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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史研究滥觞于烽火连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述，更为农战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研究活动最为敏锐自觉，成果亦最为丰富。1941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成书，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均以旗帜鲜明的态度重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形象，成为后来农战史研究的前驱之作。 酝酿与起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认识和定义农民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一种时代课题，农战史研究愈显迫切和重要。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社论，极大推动了农战史研究的深入展开。1958年以前的农战史研究主要以具体研究和史料整理为主，内容包括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起因、进程、特点、影响和失败原因的分析，以及对部分领导者的评价，并由此带动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由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等系列，都是在这一时期集中完成的。据统计，截至1957年，学界共发表文章650余篇，出版各种资料集、论文集和通俗读物70余种，其中，部分论著已颇具研究深度和理论高度。如1951年2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一文，提出“让步政策论”，即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迫使统治阶级作出让步，调整生产关系，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以继续发展。1954年，赵俪生撰成新中国第一部农战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较早指出农民起义所建立政权的封建性质问题。此后，嵇文甫、漆侠、孙祚民等人相继发表文章，与之形成呼应。其中，以孙祚民所论最为系统，他在阐述农民政权仍是“封建的、专制的”特点的基础上，还集中谈到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思想”问题。这些论著一方面以其鲜明的“历史主义”色彩而宣告一个新的学派的产生，同时也因其大胆的诠释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农战史研究亦随之步入新的阶段。 讨论与争鸣 1958年以后，农战史研究逐渐过渡到理论探讨阶段。以全国性的评价曹操为契机，史学界围绕农民阶级的属性、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农民战争的性质、农民所建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与争鸣。其中，关于农民阶级属性的争论，乃是造成所有理论分歧的根源所在。孙祚民、蔡美彪等认为农民不可能摆脱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在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阶级立场的转变；林甘泉、关锋、林聿时、谢天佑、漆侠等则反对过于夸大农民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认为其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性是主要方面。 关于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集中围绕“皇权主义”问题展开，主要分歧是农民揭竿而起，是基于封建理论、纲纪，还是“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思想。白寿彝、王思治、谢天佑等认为农民战争缺乏皇权主义性质，他们虽然也曾称王称帝，建立封建政权，但主要是阶级局限性和地主阶级影响使然，并非皇权主义作祟；翦伯赞、嵇文甫、吴晗、孙祚民等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反对封建皇帝和封建王朝并不意味着反对皇权主义思想，皇权主义思想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产物，农民也会受到皇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一种折中观点，以宁可等为代表，认为农民具有皇权主义思想，农民政权亦有皇权主义性质，但较之其革命色彩，要明显淡薄一些。 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争论的焦点是其是否具有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意识。孙祚民、蔡美彪、翦伯赞等认为农民战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具体的王朝、皇帝和官吏，而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从阶级和制度层面加以申讨；与之针锋相对，侯外庐、漆侠、白寿彝、林甘泉等认为阶级属性的对立决定了农民战争自始至终具有反封建和反地主阶级的性质；还有学者持阶段论观点，认为随着封建社会落后性的日趋显露，农民反封建的思想亦愈加明显，代表人物有梁作干、郭沫若、戎笙等。 关于农民所建政权的性质，这一问题可视为农民战争性质问题的延伸。有持“封建政权”说者，如翦伯赞、孙祚民、蔡美彪等。理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封建经济基础并未动摇，那么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新的政权形式。有持“农民政权”说者，如宁可、漆侠、关锋、林聿时、田昌五、马庆忠等。但理由不一，有的认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革命者，农民在没有独立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也可以建立与旧的经济基础相对立的政权；有的认为农民既以摆脱封建剥削和压迫为目标，便能够建立或者说局部建立自由小农经济，而这正是农民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有的认为农民虽然对封建制度的理解不够彻底，但其斗争既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那么所建立的政权性质必然不同于封建政权，必然代表和反映其阶级利益。有持兼有“革命”与“封建”双重性质说者，如戚立煌、关履权等。另有不同意采用“政权”一说者，认为农民所建立的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机构或军事机构，如章彬、张家驹等。 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主要聚焦于其究竟是如何体现出作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具体表现为“让步政策”论与“反攻倒算”论的对立。前者以翦伯赞、漆侠、孙祚民、王玉哲、陈振江、胡如雷等为代表，认为农民战争所带来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会迫使统治阶级适时作出让步，以维系封建生产关系的运转；后者以孙达人、朱活、肖镞、祝求是、殷学东等为代表，认为地主阶级的属性不会改变，无论是“轻徭薄赋”，还是“苛政厚敛”，并无本质区别。 综观这一时期的农战史研究，学者参与人数之多，讨论之深入，论辩之激烈，都远超前一阶段。据统计，从1958年到1966年，学界共发表相关文章2300余篇，各种专著、资料集、通俗读物层出不穷，相关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更是如火如荼。这种热烈的争鸣气氛，直至80年代才逐渐冷却下来。 反思与展望 通过梳理十七年史学期间农战史的研究，笔者认为农战史研究仍有发人深思之处。其一，要冷静正视农战史研究的时代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战史研究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唯物史观的指导，得到迅速发展，其间的是非得失、经验教训，都是时代特点在史学领域的投影，不能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前人。更何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去指导史学研究，对当今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二，要客观审视农战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影响。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关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在方法上不无偏歧，在认识上不无失误，但其研究的范围与深度，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广泛而深入，而且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活动借以展开，至今仍泽被后学。 其三，农战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本质上与近代以来强调“民史”、重视下层人物研究的史学发展趋势相契合。因此，尽管农战史研究风光不再，但社会史、民间历史的研究却是方兴未艾。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