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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演理论的借鉴价值 某一种学术理论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学术产生启发和借鉴意义，一方面取决于该理论是否具有先进性、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对这种理论具有内在需求和对话的可能性。学术主体之间的相互借鉴，也是学术主体相互对话的过程，每一方都可能结合自身研究的需要而将对方的学术理论给予创造性的发挥和转化。所以，我们不能从如何套用表演理论中的一些概念，或者发现中国学者曾经提出过某些相似的概念上来理解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关系，而是要在学术思想的大格局上来说明中国民俗学与表演理论可能形成的各种对话内容。按照这种理解，对于中国民俗学研究今后发展来说，表演理论的借鉴意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给予讨论： （一）面向当下的学术导向 当前，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各种民俗事象的分门别类研究，多是将对象放在一个理想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来加以理解，都远远不能理解、解释民众生活当前发生的许多变化，只关心保护一些具有时间跨度的民俗，对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所创造的新民俗却漠不关心。表演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种向后看的民俗观，正如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表演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发点，使得口头艺术中的传统、实践与新生性联结起来，它将使这门学科从“向后看”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更多地理解人类经验的整体性。表演理论所鲜明主张的转向日常交流实践的研究，对于民俗学关注当下民众在生活中的种种文化创造，保持与民众的密切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导向意义。 当前，我国民众的生活正面临着来自科技革命和城乡关系重组这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我们的民俗学应该进一步借鉴鲍曼的思想，在这种变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在衣、食、住、行、用等日常起居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都市型生活方式”在城乡的确立和普及，周星称之为“生活革命”。其次，当前中国的城乡关系，已经从计划经济年代的以户口为名分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朝着城乡一体化的互通有无的格局上发展。人口的大流动，产业快速的更新换代，信息传播空前活跃，都使得原有的亲属和社会关系网络受到冲击。在这样社会变动的背景下，一方面，有许多原有和新生的弱势群体需要我们为其发声，另一方面，对老百姓创造出的许多新的民俗文化，也需要我们给予关注、书写。日常交流实践的研究方向与民俗学的当代职责高度契合，可以把民俗学者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保护和留住传统的任务上，转换到通过介入生活中的交流实践，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与支撑，成为促进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学术利器。 （二）从日常交流实践中发现社会发展的动力 中国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研究传统，因此两国民俗学提出的问题就有很大的差异性。美国自建国之初就是一个多种族、多群体，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因此美国的民俗学研究历来关注的是各个不同的群体怎样拥有自己的交流实践和话语文本的意义如何被实际传播的问题。表演理论的提出有助于对越战老兵、残疾人、印第安人、黑人等群体的内外各种交流实践方式的研究，并且将所有的日常交流实践都看作是为美国文化得以不断建构发展的动力。而在中国，自古就有“礼”“俗”互动的传统，这既是一个在宏观层次上的文化交流实践的模式，也是在微观层次上可以观察到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交流实践过程。张士闪指出“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通过“礼”“俗”之间的互动来引导、规范民众的社会生活，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的民俗学更加关注与官方相对的“民”，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和传承着的“俗”，主要是那些在民众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具有稳定传承性的生活知识和文化传统。 在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下，中美民俗学所关注的不同文化问题虽然是源自各自历史的特殊性，但是也将成为可以互相理解和共同讨论的问题。比如借鉴美国民俗学的经验，我们就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变革中所出现各个不同群体的民俗文化研究，以增进各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 （三）生活整体性研究的新视角 表演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生活进行整体性研究的理论，它所重视的不是对一个个文本或一个个民俗事象形态的追究，而是在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下整体地去理解社会结成与文化新生的过程。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样的视角，可以在民间文学研究与民俗学研究之间建立起一条通畅的大道。更重要的是，从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视角出发，可以将生活中一切文化的发生、创造、传承、变化都看做是离不开日常交流实践的社会整体的行动过程。这样，我们对民俗学整体性研究的理解就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要从日常交往行为上来观察并解读一切生活文化现象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整体性。 此外，我们还会认识到，整体性研究已经不只是对一个村落或地方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的结构性进行描述，而且要特别关注那些处在日常交流实践中每一个鲜活的个人。一个地方的生活及其文化的整体性，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交往关系中和被用于交流的大量个人叙事中。个人叙事行为的发生和意义的形成，只有放在日常交流实践方式当中，才能够得到理解。 （四）进入日常交流实践的田野作业方法 在表演理论看来，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法，不是只以搜集材料为目的，而是以进入或者回归人们的日常交流实践为目的。也就是说，与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的调查与访谈应该尤其关注民众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传承与变化，而不只是民俗“文本”“事象”的传承与变化，这等于为我们在调查现场能够与当地民众进行深入交谈而提出了新的规范。 因此，表演理论所指出的“日常交流实践”研究方向，必然要求民俗学者也要以一种交流者的身份进入到人们的日常交流实践过程中，以此来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方式。以日常交流实践的方式来研究作为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民俗，这说起来有些绕口，但却是目前许多民俗学者的实际经历，和我们常说的“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是一个意思。 与人类学等以研究异文化或者跨文化为主要目标的兄弟学科不同，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本国的学问，或者说具有“家乡民俗学”的特点。早在1994年，钟敬文先生就明确提出了“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命题，就是指民俗学是本国学者研究本国民间生活文化的学问。由于民俗学的这个基本性格，决定了民俗学者不能超然于自己所在的社会，也决定了民俗学必然要紧密伴随本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发挥出介入现实生活的独特学术作用。表演理论要求面对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主张，正好为各国民俗学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总之，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野下来讨论在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过程与表演理论思想之间所具有的对话关系，这是一个具有针对性的研究课题。通过这一案例的讨论，本文说明了中国民俗学与国外民俗学之间不是绝对的谁在先谁在后的影响关系，而是主体间各种可能的相互对话关系。这个关系也可以表述为“要知彼，就要知己；要知己，就要知彼”，知己与知彼是一个互为条件、不能分离的关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使中国民俗学避免简单照搬或过分仰视国外理论而缺乏主体意识的片面性做法，才能够在理解各国民俗学不同发展经历的基础上，既介绍好国外民俗学理论，也担负起对这些理论给予创造性发挥的责任。这样的“学习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即为了实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目标。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刊物原文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