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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初历史上，“太子失位”事件很受人瞩目，同时也影响深远。此事的过程，史籍多有记载，较具代表性的《资治通鉴·后唐纪四》记载： 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楼，命与突欲（皇太子耶律倍）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 简言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后，他的遗孀述律后扶立了太祖的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原来太祖所立的皇太子耶律倍没能继位。由此，后世往往将“太子失位”事件的操盘手定为述律后，并对述律后为何选择次子德光而放弃同由己出的长子耶律倍进行了这样的解释：皇太子耶律倍汉化程度太深，而述律后代表的一派契丹贵族力图保持契丹民族的草原文化，害怕耶律倍继位会使契丹迅速走向汉化，因而选择了比较勇武的次子耶律德光，并认为这一安排有违太祖本意。一言以蔽之，耶律倍的失位，是辽初保守势力固守本俗、排斥汉文化的直接结果。 这种观点从深层次亦即两种文化对峙的角度来解释此事，无疑有一定道理。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解释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的发生，这种因果关系未免失之间接，它需要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来作桥梁。同时必须注意，耶律倍的汉化在阿保机家族中并非孤例。耶律阿保机本人就精通汉语，他的弟弟迭剌、从侄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都通汉语，后来还借助汉字和回鹘文创制了契丹文字，因此可以说这是家族性的文化特点。并且，最后被选定的继承人耶律德光也薰习汉风不少，他性格宽仁，擅长书法，继位后采取了很多效法中原的措施，还试图统一契丹和中原，述律后为此多次与他发生争执。故此，对于耶律倍的失位，文化解释并不能得出充分理由。我们还须从历史资料当中去细寻蛛丝马迹，发现变故发生的先兆，找出比较具体的解释。而这个具体解释，则会让耶律阿保机在此事中的角色大白于天下。 对于耶律倍的失位，《辽史》所记当事人的说法即存在歧异。耶律倍称，是他以天下让给弟弟，所以后来耶律倍之子即皇帝位，将耶律倍追谥为“让国皇帝”，庙号义宗（《义宗倍传》）。就是认为天下本该是我的，只是我深明大义让于弟弟。而述律后则说，扶立次子德光继位，她是秉持太祖的遗旨行事（《耶律屋质传》）。按这种说法，那就是太祖生前选定德光，耶律倍早已被太祖放弃了，当然也无由继位。那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更接近事实呢？ 一、出征惨败 皇太子耶律倍的文韬武略皆属一流。曾多次随太祖征战，屡立功勋。但在受封为东丹王的四年之前，即公元922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战事，可能影响了阿保机对他的信心。这年，在与晋王李存勖即后来的后唐庄宗交战时，由阿保机与耶律倍统军的契丹吃了一个罕见的大败仗。当时中原还是后梁时期，但李存勖及其父李克用自唐末以来一直割据河东，称晋王，与后梁朱温父子常年交兵。阿保机曾与李克用约为兄弟，相约一起攻梁，但后来背盟转而谋求后梁封号。故李克用去世前，交三支箭予李存勖，让他灭梁、攻契丹、灭燕（幽州刘守光）。契丹与晋在边境上的摩擦时有发生。这一次阿保机和李存勖交兵始于公元921年年末。这年十二月，河北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因为害怕不敌李存勖，遂派其子王郁投降契丹，引契丹进攻李存勖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王郁跟阿保机讲了河东的虚实，又献计献策愿为向导，所以阿保机胃口大开，决定大举兴兵南下。他派皇太子耶律倍和王郁为前锋，自己带着四子牙里果统领大军，先破涿州，又包围定州。晋王李存勖亲自带兵来救。两军交战，契丹大败，阿保机在风雪中逃归，一直向北退到易州。此役结束，晋俘虏了契丹皇子牙里果，把阿保机赶到塞外去了。 对于契丹来说，这次的惨败可谓前所未有。不但没能攻城掠地，还弄得皇子被俘，人马损失惨重。阿保机败退时“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资治通鉴·后梁纪六》）。阿保机举手指天，说：“天未令我至此！”可见这个强人当时内心的悲惶和无奈。 二、加封次子 既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败，阿保机当然要论过追责。他首先重责引他进兵的王郁，“絷之以归”。但其他人的责并不好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战败，是阿保机御驾亲征，他首先难辞其咎。他之外的人，四皇子牙里果被俘，当然无法追责；一起统兵作为前锋的皇太子耶律倍肯定有过无功，但他毕竟是国之储君，不能因为一次败仗就将其废黜，何况这次战事还是由阿保机自己担任统帅的。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想，自己的儿子被俘、人马死伤无数的一个惨败，很难不找谁出气就自行平复。所以在这次惨败之后不过数月，契丹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这就是阿保机的次子耶律德光受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在次年十一月。 在与皇太子统兵惨败而归后的几个月，太祖就册封次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应当说是有用意的。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称号，不是一种常设的官职，最早见于唐朝安史之乱中，玄宗逃出长安直奔蜀地，封皇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肃宗为“天下兵马元帅”统兵平乱，当时没有这个“大”字。唐肃宗即位后，又曾封皇长子李豫即后来的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代宗即位，又封皇子李适即后来的德宗为天下兵马元帅，德宗即位后天下兵马元帅罢设。不难看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称号，和皇位继承是有关系的。玄宗有太子肃宗，又给他加大元帅封号，后即位；肃宗、代宗是没立太子时，择一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后又封为皇太子，再即位。从天下兵马大元帅和皇太子的关系来看，两者常常是合二而一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实是封授给皇位继承人的一个崇高称号，其他人一般不能染指。这在唐肃宗、代宗之际已较为清楚。当年肃宗即位后，本想封代宗之弟皇子李倓为兵马大元帅，李泌坚执不可。因为“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元帅，抚军也”（《新唐书·十一宗诸子列传》）。就是太子跟从皇帝出征，其职守是“抚军”，而天下兵马大元帅，就是“抚军”的角色，非太子莫属。若另封其他皇子为兵马大元帅，不啻于鼓动他和太子相争。肃宗最后听从了这个劝谏，任代宗为元帅。可见，受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也就有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三、立太子为东丹王 太子失位的先兆之一发生在公元926年。当年，辽太祖攻灭渤海之后，改此地为东丹国，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以主之，还准许他用天子冠服，自建年号。这样的安排很不寻常。让皇太子长久留在一个封国主政，似乎已暗含不打算让他回来的意思。这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如春秋时晋献公宠爱骊姬，有意废太子申生，就以宗邑重要为由，让申生离开绛都出居宗邑曲沃，“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史记·晋世家》）。再如东汉光武帝时，先立长子刘强为太子，后改立次子刘庄，但因刘强并无过恶，觉得过意不去，遂封刘强为东海王，并准许他在东海国使用天子仪仗。拿两件旧事与当日之事比况，耶律倍的天子待遇是一个安慰奖的实质就非常明显了。虽然耶律倍被封为东丹国王时尚未被褫夺皇太子名号，但太祖说“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似乎透露出不打算以后让他回上京继位的意思，不过比较隐晦。《辽史》中述律后的传记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初，太祖常谓太宗必兴我家，后（述律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这就明确说太祖把振兴大辽的希望寄托在次子德光身上，述律后考虑到耶律倍已经受封皇太子，现在太祖又中意德光，二子并立就可能手足相残，所以想让耶律倍避开德光，于是才有太祖册封耶律倍为东丹王之举。加人皇王封号、许用天子冠服，给予极大的自主权，看来是想让他永远主政一方，作为对不能继承大统的补偿。此一记载印证了述律后的说法，即她是奉太祖遗命立德光为帝。 把出征惨败、加封次子和立太子为东丹王这三件事联系起来看，我们似乎可以理出一个比较能说得通的因果链条，并以此确定阿保机在太子失位事件中的真实角色。那就是：皇太子耶律倍出师不利，太祖就把目光投向二儿子，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实际上也具有了继承皇位的资格，然后让他带兵征战，经过考察合格，打算让他继承大统。但对于以前立的皇太子又不便废掉，所以把他封为附庸国的国王主政一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辽史》说“太祖常谓太宗必兴我家，后（述律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辽史·淳钦皇后传》）；述律后也说立德光是太祖遗命，我们很难说这完全出自述律后一派人物的编造。 四、世选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博弈的结果 阿保机自建国称帝起，很多国家制度皆仿效唐朝，他册封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是否定契丹原来“轮流坐庄”的世选制，表明他死了以后，新的皇帝已经他指定，不再由贵族公议推举。可他在立皇太子以后，又将有皇位继承人意味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授予次子德光。我们推测，可能是922年的惨败，让他怀疑耶律倍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将其事业发扬光大，或者想敲打耶律倍将怨气略为发抒，所以给次子耶律德光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等于引入竞争机制。当年德光二十岁，在受封大元帅仅仅两个月后，太祖就派他带兵南下，攻克平州、曲阳，又攻幽州，大获全胜。班师后太祖大加赏赐。这次出征，既可能是太祖测试次子武略，也可能是让他藉此树立威望，以备日后继承大统。总之，他心中的天平，已经开始向耶律德光这边倾斜了；至少耶律倍不再是唯一人选。所以对于契丹后来的争位变故，宋朝人认为祸根在于阿保机既立了太子，又另立了天下兵马大元帅：“嫡不可匹，匹嫡则危……元帅太子之称，不以属之突欲（耶律倍），而以属之德光，则其立国之初，已可议矣。”（《契丹国志》卷14）就是认为继承人应当明确，既然已立长子为太子，就该把大元帅称号给他，不该另立次子引发竞争，为争位埋下祸根。 但是，在封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之后，耶律倍的皇太子名号并没有被废除，这也是今天很多人认为耶律倍失位非阿保机本意的依据。根据辽代初年的政局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契丹的皇帝和皇太子制度建立不久，如果蘧尔另立太子或者废掉皇太子名号，正好给一直反对皇帝制度的契丹旧贵族以口实，所以阿保机不便有什么动作，就出现了二子并封的非正常状态。两个拥有皇位继承资格的儿子并立，当然有手足相残的危险性，这一点阿保机不可能忽略。所以才有灭渤海之后那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册封耶律倍为东丹国王，许用天子冠服，让他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算是对他以后不能继位作出一点补偿，或者说是一种妥善安置。 对于自己在太祖归天以后不能继位，耶律倍似乎也有一定预见。在太祖封他为东丹王之后，太祖将要动身回京，说了一句“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耶律倍“号泣而出”，反应很大。他可能从表面上是嘉许的话里听出了太祖让他久留此地的意思。再联系到前面的打仗惨败和二弟受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以耶律倍的聪明，肯定能明白父亲的心思。所以后来二弟德光继位，他没有抗争，更没有搞一场“玄武门之变”那样的流血政变，而是采取了比较恬退隐忍的姿态。史书记载，耶律倍在德光继位后不久就试图出逃，带了几百人南奔中原。但在边境上被契丹巡逻兵所获。述律太后知道后并没有给他任何责罚，一切如旧。可能她也理解，自己的长子失位，心里有愤懑之情是难免的，所以未作追究。不过，几年后耶律倍终于再次出奔，浮海南下中原，受到后唐朝廷的礼遇。最终在后唐灭亡之时被末帝李从珂所杀，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耶律倍作为当时汉文化素养最高的契丹人，又命途多舛未得善终，因而得到后世儒士的普遍同情。这大概也是他的失位被描述为其母“牵于偏爱、妄授神器”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被后世儒士渲染了过多悲情色彩的“太子失位”事件，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一场继承竞争的裁判结果。它当然不单是某个掌权者“任性”使然，而有其制度上的原因。辽初的契丹统治者，既想仿效中原式的嫡长子继承制，又不想完全放弃契丹传统的世选制。前者的好处是继承人明确且唯一，可以避免争端，有利于皇帝家天下；后者的优点则在于一定范围内的公议推举，可以收到选贤任能之效。两者各自的优点则正好是另一方的缺点：嫡长子继承制不利于选举贤能，世选制则易启争端。想兼得其美而完全杜绝其弊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状况，阿保机本人难免“纠结”，最终二子并封的处理，使辽代初年的政治继承制度保有一定的竞争性。而耶律倍则是这场（还算公平的）竞争的失败者。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