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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侯仁之硏究范式再出发 在中国建筑史上，清代最大的成就体现在园林营造上。一般认为，“清代园林建设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集大成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园林发展史最后一个繁盛时期”[1]。长久以来，对清代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的研究，是清史、北京史、建筑史等诸多研究分野中的热点。上述研究对圆明园的关注尤为热切，不仅由于它艺术成就最高、占地面积和建筑体量最大，还在于它凝聚了太多的国家耻辱和民族悲愤。于是，不仅有关圆明园的研究和争鸣[2]、考古发掘[3]、史料整理与艺术创作琳琅满目，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刊物[4]。此外，颐和园形制保存完整，且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学界研究热点和社会关注焦点所在，兹不赘言。 相比较而言，畅春园虽然是清代“西郊第一座兼有宫廷与游乐双重功能的离宫型园林”[5]，但其研究始终声名不彰、鲜有问津，与之在清代皇家园林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相称。除通论性的三山五园[6]及皇家园林研究著述不得不提及畅春园外，专题性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并不多见。[7]当然，这与畅春园地面建筑几乎荡然无存，而且考古工作仅有零星发现[8]不无关系。 近年来，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和政府社会关注力度的加大，畅春园研究逐渐走出圆明园和颐和园的“背影”，进入众人瞩目的“前台”。当然，这一“前台”为学界留出了足够的研究空间。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工作[9]固然不可或缺，奠基于此的专题研究也尤为必要。 本研究基于历史地理学的学术视野。这一领域的奠基者，无疑当推侯仁之先生[10]。在对北京城址起源与变迁、河湖水系、城市规划设计与改造的研究中，侯仁之始终关注北京西郊的水源开发与皇家园林建设。他从地形与水道入手研究海淀地区聚落的地理条件和发展过程[11]，这一研究思路至今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而在此后的沙漠历史地理（及环境变迁研究）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侯仁之更是娴熟地从地形与水系这两个基本地理要素出发，揭开了一个个历史地理谜题。 当然，侯仁之的研究侧重于地理背景与发展过程的梳理，本研究则采用地理空间分析的方法（尤其是采用区位论分析工具），对畅春园在清代北京地域空间结构中的地位与职能做一区域内部机制的分析。 众所周知，区位论是人类选择社会经济活动场所的理论。杜能 (Johann Heinrich von Thiinen，1783—1850)、韦伯(AlfredWeber，1868—1958)、克利斯泰勒（WalterChristaller，1893—1969)、廖什 (AugustLosch，1906—1945)等人创建并发展该理论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解决经济地理学（或区域经济学）中遇到的生产布局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人和实践的检验反馈，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展，进而延伸至更为宽广的人文地理现象。广义的区位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区位及土地利用类型的区位理论[12]，它不仅适用于生产布局等经济活动，同时对政治、文化、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也有指导意义。 区位论的核心关注是区位因素（包括自然的，经济技术的，社会政治的）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按照区位论的观点，“各个区位因素都是把客体引向一定区位的作用力。每一种力都会产生某一方面的经济效果或社会效果，或二者兼而有之。某一客体的最终区位是由有关的作用力相互作用、互有消长而产生的‘合力’决定的。‘合力’则是全部单个效果（正的或负的）的综合效果”[13]。具体到清代畅春园这一“客体”而言，其区位选择无疑也是众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侯仁之的经典研究中，着重探讨的是地形地貌（例如海淀台地、巴沟低地）、水系（例如玉泉山水系、万泉庄水系），对于其他区位因素的分析则付诸阙如。本研究则以畅春园为重点，着重探讨诸多区位因素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换言之，采用区位论的观点去阐释畅春园区位特征形成的条件与技术合理性。 一、从魏源的牢骚话说起 一提到畅春园，今人大都感叹皇家园林的建筑之美、风景之秀。至于畅春园乃至整个西郊皇家园林，其创设初衷，参见于敏中等人奉敕修撰的《日下旧闻考》中的一段按语： 苑囿之设，所以循览郊原，节宣气序。仰惟开国以来，若南苑则自世祖肇加修茸，用备蒐狩。而畅春园创自圣祖，圆明园启自世宗，实为勤政敕几劭农观稼之所。皇上绍庭继述，每岁恭值驾幸圆明园，凡莅官治事，一如内朝，晷刻靡 间。其傍近园居若清漪、静明、静宜诸园，规制朴略，以备 岁时观省，恭诵裳章，惟以民依物候、雨旸农谷为务。[14] 《日下旧闻考》是秉承皇帝意旨的“钦定”著作，里边自然不敢说皇帝的坏话。所以，其中关于畅春园等皇家苑囿设置的原因，自然只有歌功颂德的份。其实，即便是在这本汇编各类资料而成的大书里边，叙述的口径也不一致。就连康熙帝玄烨在《畅春园记》中都承认“宫馆苑繫，足为宁神怡性之所”，而他之所以重修利用明代废园修建畅春园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祗奉颐养，游息于兹”[15]，全然没提“蒐狩”“勤政”“劭农观稼”等军事、政治、经济目的。 殊不知，道光年间的魏源（1794—1857)对于“蒐狩”“勤政”等托辞持有异议，甚至对于西郊皇家园林也是一肚子牢骚，于是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下海淀，下海淀，请事画诺如邮传。未明往返八十里，郎官往城堂住淀。去时柳树啼早鸦，宫门晨开扫落花。午归马汗和尘沙，冯唐日听官鼓挝。我闻康熙畅春原偶跸，雍正圆明制未悉。乾嘉终岁始驻园，车驾入城只什一。求衣问夜揽万几，夕奏朝可传餐食。何况边报军书连，日夕全凭水色山光慰裳极。君不见西苑豹房尽城中，群臣终岁晞天容。平台一召己仅事，那闻日日延离宫。无逸殿中劳溽暑，趋朝敢辞海淀苦。[16] 不难看出，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魏源显然对皇帝在西郊皇家园林理政充满抱怨。官员为了“请事画诺”而要在京城与西郊园林之间“往返八十里”，车马劳顿之苦不说，自然降低了政务处理的效率。“群臣终岁晞天容”的非议，体现出皇帝与群臣在空间上的隔阂。当然，体味“海淀苦”的魏源误读了这样一个史实，“康熙畅春原偶跸”并非如此。畅春园启用之后，康熙帝人住此地绝非“偶跸”所能概括。检索《清圣祖实录》可知，康熙帝人住畅春园，多表述为“幸畅春园”，间或称“驻畅春园”，绝少称“驻跸畅春园”。这种表述方式，说明畅春园绝非短暂的、临时性的驻跸之所。尤其是在康熙帝年长体衰之后，人住畅春园的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多，最终病死于此。 魏源所称“车驾人城只什一”的局面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清代中央官署的日常政务处理必须长时间奔波于京城与西郊两地之间的事实。那么，为何清朝皇帝甘愿居于“离宫”而不愿常住“皇宫”呢？这是摆在清朝皇帝面前的一个区位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京城与西郊“离宫”这两个具备独特区位的地理实体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解答这一问题，当然可以采用区位论的视角加以尝试。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朝皇帝已将区位论烂熟于心。区位论的理论总结是晚近以来形成于域外的“西学”，但它是对此前长期存在的区位选择地理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套用一句常理——“存在决定意识”。如果没有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区位选择问题，也就不可能诞生区位论。在这里，我们剖析的就是康熙帝与畅春园之间围绕着“避喧听政”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区位选择问题。 二、路径依赖：历史进程中的畅春园 畅春园在明代清华园的旧址上改建而成。关于明代清华园及其峨邻的勺园与元代丹棱沜的关系，侯仁之已经做出明晰的梳理。[17]为什么上述元明清三代的园林景观都位于同一地区，在空间位置上存在同一或者峨邻关系？为什么清代畅春园与明代清华园存在直接承继关系？这一现象正好可以用路径依赖原理解释。尤其是在区位初始选择阶段，路径依赖发挥着重要作用。 何谓“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它就是“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整个系统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路径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也不能更改既定的路径，形成一种‘不可逆的自我强化(self-enforcement)机制’”[18]。该原理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CecilNorth，1920— )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重要一环。在他看来，“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19]。他还指出，“路线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 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变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并在经济绩效的模型中确定它们）。”[20]“路径依赖”理论经由道格拉斯•诺斯系统阐述后，被人们广泛应用到涉及到选择和习惯的各类研究中。人类社会生活中凡是涉及到选择的问题，都可以看到“路径依赖”的影响，畅春园的区位选择也不例外。 畅春园位于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区域之中，而这一区域又从属于北京城的辐射影响范围之内。从西周幽燕分封，北京建城，下延至隋唐幽州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京师，我们看到北京城沿着历史惯性存续发展。最早的北京城“蓟城所在，既是南北大道的北方终点，又是分道北上以人山后地区的起点，实质上它就是南北交通的枢纽”[21]。北京城所具备的“古代南北大道上的分歧点”[22]区位优势长期存在，使得北京城的城址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因而，从建城之始至今，北京城的城址并未发生本质上的转移。 而历史进程中的北京西郊园林区，也体现出路径依赖的惯性。从金代行宫芙蓉殿、“玉泉垂虹”，到元代的瓮山泊、丹棱沜，再到明代的“清华园”“勺园”，直至清代的“三山五园”——北京城西郊海淀地区的园林开发史依次展开。而在北京城的北郊、东郊、南郊则不存在如此链条完整且内涵丰富的园林史。 （一）自然禀贼的先天限定 历史进程中北京西郊地区园林建设的路径依赖，与西郊地区基于山水草木等自然地理禀赋而形成的区位优势有着内在关联。 在古永定河的作用下，北京西郊园林区形成以冲积台地、冲积平原为主，古河道贯穿其间的地貌格局。[23]该自然禀赋为后世北京西郊园 林的兴起奠定了自然地理基础。在永定河冲击平原上，地下水储量丰富，有大量泉水溢出，汇为河，潴为湖，从而形成万泉河水系。此外，西郊园林西邻太行山余脉西山，其中的玉泉山泉水汇成玉泉山水系，与万泉河水系汇合后，一并注人清河。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的《北京颐和园八旗兵营图》（约绘于1888年）上，可以直观地看到北京西郊河网密布、沟汊纵横的自然景观。 虽然北京地区是三面环山，一面开敞的“北京湾”地貌，但从山、河、湖、地等自然地理要素的最佳结合看，北京西郊无疑是自然禀赋最为理想的区域。这一自然禀赋的获得及长期维持，是北京西郊园林区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在区位上形成路径依赖的先决条件。 （二）集聚效应的发挥 仅就畅春园而言，它是在明代清华园基址上整修而成。此后，圆明园兴建于畅春园之北，长春园、绮春园（万春园）又舭邻圆明园兴建，又有王公大臣的赐园（如淑春园、鸣鹤园、自得园、承泽园等）点缀于畅春园与圆明园之间，最终构成了三山五园园林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畅春园承担了承上启下的衔接和奠基作用。 在此，我们除了发现区位选择上的路径依赖之外，三山五园园林体系的营建同样发挥了集聚效应。诸多园林在区位上的舭邻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对自然禀赋的利用率，在水系开发、物资供给、安全防卫等方面提高效率，避免因园址过于分散造成的人力物力浪费及行政效能的低下。 清朝定都北京，在紫禁城内安置八旗，拱卫皇居。同理，在西郊皇家园林也必须布置八旗，以确保安全。据《大清会典则例》载：“康熙十八年……恭遇圣驾驻跸畅春园，则八旗守卫以前锋护军统领二人驻札两翼，八旗每旗七汛，汛各参领或署参领一人，护军校、护军十人，每五日更换其守卫，传筹与紫禁同。”[24]在皇帝长期入住西郊园林之后，八旗官兵的驻守也随之常态化。于是，出现了八旗兵营环绕皇家园林分布的地理格局。显然，皇家园林分布过于分散，势必增加安全保卫力量的投入力度。 此外，为管理畅春园日常事务，不仅要设置总管大臣、管理畅春园事务郎中等职官，还需要专门设立园隶、园户。以畅春园为例，“畅春园等处园隶共八十九名……凡扫除所需箕箒、辘轳等物及水车房所需水具，花匠所需盆盎，均移咨各该处支取”[25]。除了这些物资配给，还需 要拨给园户面积不等的“养赡家口地”及数量不一的钱粮。畅春园如此，日后的圆明园等也有上述配给及开支。汇总起来，这也是为维持皇家园林体系运转所必需的成本。同理，在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供给方面也存在如何发挥集聚效应，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问题。 通过解读如下材料，我们更能看到维持运营三山五园体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成本。据《养吉斋丛录》记载： 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称三山。乾嘉两朝，翠华不时临幸，或驻驻跸日，或即还御园。其临幸时，在何处传膳办事，召对臣工，先一日传知，俗谓之挪动。道光初年，间有春秋游豫。厥后四方多故，库藏渐虚，力行节俭之政，于是三山遂不复至。工作尽停，陈设全撤。咸丰五年，移驻御园，稍稍循乾嘉旧制。[26] 道光年间，发生鸦片战争，清朝历史滑人“嘉道中衰”的泥潭。国库空虚导致三山五园的停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园林体系维持运营成本的高昂。 仅就本文议题而言，“畅春园是离宫型园林，所以必须建造宫廷建筑，以为听政之用。宫廷建筑受礼制的影响，布局规整，严肃端庄，与自然山水风景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宫廷部分皆置于外垣人口处，同时也照顾朝觐之便。这种宫苑分置，宫殿设在南部人口处的体例，一直是清代各离宫苑囿的通用做法，避暑山庄、静明园、圆明园等处亦采用这种办法。这与汉唐宫苑的宫殿散置在园内有很大的不同。”[27]这种宫殿建筑的集中分布，也便于处理政务和安排日常生活起居。 三、避喧听政——基于京城与西郊空间相关的区位选择 提及畅春园的功用，一般都用“避喧听政”一语加以概况。有趣的是，一般研究者都将这句话当成史籍加以引用，但却无从标注出处。笔者在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及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进行全文检索，竟然找不到“避喧听政”一语。可见，“避喧听政”这句话极有可能是今人的概括，而不是古人的原话。虽然如此，这句话的大行其道，恰可说明它具有较为准确的概括性。在此不妨加以沿用。 “避喧”，是追求环境的清幽，有利于身心健康。“听政”，是处理政务，自然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但政务繁巨，必然损害身心健康。“避喧”的最佳选择，理想的是西郊山野之地。“听政”的最佳场所，当然是地处京城中心的皇宫。西郊山野之地，地处偏僻，远离京城，自然对“听政”功能的发挥构成阻碍。皇宫内苑，紧接六部等中央官署，显然是处理政务效率最高的场所，但人口密集，车马喧嚣，又无山林野趣，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皇帝的身心健康。所以，长期性居址的选择是摆在皇帝面前的一个二难的选择。畅春园的选址与建设，实际上就是康熙帝在“避喧”与“听政”之间做出的最优选择。这个“最佳解”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 京城与西郊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地理学上的空间相关。一般认为“空间相关是指不同地区或区位在地理空间中的相互联系，它是通过商品、人、资本和信息的流通来实现的”。[28]不同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遵循距离衰减定律，空间相关性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而衰减。这也就是香山（康熙十六年始建行宫）、澄心园（后名静明园，康熙十九年始建行宫）的经营虽然早于畅春园，但却无法取代畅春园位置的原因之一。二者距离京城太远，交通不便，削弱了其与京城的空间相关。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思考京城与城郊倚虹堂、乐善园等园林的关系。作为园林，倚虹堂、乐善园在空间距离上最靠近京城。但这二者并未被建设成为皇家园林，二者面积较小，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是原因之一，山林野趣、地势起伏、河湖水系的先天自然禀赋缺失，也是原因之一。此外，二者与京城空间相关性的过于密切，导致了此地易于被城市“捕获”，纳人其直接影响下，从而失去了“避喧”的功用。如此，“听政”上的便利性也就失去意义。 在不同地区的空间相关关系中，本质属性上的互补关系与交通运输上的通达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倚虹堂、乐善园在自然禀赋上的先天局限，使得二者无法与京城构成充分的互补关系。据吴振械《养吉斋丛录》载，“乐善园在长河之侧，乃胜国皇庄，人本朝为康亲王别业。义取河间‘为善最乐’之语。岁久颓废。乾隆间，锄荒辟歲。复其故而仍其名。”[29]可见，虽然乐善园即便是被辟为亲王园林，但并未被充分利用。 京城是政治及诸多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西郊园林区是山水秀美的风景区，二者基于这种本质属性差异而产生互补关系。当然，本质属性上的互补关系不可能轻易改变。皇帝可以迁居西郊理政，但却无法将西郊园林胜景搬到城内，消弭“避喧”与“听政”这两种行为在地理空间上的隔阂。理论地理学认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在选择了把总运动减至最小的距离定义时，尽可能近地把相互作用的客体放在一起。中心问题可以同样地应用到像气候学和人类迁居这样的课题中，虽然在第二种情况下，必然会导致一些运动的无效性，从而使最佳型式变成有些不合理的人文形式。”[30]就畅春园乃至整个三山五园而言，它无法将西郊皇家园林与京城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减为零，只能是在保障各自功能运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缩短二者之间的空间距离。换言之，在西郊皇家园林区选择合适的位置，既能实现“避喧”的休憩功能，又能维持京城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诸多城市职能。康熙帝执政期间，“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分之二”[31]，也就是说，在京城常驻的时间仅是半年的三分之一，亦即约两个月。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诏以是园为春夏秋临御听政之所”[32]，圆明园取代畅春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到了清末，圆明园惨遭焚毁，这一地位又过渡到颐和园之上。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载： 出西直门三十余里即万岁山，颐和园在其麓，再西五里为玉泉山，再西北十里为香山，皆列圣巡游之地，所谓三山是也。园工初兴，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报销八百万金，浸以致富。是时，太后初归政，方藉园居娱老。上春秋盛，每事不欲自专，必禀命而行。常时辄一月数问起居。母子之间，欢然无间。及戌戌康有为进用，荧惑圣聪，决意举行新法，太后颇有违言。新党畏忌之，相视莫可如何。园居旷而远，易启窥伺。于是，有为始有邪谋。有为败，太后再出垂帘，仍思恋园居风景，每初夏必挈上同往，冬而归。或驻跸南海，终岁宿宫中不数十曰。[33] 慈禧太后一年到头在紫禁城内居住“不数十日”，日常理政的中心当然是颐和园。在此，京城皇宫与颐和园的空间隔阂，导致光绪帝“常时辄一月数问起居”，同时也为戊戌变法的开展提供了空间。可以说，如果不是“园居旷而远”，也就不可能出现这场夭折的维新运动。 总体上看，皇帝是整个帝国中枢政治运转的中心，皇帝所在之处就是政治中心。如此看来，京师本来应有的政治中心职能已被转移到热河避暑山庄和京郊的畅春园、圆明园。当然，这势必出现物流、人流往来奔波于两地甚至三地之间的“不合理的人文形式”，魏源所诟病的“海淀苦”的症结就在这里。 四、西郊皇家园林与京城通达性的维系 西郊皇家园林与京城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在于二者空间上的通达性。没有便捷顺畅的水陆交通作为前提，在西郊也就不可能实现“避喧”与“听政”的最佳结合。据清末震钧《天咫偶闻》载： 自康熙以后，御驾岁岁幸园，而此地益富。王公大臣亦均有园，翰林有澄怀园，六部司员各赁寺院。清晨趋朝者，云集德胜、西直二门外，车马络驿。公事毕，或食公厨，或就食肆……当是时，百货非上者不往，城中所用，乃其次也。自庚申秋御园被毁，翠辇不来。湖上诸园及甸镇长街，日就零落。旧日士夫居第，多在灯笼库一带。朱门碧瓦，累栋连甍，与城中无异。后渐见颓废，无复旧时王谢燕矣。[34] 这段史料揭示出京城与西郊园林的交通问题。少数王公大臣、翰林及六部司员可以在海淀解决居住问题，从而避免两地奔波的辛苦。对于拱卫皇居安全的八旗官兵而言，则必须就地解决住宿，以提供日常安全保卫。据《清世宗实录》载：“谕八旗都统等，从前八旗护军俱由京城往畅春园换班行走。朕念其往返之间，稍觉费力，特发帑金数十万两，于圆明园附近盖造房屋，派护军三千名居住，以供圆明园之差役。既有益于贫乏无房屋之人，而在京之护军又得免于往来行走之累。”[35]但对大多数官员而言，不得不清晨从京城出发，奔赴西郊处理公务。当然，大规模的人员往来也带来了商机，海淀镇由此而盛极一时。 政务与商务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是交通网络的畅通。于是，人员往来、货物传输就对水陆交通条件提出要求。如果采用运输区位论的观点加以考察，这就涉及到运输距离和方向、运输量、道路条件及运输工具。在近代交通工具普及之前，以车马、船只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情况是既定事实，以土路、石路为主的道路条件也是难以遽改的既定事实。如此，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在运输距离、方向和运输量的选择上。皇家园林选址何处，规模大小，直接关乎运输距离、方向和运输量。从学理上分析，西郊皇家园林的选址必然要考虑到上述交通运输问题。 在传统运输方式中，每种运输方式都有一定的距离运输优势。内河水路运输具有载重量大、运费低的优点，以及速度缓慢，受制于气候水文条件的缺点。陆路车马运输具有方便灵活的优点，但又无法克服载重量较小且运费高的缺点。所以，陆路车马运输适合短途运输，水运则适于长距离大宗物资运输。作为物资和人员集散地的京城，与西郊皇家园林的距离约有二十里，属于短途，不难想象，主要的运输方式是车马陆运，“辇输车载日驱驰，趋朝趋市若为期”[36]反映的就是这一情形。《大清会典则例》所称“恭遇车驾巡幸，装载什物，每一车率七百五十斤，计数应用若干，由院奏明，行内务府。驾幸畅春园或南苑，装载上用什物车，行兵部。装载官用什物车，行内管领，各如数领用。”[37]则表明畅春园的物资补给主要靠车马陆路运输。既然是以车马陆运为主要交通运输方式，这就对交通线开辟和路面情况提出了要求。 （一）陆路交通线 从交通线开辟方面讲，清朝主要是沿袭前朝的交通网络。在这一交通网络中，从畅春园至西直门的御路构成主干道。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西直门之名始自明永乐中，本朝因之，门外修治石道，西北至圆明园二十里。每岁圣驾自宫诣园，凡跸路往来，因事摅怀，悉昭垂于篇什。”[38]据清康熙朝人屠粹忠《憇西直门外五里（戊寅春季）》 诗载： 青郊偶憩看斜曛，冷听晴鸠唤妇殷。 半嫩柳丝长系日，新铺沙路尽根云。 菜田塍画棋枰样，茅舍墙披冰裂纹。 漫道春光留不住，故园笋蕨正纷纷。[39] 诗中“新铺沙路尽根云”一句行内双行小字夹注称“往畅春苑石路新成”。该诗作者屠粹忠（1629—1706)，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任兵部尚书。不难得知，该诗创作的时间“戊寅春季”当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这也就是说，这条通往畅春园的道路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新修完毕。当然，诗中称“新铺沙路”，而注中则作“畅春苑石路新成”，两者虽然说的是同一条路，但路面的材质并不一致，或许是砂石路。 此外，李绂（1675—1750，江西临川人）撰《万寿图记》记载了“始畅春园而竟于神武门”的交通路线，其中一段路线为“畅春园花洞→双阐→宫门→小东门→清梵寺→太平庄→小关帝庙→皇庄关帝庙→百祥庵→茶棚关帝庙→大柳树→慈献寺→隆昌寺→广通寺→天仙庙→真武庙→五圣庵→西直门。”[40]这段记载反映的是康熙朝从畅春园至西直门的交通路线。乾隆帝虽然移居圆明园，但仍旧遵循这一交通路线。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其庆祝活动的展开地为“圆明园宫门→清梵寺→双关帝庙→百祥庵→寿福禅林→慈献、寿安二寺→广通寺→天仙庙→倚虹堂→高梁桥→西直门”[41]，与前者的趋同性不言而喻。 因为是交通主干道，所以路面情况也是最好。如果说交通线是因循前朝，石质路面的铺设和附设交通设施的增置则是清朝的创举。据《大清会典则例》载：“雍正二年谕，九门石路损坏，行走维艰，交工部、步军统领公同详勘，将应修补之处确估，以次修理。再，西直门外石路修至高梁桥、畅春园。石路有损坏者，亦著修理。此工著动内库银。钦此。”[42]此外，石路沿线还种植柳树。据《大清会典则例》载：“御道种树，雍正二年奉旨自西直门、德胜门至畅春园沿途皆著种柳，岔道亦著栽种。皆著动用钱粮……四年，奏准西直门至畅春园栽柳九千二百九十七株。”[43]对畅春园至西直门交通路线的苦心经营，足见这 条道路的重要性。 除了上述交通主干道，从西直门往西至万寿寺，由此沿苏州街北 上至海淀，这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在这一路线中，苏州街（又称万寿街）具有重要意义。据昭裢《啸亭杂录》载： 乾隆辛巳，孝圣宪皇后七旬诞辰。纯皇以后素喜江南风景，以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万寿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俗名曰“苏州街，云。[44] 单纯看这一条史料，似乎以为苏州街的形成是政治行为。但实际上，这一交通路线的形成更是合乎区位论的经济行为。据《日下旧闻考》载：“万寿寺之西，路北设关门，内有长衢列肆，北达畅春园，为万寿街，居人称为‘苏州街’。”[45]另据清乾隆年间吴长元《宸垣识略》 载，“万寿街在万寿寺西，路北设关门，有长衢列肆，北达畅春园，居人称为苏州街。魏之诱诗：‘楼馆青红百货俱，水邨山郭似姑苏。小人近市真堪羡，翻作人间大隐图。’”[46]苏州街所设“关门”是为了征收赋税，而沿街的文化景观也以商铺市肆为主。乾隆帝可以利用行政命令修建房屋，但却无法用同样的手段招徕商户。 （二）水路交通线 从西直门往西，由高梁桥出发，经由长河，可直达昆明湖，由此联系三山五园，这是一条水路交通线。这条水路交通线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可以万寿寺为交通节点，实现水陆联运。据《御制勅修万寿寺碑记》载： 自昆明湖循长河而东，缘岸多乔林古木，僧庐梵舍，远近相望。广源闸西万寿寺实为之冠，宏敞深静，规制壮丽……朕时从舟过之。乾隆辛未之岁，恭值圣母崇庆慈宣康患敦和裕寿皇太后六旬大庆，海内臣民举行庆典。朕恭奉大安舆由畅春园道西直门至大内。銮御所经，兹寺适居其中，且喜其嘉名符祝厘之意，命将作新之，更加丹膜。绣幢宝铎。辉耀金碧。以备临览。[47] 这也就意味着从畅春园至西直门可以有两种选择，其一，从畅春园往东南，直至西直门，这条道路距离最短。其二，从畅春园沿着苏州街南下，在万寿寺广源闸换乘船只，由水路抵达西直门。第二种水路联运的交通方式，实际上是苏州街经济活动繁荣的内在原因。苏州街商铺利用水路交通运输货物，较单纯陆路车马运输来说，能够节省运费。所以，苏州街商铺的聚集是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 那么，是否可以从西直门循长河直接前往昆明湖呢？这个选择是可行的。乾隆帝曾写过《御制玉河泛舟由昆明湖往畅春园恭问皇太后安诗》，说明从长河可抵达昆明湖进而到畅春园，但要遇到在广源闸换船的麻烦事。据《乾隆二十八年御制舟过万寿寺戏题诗》载：“广源高水拍船唇，长河之水以玉泉为源，万寿寺左侧广源闸始有高下之分。”[48]长河水源并不丰沛、河道势必较浅，必须依靠水阐来调节水位以便于通行，这是物理学上简单的连通器原理。 需要说明的是，前引乾隆帝诗载，“轻舸顺流下，片时平渡湖。 易舆行宛转，前苑到斯须。畅春园俗亦谓之前苑，以在圆明园南也。”这首诗既然说“轻舸顺流下”，必定是指从昆明湖到畅春园的这一段水路，因为长河是从西北折而东流，水流而下只能到西直门。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是从昆明湖到畅春园有顺流而下的便利，但也免不了“易舆行宛转”的曲折，并不存在直来直往、不需换乘的水上路程。 此外，还有一条专供皇帝使用的水路交通线。据《大清会典则例》 载：“圣驾由水路自畅春园西南门经圣化寺至长春桥，以营总三人，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十有六人，护军校、护军二百四十名于长河两岸清跸。”[49]这条交通线显然直接沟通畅春园与西直门，其所利用的水系就是万泉河水系与玉泉山水系。在《挹源书屋》一诗中记载了这两条水系的水源调配。该诗称： 万泉岂真万，多窦则诚多。全是北流水，泉宗庙建于万泉庄，地高于畅春园及圆明园，故水皆北流，半资南去河。万泉庄泉虽多，然以稻田广辟，又输为御园湖沼，故水常忧其不足，乃资长河之南，自西顶广仁桥流入京师者，于其东岸设涵洞分泻至泉宗庙，转而北流，亦天地自然之利也。挹源兹信易…… 西顶广仁宫位于蓝靛厂，附近就是长春桥。长春桥以北，巴沟村以南则是圣化寺。根据这些位置关系判断，从西顶广仁宫分流至泉宗庙的长河河水，必然流经圣化寺。所以，从畅春园西南门经圣化寺至长春桥的水路路线，实际上就是循着万泉河水系逆流而上，在长春桥过涵洞进人长河，由此循玉泉山水系顺流而下。 通过上述水陆交通网络的开发与维系，西郊皇家园林得以与京师维持便捷的人员与物资往来。这一水陆交通网路，是理解西郊皇家园林体系得以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结尾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区位论对清代西郊皇家园林的选址及其体系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区位论是包打天下的万能法则。历史事实从来都是复杂多变的，其中的影响因素也必然多种多样。仅就雍正帝选择圆明园而放弃畅春园而言，其主导因素恐怕还在于政治，而区位因素只是提供地理背景，起到制约作用。倘若雍正帝的继位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全然与矫诏篡立、残害手足无关，那么他未必就放着现成的畅春园不用而另辟新居，未必就在执政期间从未巡幸避暑山庄，未必就另选西陵作为自己的陵墓。 谭其骧先生曾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本文采用区位论原理对以畅春园为核心的西郊皇家园林体系进行分析，不过是为了走出遮盖住舞台的“雾霾”。只有这样，才能看清在这片园林里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剧。 [1]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清代建筑）》，第7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2]参见《守望圆明园：学术文化争鸣集》，国家图书馆学术讲座中心、中国圆明园学会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3]例如《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圆明园长春园宫门区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09年）。 [4]即创办于1980年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及次年创刊的《圆明园》学刊。2007年，历年出版的5册《圆明园》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汇为一套，集中再版。 [5]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第1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6]参见魏开肇《五园三山》，北京出版社，2000年，及张恩荫《三山五园史略》，同心出版社，2003 年两书。 [7]所见仅有张宝章《畅春园记盛》（开明出版社，2009年）一书。 [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清代著名园林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及西花园一石桥遗址发掘简报》，《北京文博》，2003年第3期。 [9]例如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一乾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的出版及众多有关畅春园的古旧舆图的复制。 [10]其成果散见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文集，近年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为主题结集为《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一书。 [11]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一一首都都市计划中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它的发展过程》，《地理学报》第18卷第1一2期合刊，1951年6月，第1一20页。 [12]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第54—5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陆大道编著，《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第3页，科学出版社，1988年。 [14]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74《国朝苑囿•南苑一》，第12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 [15]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76《国朝苑囿•畅春园》，第1268—1269页。 [16]魏源：《古微堂诗集》卷4《都中吟十三章（效白香山体）》，《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同治九年长沙宝庆郡馆刻本。 [17]侯仁之：《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载《晚晴集：侯仁之九十年代自选集》，第64一9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18]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19][美]道格拉斯• C •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第13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0][美]道格拉斯• C •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第134页。 [21]侯仁之：《论北京建城之始》，载《侯仁之文集》，第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2]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载《历史地理学四论》，第43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23]赵希涛等：《北京平原30000年来的古地理演变》，《中国科学（B辑）》，1984年第6期，第544—554 页。 [24]《大清会典则例》卷178《前锋统领》。 [25]《大清会典则例》卷1《内务府》。 [26]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18，童正伦点校，第239页，中华书局，2005年。 [27]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清代建筑）》，第90页。 [28]吴传钧等编，《现代经济地理学》，第16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29]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18，童正伦点校，第241页。 [30][美]威廉•邦奇，《理论地理学》，石高玉、石高俊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6页。 [31]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18，童正伦点校，第233页。 [32]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18，童正伦点校，第228页。 [33]胡思敬：《国闻备乘》卷3《颐和园》，宣统南昌退庐刻本。 [34]震钧，《天咫偶闻》卷9《郊坰》，顾平旦点校，第20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35]《清世宗实录》卷45,雍正四年丙午六月条。 [36]林佶，《朴学斋诗稿》卷3《帝京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乾隆九年家刻本。 [37]《大清会典则例》卷168《内务府》。 [38]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8《郊垧》，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39]屠粹忠，《栩栩园诗•七言律》，《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清康熙刻本。 [40]方浚师，《蕉轩随录》卷10，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 [41]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11，童正伦点校，第154—157页。 [42]《大清会典则例》卷135《工部•都水清吏司•桥道》。 [43]同上。 [44]昭裢：《啸亭杂录》卷10《苏州街》，何英芳点校，第357页，中华书局，1980年。 [45]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77《国朝园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6]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4《郊坰三》，第28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7]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77《国朝苑囿》，北京古籍出版社，第1292页。 [48]《大清会典则例》卷《火器营》。 [49]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77《国朝苑囿》，北京古籍出版社，第129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