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民间信仰遗产的生存危机 现有的城市的信仰生活往往被说成是一个杂烩，五方杂处，各种信仰交汇其间。但是我们仔细寻绎，还是会发现，城市所在地的本土信仰，即城市化之前的城镇和乡村的信仰依然是该城市的底色。 以上海为例，我们可以见出，传统的民间信仰，即乡村与城镇时代的民间信仰依然在今天的大上海保留着，成为上海城市传统的基础。上海有六千年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也有两千多年的文献与口承的历史，即春秋时代楚春申君封地申，成为上海第一个文化地标。 上海置县则是700多年前的元代至正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也只是传统的城镇文化形态，领属乡村社会主体。元代以来的上海以棉花与稻子的生产为主，是农业社会兼有商业社会的形态，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这种情形一直到1842年上海开埠，上海才逐渐成为远东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据历史学家的文献资料分析研究，在传统的上海民间信仰中，文昌帝君、施相公、东岳大帝、城隍土地、刘猛将、黄道婆、天后和五通五路神是主要的信仰对象。 而民俗学家的调查，说明这些信仰还存活在城市生活中，我们在上海城市和郊区的庙宇里的调查过程中，都能够看到这些神灵的影子，以及信徒的信仰活动。 这说明，在过去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文化传统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即乡村的文化传统。乡村文化积淀到城市里，城乡间构成一种和谐的联系性主体。 过去的城市化是一种渐进的形式，城市缓缓向边缘延伸，一部分人慢慢变成城市户口，她们生活在大致上与过去接近的社区，有熟人关系，原有的乡村结构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因此，乡村传统，城镇传统可以保留到城市生活中去。 但是，现在的城市化发展却完全不同了。城市的动迁会突然把一个巨大的城市社区迁到郊区农村，而郊区农民因为动迁，寻找居所四散而去，原有的村落结构破坏了。他们再也难以聚集起来完成相同的信仰仪式，因此，原有的乡村的信仰很可能在新的形势下难以在城市留下痕迹了。 我们在上海的宝山区的一个村子调查，发现这个村子有较为完整的宅神祭祀仪式。宅神，既是家宅之神，又是村宅之神。是一个对象比较含混的神灵，有人将其理解为“老祖宗”，有人认为是独立的宅神，是管理家宅和村宅的神。 2000年前后，该村开始来了一批外来的人员借住村民的房屋，而村民因为土地被征用失去收入来源，住宅出租成为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借住者往往有夫妻同住，或者其他形式的男女同居的情况发生，引起了当地人的不安。 因为当地有一个禁忌:家中不容许外来的男女同居。假如外来的男女同居，就会给家里带来祸殃。这个民俗禁忌，在江南地区很多的省份都存在，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也有此禁忌。 于是，借房获取经济收入与乡村的传统禁忌发生矛盾，村民陷入焦虑之中。他们既想获得经济收入，也不想触犯传统禁忌。就在焦虑持续的时候，村里又连续死掉两位老人。本来老人都算正常死亡，但是在这个非常的情况下，人们将这种死亡看作了非正常事件，认为这是因为村里借房，外人男女同居得罪了宅神的缘故。 一时间，该村人心惶惶，觉得要大祸临头。那些没有借房的人埋怨借房的人家，借了房的人则心里压力倍增，不知如何是好。对面一所大学的师生在该村调查，给他们讲再多的破除迷信的话都没有用，他们的焦虑依然。这时，村里几位老人说起了50多年前的宅神祭祀的事情。 他们认为，既然是得罪了宅神，那请道士或者是和尚来做一场法事，事情不就结了吗?这事迅速得到了村委会的同意，村委会从村企业里面拿出3000元钱来，每家再凑出几十元的分子钱，请来一班道士，做了一天安宅神的法事，村里人遂心安理得了。 对于该事件，我们理解为这是民间信仰在解决现代性与传统禁忌之间的张力的特别的功能。 房屋出租是一项商业行为，是具有现代性的行为，因为在传统的农村中，很少有出租自己的住宅获取经济收人的行为。住宅的商品化经营，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面对传统的禁忌，简单用科学知识来教育是难以凑效的，因为一项禁忌往往有数百年，或者上千年的积淀，人们的心理一时是难以解决的，有时，人们会在理性上认为没有问题，但在情感上，心理上存在焦虑却是事实，这对于人们的心理会是一种压力，带着这样的压力生活是不幸福的。 当这样一项仪式活动举办以后，能够带来村寨的心理平和，这就是民间信仰的一种社会功能。 这种宅神祭祀要连续举行三年，当然此后的两次祭祀不需要那样再请道士或者是和尚来操办，大家简单地自己在村口道路上供奉叩拜一下就行。三年结束，可以等十二年后再行祭祀。 这样一种祭祀制度，成本不是很高，也不是很频繁。十二年的期限，只是为了不忘记这种礼仪而已。祭祀制度的理性安排充分照顾了村落民众的负担能力。 显然，宅神祭祀是一项与村落集团相协调的信仰制度。在当下，它有效地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充当了调停者，以其特有的方式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又不至于与传统刚性冲突。该村子很方便地组织起来一场宅神祭祀，也充分说明长期共同生活积累的社会结构对于公共事件的处理是十分有效的。 但是很快，这个村子动迁了。这个村子的57户人家无序地迁到了多个城市居民小区，彻底离散了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宅神祭祀这样一种民间信仰的仪式可能就在未来的城市里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基础。 那些乡村生活其间朝夕相处的生活改变了，邻里关系改变了，管理者改变了，谁还会来组织这样的祭祀活动呢?不同的群体居住在同一空间，即使是一部分人有着举办民间信仰活动的需求，也有能力举办相关活动，但是如果妨碍了其他人的生活，这也是现代城市生活不容许的。 这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农村城市化，农民不仅失去自己的物质遗产，如土地房屋，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能将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能否带入城市，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的农业文明发育成熟，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据2010年底文化部公布的统计数据，现列为县级以上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7万项，而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目达到惊人的87万项之多。这其中，农业文化遗产占据了主导地位。假如城市化快速实现，几十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将陷入濒危甚至消失的境地。城市的发展，连带着把乡村的信仰遗产破坏了。 这是城市化造成民间信仰遗产危机的一个案例，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为农民失去自己的原来的生活空间，离散其生活环境与邻里关系，他们不具备传承原有的民间信仰遗产的条件了。 而城市本身的文化遗产也在城市的旧城改造和居民动迁过程中遭到破坏。我们试以上海的传统妈祖信仰分析之。2006年妈祖祭典列名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2009年妈祖信俗还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过去，中国沿海地区都有很好的妈祖信仰传统，在台湾，妈祖信众达到百分之七十，世界很多地区都有关于妈祖的信仰。在上海地区，文献记载，从宋代起就有了供奉妈祖的庙宇和祭祀活动。 解放前，上海有官建妈祖庙23座，会馆妈祖庙13座。上海是一个重要的妈祖信仰的文化区。 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妈祖信仰却日渐衰弱。民国期间毁庙兴学打击了妈祖信仰，使得妈祖信仰的空间大大压缩，上个世纪后期，妈祖信仰的空间压缩愈演愈烈，一座最大的天后宫也在前年彻底拆除了，除一所妈祖庙移到松江重建以外，其余在城市中的妈祖庙宇全部被拆除。这都是城市改建的结果，传统民间信仰在城市中可以说遭到毁灭性地打击。 近年开始恢复起妈祖信仰，上海若干庙宇供奉了妈祖神像。但是，这些神像由于置于偏殿，无人知晓，无声无息，没有什么信众，几乎没有香火。如，位于虹口区北外滩一带的下海庙，曾经是出海者上下岸的地方，过去的下海庙，会有很多人来祭拜妈祖，妈祖信仰十分兴盛。 如今的下海庙是一座佛教的庵堂，虽然还有一座妈祖像供奉着，却是信众寥寥。上海妈祖信仰的这种情形，代表了城市化以后民间信仰的真实状态。信众人口迁移离散，信众职业变化不再信奉妈祖，信仰空间确实造成信仰遗忘，合力造成了妈祖信仰的衰弱。 原先上海的渔民，船民等，他们是信奉的主体，但是现在职业改变，便不再信奉妈祖了。现在上海民众中纯正的渔民，船民已经极少。所以这个信众集体整体消逝了。如今的上海妈祖信仰仅流为一种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台湾商人和民众来到上海，有说五十万台湾人在上海，有说三十万台湾人在上海，这具体的数据没有办法统计，但是，按照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是妈祖信众的概率，上海有十万以上的台湾同胞妈祖信众是没有问题的。 这十万妈祖信众在上海没有足够的空间提供给他们举行祭拜活动。他们会偶然到松江去祭拜，但是路途很远，十分不便，而城市中竟然没有一处专门的妈祖信仰场所。 这对于台商和台湾民众来说是一大遗憾。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的台湾民众在上海只好把妈祖请到家里供奉着，而这样需要扩大租房空间，增加了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对于一个开放的上海来说，传统的民间信仰空间不足，实在是一大缺憾。 城市化的不当行为破坏了乡村的民间信仰遗产的传承，同时不当的发展形式也破坏了自身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这不仅是道义上违背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在利益上也损害了城市形象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