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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世凯督直期间，推行新政，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师范教育亦是其亮点之一。他重视师范教育，采取诸多措施发展直隶师范教育，积极兴办初级师范学堂，关注师范生的学习及周边环境，聘请日人教习，鼓励学生留学学习师范，多方筹集基金等。但在兴办师范教育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问题。 关键词：袁世凯 直隶 师范教育 袁世凯督直期间，推行新政，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师范教育亦是其亮点之一。他重视师范教育，采取诸多措施发展直隶师范教育，积极兴办初级师范学堂，关注师范生的学习及周边环境，聘请日人教习，鼓励学生留学学习师范，多方筹集基金等。但在兴办师范教育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问题。 一、袁世凯重视师范教育 袁世凯重视师范教育是与他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思想有关。甲午战争中国海军被一向为天朝上国瞧不起的日本打败，使袁世凯看到了中国的短处，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中，提出新政十条，其中六条：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修武备都与教育有关。[1]268-277[①]同年11月，袁世凯又在《遵旨设改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就创立新式学堂的办法、条规、课程、经费，提出了具体意见。[1]317-340[②]1905年又提出废除科举的建议。[1]1186-1191[③]1906年6月他更是提出：“惟五洲之强弱，视其教育之重轻，经国要图，莫此为巨。”[1]1337[④]在袁世凯的思想中，教育是兴国之本，学堂是必由之路。在科举制度即将走向末路，兴办现代学堂、培养拥有现代知识人才成为兴国强本的必然选择。具有旧式知识结构的、科举制度造就出来的人才，对新式教育内容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不能马上为新式教育所用。因此，新办新式学堂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师资问题。这也是袁世凯重视师范教育的主旨所在。早在1902年，袁世凯《奏办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折》中就对师范教育给以很高的重视：“窃维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分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中国士子，向囿于章句帖括之习，于各种新学多未讲求，自难膺教习之选。各州、县现虽筹办学堂，而教习无人，课程无定，名为设学，实仍虚应故事，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2]628-629[⑤]1905年袁世凯等上《停科举推广学校妥筹办法折》中所举兴学堂之切要办法数端，其中一条就是“师范宜速造就也”，提出师资的重要性：“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无款、无地，而在无师”，“师资既富，学自易兴。此为办学入手第一要义，不可稍涉迟缓”。[3]1991-1995[⑥]在此思想指导下，袁世凯从各个方面促进师范教育的发展。 二、袁世凯促进师范教育发展的措施 （一）倡议创办直隶师范学堂和北洋师范学堂 1902年袁世凯上《奏办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折》，拟定直隶师范学堂暂行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就学堂办法、学堂课程、学堂条规、学堂经费，做出规定。考选各州、县举、贡、生员作为学生；取日本译成西学普通各书，转译中文，作为教材；教习亦中日参用。学堂之中分设四斋：一斋半年毕业，二斋一年，三斋二年，四斋三年。学堂课程，第一、第二斋分九科：一经学，二文学，三教育学，四史学，五地学，六算学，七格致学，八农学，九体操。第三、第四斋加公法学、财政学二科。[2]629-637[⑦]1906年，袁世凯看到“比年科举停罢，多士承流负笈东瀛者接踵于道，然言文既异，旅费尤多，而士习浮嚣，整顿綦难”，为使各省减赀遣之繁，学者亦无向隅之叹，而稽查约束较易为力，冀收将来之效，又上《奏为设立北洋师范学堂以广教育折》，于天津地方创建北洋师范学堂，广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东三省及西北各省旗学生，分科肄业，仍就目前情形，察看缓急重轻，划为三科，以广造就。此学堂分为完全科、专修科和简易科。宗旨在于养成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开办之初兼造就小学教员，以期教育之普及。[2]659[⑧]至1911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裁北洋师范学堂改设高等商业学堂时，“历年以来，先后毕业诸生四百六十余人”，[2]675[⑨]在中国急需师范人才之时，其作用不可低估。 （二）积极兴办初级师范学堂 1.通饬各属造报考费棚规以备初级师范之用。《北洋官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刊载袁世凯给各属的札文：“为通饬事：照得科举既停，学政只有考校学堂之责，毋庸出棚。各中学堂毕业需时，届时亦决不在棚考试。学政缺较清苦，本督部堂拟为奏增养廉，并酌给公费，决不仰给地方，供应如曩日之所为。所有历届各属办考供给例费、棚规，及学幕丁胥人等，种种规费，或司中本有成案，或各属相传，账目应令据实造报，另款存储，以备初级师范学堂之用，不得丝毫隐匿。其乡会试宾兴、公车等项，亦一律造报，以昭核实。所有各府州县考棚地址，并即绘图贴说，详候覆夺，一律改建师范学堂。除分行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即便查照、遵照，速办勿延。切切。札布政司，学务处，各府、直隶州，四路厅，各州县。”[4]第776册.3[⑩]同日《北洋官报》刊载另一则袁世凯札文，通饬各属从速筹款添设初级师范学堂。“为通饬事：案查奏定章程，初级师范学堂，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等因。现在科举既停，直隶各属，已设之初级师范学堂寥寥无几，亟应一律添设，以重师资。其地址即以原有之考棚，及传习研究等所，暨校士馆分别改修增拓。务令合法，可容一百五十人之数。其经费即以历届办考供给例费，及乡会试宾兴、公车等费，校士馆经费，分别提充。其办法按照定章，由简易科渐进为完全科，并附属小学，多设旁听生。在堂诸生，只给火食，不给津贴。照章亦许设私费生。应需教员，统由学务处选派，以归画一。此系小学根本中之根本。限本年筹定开办，不得宕延。除分行外，合行札饬。札到，该□迅即查照、遵照办理。札学务处，各道、府、厅、各州县。”[4]第776册.2.[11] 2.饬学务处速议普设初级师范学堂及小学师范讲习所章程。根据奏定章程，各州县于初级师范学堂尚未齐设之时，宜急设师范传习所。等到各省城及各州县初级师范学堂毕业有人，传习所才可渐次裁撤。但直隶各属前经通饬举办研究所及传习所，大半敷衍塞责，即便有创设初级师范学堂者，如宣化、玉田、丰润、灵寿、肥乡等属，数量仍然有限。当时津保两地，已设初级师范学堂。袁世凯要求“各州县虽未能责以必办，各府直隶州有表率之责，应速设初级师范学堂，并照章除完全科及简易科外，添设豫备科及小学师范讲习所，暨设置旁听生，以期多获教员，成就寒士。应如何拟定详细切实章程，仰学务处通盘筹画，具复核夺，通饬遵行。”[5]1905-9-16.（5）.[12]不久，学务处作出回应。将议覆结果及制定的章程一并上报给了袁世凯。“查振兴学务必先储备师才，故推广初级师范学堂实为第一要义。惟论现在情势，若令各府直隶州举完全简易预备讲习各科同时并举，不特财力未逮，即教员亦难得其人计。惟有仿照速成师范办法，先设初级师范简易科，除保定、天津、宣化三府业经设立外，限定每府直隶州及顺属四厅各立一处，其地址或用校士馆或用向日院试之考棚，其经费或由本地自筹，或用向日供给考试之费，每处学额暂定为百日分为两班后再扩充，旁听生不限人数，视地势酌定学期暂定为六个月毕业，以后逐渐延展，需用教员暂由省城师范学堂优等生内挑选派往，仍令各府查学员临时恭呈鉴核，所有遵饬核议。通饬各属设立初级师范学堂缘由。理合呈请宫保查核批示祇遵。为此，备由善册，具呈伏乞照呈施行，须至呈册者，计呈清折一扣。”袁世凯给予批示：“据呈已悉。所拟章程甚妥。仰候刷印通行各府直隶州厅遵办。兹行各州县一体仿照办理。”[4]第838册.3.[13] 在袁世凯的指示下，学务处制定章程，直隶各府州县掀起了兴办初级师范学堂的热潮。某些官员想尽办法兴办师范学堂。顺天府尹袁树勋因境内黄村并无宽展房舍，未能设立初级师范学堂为由，上书学部，请将黄村义国交还兵房改设初级师范学堂。并得到批准。[6][14]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教育统计表记载中，直隶的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讲习科的学生为4350人，占总数32067人的13.57%。在统计的23个省中占第一位。[2]615-617[15]初级师范学堂的建立，培养了大量的小学师资，对小学教育及国民素质的提高，迅速扩大小学堂的数目，普及新式教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请进送出：聘请日人教习，鼓励派遣学生留学师范 直隶虽兴办师范学堂，师范讲习所，但师资仍然不足。既便是师范学堂的老师亦不足。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北洋师范学堂中不少日本教习。据《直隶教育杂志》第2期（1905年3月5日）记载的保定师范学堂职员衔名录统计的32名教务长、教员中，日人有9人，[2]642-643[16]占28%。即便到了宣统元年，中国教育有所发展，北洋师范学堂教职员名录中统计的42人中，仍有9位日本人。[2]673-674[17]不但师范学堂的老师不足，“直隶各学堂中等以下教员固不敷用，中等以上教员尤虞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派遣留学生外出学习师范亦未曾不是一件应急措施。直隶学台卢靖就拟选日本广岛留学高等师范办法上报袁世凯，拟从保定师范学堂最优级四年生班内择尤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各专任二三门以为主科，计派习伦理教育两科二人，地理历史两科二人，物理化学数学三科六人，博物一科四人，这些“所有拟派留学日本广岛高等师范以备直隶高等师范教员之选”，并给以学费、川资，但“如有半途迁校或改修他学者，俱停发学费并追缴从前公家学资。”袁世凯予以批示：“据详已悉，挑选优级四年生出洋学习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实为目前要举，折开办法宽严得中，仰即如拟办理。”[7]卷十.学务一. 5.[18]从最优四年生班内择尤选派可以保证学生有较好的中学基础，保证师范生有较好的质量，给以学费、川资，可以增强学生对留学师范生的期待，增加留学师范生的吸引力。对于半途迁校或该修他学者俱停发学费并追缴从前公家学资，则有利于保证已到日本留学的师范生不至流失严重，（注：卢靖的详文中称：“案查直隶历派赴日学习师范，大半速成，以应急需，其长期诸生时多迁校，亦不尽习师范。”（《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学务一》第5页））从而保证师范生的人数。这种方法的宽严得中，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并保证较好的实际效果。显示出政策的可执行性。 另，在同年，袁世凯曾有信函致主持新式教育、兴办学校的学校司总理严修，提到委托日本的有关学校特别设立速成的师范班。“昨据驻日使馆杨京卿函称，日本各学校除宏文外，向无特开速成师范班者，以致学舍不敷，卫生有碍，且教授之法无可比较，高下难分。因与岸本学士商定，于经纬学堂中另设速成师范班。其教授之法，较宏文有过之无不及。若不逾六十人之额，只须交开办费一次。续派来学，换回毕业生，此项无须另交。三年后始酌交修补费若干，以二百元为度。至讲习室之轩爽，寄宿舍之洁净，均胜宏文。现拟将尊处及他省新派师范生送入该堂肄业，嗣后添派，仍可分送该堂。等情。查前据使馆寄到《经纬学堂章程》，业经移行尊处，谅在鉴中，兹据前函，理合布闻，惟希查照为荷。”[8]161[19] 中国培养师资有限，为快速培养师范类的高级人才，袁世凯及其同僚“借鸡下蛋”，委托日本培养中国师资，同时，聘请日本人帮助创办师范学校。不能不说是一权宜之计。 需要指出的是在直隶官员聘请日本人帮助中国兴办师范学堂，并派学生赴日本学习之时，已经有“自办”的思想。“现时直隶各学堂中等以下教员固不敷用，中等以上教员尤虞缺乏，借才异地，修脯日增，年復一年，漏卮奚塞。况师范关乎国民教育，尤非客卿所能久为代谋，亟宜改图，绸缪未雨，以杜教育权傍落之渐。”待学生学成归国，“即备直隶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之选。异日凡中驷以下各外国教员即可无庸续订，只须择留一、二高师，以补吾一时不能担任之科。”[7]卷十.学务一.4-5.[20]袁世凯批示：“仰即如拟办理。”[7]卷十.学务一.5-6.[21]直隶官员在办教育之时，通过学习，增强自己能力，以利自力更生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某些学者评论袁世凯的教育活动“过多的借助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特别是近邻日本，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选派官绅赴日本游历考察，聘请日本人充当各级各类学校的教习或顾问，表现了较强的依赖性，教育活动深深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9][22]单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此种论述未免有所偏见，但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也许说得通。 （四）关注师范生学习及周边环境 1.关注师范生的学习 宣化县曾就师范学堂内添设讲究阅报演说一班禀报袁世凯，袁即作出批示：“该县师范学堂应添立阅报演说一课，使师生皆洞悉中外情事，以后散处四乡，广兴演说，俾愚氓咸知。庶务可按照天津宣讲所办法，以为社会教育之基。仰学务处通饬各州县一体依照办理，并饬该县遵办。”[4]第773册. 2.[23]表示出了对宣化县做法的肯定，对师范生学习的关注。 近代兴办学校以来，学校所设科目诸如格致、化学、地学需要做各种实验，以利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学校所用实验仪器中国工厂很少生产。这样以来，势必影响学生知识的学习。鉴于此，曾有上海科学仪器馆经理虞辉祖请求将仿照力学、水学、气学、声学、热学、光学、磁学、电学、化学、星学、地学杂具呈验，请求商部咨行学部大臣，并分咨各省督抚、学宪，饬知所属学堂，分别购用，以期推广。作为直隶总督得到总理学务处的咨文后，对于商部意见，“查科学仪器，为各处学堂所必需。中国向无专厂制造，仰给外洋，利源未免外溢。该廪生仿照以来，成器已逾百种，查验均尚合用。亟应设法提倡，以维实业，而挽利权。”表示赞同，饬直隶学务处分行各学堂购用科学仪器。“准此，查前准咨送该馆书目，业经行处在案。兹准前因，合行札饬。札到，该处即便分行查照。”[4]第781册. 2.[24]。 教材的编写及使用是关系培养学生质量的问题。袁世凯曾对天津县详教员刘秋涛编辑小学中史图说请立案的呈文中批示：“如详立案。该教员刘秋涛所编小学中史图书一册，足为初等教科之用。仰学务处审定饬知。并候行津海关道，照会各国领事，一律禁止坊肆翻印，以重板权，书并发。”[4]第748册.2.[25]《大公报》也曾有记载袁世凯推荐教材。“本馆编译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各种教科书籍图画。迭蒙总理学务大臣审定，商部咨行各省采用并立案禁止翻印，又蒙直隶袁制军两江周制军两广岑制军江西胡中丞安徽诚中丞饬购用。”[26][26]制军为总督之别称，1906年袁时为直隶总督，因此袁制军当为袁世凯无疑。 2.注意整顿学校周边环境 学校周边环境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校风。1905年《教育杂志》，曾有直隶总督袁保护学堂牌示：“为牌示晓谕事。照得本督部堂恭承谕知筹设学堂，原为强固国本，储养真才，关系至为重要，叠经督饬各府厅州县广为建立，锐意振兴数载于兹规模就绪。惟是大小学堂既为研究各种科学及肄业实业之地，宜筹保护之方，以期严肃而昭慎重。兹查天津城乡地方官立、民立各等学堂逐渐增加，每堂学生多寡不一，诚恐附近居民以及游间无赖之徒搅扰生衅，致碍学业，应饬所在巡警弁兵随时随地妥为保护，勿任诸色人等在学堂门首喧哗作践，打仗滋事，倘敢故违，准由巡警拿获送官究惩。为此牌，仰津邑各段巡警及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勿违。特示。”[10]11-12[27]。 一个月以后《大公报》就有为此牌示具体实施的通告：“照得访查东西窑窪地方，土娼私赌，日益滋蔓，勾引匪类，败坏风俗，贻害民生，莫此为甚。现银元局扩充工徒，增至四五百人。直指巷小学堂及半日学堂，学生二三百人。近又创修女学堂。凡此鼓铸要政，教育新机，岂堪与此污秽恶习杂居渐染。不特流弊滋多，抑且为外人所诟病。应饬北段巡警局、天津县，一体严禁。勒限一个月，将东西窑窪一带娼赌驱逐净尽。倘限满后，该处再查有娼赌，定将该犯从重惩办，并将该房屋充公，以绝根株而端风化。除分行外，合亟严札申斥。札到该局，立即遵照办理。勿再玩忽干咎。仍将遵办情形具復。毋违。切切。特扎。”[5]1905-6-16（5）.[28] （五）鼓励学生到学堂（师范学堂）读书 科举在彻底废除以前，科举名额虽有递减的趋势，但仍给不少人以希望。多数人不愿意到学堂读书。学堂的发展举步维艰。当时直隶宣化府风气未开，因势利导制定相关鼓励政策，袁世凯予以批示：“拟请嗣后凡由初等小学堂毕业升入高等小学堂者，酌照佾生、监生捐职免差章程，每名准免本身杂差地三十亩，其由高等小学堂毕业升入中学堂或初级师范学堂，及中等实业学堂者，酌照举贡生员免差章程，每名准免杂差地六十亩。均不得以他人之地凑数。如未毕业退学者，仍坐平民论。系为鼓舞人心起见。事属可行，仰学务处查照饬遵，并移藩司知照。”[4]第669册.2.[29]后来，宣化成为为数不多兴办师范学堂较好的地方之一。 袁世凯曾对北洋师范学堂详请再咨部酌定专修科暨选科毕业奖励文中，批示：“详悉。查此案前据学司具详，业经咨部核覆在案。今该监督所称专修科与完全科性质不同，应注重本地最缺乏之某科预储其选，颇有至理，若不一体给奖，未免废弃可惜。候再咨明学部查照。前咨并案核覆，俟覆到再行饬遵。仰仍録报学司查照。缴。”[7]卷十.学务一.46.[30]他对于北洋师范学堂监督李士伟要详请咨部增订专修科毕业奖励章程，表示赞同。不久学部就下达咨文，“北洋师范学堂专修科将来毕业时，比照本部所定选科奖章办理。惟部定选科章程预科一年毕业。该学堂专修科之预科年限亦应展为一年，以厚根柢而符奖章。咨覆查照饬遵。”[7]卷十.学务一.46.[31]这样，北洋师范学堂的专修科学生到毕业时就可以获得功名奖励，从而有利于北洋师范学堂以后的招生，对师范生的培养起到好的作用。 （六）对于学堂的发展多方筹集资金 1.征收税收，拿出部分钱财办学堂 在晚清办学堂面临的困难除了人员阙如之外，经费问题乃是棘手的问题之一。直隶各府、直隶州中学堂大都开办，惟有保定府没有。受到上级官府的催促。刚上任的保定府知府朱家宝禀称：“保属小学堂生徒将次毕业，自当由省城设立中学堂，以为升进之阶。应需款项，若由各州县学费内酌提，俱已尽充本邑小学堂之需，势难兼顾，不得不另行设法。拟将田房税契每两三分三厘外，加收一分六厘五毫，即由买契税银内照捐半倍。如每两完税三分三厘外，另捐学费一分六厘五毫，按季解府，以充中学堂经费，由该府转饬各属绅董集议递禀，甚属乐从。请立案。”袁世凯将此建议上报皇帝，他认为，“今该府因中学堂经费无出，拟将田房税契每两完银三分三厘外，另捐学费一分六厘五毫，既称绅民乐从，自应准其照办。并通行各府、直隶州，一律晓谕，使通省中学堂经费充裕，腾出款项，广设初级师范并高等、初等各小学堂，实于地方学务大有裨益。”光绪帝硃批：“该部知道。”[3]2082-2083[32]从而使得朱家宝的建议得到推行，落到实处，兴办师范学堂的经费不再那样拮据。 2.动用民间力量，鼓励绅士兴办师范教育 兴办教育，关涉国家前程、命运。因此，除了官办、公办外，还需动用民间力量，捐资助学。根据清朝学务大臣奏定初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对捐资助学数额较大的予以奖励。袁世凯曾因赵景岐捐款助学，数额巨大而上奏皇上，为其请奖升实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906年11月14日）） 再，据署直隶提学使卢靖详称：“武清县绅士候选县丞赵景岐，先后捐助地亩，估值价银一万八千三百一十五两，充作初级师范学堂经费。”请核奖前来。臣查学务大臣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内载：“绅董捐设公私立各小学堂者，地方官分别给奖。其一人捐资较巨者，禀请督抚奏明给奖。”又查河南抚臣奏，信阳州绅湖北府经历高明远，报捐学费一万二百余两，请以知县仍留原省遇缺尽先补用，奉旨允准在案。今武清县议设初级师范学堂，当经费无出、民情观望之际，该绅士赵景岐，独能慨捐巨款，洵属志殷教育，惠被梓桑。所捐银数，拟由双月候选县丞奖给知县，不论双单月，分发指省归遇缺先补用，免试用。应正银一万零六百九十二两，核与河南信阳州绅湖北府经历高明远捐银请奖成案相符。其余银七千六百余两，作为有盈完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援案照拟给奖，以昭激劝。 除饬取该员年貌履历清册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11][33] 。 经过袁世凯的努力，直隶的教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05年科举废除以后，直隶新式学堂发展更为迅速。根据1906年6月29日袁世凯上奏清政府《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司续加推广折》中的统计，到1906年，直隶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级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1]1338[34]学部奏派调查直隶学务员对1907年8月袁世凯调离总督前后直隶省的办学情形的调查结果为“全省大小官私立学堂共四千五百十九所，学生共八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人”。[12]268[35]这从侧面验证了袁世凯所说的真实性。就光绪三十三年教育统计表中所载，23省师范生总数为36091，直隶人数为5331，占总人数的14.8%，据第一位。[2]615-617[36] 三、对袁氏督直师范教育的评价 袁世凯督直期间“厉行新政，惟日孜孜，造端宏大，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13]885-886[37]，直隶师范教育的大发展，袁世凯功不可没。 但不可否认，由于当时兴办师范学堂、讲习所的迫切性，各方面并没有准备充分，就冲冲上马，造成一些问题的出现。现仅举一例：署直隶提学司卢靖曾通饬酌并初级师范学堂： 为札饬事。照得各处初级师范学堂设立几及百处，成才亦颇不少。惟地方财政有限，故办法多从简易，且小学劝办维艰，故多师无从安置。现与议长、议绅各代表公议归并及暂不归并办法条例于后。合行札饬，札到，即便遵照办理具报。此札。计开：一、初级师范学堂已毕业二三班尚无处安置者，准其暂行停办。一、初级师范学堂功课极不完备者，准令停并。一、初级师范学堂经费极不充裕者，准令停办。一归并之法就平日造就师范生所费之赀妥商归并府直隶州办理，亦可集赀联合他县而为之。（但必须以完备为主）。以上归并办法，一初级师范学堂如具有功课完备，一经费充裕，二人数过四五十人以上，三卒业后预有安派之地步，四四项具备者免予归并本司查明属实，且详请奖励其独立（功课完备一条但指初级完备而言），以上暂不停并办法，一如有未尽事宜，应随时增入。[7]卷十.学务一.1-2.[38] 这里提到了初级师范学堂兴办过程中出现的三个问题，功课不完备、经费不充裕、学生无从安置。“师范学堂毕业生景州增生王振镛昨在提学司处禀请赏派差事以尽义务，当经学宪批。谓现无相当学堂可派该生，仰即回籍静候抑或自行另图”。[5]1909-3-21（5）.[39]在这种情况下，暂行停办或停办，成为必然之选。 在中国由传统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变过程中，师资的造就是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建立的基础。中国人在面临甲午战后的惨状，其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庚子赔款后，清政府的国库已经一贫如洗。各地方新政兴办的如何，很大程度上与投入钱财的多少有关。因此，地方上一哄而起办教育，坚持下来的不多，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 [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3]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袁世凯奏折专辑(七)[Z].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十月. [4] 北洋官报[Z].天津. [5] 大公报[N].天津. [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Z].馆藏号.02-07-023-10-019，02-07-023-10-021，02-07-023-10-022。 [7] 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Z].光绪丁未九月初版. [8] 转引自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M].长沙：岳麓书社.2005. [9] 详见杨学新.袁世凯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述评[J].历史教学.2003,(4)；多俊岗.袁世凯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D].河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6] 大公报.1906-3-6 [10] 教育杂志[J].1905(7). [11]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藏.军机处録副档[Z]. [12]东方杂志[J].1907(11). [13]沈祖宪辑录，袁克桓校刊.养寿园奏议辑要[Z].台北：文海出版社. [①] 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Z].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268-277. [②] 袁世凯.遵旨设改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Z]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317-340. [③] 袁世凯等.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Z]，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186-1191. [④] 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司续加推广折.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337. [⑤] 袁世凯.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办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折. 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628-629. [⑥]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袁世凯奏折专辑(七)[Z].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十月. 1991-1995. [⑦] 袁世凯.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办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折.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629-637. [⑧] 袁世凯.奏为设立北洋师范学堂以广教育折.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659. [⑨] 陈夔龙.直督陈奏裁北洋师范学堂改设高等商业学堂分别归并办理片.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675. [⑩] 北洋官报.天津.第776册（三）. [11] 北洋官报.天津.第776册（二）. [12] 大公报.天津.1905-9-16（五）. [13] 北洋官报.天津.第838册（三）. [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馆藏号.02-07-023-10-019，02-07-023-10-021，02-07-023-10-022。 [15] 根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教育统计表（节录）计算所得.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615-617 [16] 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642-643. [17] 直隶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673-674. [18] 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Z]. 光绪丁未九月初版.卷十.学务一. 5. [19] 转引自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M].长沙：岳麓书社.2005. 161. [20] 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Z].光绪丁未九月初版.卷十.学务一.4-5. [21] 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Z].光绪丁未九月初版.卷十.学务一.5-6. [22] 详见杨学新.袁世凯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述评[J].历史教学.2003,(4)；多俊岗.袁世凯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D].河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3] 北洋官报.第773册（2）. [24] 北洋官报.第781册（2）. [25] 北洋官报.第748册（2）. [26] 大公报.1906-3-6. [27] 教育杂志.1905(7).11-12. [28] 大公报.1905-6-16（5）. [29] 北洋官报.第669册（2）. [30] 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Z].光绪丁未九月初版.卷十.学务一.46. [31] 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Z].光绪丁未九月初版.卷十.学务一.46. [32]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袁世凯奏折专辑(七)[Z].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十月. 2082-2083. [33] 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藏.军机处録副档. [34] 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司续加推广折.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338. [35] 学部奏派调查直隶学务员报告书[J].东方杂志.1907，（11）.268. [36] 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615-617. [37] 沈祖宪辑录，袁克桓校刊.养寿园奏议辑要[Z].台北：文海出版社.885-886. [38] 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Z].光绪丁未九月初版.卷十.学务一.1-2. [39] 大公报.1909-3-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