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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

http://www.newdu.com 2018-07-17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毛泽东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强烈批判了“文革”中的错误做法,与林彪、江青等人斗争到底,这场正义的“二月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经此事件,毛泽东对老帅们不那么信任了,直至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才渐渐好转,1979年,“二月逆流”才得以彻底平反。 二月逆流事件经过
    大闹怀仁堂
    林彪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大搞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老帅也发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潮。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3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16日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歪曲的汇报。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 [1]  等停职检查。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无限上纲,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4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与会人员非常气愤。
    八届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林彪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把二月抗争说成是“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 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同志’、‘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毛泽东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1968年底,周恩来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干部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1月5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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