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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抗战爆发后，政府机关各级官员，包括那些在党部、政府、军方等部门就职的高级公务员随国民政府迁往西南后方，他们当中除了少数位高权重的高官仍可享受某些优待，掌管财经事务的官员还能利用职权发国难财外，多数公务员则与大后方的民众一样，经历了长途跋涉、日军轰炸、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等艰难困苦的日子，最终与全国民众坚持到底，迎来抗战的全面胜利。 关于战时大后方民众的生活状况，当时有过一些调查和统计，譬如金陵大学的杨蔚曾对战时成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予以调查；燕京大学孙蕙君调查了战时昆明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情形及其变化；社会部统计处为了检讨战时工人生活状况，从1941年开始对重庆240户工人家庭进行家计调查。近年来，姜良芹介绍了战时国民政府对高校教师制定的薪金、补贴及奖励制度，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困难；严海建则对大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化及思想的转变做了深入的研究；也有学者收集和梳理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调查资料，在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城市居民，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生活予以计量分析和研究。然而对于政府公务员，特别是党国高级干部的生活状况似乎尚未有人进行专门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缺乏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和相关的社会调查。随着最近一些民国时期党国高级干部日记和回忆录的相继出版，为我们了解他们战时在后方的生活情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本文即以王子壮、陈克文二位官员日记内容为中心，并参考蒋介石及其他重要人物的日记和相关资料，详细介绍党国高级干部及其家庭在战时大后方的生活状况，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娱乐消遣的情形，从中看出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进而分析战时高级公务员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彼此间生活差异的表现，以及公务员生活的贫困化对日后中国政治生态所造成的影响。 一、 战前高级公务员生活一瞥 根据1933年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规定，特任官最高工资为国币800元，委任最低一级（委任十六级）的薪俸则为55元，其间差距不足15倍。但需要指出的是，某些政府高级公务员除薪酬之外，还有一笔甚至高于工资数额的办公费可由官员自行支配。一般来说，在党国体制中，搞党务的人都想到政府做官，因为两者之间薪酬差距还是很大的。譬如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300元，而国民政府内的院、部、会首长都是特任官，月薪为800元，简任一级（一般是次长或司局长）则为600元。本文所介绍的王子壮和陈克文都是这一级别的官员，他们虽然不属于核心阶层，但都算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公务员。 我们先对王子壮和陈克文的经历作一概述。 王子壮（1900—1948），原名德本，以字行，原籍山西，因其祖往山东任官，遂入籍山东济宁。1923年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山东省执委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部长。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2年10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翌年任铨叙部政务次长，战时一直担任该职，其间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47年当选国大代表暨立法委员，1948年病逝。 陈克文（1898—1986），生于广西岑溪。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农民部主任秘书。国共分裂后一度出任广州市府秘书长，不久即去职往欧洲游历，后返回香港定居。他是汪精卫改组派成员，曾任香港《南华日报》总编辑。1935年任行政院参事，时间长达13年，其间“最先办理总务，其次专办理公务员生活有关案件，又其次第五组主任，现在议事组主任”。1948年当选立法院委员。次年移居香港。1986年病逝。 王子壮与陈克文两个人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农村（不过王是官宦后代，陈的祖辈则世代务农），年龄相仿，又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分别就读北京大学和广东高师，大学毕业后，受到国民革命的感召，同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年纪虽轻却已在国民党党部位居要职。抗战爆发前，他们已在国民政府内担任次长或参事（相当于司局长）的职务，薪俸级别为简任一级（陈克文先为简任二级，1937年1月晋升为一级），月薪600元，王子壮甚至还享有与薪俸相若的办公费。这在战前国民经济繁荣发展、物价平稳的年代中可以说是一个极为优渥的数目，当时大城市居民平均每人每月只需10元左右即可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那些国立大学顶尖教授的工资也就400元左右，国立大学校长薪金最多也超不过600元。因此像王、陈这样级别的高级公务员生活优逸舒适，虽然还说不上可以任意挥霍奢侈，但亦从未为日常的生活琐事操过心，他们战前日记中基本上没有这些小事的记载即为明证。正如王子壮所记：“米粮价格，战前均不知之，因此种必需品占生活费甚小之百分比，毋庸注意也。” 如果说战前在他们生活中有什么较大的花费，那应该就是建造住宅了，这在他们的日记中倒是不乏记载，也是当时南京官场上一件普遍的事。“革命成功”，生活安定，薪俸优厚，自然考虑的是怎样享受。譬如陈克文刚刚搬迁新址后，同僚及同事都极为羡慕，实业部次长程天固亦特地来访，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在附近购地建屋。陈克文以为“将来此地人烟必极稠密，目前之乡村景物势难长久也”。 陈克文1935年5月从香港来到南京就任行政院参事，旋将母亲及妻儿一起接到南京，先是租赁房屋，其后便开始借款、选址，准备自建住房。他花了4000元钱，购置了城郊苜蓿园25号的一块宅地，将其新宅命为“寸草堂”，“斯宅建筑费四千五百元，地价四千余，卫生设备、水电，及篱笆、道路、水沟等约二千元，合计一万元上下。余本一穷措大，虽建筑费十分之八九出诸银行贷款，但不知底蕴者，恐不免怀疑钱从何处来，然无法计较及此矣”。算起来建房所需资金尚不足他两年的薪俸收入，应该完全应付得了。 再看同一时期王子壮建房的记载。王子壮在南京定居后即与几名同事在闹市鼓楼附近大树根的地方买了一块地打算盖房，但因资金未有着落，拖延几年都未施工，直至王子壮到铨叙部任职后每月增加500多元办公费，才于1936年夏天决定建屋。他先向江苏省银行借款5000元，再加上出售济南老宅之款，原计划费用为8400余元，但最后所有费用加在一起，大约用了13000元左右。1937年6月6日，王子壮终于迁入新居。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北平卢沟桥的上空就响起了日军侵略中国的枪炮声，不久战火向南蔓延，刚搬入新居的陈克文和王子壮就要和家人离开南京，辗转迁移到西南大后方。 二、 战时高级公务员的衣食住行 抗战初期，政府规定所有公务员工资扣发二成，并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购买公债，分三个月扣除。然而专为坚持抗战而发行的救国公债5亿元，发行一月有余，所募之额尚不过半数。王子壮原以为“国家贫穷，远较一般工商业发达者为甚，然以我国之达官富贾一致努力，似此数目，尚不至不足。盖此项公债不啻救自己、救子孙，非爱国捐款可比也”。他本人的储金已全部购买公债，而且还将响应政府号召，将铨叙部一个月薪水也购买公债，分三个月扣除。王子壮自中央党部调至铨叙部后收入稍丰，原本应有若干积蓄，但因为建房借债、购买公债，加上扣除各种税捐，每月工资最后只剩下200余元，因此“目前经济极端紧迫”。他的家庭人口众多，除了要赡养长辈及亲属外，还有几位正在读中学的子女，开销较大。这在战前收入丰裕时尚不成问题，可是到了战时减薪之后，特别是物资短缺、物价高昂之际，就是一笔重大的支出。因此生活水平逐日下降，这在他的日记中常有记载。 抗战之初，由于西南地区过去经济落后，物价相对低廉。随着战事的进展，军费开支日益扩大，加上大量民众随政府内迁，以致大后方物资供应日趋紧张，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尽管1939年8月政府宣布公务员工资不再扣减，全额发放，但还是赶不上日益上涨的物价。就像当时一份调查报告所说：“自从战事发生，最初几年，因为战火绵延的区域尚小，物价还算稳定，大家依然未感到生活的压迫。但是到了1940年以后，一般公教人员以原有之收入，显然不足应付现实之需要，于是叫苦之声弥闻，狼狈之态满露。” 从南京撤退时，由于过于匆忙，陈克文只携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到汉口之后，天气渐热，想置换几件夏季服装，但“至洋服店，问定制衣服价格，比平时贵一倍或三分之一，不敢做”。几天后，又“便道到洋服店制白布洋服两套。夏季衣服全在南京毁了，不得不从新做过。材料很贵，在平时大概是十元左右的，现在居然涨到十八元。并且这是布料，绒料的非四五十元不办”。舍不得买衣服，只能将就着穿，但时间一长，待再迁到重庆，“衬衫都破了，不得不添补两三件。到上清寺的店子里问了一问，很平常的布衬衫也取价十元左右，在战前最［多］二三元的。出二十七元买一件较好的。经济部这两天在市内贴了许多标语，宣传平价的道理，劝商人勿高抬物价，勿垄断商品。平价是不是靠宣传所能收效的？并且事实上许多东西愈平价，价格愈涨”。 王子壮的情形也是一样，他的子女众多，要想全家都置换新衣，力不从心，洋布太贵，只能买些土布自己缝制。他与妻子到布厂买土布做内衣，没想到每匹土布价格竟高达76元。他想起自己平日穿着的哔叽制服“向在京二三十元者，今则二百余元，将及十倍矣。其他日用品，由数倍到一二十倍不等。故余嘱家人尽力撙节，不然将何以度日”？1941年9月，王子壮一家搬到重庆郊区歌乐山，希望生活费用可以有所降低，然“日用物品因米价增高（一百二三十元一老斗）随之涨价，四年前在南京一、二角一尺之布，现则高至三、四元。物价高涨，人工亦然，故布棉袍一件至少亦在百元以上。余等公务员收入依然，加数十元之补助而已，何以能生存于今日之社会”？尤其是最近要为孩子交学费和添置衣服，“家用陡增三千元，而收入不过一千二百元而已。如此月月必须设法借贷，则此等日子如何能过”？ “回溯以往，借贷已逾万元，前途茫茫，正不知何所底止！” 民以食为先，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最重要的物资莫过于食物，其中粮食更是重中之重。王子壮和陈克文都是简任一级的高级公务员，但同样受到战时生活的煎熬，他们常在日记中记载重庆市米价的上涨细节。特别是王子壮，由于家庭人口众多，负担沉重，对于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价格上涨就显得格外敏感，以下按照时间顺序摘录几则，即可大致看到米价逐月逐年上涨的速度。 “米价又复高涨，每老斗（40斤）达40余元，中下级人员月入在百元左右者，已不堪一饱。昔日古人云为五斗米折腰，今日因虽终日勤劳，而不能得五斗米，以供家人之需。最初入川，斗米不过二三元耳，现已高涨达一二十倍，原因何在，人说不一。” “一切物价以抗建及囤积之故，有出人意表者。最近新麦登场，所获甚丰，而面价又增涨达七八十元一袋，二三月，五十元左右一袋耳，其他物品，可依此例推。凡属公务员，尤感无以维持。” “自粮食部成立，原希望对于粮食能以统筹办法，不使涨价，以维民食。不意数月以来，粮价日高，近日米价一老斗高至一百五、六十元。百物昂贵，日日抬高，物价总指数以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之平均数为准，现在已高达十数倍。” “重庆的米已较战前涨价一千倍以上，其他日用必需品涨百倍或二、三百倍不等。公务员及其他恃薪俸为生的人，真到了山穷水尽之势。朋友一见面，一开口即互相发叹，如何得了。” 除了衣食之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一样是不断攀升。“物价高涨，现在已属空前，一部货物来自外国，以外汇高涨，物价飞腾，加以交通困难，商家居奇，于是日常用品涨价两、三倍为平常，高者有五、六倍甚至十倍以上。如暖水瓶，昔之不及一元者，今涨至七元左右，洋药、外货更不堪论矣。” 1942年春节前夕，因为“年终将届，不得不略事补充，而物价之贵，真有出人意表。普通化妆品如雪花膏总在二三十元间，一熨斗达一百二十元，五金日昂之故，袜则在十元左右一双，布匹亦在十元左右一尺。余以儿辈衣物稍加补充，已用六七百元矣。”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抗战以前日用必需品之价格一向不知，无则往购，亦无注意其价格之必要。近年以抗战艰苦，多少东西日用所需，而以其价高不能购取，始日增其对于价值之注意。但注意之范围日益小，多少东西已超过购买力，再增高减低均不能买，亦无注意之必要也。如阴士林布，日用所需也，但其价格，每尺达一二百元间，再减三五十元，仍买不起，即无注意之必要。米粮价格，战前均不知之，因此种必需品占生活费甚小之百分比，毋庸注意也。但近来米为公粮外，因其与物价上涨有密切之关系，亦不得不注意，而菜蔬油盐之类占支出最大之部分，亦不得不以全力注意及此也。”这真是战前与战时这些高级公务员生活落差之大的真实写照。 陈克文有次回家，买了个西瓜，他的儿子非常高兴，因为他都5岁了，可是还没见过西瓜。陈克文感叹：“现时西瓜一只约一百五六十元，战前可买三十担左右，故现时每年只能吃西瓜一只矣。” 王子壮、陈克文战前刚刚搬进自建的住宅还没有享受几天，战争就爆发了，他们拖家带口，到达大后方后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居住的问题。然而一下子涌进这么多外来人口，重庆等地的房屋市场顿时异常火爆，不仅合适的住房难以寻觅，租金更是水涨船高。陈克文最初一人去汉口，住处尚好解决，与同事合租即可，但到了重庆，妻女亦从广西老家迁来，后来妻子又生了儿子，解决住房便迫在眉睫。他曾与同事陈之迈花了300元定金先租定一处新建的房屋，结果主人毁约。陈克文先是痛恨川人无信，后来想想也不奇怪，“大概因房屋求过于供，贪利之房东，往往不履行约言，非川人之特别无信也”。所以他到重庆两个多月，“初到之日即四出托人觅屋，口头约定之屋不下三四处，至今无一处成就者”。最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与陈之迈共同租下枣子岚垭83号一处住房，“小楼下层，卧房两间，客厅一间，书房一间，下房一间。新式设备虽不甚好，也还齐全。可是行租，每月125元，押金500元。照政府规定，押金已经超过定额，但供求不相应的现在，只好忍受了。楼上为政院咨议田雨时寓。房东是一个地道的四川商人，听说已经破产，专恃几所房子出租为生，更无怪他高抬房价”。 大后方的民众不仅要经历通货膨胀，还要忍受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难。1939年6月11日，陈克文的住处经历了一次大轰炸，“厨房和楼上的屋顶都穿了一个大孔，满地的玻璃碎片、石灰、瓦片、木片，散了一地。大概是附近飞来的弹片或碎石的结果”，好在没有大碍。然而轰炸几乎天天都有，特别是一年之后，150余架日本军机又对重庆进行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轰炸，国民政府的办公楼也被炸了。警报解除后陈克文赶回家中，看到几个女佣人正在那尘土乱木堆中扒取被埋压着的行李杂物，所幸大人和孩子都没事，“原来寓所的前面和后面都落了巨弹”，到处都是“一幅满眼疮夷的景像。屋顶也是稀烂的，屋里也是泥土玻璃满地的”。陈克文对大家说：“现在才轮到我们，许多人早已尝过这滋味了。”众人相视无言，只有苦笑着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大轰炸造成大量办公楼及民居被毁，陈克文负责为行政院职员和家眷寻找住房，但毫无结果，“两所茅草盖成的平房，没有天花板，没有地板，破烂不堪，房主人居然敢于索卖价九千元”。好在此前行政院已在重庆郊外的龙井湾附近修建了一些办公室，顺带也建了一批可供居住的茅舍，陈克文因为在行政院工作，城内住宅被炸后，还可以将家属搬到这里，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那段岁月。 相对于陈克文，王子壮服务的监察院和铨叙部更属清水衙门了，整天除了要为一日三餐奔波忙碌，住宿也是一大难题。他住在郊区，因为“余之家用月入不敷，本月为中秋，房租一百二十元等，所费尤巨。由公家借用二百元，所差尚巨。如此高贵生活，瞻望前途，将何以维持耶”？ “而房子因修理，依川省例系‘主料客工’，余三人须担任500余元之工价。昨日余付彼300元，值此困难之际，真意外之开支也。依目前计之，此月之千余元（薪、公及汽油费），尚不足200元，故关于生活问题为人见面最多之谈话资料，而实际上目睹此物价之日日飞涨，苦于无法以为应付也”。 三、 平日消遣及娱乐 战前，党国高级官员平日的消遣和娱乐堪称丰富多彩。按照规定，政府各部、会的部长、次长一级官员，每年可轮流前往庐山休假一个月，有些高级官员嫌南京不够摩登，还经常于周末乘快车赶到上海，享受那一夜销魂、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抗战爆发后，国土沦陷，前线士兵浴血抵抗，亿万民众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还是有些官员忘不了原先那种豪奢的享乐生活。1937年11月21日，就在南京沦陷前政府官员撤往汉口的船上，外交部的“徐、陈二次长为高宗武新婚夫妇开茶话会，狄君武捧场，甘介侯、周佛海、何应钦等共相欢笑”。同行的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实在看不下去，故而在日记中记道：“在政府离散、国基濒危之日，风雨同舟，偏有此豪情逸致，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感慨系之矣！”这一消息很快传开去，以致行政院不得不下令禁止公务员“挟妓跳舞”，蒋介石更通令申戒。陈克文听闻此事后在日记中写道：“昔读‘商女不知亡国恨’之句，以为彼无智识之女子耳，不图身为公务员之智识分子竟亦有此怪象。闻长兴轮来汉时，船上满载党部及政府高级职员，途中外交部某司长夫妇即起而跳舞，并大唱‘妹妹我爱你’一曲，是非大伤心之事耶。” 正当武汉会战激烈进行之际，大批党政官员也随政府来到武汉，由于一般家属均未同来。一边是亿万军民同仇敌忾，艰苦抗战，但同时也有不少官员贪图享受，醉生梦死，陈克文对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有过生动的记载：“周孝伯昨言，五日晚同晚饭吃醉酒之陈小姐，已与彼有肌肤之好，真所谓一见钟情者矣。道邻今日又言，外交部职员林小姐可以五十元易销魂一度。呜呼！非常时期，一切都非常化矣。”而“混女人，吃、喝、跳舞，已成为这一群人国难中之生活矣，噫”。有同事询问陈克文武汉的生活状况，他回答曰：“中上之公务员大部分之时间，耗于戏院、菜馆及咖啡店，活动之状视南京时代不啻数十倍，因为人人脱离家庭之束缚，而工作又不甚多，休暇与烦闷遂交织而成此现象也。” 武汉失守后，政府再迁至重庆，官员中及时行乐的心态仍很严重。1938年12月18日蒋介石训话，批评党政军各机关公务人员的生活，并且态度很严厉。蒋介石说，他到了重庆以后才知道，公务员的生活松懈浪漫，甚至比汉口更坏。为此他已惩办行营的几个人员，而且以后还要严办，不论是哪一个机关哪一个个人，凡是生活浪漫的都要办。他还说，宋室南渡的时候，苟安于杭州，当时的宋室并不是被敌人压倒，而是被生活压倒的，因此他平生最恨的就是跳舞。“在这时候，无论如何绝对禁止，甚至不惜军法从事。有故意违反的，枪毙他！” 王子壮在监察院工作，平时日记中很少有个人消遣等记载；而陈克文在行政院主要负责人事及总务等工作，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也很多，日记中常常有战时大后方官员的生活以及平时娱乐活动的记录，譬如看电影、听戏、聚餐等。最常见的消遣则是同事朋友之间打麻将：“晚饭后同寓夫妇两对又打起麻雀牌来。这两三个月除此之外，什么消遣都没有了。电影许久没有看：交通不便，进城困难，而且没有可以看的片子。公余饭后，四个人谈天也谈得无话可说，跳棋也下得生厌了，于是麻雀牌便自然而然的，成为重新有了吸引力的朋友。”打麻将彼此总会有输赢，俗话说小赌怡情，但赌注大了就会有麻烦。譬如行政院就常常有人编造各种理由要求提前预支薪水，陈克文原先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他们是打牌输了钱。再打听下，原来打牌这玩意，院里职员成了很普遍的消遣，并且都有很大的赌注，不是随便玩玩消遣时间的。科长谢耿民近来便输了300多元，此风若发展下去，很为可虑”。蒋介石听闻重庆赌博之风甚盛，即向重庆市市长贺耀祖、卫戍司令王缵绪、宪兵司令张镇下达手谕，严令禁止，并“对于党军政高级人员及其家属尤应特别严格执行，毋得畏避权势，稍存姑息，否则以各区卫戍宪警主管人员玩忽职守之罪，按律论处”。 陈克文负责行政院的总务及人事工作，曾与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等人商议过如何解决公务员的娱乐问题，他以为“中下级公务员尚可以听戏、看电影、入茶馆，惟部次长阶级到重庆后生活最为枯燥，几无娱乐可言”。魏道明说：“各部长官均有寻求正当娱乐的需要，主张组织一高级的娱乐机关，以新生活一类字眼为命名，其中有打球、游泳、射击、骑马、饮茶种种门类的消遣，并嘱觅地点和设计建设。”陈克文奉令后便与端木恺等人乘汽车前往化龙桥一带视察寻找建筑高级公务员俱乐部的地址，“在红岩嘴得地两处，临江靠山，甚为适宜。一处系旅长袁晓如的物业，一处系石辛阳物业。川省军人大都拥有广阔地产。袁以一旅长，红岩嘴地产即不下十数百亩，栽植果类及花木无数，真不知其何以得来的。此两地点适宜，风景亦佳，但不知物主肯借用或租用与否”。除了这几处，还曾选择浮图关作为高级公务员乡村俱乐部的地点，结果因为“浮图关建于言山上，四面风景甚佳，惜雾浓，无从眺览”，故而作罢。 组织活动也未必有好的效果，陈克文曾决定每个星期日调用院里的大汽车，免费送公务员到歌乐山作郊外旅行。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支持，全院签名愿意参加的人颇不少。但到了星期日清晨准备出发时，依时前来乘车的竟不足10人。陈克文不禁自嘲地对同事陈之迈说，“假使是请他们来打麻雀牌，一定会踊跃得多”。但陈之迈却以为“他们都没有户外生活的训练，这样的大热天气，并且出门的时间这样早，他们是宁愿多在床上躺一会的”。 高级公务员平日最常见的应酬还是出席各种宴会，而且一掷千金，大家都习以为常。抗战爆发时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仍在国外访问，等他回国后抗战早已全面爆发，国府各部会长官特别设宴迎接，其中主人15人，客一人，共消费190余元，仅烟酒一项便是50元左右，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负责接待的陈克文不禁有感而发，“富人一席宴，穷人半年粮，真不虚语。际此国难万分吃紧，前方浴血搏战、国土日蹙之时，最高长官对于宴会所费，仍毫不吝惜，无一不以最上等者为标准，亦可叹也”。 武汉会战前夕，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借盐业银行为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祝寿，“主客共三席，开销217元6角6分。计宴席三桌93元，酒十瓶10元6角，水果20元1角，香烟6元，汽车司机及随员饭水55元，工役小费15元，厨房小费15元”。其后汪精卫迁往重庆宴请同僚时，开怀畅饮著名的法国红酒。重庆有名厨“姑姑宴”甚有名气，当时筵席费因受到节约运动的限制，每席只能收取8元，但可以另取酬劳金，即登门就餐30元，出门做菜城内60元，城外200元，即使如此，宾客仍络绎不绝。汪精卫听说此消息也对“目前之节约运动，深致怀疑”。 政府虽然三番五次下令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甚至对于必要的宴请金额定下标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经办人员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予之应付。譬如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副院长张群要出面宴请出席交通会议的代表，并要行政院参事、秘书作陪，虽然宴会在行政院礼堂举行，但用餐却都是饭店的大菜。当时在节约运动中规定宴客只准每客1元，但事实上“每客1元5角。账单上写的还是每客1元，因为客人的人数多报”。还有一次陈克文与端木恺在浣花酒店请客，一桌共用去19元，超过标准，“结果开了两张账单，每张虽超过了每桌8元的规定，但并不十分厉害，菜馆老板不至受处罚”。 当然请客宴请最多的还是那几位最高级的长官，特别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陈克文曾审核过行政院送来的院长机密费开支的账目，发现“孔院长请客的开销最大，每个月总在二三千元，每一次请客每桌筵费多者七八十元，少亦四五十元，水果烟酒还不在内”。虽然蒋介石屡次下达限制公务员宴会的命令，并规定“此后非机关核准，认为公务上必要者，不许宴客；经核准的，每客所费亦不得超过2元5角”。但陈克文对于将来各机关和公务员是否能切实奉行却不看好，因为“长官如不能以身作则，更行不通。孔院长这种请客能受限制吗？我想决不会有所变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许多法令之所以行不通，这也是一个原因”。 吃喝之风上行下效，而且愈演愈烈，战时后方餐饮业出现畸形繁荣的景象。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唐纵记载：“晚上赴胡佛宴会，在食物涨到六倍的今天，馆子里依然客满，而且新的馆子，如雨后春笋，仅仅上清寺一带，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店面变成了菜馆和小吃店，这是战时经济的反应。”唐纵还与陈布雷聊及现状，说“社会在动了，青年们的苦闷和怨望，在无数的聚餐会、座谈会中显示出来。街上到处的拍卖行，更是露出中产阶级和士大夫们没落的苦像，事虽小，问题却大”。陈布雷对此亦有同感。一旦各省政府主席及厅长到重庆开会，会上会下更是宴请不断。“出席会议的人员对于这类宴会，仍有疲于奔命之势。许多人平均每日须赴宴两三次，多的至五次。曾经有人在会议席上提过，这样的宴会不合目前战时生活的精神，到底不曾发生很大的效力，宴会还是照常的出现。” 当然，能够出席这类宴请的还是那些位高权重的高官，不要说一般公务员无缘，就连那些清水衙门的高级官员也很少有机会问津，譬如王子壮日记中就绝少此类记载，这也说明他很少有机会出席这类活动。 四、 公务员生活水平的下降 抗战爆发后，公务员的工资按八折发放，若是临时措施还好，没想到却杳无期限。除此之外，政府还经常号召公务员捐资救济灾民，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统计过，“过去十二个月，公务员直接给政府的捐税，多的40%，少的也12%。以我所知过去一年内，公务员捐薪一月的已经两次，这对于公务员的生活和做事的精神都是有影响的”。 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全国物价指数，若以1937年1—6月指数为100，抗战期间各城市每年趸售物价与零售物价平均指数分别为：1937下半年：103、103；1938：131、130；1939：220、213；1940：513、503；1941：1296、1294；1942：3900、4027；1943：12936、14041；1944：43197、48781；1945：163160、190723。若以战前全国公务员生活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42年为3883，1943年为11658，1944年为41823，1945年更高达176823。由此可看出，抗战八年物价上升的情形，1945年的物价竟然是战前的1700多倍。同时，趸售物价与销售物价指数在1942年以前大体持平，但之后后者上升的速度就超过前者；再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公务员的生活指数自1942年起就已完全赶不上物价上升的速度。 大后方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是下降的程度并不一样，特别是只依薪水为生活来源的公教人员，由于通货膨胀，工资收入远远赶不上日益上升的物价；而一般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相比之下在最初几年反而有所提高，其后虽然也下降，但幅度却要比公教人员为小。  由于生活费指数上升的数字远远超过工资上升的幅度，工薪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与战前相比急剧下降，公教人员下降的幅度尤为显著。据统计，重庆市公务员1943年的货币工资收入较1937年平均增加11倍，其中简任官平均增加5.8倍，荐任官平均增加8倍，委任官平均增加17倍；但从他们真正的收入来看，1943年平均额只相当于1937年的9%，其中简任官员只有5%，荐任官7%，委任官则为14%。若将他们与其他工人及劳力者的实际收入与战前相比较，前者下降的幅度远大于后者，这是因为原本他们的工资基础高，而且流动性较小，并受到聘约及国家预算的控制，不易随便更动工资；而后者战前工资较低，仅能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而战争期间对工人的需求量大，流动性亦较高。在公教人员中情况也是如此，战前薪金较高者实际收入下降的幅度与速度均高于和快于收入较低者，即原先工资水平高的特任及简任官员战时工资上升的幅度不如荐任及委任官员，而大学教授工资的涨幅亦不如中小学教师，虽然他们的薪金绝对值仍高于后者，但彼此之间的差距却明显缩小。 在这个问题上，王子壮与陈克文都有切身的感受。王子壮认为，“在工商业者、劳动者因收入随同增加（一洋车夫每月可获150元，余初入川给价以百计，二、三百钱可以乘车，今则最近路亦需二、三角矣——现在以2000文为1角，200文1枚之铜板早已绝迹），虽生活高贵，并不痛苦。至持薪水为生活者，收入依旧，生活不免大感困难也”。陈克文也觉得对于从事营销、服务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并无妨碍，公务员和薪给生活的人真是受不了”。 王子壮以个人家庭的生活为例更有感触，“吾国陷于苦战者已四年有半，社会景况、人民生活顿然改观，物价平均指数已涨20倍，换言之，战前之1元，现其价值只等于5分。余战前迄今收入均为1200元，然昔则生活裕如，今以物价高涨之关系，其值只等于60元，以吾家十余口之众，焉得不竭蹶万分？每月必再补千元，始勉强得渡。一至下半月，即须设计张罗，以渡难关，此余目前感受经济压迫之实况也。以余例而观察一般公务员，现已达最艰难之境。至我国一般农工商人，以物价人工均高其值，彼等并无影响。公务员之收入一如战前，所谓一百或八十之生活津贴，实杯水车薪，更有何济！有平价米，使一般员工仅免于饿殍之厄运已耳。衣履不周，疾病不治，以此而罹于死亡之命运者，更仆难数也”。 王子壮回忆当初刚到四川时正值插秧季节，那时的雇工每天工资不到1元，管饭、酒、肉等。如今供应如故，但每日薪金增至50元，与物价上升指数大致相符。而他本人任铨叙部政务次长，简任一级官员，月薪仍为战前之680元，虽然听说下个月起增加1倍，但亦不过1360元。然“若与农人比较，彼有酒肉之享，月可得1500元，此近年稍有办法者，即不愿任此无以赡养家人之公务人员。痛苦日增，日用难继，现在之勉强维系之者，因政府发给米，人口少者尚能吃两顿饱饭，若全家八口以上者，则月不足用，必须另行设法”。王子壮也曾到工厂了解工人的收入，除了供应食宿外，每人每天工资约有150元—160元，平均每月亦达5000多元。而他堂堂简任一级官员，工资竟赶不上普通工人的收入！虽有一些平价米供应，但也无法维持一家十口的生活。“近二月每月均用2万余元，省无可省，节无可节，尚需多方借贷，以资维持。今年真困苦达于极点之时也。” 到了1943年年底，抗战已坚持了6年多，然而“生活艰难，有生以来所未经，物价之昂，已达200倍，而月入有限，人口难减，百方挪借，以维持一饱。综计一年以来，月入虽增，但距物价相差远甚。今春3680元，夏季以后680元之薪水加1倍，十月以后再加1倍，至月底止，薪水为战前之4倍，每月计2720元，3000元之党部公费如旧，此外生活补助费每月由200而400，现为800元，故最近每月之总收入为6520元，较诸战前之1200元，尚只5倍而已，而每月之支出已达万余元。今岁挪用借款在6万元左右，长此以往，真不堪设想。余家用品而随时出卖，以资补助，因家中现有上下大小有12口人，最近三弟妹又加3口，米系来自公家，而菜蔬零用诸费，已非万元不多，言之令人咋舌。明岁再涨，余之债台高筑，宁有既极耶”？ 由于收支不敷，捉襟见肘，陈克文已有许久未到小馆子吃早点，“今晨试一前往。饺子每只已涨价至8元，较三四个月前涨2倍以上。近来物价已较两个月前增加一倍有余，公务员最感痛苦”。几天后他又与朋友在饭店吃饭，没想到“四人随便吃几样普通菜色，竟耗2600元，较一月以前的涨价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公务员的收入增长永远赶不上物价突飞猛涨的速度。 从数额上讲，战时公务员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虽然中下级公务员工资上升的指数一般要高于高级公务员，但因其基础较低，实际生活水平仍处于艰窘的状态。陈克文长期在行政院从事人事与总务工作，对此他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他认为，“下级公务员，尤其是书记这一阶级，生活实在太苦、太干枯了。他们的收入既少，以现在物价飞涨，离家别井，除了办公睡觉之外，一点娱乐的地方没有。他们常常生病，他们的精神显着十分疲劳，工作效率减低”。为此他也曾拟具补助方法，希望能解决低级公务员的一些实际困难，譬如津贴伙食，凡“200元以下、40元以上的职员，一律在抗战期间予以每月伙食津贴”。因为这些职员“生活困难，极不安心工作，非有一种补救办法，不易再维持下去”。陈克文算了一笔账，当时“下级职员月薪最低的四五十元，加上生活补助费20元，再加伙食津贴30元，房租津贴10元，总计收入不过110元左右。现在每人每月若果要缴费30元以上，假定一家三口，仅够糊口，四口便负担不了。又据伙食委员会的报告，便是以平价米来计算，每斗六元，一人一月二斗共12元，菜钱最少每人每日八角，一月24元，即每人每月至少36元。以现在的菜蔬价格日日高涨的趋势来说，36元恐怕还要不够。这真是一个严重问题，物价再不稳定，政府无论如何补助，总是追不上物价的。这些公务员便有不能生活下去的样子了”。 这种情形比比皆是，王子壮1942年去看望一位下属，“其生活苦况，真使余感慨万分。月入一二百元，有子女四人，连彼夫妇共六人，日食粗粝，从未见肉，而住房一间，尘土狼藉（月需40元房租），衣服褴褛，犹为余事。公务员生活至此，已达人间地狱之阶段，不忍卒睹也”。两年多之后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困窘，“秘书邬召棠告余，家中售卖一空，前两月将久买存汗衫两件，以之售洋肆千元，以贴补家用，今日已空，家中六口，无法生存，衣服褴褛，更其余事，言下唏嘘。今日有家室公务员，的确无法生存，此亦不仅一二人，普遍之现象也。如余监委会隋、伍诸秘书，无不叫苦，而感觉呼吁无门。余又何尝非一月所入，十日即罄，其余则卖物挪用，勉力支持”。 蒋介石对此情形并非全然不知，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同日他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检讨：“经济状况日穷，公务员之生活痛苦，尤为可虑。”为此他曾多次下令，并采取平价、限价等各种措施，希望能维持公务员的最低生活水平，但效果甚微，无法真正解决后方公教人员的生活问题。 五、 公务员实际生活的差异 尽管战时物资紧缺，条件艰苦，大后方的民众生活艰窘，度日如年，广大公教人员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但那些最高级的官员，特别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依旧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这与中下级公务员的生活恰成鲜明的对比。南京沦陷后政府西迁，某些高官仍然高高在上，生活腐化。吴稚晖在“中央纪念周”上曾指责那些高官大亨“号称避难，其实生活豪奢，跳舞游乐，益无忌惮，昏天黑地，对于国家、对于同胞，毫无同情心，此最危险之现象。国难严重至此，尚不能启发其同情心，真为无耻之尤”。王子壮认为“吴先生此言在针对一般纨绔富豪，的为确论，社会上真有若干无国家民族观念、专为个人片时快乐之流，就全体言，此辈实为罪人”。 抗战爆发后，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来虽改任副院长，但实际上仍主掌政院事务，作为行政院的资深参事，陈克文有机会目睹孔祥熙等高官的日常活动，并在日记中记录下来。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首先考虑的是各院、部机关的办公处所，当然还要修建长官的官邸，单单修葺孔祥熙的寓所和购置家具就耗资7000余元。孔祥熙既是行政院院长，又兼财政部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此款本应财政部负担，但财政部却非要行政院掏钱。陈克文不由感叹道：“做大官的优厚薪俸之外，一切的私人用度还要仰给国家，薪俸似乎是另有用途的。并且这私人用度又漫无限制，这也是目前一种大不合理的政治现象。”争论日久，这笔费用最终由行政院、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三家商定共同承担，各负责2400元。因此“做公务员的，常常要为上官私人用费，设法作公报销绞尽脑汁，否则上官要骂为无用之材也”。 孔祥熙如此，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也一样，行政院会计主任曾对陈克文发牢骚，“魏秘书长家里的私人开销，许多都列入院里的账，最近造防空洞一所，也要完全公家出钱。说话困难，不说话又对良心过不去，并且报销亦不易办”。陈克文听了也没有办法，他想“大概各机关都有这种现象。庶务科的人是长官的私人，总免不了这现象”。魏道明在家中请客，回来的路上陈克文的同事陈之迈问他，魏秘书长的房子如此华丽，一个月租金要多少，是不是他自己负担的？陈克文回答说，房租每月700元，是从院里机密费报销的。陈之迈很诧异地问，房租也算是机密的事吗？陈克文以为，“现在关于长官和一般公务员的待遇没有好好的规定，只是任意的开销。结果长官的待遇时常从优，一般公务员却不免一切从俭，这便是许多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 数日后，孔祥熙请院中高级干部到他官邸午餐，“他先引我们到楼上楼下参观了一遍。这是一个著名的四川军阀范绍增的房子，以前是他的一群姨太太居住的，最近才给孔院长居住。房子很宽阔，比现在行政院办公房子还要大些，外面有很好的园子，很宽的草地，地居山上，风景也很不错”。其实孔祥熙在重庆的住宅不止一处，其中芝麻冲那儿还有一处新建的官邸。虽然说是为躲避空袭的疏散房子，其实就是乡间的别墅，这里空气清新，摩登典雅，“全部的建筑费是4万多元。据说包工的商人还要亏短好几千元。离官邸不远便是准备不得已时做行政院办公的疏散房子，全部建筑费也不过八万元左右”。 除了孔祥熙，其他高官亦大都如此。王子壮听说何应钦、朱培德战前在南京拥有多片土地，被人称为“土地大王”。如今“何在渝又有豪奢之举。一月间何夫人作五十整寿，大张筵宴，百元一桌，订有二百桌，两日如此，足见盛大。腰缠虽多，似亦不宜于国家危亡之际作此表现。民众对之，具何感想”！立法院院长孙科“在战争期间生活一点不肯降低，常常向银行举债，以维持个人的生活水平。举债的数目很不少，往往是一百数十万。他并且告诉人，法币是愈来愈不值钱的，为什么不举债来维持个人的生活呢”？农林部部长沈鸿烈“最近两月请假期内，滥用公帑十余万。此等奸猾老官僚，殊属可恨”。再如孙芹池因为追随陈果夫和吴铁城而担任中央党部总务处长，长期以来挪用公款，大肆挥霍，“大家皆在穷苦之时，彼独能建西式楼房，费一二百万元”。而且吴铁城先前出任上海市长、广东省主席时，“挥霍已惯，非此不惯也”，如今更与孙“向桂林抢运物资、以为挥霍之资之事实”。王子壮不禁叹曰：“此种人而担任党的秘书长，真使人痛愤。”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高官都是那样奢侈腐化，陈克文最佩服的高级官员是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蒋、王二人虽都是特任官，享受部长级待遇，但他们的生活却十分简朴。蒋廷黻夫人曾对陈克文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靠“每三个月分配到面粉一袋，每一个月分配到菜油72两，都不足用”。陈克文心想，“特任官的家庭这样严格遵守法令的，恐怕这是全国的第一家了。而且，他们家里没有用厨子，没有用门房，只用两个老妈子，没有用公家雇用的副官、听差，家中的用具和消耗品没有由公家供给，这确是很难得的。这不只是蒋先生个人的公私分明，蒋夫人不肯和时俗的女人一样贪图小利，更为难得。蒋夫人平日恬淡温雅，勤俭持家，实在大可称道”。“她的幼子四宝患肺炎初愈，劝她买点猪肝给他吃。她说，价钱太贵了，她的省俭精神足见一斑”。而王宠惠“每日严稽自己所乘之公家汽车往来途程及用油数量，虽彼夫人亦不许随便乘坐”。若将他们与那些贪赃腐化的官员相比，“人之贤不肖，相去远矣”。1949年11月，王宠惠已不任司法院院长，只身来港借住在他的一位堂侄家。陈克文前去看望，只见他房间狭窄，卧室堆满行李，但他仍诙谐如故，说“我很富有，我的家当都在这里了”。原来抗战期间他将所有外汇都换成国币并购买公债，但现在都成了废纸，一包包放在箱子里。目睹此情此景，陈克文心中自是感叹不已。 抗战胜利前夕，王子壮家中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不得不外出向同乡借钱度日，但一问利息竟高达一分，根本无法负担。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般任主官者，无论党政军，均在大吃空名，习以为常。余在监察机关，则以清廉并检举为己任，自应严以律己，不应有丝毫之玷污也。而亏累至日坐愁城，公款绝对不能多用。余之亏空，余为公家应酬之费而已，家用尚不在内也。”数日前他曾拜访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看到他的生活亦极为艰难。戴季陶对他说，“吾人相处廿年，曾见余道及生活否？以足用即可，不必多事筹划也。而近者并一家之生活难以顾全，真一生所未经”。王子壮心想，“院长地位在全国为最高，仅亚于主席，而叫苦如此，是八年抗战之结果，真已使人心趋于不安之境也”。 然而，像蒋廷黻、王宠惠以及王子壮、陈克文这样相对廉洁的官员并不是很多，蒋介石深知这一状况，也感到十分痛心，“国家毫无组织基础，每见公务员之无能而不实，使人民痛苦不安，如此人民，如此官吏，如此国家，而欲维持如此大战，不禁为之寒栗不置”；“社会经济纷乱，公务员生活困穷，政治风气萎靡，军队精神不振，无任惶惑”。 公务员的待遇和收入并不相同，一般来说，中央公务员的待遇普遍高过地方公务员，有公费支出的要优于没有公费开支的，有兼职或兼薪的要好过那些没有其他收入的公务员，而在财经部门（特别是银行、税务、粮食等直接与经济有关）任职官员的隐形收入又远远优于那些在清水衙门任职的官员。即使是同样级别的官员，也因家庭、环境、负担等各种条件的不同，收入及生活水平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别。就以王子壮和陈克文二人的情形作一对比，虽然他们都属政府高级官员（简任一级），但王子壮作为次长，要比陈克文的参事职级高，并且享有数目不菲的办公费，然而战时他的经济状况显然不如陈克文，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家中人口众多，不仅有五个孩子入学，还有诸多亲友需要接济，而陈克文只有一个女儿（抗战期间在重庆又生了一个儿子），相对来讲生活负担要轻，而且陈在广西老家有些田产，家中亲戚还不时将田租寄到重庆，数目虽然不多，却亦可聊补一时之需。此外陈克文经常在《中央日报》上撰写社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还翻译一些外文书籍，亦可赚得一点稿费。王子壮则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收入，况且两人所在机构的地位和待遇差别甚大，因此王在日记中对日常生活艰苦状况的记载就要比陈克文详尽得多。 再以县长的待遇为例。根据1933年制定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规定，战前县长的薪俸按县等高低而定，一等县县长自荐任四级（340元）至简任八级（430元），二等县县长自荐任五级（320元）至荐任一级（400元），三等县县长自荐任六级（300元）至荐任二级（380元），但实际上多数省份根本达不到这一标准，一般多在160元至280元不等，法定月薪大致与陆军少将相等，实际薪俸则只是上校的平时薪金。抗战爆发后，随着物价不断升高，公教人员的薪金却没有相应增加，即所谓水涨船不高。1942年，县长的薪俸接近于国立大学练习生或国营公司工役所得；在昆明，县长的月薪仅及裁缝、洋铁匠、泥水匠、木匠等手艺人收入的一半，而洋车夫、理发匠的收入则高于县长三四倍。陈克文也说，他的一位朋友罗绍徽任广西茘甫县长，“算是广西的头等好县长，月薪只有95元，外加公费80元，清苦可知”。因此公务员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不仅对基层政治及国家机器的管控带来影响，而党国高干享受特权的现象也引致一般公务员的强烈不满，更重要的是，它又从另一方面刺激了众多官员走上贪污之路。 六、 公务员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 抗战中期以后，由于物资紧缺，通货膨胀，大后方的公教人员薪金收入远远赶不上物价上升的速度，生活的贫困化对公务员的心态带来严重影响。王子壮认为，抗战爆发以来“地域日缩，税收日减，所以发行法币日益增加，物价高涨，机关林立，公教人员痛苦日增，前方兵士走私舞弊，士乏斗志，一般公教人员因啼饿号寒，工作无心，以致一般情绪除国难商人挥霍无度外，普遍工作效率为之低落。如今余监委会同人因穷贫，致妻子疯癫，有病无从就医者所在多有，更如何责以较好之工作”？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许多公务员不得不寻找一些兼职、兼差，无法集中精力投入本职工作，以致“大部公务员兼职者，使太太任公务员，及秘密兼营商业者，无在不以维持最低限度之生活，真饥寒交迫之时代。大部公务员仍面有菜色，子女不得升学，此抗战影响于文化者至重且大。”甚至为了挣几个钱，知识分子的颜面都可以不要，说来令人伤心。 战时公务员生活水平的下降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跳槽。许多人不安心本职工作，设法转行到银行、粮食、税务等财经机构工作，因为那些部门不仅薪金丰厚，待遇优渥，甚至还有许多灰色收入可以享受。譬如陈克文的老同事徐象枢是行政院最得力的资深参事，亦为简任一级高级公务员，就执意辞职去昆明的金融机构工作。另一位同事端木恺也积极活动，还想重新回到中央银行出任秘书处处长，理由是“家累重，负担大，这里的薪俸不够开销，非得一较厚的职位不可”。对此陈克文自然能够理解，因为“银行行员的待遇总比其他机关好”；“一个离开本院，加入商业机关工作的旧同事来信说，他们那里普通职员月得报酬千元以上，言下似甚得意”。事实也是如此，抗战爆发后银行的津贴最为优厚，蒋介石听说“各地银行工役待遇，有过于一县长、专员收入者”，下令“制止一再加津贴，以免增高物价，刺激舆情；一面交国防最高会议通令取缔，统筹一致持平办法”。 类似情形比比皆是，唐纵有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银行和一间公司，赚了很多钱，为此他感触颇深，“今日许多朋友都兼营副业，走上社会上实际的道路。像我这样单纯、谨慎，那是极少的了”。王子壮也有一位朋友在西南运输公司当经理，据他说“减价时每日收入五、六万元，所用菜亦多肉类，较诸公务员生活，相去天壤”。他不禁感叹，“抗战结果，商工农各界因物价高昂，生活转裕，知识阶级之公务员及教职员，则日趋没落，最低限度之生活亦将不能维持也”。 为了维持战时大后方民众的基本生活，国民政府采取统制经济政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物资实行专卖，并对物价采用平价和限价的政策。然而国家一旦过多地对经济予以干预，那些财经部门的官员便可以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以权谋私，甚至与财阀、权贵勾结在一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而获取超额利润。王子壮认为，物价高涨除了粮食歉收外，“尚有主观的因素，若干人以币价日落，囤米为生，尤其银行界、财阀、军阀，莫不竞相收存。谷价日涨”，因此“应不惜峻法，以制此辈刁徒”。 由于以权谋私的现象日益普遍，后方民众特别是公教人员对此深恶痛绝。“现在一般机关公务员叫苦，所入不敷支出，日甚一日，前线士兵更甚。于是营私走私种种弊端，层出不穷。一般的社会道德一落千丈，是诚国家百年之害。盖今日惟囤积居奇之商人豪奢逾常，而政府竟无法以控制之，加税则转嫁于消费者，致物价愈高。最近糖、火柴、卷烟因专卖而突加价若干倍，足以说明此项事实。故社会一般评论，以政府愈统制，物价愈高，信而有征也。” 尽管蒋介石再三强调：“官不营商，不争官做，戒除贪污”，要求“各级公务员，不得参加任何营业，机关之职员，亦不得投资”。但是令虽禁却行不止，官商合流的现象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而作为国家行政与财政的最高长官孔祥熙更是公不忘私，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拿回扣，办公司，大发国难财。孔祥熙曾对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而已”。他甚至公开说，他本人就是做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唐纵听了之后认为“怪哉此论也”！孔祥熙还公开说，“银行及税收人员系国家厨子，不予提高待遇，即尝菜亦可尝饱，增其待遇，所以免国库之损失。其余之公务人员，绝难赖国家以维持温饱。当此国家厄困之境，只有以自己之收入以维国家始可。言外之意，大家可以经营生意”。王子壮不禁斥之，“彼之公然组织祥记公司，大事囤积，不知置国家法律于何地。国府明令禁止公务员经营商业，彼可逍遥法外，一般人焉能逃脱？此政府负责人公然发表此谰言，多见昏庸无知而已。——此现象绝不能久，直加速政治之腐化，甚至加紧崩溃也”。蒋介石曾因孔祥熙的表现与陈布雷有过一段十分有趣的交谈。蒋介石问陈布雷，外间究竟对孔祥熙有什么议论？陈布雷回答说：“普遍的批评，孔作生意，在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平津、京沪之距离；今者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而为一。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听了陈布雷的话蒋介石深有感触，但也没说什么，只是表示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接替。对此陈布雷只能感叹地说：“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 除了营私舞弊、囤积居奇以外，更严重的则是贪污腐败的滋生与蔓延。一位武汉大学的学生告诉王世杰，军队“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中将师长之薪饷及公费约六百元，薪饷仅二百四十元），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虽然蒋介石也清楚，“前方士气不振，后方人心弛懈，皆因物价高涨、生活艰难之故。经济之于战争之成败，其关系之重大，甚于一切之武力。近日社会奢侈与官员舞弊，若不积极整饬，后患无穷，必使有以安定也”。但事实上，大后方贪腐案例真可谓屡见不鲜，比比皆是，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重大贪腐案件，如林世良走私案、美金公债舞弊案、黄金提价泄密案等，陈克文、唐纵等人的日记中也常常记录有类似的贪腐案件。譬如“粮食部内部高级职员近发生舞弊案，案情达百余万元之巨，殊为严重。粮政之弊，至此而极矣。年来地方各级粮政机关之舞弊营私已成公开之事实，不谓中央粮政机关，亦竟有此痛心之事也”。 “中央组织部总务处长陈某与事务科长朱某通同作弊，屯〔囤〕积食盐，假公济私，已被发觉，扣送法院”；“黄维来谈部队之苦境，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言之不胜慨然。部队如此，机关何尝不是如此”。而提高军人待遇，不过是将“昔日之吃空额等，今为明朗化，为之公开分配而已”。公务员生活水平的下降，导致人心浮动，甚至贪赃枉法，对于国家政权的运作自然产生重大的影响。 结语 收入不等，贫富不均，生活水平有高有低，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不足为奇。若以生活费用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分析，一般来说，中等收入以下的民众，系主要依靠固定收入维持家计的阶层，因其收入微薄，物价一旦上涨，所受到的冲击也就越大。而那些财阀以及掌管财经事务的高级官员，他们的收入丰富，来源很多，平时日用物品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当物价跌落时，其购买力也就随之增强；而当物价上涨时，因为他们的生活费支出在收入中本不算回事，更有些富商可以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主管财经事务的官员，则可以利用职权谋取利益。介于这两者之间，还有那些平时依仗脑力及技术（如高级知识分子），或是在体制内地位崇高（如政府内的高级官员），他们虽说平日也主要依靠工资维生，但他们的薪俸要比普通民众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因此战前他们的生活舒适优逸，虽然谈不上可以任意挥霍奢侈，但也从不会为生活感到困惑。然而战争爆发之后，物资供应紧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上涨的幅度逐渐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他们不得不降低生活质量，以致入不敷出，生活水平下降也就更加明显。相反，由于战时生产在在需要劳工，那些从事服务业的民众以及劳工阶层原本工资就很低，因而薪金上升的幅度明显较大。与此相比，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薪俸绝对值虽然仍居高位，但他们生活水平与战前相比却急剧下降，相对贫困化的现象亦十分明显。 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公务员都承担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特殊功能，因此公务员生活水平的安定与否，对于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公务员理应与全国军民一样节衣缩食，共度时艰，坚持抗战。虽然蒋介石也一再强调，“官员是国家的公仆，对我主人——国民，要尽做奴仆的责任与本份”，但是某些党国高干却依然享受种种特权，铺张浪费，甚至依仗特权，贪赃枉法，不仅成为大后方舆论攻击的一致目标，同时也激起体制内官员的普遍不满。这也恰恰说明，党国体制下干部的所作所为对于政权是否稳固至为关键。 以上只是从几位党政军服务的高级公务员日记中摘抄的部分内容，并不能反映全貌，尽管如此，亦可看出战时公务员生活的贫困化所产生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的各种举措并不能维持公务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仅大批中下级公务员的生活日益赤贫化，就是那些战前高高在上的高级公务员也深刻体会到基层平民的困苦生活；然而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又为某些官员发国难财大开方便之门，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行径比比皆是。由于受薪的公务员工资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那些洁身自好或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公务员生活朝不保夕，而另外那些意志不坚的人不仅牢骚满腹，甚至同流合污，依仗手中的权力，官商勾结，囤积居奇，从事种种非法活动。王子壮曾在日记中列举铨叙部部长多吃多占、媚上凌下的诸多事例，从而发出“无惑乎工作人员之离心力日强”的感叹，他以为这实际反映出“国家政治方逐日较昔年北京政府腐恶以甚，可不叹哉”。所有这一切不但导致公务员与政府的离心离德，对政治与前途丧失信心，更严重的则是贪腐现象不断地滋生和蔓延，已经形成系统性、体制性的痼疾，且在战后迅速发展，最终成为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