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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首先召见的维新志士是康有为和张元济。晚近对康有为的论著很多，而对张元济的评述却少。本文准备就维新运动时期张元济的思想和活动，进行初步探索。 一 张元济，1892年（光绪十八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自称：“因为朝鲜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见《张元济诗文》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10月版。） 甲午战败，外患日急，瓜分危机迫在眼前，一些爱国忧时之士，经常到北京松筠庵陶然亭聚会，“筹商忧时之策”。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沈曾植、沈曾桐都曾参加。张元济也是其中一员，“松筠遗迹吊孤忠，又上江亭眺远空。不见西山朝气爽，沉沉散入暮云中”（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同上揭书第57—58页。），这就是他对陶然亭聚会的追述。 这时，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全部救国纲领。又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创刊《中外纪闻》、《强学报》，进行变法维新的宣传鼓动。顽固派发动攻势，结果强学会被封禁。 强学会被封禁后，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创刊《时务报》，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遗文全函》 第2卷，第12页，附梁启超函。），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数月间销至万余分。张元济在北京代为分销，对《时务报》的版式、内容也屡有建议。当《时务报》遭到封建官僚诽议时，还嘱汪康年“坚忍持之”（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9，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手迹上海图书馆藏，下同。）。 1896年，张元济又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夏偕复等筹设西学堂。于次年2月12日（正月十一日）开馆，“先习英文暨天算舆地”，后改为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通艺实业学堂章程》，铅字柳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为西堂学多方设法聘请教习，广购新书。 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张元济已感“德使正欲大肆要索”，“恐将有非分诛求”（张元济：《致汪康年书》24，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不久，德国借口侵占胶州湾，帝俄舰队侵入旅顺湾，侵占旅顺、大连。康有为赶赴北京，于1898年1月再次上书，“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又组织保国会，指出瓜分危机，强调“合群智以讲求之”（《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由于张元济创设通艺学堂，“办事切实”，从而在“诏定国是”后第二天，由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密荐，张元济奉谕：“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 这天黎明，张元济到朝房预候。康有为先到，荣禄踵至。康有为对荣禄力言变法之要，荣“意殊落寞”。张元济已窥“其志不在是矣”（张元济：《涉园书跋集录·戊戌奏稿》，）。等到光绪接见，问：“闻汝设一通艺学堂，有学生若干人，作何功课”？答以“现习英语及数学，均是初步”。光绪谓：“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又问有无铁路课程，答以“未有。将来大学堂开办，必须设立”。光绪说：“闻印度铁路已开至我国西藏边界，现在云南交涉事繁，由京至滇，路程须两三月，相形之下，外交焉得不吃亏”。答以“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才，洋工程师断不可靠，不但铁路，即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在在均关紧要，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才，皇上注意翻译，尤为扼要之图，如公使、领事均能得人，外交必能逐渐起色，臣在总署，觉得使领人才，殊为缺乏，亦须早为储备，现仅有同文馆及外省之广方言馆，断不敷用”。光绪虽“屡谕畅所欲言”，张元济却看到“御座后窗外似有人影，亦不敢多言”（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张元济诗文》第58—59页。）。 光绪喜读新书，曾以□笔开列书单交总署购进，署中委张元济办理，当时北京新书极缺，张乃以“箧中所有，并向知友乞假，凑集进呈”（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张元济诗文》第57页。）。 7月3日（五月十五日），京师大学堂创设，派孙家鼐管理，官书局、译书局也归并管辖。孙家鼐拟派张元济为总办，张元济“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且“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张元济：《致汪康年书》34，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为之“感叹”。 光绪皇帝下诏求言，准许各部司员上书言事，张元济连递封奏，9月5日（七月二十日），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折》，提出“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等总纲五条，请“宸衷独断，勿交廷臣核议，以免阻格”（《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2—4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9月18日（八月初三日），又以京师设立矿路农工商总局，认为“额缺各员，可令大员不拘资格，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疏请“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张元济：《上光绪奏折》，此折上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当1898年9月18日，《张元济诗文》作1898年8月3日，误。）。这时，新旧斗争异常激烈，后党待机而动，阴谋政变。张元济以为各省广设学堂及废八股之诏已经颁布，劝康有为乘机出京，回籍韬晦，免樱众怒，到广东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等到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改革。康有为未曾听从，而政变已作。 10月8日（八月二十三日），张元济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德崇景皇帝实录》第428卷第7页。）。于是出京赴沪，通艺学堂也并入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后的短短三、四年间，张元济讲求西学，留心学校，倡导维新，擘画改革，是殚心竭力，“办事切实”的。 二 讲求西学，培养人才，是张元济在维新运动时期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著有成效的。 这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编写、翻译了一批史地、政治书籍，如《万国史记》，《万国通鉴》、《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书；还刊行了《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后改名《教会新报》），经常翻译、介绍西方文化。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也译印了一些数、理、化、历史、语文书籍。此外，还有私人书坊略有印本。这些书籍，当时是有参考价值的，但刊行不广，购置维艰。为此，张元济曾多次函请汪康年在沪上广泛搜求，如《致汪康年》第四书请购《三纯文法》（张元济：《致汪康年书》4，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第六书开列书单，“请为代购，觅便寄都”（张元济：《致汪康年书》6，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日。），第八书询问“上海发售图籍之洋行共有几家，其所有图籍能乞其一目否”？又托购“格致等图（除天文图、百鸟图已购外，余均请代购，并图说各一册、天文图说二册、百鸟图说一册）并各种书籍”（张元济：《致汪康年书》8，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第九书又请代购“国事章程及泰西各国条约”等“政事”书，广智书局“天文、百鸟、百兽暨光、电、水、热各种一切图说”，并“请于广学会及洋书场一询格致书”（张元济：《致汪康年书》9，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第十书“另单开列中西书籍，请代购，其西书需用尤迫。洋字书名系文法，如无其书，请择其同类者购之，毋太浅”（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0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是旧中国的文化中心，西学书籍大都在上海出版传播，张元济不止一次地函请居住在上海、经理《时务报》、熟悉情况的汪康年代购图书，可知他要求了解西方是何等急迫！ 维新运动时期，学会林立，报刊盛行，传播西学，“去塞求通”。张元济对报刊也尽力购置，以供阅览。他除协助推销当时影响最为广泛的《时务报》和就近订阅《国闻报》外，据他写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信中，就订阅过《湘学报》、《知新报》、《蒙学报》、《算学报》、《萃报》、《集成报》、《农学报》、《求是报》、《格致新报》、《新学报》、《无锡白话报》、《经世报》、《实学报》、《万国公报》等等，不少报刊不是只订一份，而是托购多本。他还订购了日文版的《东京日日新报》和《时事新报》。 事实上，这些图书、报刊，很多是为他主办的西学堂——通艺学堂购置的。值得注意的是，张元济的讲求西学，培养人才，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大力提倡的。在《为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一开始即指出“时事多艰，储才宜亟”（《张元济诗文》第97页。）。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急需培养人才，爱国救亡，他说：“此时急务，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这点，“《时务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养人才”，自己“有志于学，宜即开办”。报刊的作用是“起废疾”，助“耳目喉舌”以“去塞求通”；是聚众志，明舆论，以“频集通才”，以为《时务报》“似宜多论西人有益之事，以歆动群伦”，“专纪各国新学，似乎较有裨益”。经过报纸的宣传，过去“隔而不通，散而不聚”的情况既有改变，就应特别注意人才的培养”（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0，光绪二十三年 三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所谓“储才宜急”。即使在报纸宣传中，他也力主“论西人有益之事”，“纪外国新政新学”。张元济讲求西学，不遗余力。尽管“政变”后张元济被罢官，通艺学堂“无人接办”，他还是将学堂所有书籍、器具及积存余款开列清单，呈请管学大臣孙中堂将通艺学堂并入京师大学堂（《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通艺学堂停办》。）。如果说，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一大成就，那么，张元济的劳迹也是不容湮灭的。 三 维新运动时期，新旧斗争异常激烈。在这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张元济也经受了一场新的考验。 “诏定国是”前，维新运动的掀起，已引起封建势力的强烈不满。当他们把强学会查禁后，仍从各方面加以箝制，即张元济办理的西学堂也不例外。对此，他没有动摇，说：“敝馆比来渐生魔障，弟惟以坚忍持之，不知果能抵制否”（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2，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冲破阻力，奏明立案。《时务报》议论新颖，影响广泛，当触犯封建官僚利益时，他们就插手干预了。张之洞最初曾赞助《时务报》，没有几天，《时务报》发表了梁启超《变法通议》，张之洞看了以后，“颇不怿，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扬言“另开一馆，专驳《时务报》之议论”（邹代钧：《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后来张之洞授意亲信幕僚梁鼎芬等致书汪康年，叮嘱“以后文字，须要小心”（梁鼎芬：《致汪康年书》，无月日，旁注“十一月十四日到”。）。汪康年和张元济交谊颇深，函札频繁，这些情况，当然是知道的。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闻香帅谕令书院，生徒不得阅贵报，有其事乎？凡作一事，必有许多魔障，吾兄千万以坚忍持之，一雪黄人之耻，过此以往，未始无坦途也”（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9，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 在张之洞的操纵下，汪康年动摇了，对梁启超有所干预，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欲离沪赴湘，张元济则认为“梁果避去，弟大不谓然。然彼此同办一事，意见岂能尽相符，辩论之处，终不能免，然终不当以此贻误大局。稍为识者尚能之，况兄与卓之日讲群学者乎？守旧之徒，方目吾辈为无成，果无成，为彼辈所笑。患犹浅，使外人所笑，其害不尤深乎？甚愿公与卓之一雪此言也”（张元济：《致汪康年书》18，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继续鼓吹民权，指摘时弊。《时务报》40册《知耻学会序》的发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出版。）。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张之洞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匆送”，不允许有“干名犯义”的该册《时务报》在所辖地区流传（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署梁台电》，《张文襄公电稿》第29卷，第6页。）。汪康年是秉承张之洞的意旨的，他和梁启超之间又有芥蒂，把其中情节告诉了张元济，嘱咐他不要把该册《时务报》在北京销出。张元济在回信中，一则曰：“凡欲成一事，必有阻力，成就愈远，则阻力愈大，惟望公与卓如始终坚持，毋为所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21，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再则曰，“此册到已六七日，弟处早已派完”，“且报中亦无忤时之言”（张元济：《致汪康年书》23，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张元济料想到维新事业会有阻力，会有困难，但他并未为阻力所吓倒。 “诏定国是”后，阻力仍旧不少，翁同□的被黜退，许应□的毁改革，中央官僚的因循保守，地方督抚的借词推托，使光绪皇帝虽三令五申，仍“藐若具文”，虽“数四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9月4日（七月十九日），光绪把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个大臣革职，当然是后党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加紧准备，策划政变。 就在新旧两派剑拔弩张之时，张元济却能不顾“阻力”，向光绪上了条陈，一开始就说：“近又叠颁明诏，除旧更新，不惑于群言，不挠于旧党。窃以为圣明在上，提纲挈领，必能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矣。乃数月以来，中外因循，一仍旧力，欺罔蒙蔽，毫无朝气，刘坤一、谭钟麟之复奏迟延，怀塔布等之阻塞言路，其最著者也”（张元济：《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2—4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同。此折上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当1898年9月5日，《张元济诗文》作“1898年7月20日”，误。）。张元济指出：当权官僚“以为旧法终不能废，新政终不能行，任我皇上一人忧劳于上，久将必倦，倦则旧法复，新政废，而彼乃快偿其愿也。彼亦岂不知外患内忧相逼而至，而年已老耄，转瞬凋零，但求敷衍数年，生不复见，即不幸犹存，而若辈赧颜，何所不可。惟我皇上春秋正富，来日方长，设有意外，何堪设想”。可见，张元济是在新政危急之秋，“日夕忧愤”、“悉心体察”而“冒死上陈”的。 那么，张元济的“救亡拯急”、“正本清源”的变法主张是什么呢？他提出了“设议院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等五项建议，而以第一项为关键。他说：“泰西各国行政与议政判为两事，意至良、法至美也。中国则不然。以行政之人操议政之权，今日我议之，明日即我行之，岂能不预留地步，以为自便之计。故政为彼之所惯行者，必不废，废则无以抑新进之辈矣。政因彼之所未行者，必不兴，兴则显形其前事之非矣”。以致新政诏书虽不断颁布，而守旧诸臣则多方阻挠，故意延宕，必需统筹全局，设立议政局，“以年富力强，通达事务，奋发有为者充局员”，不能责之“年跻耄□，精力衰颓”的“枢部诸臣”。“凡今日所应改应增之事，责令各员先期拟定办法及详细章程，随时进呈御览，恭候钦定”。对已经颁有新政上谕的，“如学堂、报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矿务、工厂、银行、商会，均不过大略章程，并未垂为国宪。故办法多不划一，宜令在局各员详考西国制度，参酌现在情形，拟具则例，呈请钦定赐行”。也就是说，他要求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政治上的根本改革。 还在“诏定国是”前，康有为就提出了“开议院以通下情”，主张开国会、定宪法。“百日维新”中，上书请求设制度局以推行新政。张元济也提出了“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用以除旧布新，“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提纲挈领，确有胆识。他又是在新旧斗争极为尖锐、图穷匕现之时提出，更是难能可贵。 没有几天，张元济又对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局酌插裁缺各员上疏奏阻。先是，8月2日，光绪命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派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8月21日，命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及侯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8月30日，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各省同、通、佐、贰等官。无地方之责者，并着裁汰。9月8日，又命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酌插各衙门裁缺人员。旧机构裁撤的冗官，安插到新衙门去，滥竽充数，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张元济有鉴于此，于9月18日上折陈明：“现裁各署，其实缺侯补各员，大都衰庸猥滥者多，部胥市侩杂出其间，能通晓中国旧学者尚难得一，若令备员充位，从事新政，岂不贻误国是，腾笑远人。若专为位置闲员地步，则何如不裁之为愈”。他又进一步指出：过去颁发的上谕，也有“布新存旧”的情况，如“废八股，则请试四书文”；“改武科，则请留弓刀石”，这些，无非是“同一伎俩，蒙蔽圣聪，使新政不能畅行，且不新不旧，将来必有流弊。可以塞我皇上变法之心，以议我皇上维新之误”（张元济；《上光绪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三日。）。建议：一、“凡新政额缺，令中外大臣，不拘资格，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二、裁缺各员，“其中不谙新政之辈”，“应由吏部严加甄别，取其年力精壮、勤慎趋公者，酌量铨选对品外官，以示体恤”。这样，就不致新旧杂厕，滥竽充数；也不致设的是新局，用的是旧人。 张元济在思想上重视讲求西学、培养人才，在行动中也着力贯彻，坚持罢官南下，任教南洋公学，办理译书局，经营商务印书馆，创办《外交报》，发行教科书，“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别商务印书馆同人》，1952年，《张元济诗文》第52页。）。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但“戊戌政变孑遗”的张元济，却孜孜以求，坚韧不拔。以讲求西学、培养人才为己任，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