仍肯定五四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革命运动，但是又转而猛烈攻击这一运动把青年引向了共产主义道路：“这十年来，五四运动影响到社会各方面的情形怎样，是好呢？还是坏呢，我们只要把这十年中的教育上思想上社会上的情形，加以观察，就可以知道，而最明显的一件事实，就是言论界出版界的现象，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思想，根本上陷于一个大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只有求新的意思，而没有确定的方针，只知道在压迫之下求解放，而不知道在社会之上做建设。”其结果是“生出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和信仰，走向那自以为不错的错路”。戴氏明确地说，这个“错路”就是“偏激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这是五四运动“很大的失败”。[86] 其三、指责五四的反传统和学习西方。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文化中，儒家学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和占支配地位的价值系统，而且它与中国历代专制主义制度密切勾联在一起，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勇敢喊出“打孔家店”、“反对吃人礼教”的口号。孙中山标揭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持否定的态度，力主采取西方的现代政体，但却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眷恋不舍，自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晚年在《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更是坚持其昌明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保守立场。诚如周策纵所言：“孙中山在逝世前基于政治原因曾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但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从未完全赞同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87]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三民主义作了“儒家化”的阐释，片面强调其文化承继的一面，在意识形态上要树立以戴季陶所提倡的从孔子到孙中山的“道统”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88]为了恢复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乱了的思想文化秩序，重建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国民党不惜向法西斯主义和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寻求思想资源。这种文化建设思路反映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上，就是对其反传统和学习西方文化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其所持理由不仅在于认为五四反传统造成了中国固有道德的沦丧，使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更主要的是认为它引进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 国民党人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认为它“只是盲目的厌旧，盲目的趋新”，其结果是“不数年间，精神界大乱，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89]与此相一致，国民党人对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西方尤其是引进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也大加挞伐。1929年5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了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的“五四特刊”，其中有一篇文章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文章虽然认为五四运动在消极破坏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同时又指出，在积极建设方面，它“却完全失败了”。作者说：“不是‘耶酥爱我’，便是马克思主义，安那其主义。二十世纪的簇新的哲学和科学，在中国何尝能够找到只言片字！‘自由恋爱’‘阶级斗争’在欧美都是很旧的学说，而且都已经长期的试验，到现在掉头而返者有之，‘如俄国之阶级斗争’；焦头烂额而无法补救者有之，‘如美国法国之自由恋爱’。但是五四后的中国，得之却如获至宝，行之唯恐不速，奉之唯恐不谨！”在这里，作者将五四所输入的各种西洋学术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欧美自由思想等均视作“很旧的学说”，“不是陈腐便是过火”。因此，他非常痛心地说：“这伟大的五四运动，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失败的运动，是走错了方向的民众运动，他所给予我们的，只是无限的失望，莫大的悲哀！”[90] 戴季陶特别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对青年思想造成的“危害”，认为它在摧毁旧思想旧制度上面，诚然有很大功劳，然而它基础浅薄、内容空虚，因此旧弊未除，而又生出“空前未有的大毛病”，使那些受了欧美物质文明“眩惑”的人，“只睡在旧八股的冷床上做新八股的热梦”。他还危言耸听地说，其结果是“把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男女，煽动起来，欲火内烧，生活外逼，于是狂喊怪叫，演成一个杀人放火的修罗场，牺牲了无数国家至宝的青年，断绝无数民族的生命种子，真是可怜可痛”。[91] 国民党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责，标准只有一个，对此，戴季陶曾坦言：“概括的说，我们是拿着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来做批判的标准的。就是凡是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遵循三民主义之路走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成功的地方，否则就是失败的地方。”[92] 总的看来，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国民党官方对五四精神中于己不利因素的批评，适应了国共分裂后它增强自身政治凝聚力，重新建构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斗争的基本态势，并奠定了此后国民党官方评价五四运动的基本思路。五四精神中这些“缺点”的存在，成为国民政府后来逐步限制、乃至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主因。 余论 综上所述，国民党南京建政初期，曾对五四运动有过热烈的纪念，借仪式化的历史纪念活动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但是，它对五四的态度又是十分复杂和充满矛盾的。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的统一，需要的是稳定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一方面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巨大的政治动员的思想资源来动员青年，增强凝聚力，却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一方面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链条上的一环，却又批评它没有三民主义指导。另外，国民党官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使传统文化重新获得了至上的权威，它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所掀起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但同时也注意到其中所带来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其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潜在威胁。这些矛盾，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意义的选择性建构。五四对新生的中央政权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最终导致五四纪念高潮之昙花一现。 除了五四本身的“缺点”之外，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及其内外政策的转变也是它后来不再组织大规模五四纪念活动的原因，具体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南京建政后，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政治上由军政进入训政，“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从而由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参与的动员型革命政党蜕变为一个以政治控制为主的执政党”[93]。1932年初蒋介石复出后，国民党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态势日益明显。第二，从1928年初至1930年初，国民党从制度层面调整了国民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指导方针，通过改组青年学生组织以加强控制，企图抑制、防范和禁止青年参加社会政治运动。[94]第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甚至进行示威运动，遏制学潮以稳定政局成为此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第四，国民党在思想文化上日趋保守，特别是到1934年后，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为主旨的新生活运动兴起。[95]基于以上种种，五四精神明显与国民党的社会政治导向和文化战略相抵牾，遭受国民党人之冷遇自不待言。五四的历史在国民党人记忆中也逐渐被“淡化”甚至“遗忘”。1935年5月，胡适曾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96]。当年，陈端志在其著作《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中也曾慨叹五四被人“遗忘”了：“现在许多历史中几乎把五四的名称都遗忘了，当年五四的精神，到现在不过是十六个年头，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忆起来。”[97] 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对五四纪念的关注有所加强，但主要集中于宣传五四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到抗战中期，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空泛肯定五四爱国意义的同时，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98]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则将五四遗产接收下来，作为其宏大历史叙述的重要节点。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延安将五四定为“青年节”。毛泽东将五四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阶段的起点，并提出作为“先锋队”的青年，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99]1939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提议把5月4日作为“青年节”，此后也曾按“青年节”开展了一些纪念活动，但国民党中央于1942年却突然指示：5月4日“非法定纪念日，更非青年节”，“本年应不举行纪念会”。[100]可以说，国民党人几乎是主动地摈弃了五四资源。从最初几年大张旗鼓地纪念演变到在五四问题上的深怀戒备，前后的反差，也说明了国民党选择性整合五四政治资源的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五四纪念可谓透视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一面镜子。 （原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 [1]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页。 [2]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德昭：《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5卷第1期（1979年）；陈万雄：《孙中山与五四知识分子》，《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第3期，1989年1月；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日〕山田辰雄：《孙中山·五四运动·苏联》，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4页；吴雁南：《孙中山与五四新文化思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张艳国：《孙中山对待新文化的态度评议》，《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董德福：《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辨正》，《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欧阳军喜：《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见氏著《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 [3]关于1927年后国民党官方的五四纪念活动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美〕薇娜·舒衡哲（或译为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薇娜·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载《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欧阳军喜：《历史的与想象的：五四纪念的历史回顾》，见氏著《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杨涛：《民国时期的“五四”纪念活动》，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第6号；杨琥：《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序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论著对民国时期官方与民间的五四纪念活动均有一定的梳理，有的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五四纪念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 [4] 1919年10月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这里为叙述方便，将中国国民党成立前的革命党组织泛称为“国民党”。 [5]《上海学生会之五四纪念》，《申报》1924年5月5日，第4张。 [6]《五四运动纪念会并志》，《申报》1925年5月5日，第4张。 [7]《广大举行五四纪念大会纪》，《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7日，第7版。 [8]《昨日本埠之五四纪念》，《申报》1926年5月5日，第4张。 [9] 高尔松：《五四纪念的感想》，《民国日报》（本文所引《民国日报》均为上海版，以下不再注明），“五四”专刊，1925年5月4日。 [10] 朱凯：《我对于“五一”“五四”纪念日后的感想》，《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0日。 [11]《两学生会之“五四”纪念会》，《民国日报》1924年5月5日，第10版；《全国学生会五四纪念会》，《申报》1924年5月5日，第4张。 [12]《五四运动纪念会并志》，《申报》1925年5月5日，第4张。 [13]《市学联昨日开会筹备五月各种纪念》，《民国日报》1928年4月26日；《学联会五四纪念告同学书》，《民国日报》1928年5月4日。 [14]《南京各界筹备五月纪念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2日。 [15]《五月革命运动九次筹备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6日。 [16]《南京之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6日。《南京五四纪念之热烈》，《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17]《上海学联会筹备五四纪念》，《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第2版第3张；《上海学生联合会通告第六》，《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18]《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19]《二十余万人纪念五四》，《民国日报》1927年5月5日。 [20]《首都各界之五四纪念》，《申报》1928年5月6日。 [21]《昨日各界举行五四纪念》，《民国日报》1928年5月5日。 [22]《五四运动纪念会》，《申报》1928年5月5日，第2张；《首都各界之五四纪念》，《申报》1928年5月6日，第3张。 [23]《闽赣五四纪念》，《申报》1928年5月6日，第2张。 [24] 《五四运动纪念会》，《申报》1928年5月5日，第2张。 [25]《悲壮激昂之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中央日报》1929年5月5日。 [26]《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昨日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申报》，1929年5月5日。 [27]《各地纪念五四运动》，《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 [28]《京市各界“五四”纪念会》，《中央日报》1930年5月5日。 [29]《中大举行“五四”纪念会》，《中央日报》1930年5月5日。 [30]《各地五四纪念》，《中央日报》1930年5月5日。《镇江五四纪念大会》，《申报》1930年5月5日。 [31]《南京五四纪念之热烈》，《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第1版第2张。 [32]参见《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昨日各界举行五四纪念》（《民国日报》1928年5月5日，第1版第3张）、《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各界昨日举行学生运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30年5月5日，第4版第2张）、《昨日五四运动纪念》（《申报》1930年5月5日，第4张）等报道。 [33]《五四运动纪念市宣部发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 [34] 上海《民国日报》于1932年2月停刊。 [35]【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4～5 页。 [36]中央训练部：《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之根本精神》，《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出版日期不详，藏上海图书馆），第131页。 [37]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纪念五四运动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申报》1930年5月4日，第5张。 [38]《五四运动纪念·市宣部发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 [39]《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47页。 [40]《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47页。 [41]《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0年5月4日，第4版。 [42] 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民国日报》1929年5月4日。另见《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之区别》，收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84－588页。 [4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44]《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1929年5月5日。另见《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申报》1929年5月5日。 [45]《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45-46页。 [46]《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47]《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8-9页。 [48]笑鹜：《统一青年的革命思想》，《民国日报》，“五四特刊”，1929年5月4日，第4版。 [49]《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0年5月4日，第4版。 [50]《悲壮激昂之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中央日报》1929年5月5日。 [51]《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52]《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5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54]《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5月3日。 [55]《今日五四纪念》，《申报》1928年5月4日。 [56]《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57] 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610页。 [58] 朱执信：《学生今后之态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2－373页。 [59] 胡汉民：《青年对于社会的责任》，《民国日报》1920年3月2日。 [60]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608页。 [61]《学联会纪念五四之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3日，第10版。 [62]《两学生会之“五四”纪念会·汪精卫演讲》，《民国日报》1924年5月5日，第10版。 [6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64]《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中央日报》社论，1931年5月4日，第3版。 [65]记者：《纪念“五四”》，《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66]《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中央日报》社论，1931年5月4日，第3版。 [67]《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9页。 [68]中央训练部：《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之根本精神》，《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32页。 [69]《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70]记者：《纪念“五四”》社论，《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71]《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5月3日。 [72]参见叶嘉炽：《民族主义与革命：192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的本质与原因》，载张玉法主编：《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181页。 [73]记者：《纪念“五四”》社论，《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第2张第2版。 [74]《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9页。 [75]［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76]《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5月3日。 [77]蒋中正：《告青年书》，《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43页。 [78]《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1930年5月4日，第4版。 [79]《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80]《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1928年5月3日。 [81]《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9页。 [82]何应钦：《五四运动之产生及其影响》，《中央周报》第49期，1929年5月13日，第15页。 [83]《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1930年5月4日。 [84]刘芦隐：《中国青年与国民革命》，《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205－207页。 [85]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9、879、1245、1210页。 [86]戴传贤：《五四运动的功过与今后的趋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1301－1302页。 [87]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81页。 [88]孙中山辞世后，国民党内各派对三民主义的理论阐述向多个方向进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戴季陶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所阐发的三民主义，它着重强调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道统之间的联系，并成为南京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参见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212页。） [89]章渊若：《新中国之建设与社会科学运动》，《中央日报》副刊“社会科学运动”，1930年5月4日。 [90]金志騫：《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影响》，《民国日报》“五四特刊”， 1929年5月4日。另见光明：《五四运动之评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30年5月4日。这两篇文章可能是同一作者，因其大部分语句和基本内容相同。 [91]戴传贤：《青年的训练与组织》，《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99页。 [92]戴传贤：《五四运动的功过与今后的趋向》，《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第1302页。 [9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94]参见严海建：《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95]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贺衷寒曾比较新生活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把中国固有的东西象礼、义、廉、耻等通统摧毁，把外国的自由主义阶级斗争等学说介绍进来之后，就把中国社会弄得不能够安宁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马致和编：《新生活与复兴》第一集，民志出版社1934年6月版，第39-40页。） [9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97]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228页。 [98]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蒋介石站在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当时只有白话文运动略有所成，其它皆“完全失败”：“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陷于无形消灭危险！”（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见杜呈祥编：《蒋主席对青年问题之指示》，青年出版社1945年版，第95页）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氏又说，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使那些主张新文化的人士在学习西洋文化时“在不知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他认为所引入的西方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卷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5－46页） [99] 参见毛泽东：《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等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0]《青年节日期正在会商中 五四不举行纪念》，《中央日报》1942年4月29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