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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张謇在创办和经营大生纱厂等一些近代企业的同时，也积极摸索着一种地区近代化的模式。研究并弄清这种探索，对我们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借鉴意义的。 张謇是怎样进行探索的呢？他在南通以一个县为单位，进行实业、教育、慈善三个部类的试验，让南通这个县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走在前列。他所说的慈善，实际上范围很广，不仅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还有很多市政建设都包括在内。这就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象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要想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由于各个地区的情况都很不相同，就应该容许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获得自己相对的抉择性，让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张謇当年就是这样设想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中央主要是给宏观指导，给政策；地方，特别是县一级的地方，应该实行地方自治。他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的国家长期以来社会发展比较迟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一等、大一统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中央太强，地方太弱；政府太强，民间太弱。而张謇所提出的以县一级从事地方自治的模式，到今天为止，跟我们的思路还是有某些相通的地方。这是一点。 第二点，他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从县情出发，发展国民经济。南通盛产棉花，他就根据这个优势，首先办纺织厂。有了纺织厂，需要棉花基地，又办起了通海垦牧公司，然后又带动了机器制造业、食品加工、交通和其他各个方面企、事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启发的做法。 第三点，张謇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教育与实业的同步发展。大生纱厂是1899年建成的，1902年他就开始筹建南通师范学校，所以他终身都是把实业和教育放在同等的地位来发展。一直到大生资本集团破产后，他仍然支持南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他临死之前，他还为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购置了田产，并把它作为校产，所以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四点，张謇在从事实业、教育、市政建设的发展方面，很重视调查研究，很重视做科学的预测和规划。他的步伐是相当稳健的，不大轰大嗡，不追求浮名。他办教育，就不象清朝政府那样先从大学办起。他是先从师范办起，从小学办起，然后由小学到中学，到专科学校，然后到大学。这样就符合循序渐进的道理。再如办小学，他事先做了全县的调查，也了解了农村小学生从家庭到学校去学习，距离多远比较合适，然后再确定在一个乡建立多少初等小学，或者是高等小学，然后再拟定整个教育发展的计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张謇在南通的做法，也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地方。 但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张謇当时所探索的南通模式已经完美无缺，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一个好的政府。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他所有的努力最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在他的晚年，他自己也违背了科学，违背了规律。他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南通的地方自治规模办得太大，而且要求又过分急躁，所以他的事业的发展，从速度、从规模来讲，都超过了他自己资本集团所能负荷的能力，因此最后失败了。这个沉痛教训同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所以我想，在研究中国近代化的时候，对张謇所探索的南通近代化模式，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的。 最后，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写书，要研究，还要做点实事。我们学到一点东西，最好还要身体力行。前一阶段，对历史为什么服务问题，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讨论得很多。什么为政治服务啊，为现实服务啊，为四化服务啊，等等。所有这些讨论，都是有意义的，但我认为也是不够的。我认为历史学家不仅是为政治服务，还要干预政治；不仅是为现实服务，还要干预现实；不仅是为生活服务，还要干预生活。不要忘记，历史学家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且历史学家还有自己的优势。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历史，鉴古知今，而且预测未来”。历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主张，而且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张来影响政治，来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以本着这个精神八月在南京参加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我回到湖北，带领了二十几位专家，到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市（县级市），叫仙桃市，作了考察，而且与仙桃市签订了科技与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长期合作协议。当时我就有一个设想，我希望仙桃能办成湖北的“南通”，也希望仙桃市市政府及其各个团体，能够跟我们合作，办好这件事。我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就是通过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与仙桃市的合作，也创造一个模式，创造一个“一校一县”合作的模式。我们全国有一千多所大学，如果每一所大学都同一个县结合起来，而且用张謇那种精神来帮助这个县，让它在经济、科技、社会各方面，都能得到协调的发展，我想这个作用是很大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历史学家并不是书呆子，不应该成为某些人瞧不起的一介穷儒，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以华中师大而言，我们学校有一千多教师，而张謇当时手下的人才堪称为专家的，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人。一个学校每年的经费有一两千万元，而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只有二千多元股金。所以我们与仙桃市的合作也是有基础和信心的。这就是说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不仅是研究史学，（当然主要是研究史学，否则就不再是一个史学家），而且应该把研究史学所得到的一些收获，一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历史学家应该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史学应该维护自己的科学尊严！ （文章来源：《民国档案》1988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