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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甫建成，康熙便御赐“圆明”匾额。雍正认为该园名“意旨深远，殊未易窥，……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圆明”二字在字义上是“圆融和普照”，意味着完美和至善，引申而言，“圆”是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立身行事合乎时宜，无过与木及；“明”是指办事光明磊落，完美明智。这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所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是十分相符的。由此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禛的某种期许，以及圆明园命名的政治文化意涵。正大光明一景则是园内最具政治功能，最能体现御园政治韵味的核心场所。“正大光明”四字来自《周易》：“大者，壮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也。”“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1]就是说，要使地位稳固，必须效法天地，《应人情，从而表明其统治是正大光明的。这也体现了儒家中正治国的思想。“正”为政，指居身行履必正；“中”为中正，中和，指治事“允执其中”。宋代大儒朱熹云：“圣贤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达”[2]，“古之圣君贤相所以诚意交孚，两尽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业也”，而朱熹“至若范公（仲淹），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3]之言正是对这一儒家思想的具体表述。清帝们把正大光明奉为“圣训”，以自警自戒，用乾隆的话说就是“三朝家法传四字”。他对“正大光明”更有详细的诠释，“无偏极建福时敛”谓之正，“顺应物来量始宏”谓之大；“利用国观惟俊呼”谓之光；“自呈鉴照待群情”谓之明。为了国祚长久，清帝极为重视中正思想的运用，所以特选取儒家政治哲学中“中则正”的道理作为“家法”。正如乾隆所言：“圣训绳承，实我国家万年所奉为法守也。”因此，清代不仅在圆明园，而且在大内干清宫，景山观德殿，避暑山庄勤政殿等处都悬有这四字匾额[4]。圆明园“正大光明更是名副其实地以此四字直呼殿名和景名。 一、建筑格局与陈设 正大光明建成于雍正三年（1725)。南起宫门前大影壁，北至正大光明殿后之寿山，长370米，东西以如意门为界，宽310米，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从南开始需经过影壁、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才到达本景主体建筑——正大光明殿。 大宫门是圆明园正宫门，为南向门殿五间，八檩卷棚歇山顶，门楣悬挂雍正御书“圆明园”匾。此门专供皇帝出入之用，其东西分设左门、右门，大臣奉旨入园从左门出入，太监、杂役人员从右门出入。大宫门初建成时，门前饰物为一对石麒麟。乾隆六年（1741),为大宫门铸成造型精美的铜麒麟一对。乾隆二十八年（1763)又遵旨铸造成镀金大铜狮一对，置于大宫门前，铜狮高243厘米，再加上石雕巨座，颇为壮观。大宫门前设东西朝房各5间，外侧为东西转角朝房各34间①。朝房再南则圈建彩油木栅栏“挡众木”。大宫门前为倒丁字形石路，正南为大影壁。宫门至影壁南侧挡众木通进深294.4米，东西两侧挡众木之间通面宽163.2米。三面挡木总长575.97米。丁字路向西可通至万寿山，向东折而东南即是通向西直门的条石辇道。大影壁南侧挡众木之外，辇道东西皆为湖，是谓扇面湖，亦称前湖。湖之西半部为乾隆二十八年疏浚而成，乾隆御制“前湖”诗之昆仑石诗刻竖于扇面湖西岸。扇面湖南不远处即是康熙御苑——畅春园。 出入贤良门俗称二宫门，位于大宫门北，骑该园南墙而建，亦为南向门殿五间，八檩卷棚歇山顶，挂雍正御书“出入贤良”匾。门左右有顺山值房各五间，为部院臣工人值候旨之所。东西设两罩门，东罩门为各衙门凌晨呈递奏折之处，俗称奏事门。出入贤良门前，安设乾隆四年(1739)从瀛台移来的铜暇龙一对。门前桶子河河形如月，中驾石高桥一座，石桥东西外侧各有一座板桥。在出入贤良门外、大宫门内亦有东西朝房及转角朝房，其中有军机处、南书房值房等。出入贤良门、大宫门外侧分设东西如意门和东西夹道门。上列区域皆属宫门禁区。 正大光明殿为御园正衙，是举行朝会与重大庆典之所，此殿七开间，进深三间，四面围廊，十檩单檐灰瓦卷棚歇山顶，坐落在较高的台基上。通面净宽36.45米，通进深16米。内檐高悬雍正御书“正大光明”匾。正大光明殿南出三路九级垂带踏跺，殿前有宽大的月台，月台上安设鼎炉四个。月台稍前有东西配殿各五间。大殿东侧有叠落游廊与东配殿相连，殿后为寿山。 大殿内部陈设豪华。雍正三年八月正大光明殿安讫退光漆五屏风宝座一张、地平一份。五年，换铺川陕总督岳钟琪奉旨织造的花毯。乾隆①东为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及东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旗）各衙门值房。西为户部、刑部、工部、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及西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旗）各衙门值房。二十五年（1760)换安直隶总督方观承所进地平、宝座。宝座两边及角之下端各配紫檀木香几一对。地平和踏跺上平时铺猩猩毡，摆宴时则换铺苏州织造安宁所进的毯子。殿内悬挂雍正御书联曰：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乾隆御书联曰：遹求宁观成，无远弗届；以对时育物，有那其居。正大光明匾对，原为金笺纸上金做成，乾隆二十五年遵旨换成紫檀木雕宋龙边铜字匾对。殿内东壁悬乾隆御书《周书•无逸篇》；西壁悬《豳风图》。乾隆二十年八月，弘历又令供职清廷的西洋画师郎世宁，用白绢为此殿东墙画《爱玉史得胜图》横披大画一张，令词臣汪由敦为西墙配横披字一张。道光十年（1830)前后，原挂在园内清晖阁的大型圆明园全景图即“大观图”，移悬于本殿西壁。 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咸丰十年（1860)先后目睹过圆明园盛况的英国副使斯当东，及英国随军牧师麦卡吉、英军上校卧耳斯莱记述，正大光明殿建在长90、宽40、高4法尺（1法尺相当于32.9厘米）的台基上，屹然卓立，外部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屋檐雕镂的木工下布着铁丝网，以防雀鸟筑巢和栖息。殿内用白色大理石铺地，石块琢磨精美，并切成数目字形式，接缝极细。正中安置皇帝宝座，为紫檀木所制，做工精美，宝座上覆盖着黄色绣锻套子。宝座上方有“正大光明”四个大字镏金匾。宝座位于高台上，下面有三级台阶，台四周环以红漆木栏杆，雕刻着玫瑰等花卉，精美富丽。宝座两边竖有高高的屏风，饰以蓝翡翠和孔雀毛，雀羽上系着红宝石和碧玉。殿内的巨大木柱漆成红色，屋顶木制天花板上，雕楼细巧，嵌花复杂。悬吊着晶莹剔透的西洋进贡的刻花玻璃灯具。窗户糊着白色的髙丽纸。殿内四周排列着刻镂精美的桌柜，陈列着宽博而灿烂的碧玉碗盏及许多瓷瓶、冰裂纹瓷缸和其他珍奇古玩，还有几座法国钟，有许多册印刷精美的中国经书及去年颁布的上谕。麦卡吉与卧耳斯莱都还特意提到，正大光明殿入门左边（西）墙上部，“悬挂着一幅巨大而且详细精致的行宫内庭院的总图，几乎把那片墙壁全都遮盖住了。”这正是圆明园的全景“大观图”。 每年新正，大宫门内高悬大红宫灯18架，正大光明殿悬挂“鳌山灯”，殿前例设烟火。此例始自雍正朝，乾隆朝则烟火特盛，为白昼燃放。雍正八年（1730)正月初四传旨：正大光明殿上安的西厢鳌山灯与万国来朝鳌山灯，仍照例安设，其余各处鳌山灯不必安设，嗣后照此例。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传旨，正大光明殿内现设西厢鳌山上米家扇并横楣、万国来朝鳌山上米家扇并横楣，令皆交苏州织造舒文收拾见新。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至二月十一日，乾隆帝曾七次皆于清晨至正大光明殿“看拧鳌山”（即放烟火盒子或称烟火牌楼)。当时大宫门内列烟火盒子数十架，“药线徐引燃，成界画栏杆五色。每架将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盒中乘火飞出”。该烟火盒子，大架高悬。一盒三层：第一层“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层鸽雀无数群飞，取放生之意；三层四个小儿击鼓唱秧歌一首：“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 二、园林艺术与旨趣 正大光明庭前虚敞，殿后峭石嶙峋，院墙外“树木阴湛，花时霏红，层映无际”，予人以“洞达心常豁，清凉境绝尘”之感。从意境上来说，这里兼具政治气氛与园林意趣，是圆明园园林艺术的得意之笔。其成功之处可从三个切入点予以综合分析和把握。 1.注重实用功能 “前朝后寝”是中国古代有着深厚传统的宫廷布局方式，早在周代就有了“外朝”、“内朝”、“燕朝”的“三朝”之制。“外朝”的主要功能为举行国家重要大典。“内朝”是帝王处理日常政务之地。“燕朝”是帝王的起居就寝之所。后来人们又将外朝、内朝统称为“前朝”，将燕朝称为“后寝”。离宫别苑一般远隔尘嚣，氛围安适，环境清雅，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一般都要构建可供理政、引见、朝会大典等活动的宫殿。作为清代最重要的离宫御园，圆明园也不例外。为“宁神受福，少屏烦喧”，享受“风土清佳，园居为胜”的生活，雍正命令“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这样，中国园林史上前所未有的前宫后苑格局形成了。在此之前，中国历代皇家苑囿，包括康熙御苑畅春园在内都没有如此布局完整的前朝区。这里规模庞大、气氛庄严、使用方便、护卫森严，可以满足清帝园居理政的一应需求。圆明园“前朝”部分包括举行朝仪典礼的正大光明殿、正大光明东侧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勤政亲贤”群组，以及大宫门内外东西两侧各部院衙门的办公场所。其“后寝”部分主要为隔前湖与正大光明，相对的“九州岛清晏”群组。这一格局在雍正朝已经形成。乾隆后来修建长春园时，仍然按照“前朝后寝”进行规划设计，建筑布局更能反映乾隆的爱好，更加汲取了既往“前朝后寝”模式的精华[5]。 清朝几乎所有国家机关在大宫门内外及附近都建有分部或值班所。正如乾隆所言“正大光明殿，自皇考世宗宪皇帝爰及朕躬五十余年莅官听政于此，而门前内阁及各部院朝房左右环列，规模远大”[6]。《养吉斋丛录》卷四、卷二十三记载：“圆明园南书房旧在东如意门外。嘉庆六年于奏事门内赐屋四楹为入值地，与军机房相邻。南书房值房为南向，与奏事处值房相对。南书房旧值庐亦不废，每奉勅校勘书籍于此。”由此也可看出，不仅六部等职能性的机构，即便是像南书房这类相对闲适的部门，也没有在圆明园前朝区缺席。 前朝区总体布局不失宫廷的庄严与气派。在中轴线上组织了大小不等的几层空间，宫门前广场至寿山的距离约300米,这段空间尺度足以体现御园的气势。为适应传统规制，主要建筑物包括大宫门、二宫门及朝房均采轴线布局、左右严格对称的方式，植物配置上则以凝重的松柏为主，以营造朝仪空间庄严肃穆的氛围。雍正二年，山东德平县知县张锺子等《查看圆明园风水启》中也曾有“正殿居中央，以建皇极八方拱向”之语。英国正使马戛尔尼说：“宝殿为皇帝正式办事处，一国观瞻所系，而面积复广大异常”。英国副使斯当东记载：“这所大殿（正大光明）的外表庄严伟大，大殿之俞有三个四合大院，周围由许多各不相连的建筑环绕着。”凡此，均可想见前朝区的庄重地位与肃穆气氛。 圆明园远离紫禁城，除了建有比较严谨的宫禁区以外，其余构建多取活泼随意的风格，其中不乏娱乐性质，甚至是功能十分特殊的建筑。清帝极为注重园居生活的舒适性、方便性与实用性。如东罩门为各衙门凌晨呈递奏折之处，俗称奏事门，这里离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及各部院衙门值房距离都不远，便于清帝就近及时处理有关政务。正大光明殿南侧为各部院衙门办公场所，东侧为日常处理政务的勤政亲贤，北侧隔前湖与寝兴起居的九州岛清宴相望，西侧为太后经常居住的长春仙馆，这种“十”字形的布局方式，十分方便于清帝的园居生活。 为保证前朝区乃至整个御园的安全，大宫门广场设置秦挡众木，护卫森严，任何人不得随便靠近、停留，并有护军日夜负责稽査、巡逻。乾隆朝著名的权臣和珅，在乾隆去世3天后便被嘉庆抓了起来，嘉庆亲自审问并谕旨宣布其二十条罪状，条条都是死罪。其中第二条为“上年(1798)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仅此一条就够处死的，前朝区制度的严格由此可见一斑。 2.标榜政治理念 前朝区作为御园举足轻重的有机组成部分，满足政治实用功能，传达政治理念是规划、营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粗略来看，清帝在此着重予以强调和传达的政治理念主要有俭朴、勤政和亲贤三个方面。 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是清代离宫第一座朝政大殿，这里不施彩画，台基亦不高，风格颇为朴素。原用灰瓦覆顶，至乾隆四十二年移奉皇太后梓宫时，才将大殿屋顶改换为黄瓦。雍正营建圆明园，效法康熙之节俭。“采椽括柱，素壁版扉，不斫不枅，不施丹雘。”正殿用灰瓦卷棚歇山顶，不求华丽，格调素雅，乾隆称之为“不雕不绘，得松轩茅殿意”。这与故宫太和殿采用黄琉璃瓦庑殿顶的等级有很大差别。另外，在紫禁城中，外朝部分所占面积极大，太和殿几乎居于正中地位；而离宫诸大殿均相对靠近宫门，并不在核心位置，殿前院落的尺度更是远逊于太和殿广场，一方面从属于园林化布局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隐喻了节俭的理念。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乾隆召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正大光明殿为皇考及朕躬数十年来听政之所，当传之奕禩子孙，不得援九经三事之例改换黄瓦。”[7]在《正大光明》诗序中，乾隆标榜这里“草青思示俭”，尽管生活奢侈，但作为国君，节俭的口号，他终究还是要鼓吹的。 殿内东西山墙上分别贴布着《周书•无逸篇》与《豳风》，暗示着它的主人以宵衣旰食的勤政，以及对天下黎庶稼樯之艰的深深体解来自勉的意识，“心天之心”与“乐民之乐”的逻辑推演在此成了正大光明殿形象取义的一个重要隐喻。作为圆明园的首位主人，雍正曾多次谕令百官：在圆明园和在宫内一样，凡一切应办之事都照常办理，不可迟误。驻跸之初，他就规定了春末到秋初、秋末到春初两个时令官员到园办公的时间，表明他在园内的起居理事已经制度化了。前朝区是平时办公、理政之地。在这里他废寝忘食地勤于政务，常“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且终年不息。仅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的奏折而言，他几乎每天都不间断的大量批阅，一般多为夜间亲阅，其朱批皆出一己之见，从不假手于他人。“昼接臣僚，宵披章奏”是雍正园居生活的重要内容。清帝在圆明园得以把所谓的“日理万机”与优游之乐合于一处；把园林的憩静幽雅和繁冗复杂的政务结合在一起，享有心旷神怡的安逸。正如乾隆所言：“夫帝王临朝视政之暇，必有游观旷览之地，然得宜适以养性而陶情”。于是，相较之下，清帝居住在紫禁城中的时间反而为少。 前朝区的空间尺度比较宜人，相对缩短了皇帝与臣下的距离，便于加强君臣之间的亲近感。即便刚正严肃的雍正一向“驭下甚严”，但在圆明园也常常“每假以辞色，以联上下之情”，显得比在大内更有人情味。他利用休息时间，与臣僚同乐，在轻松的游赏活动中，君臣对话，广纳贤言，安抚臣僚。每逢“春秋佳日，景物芳群……偶召诸王大臣从容游赏，济以舟楫，饷以果蔬……仰观俯察，游泳适宜，万象毕呈，心神怡旷”，既显示其亲贤礼下，也可缓解疲惫的身心。“每逢佳时令节，必赐诸王大臣游燕，泛舟福海，赏花钓鱼，竟日乃散。故当时堂廉之间，欢若父子，无不可达之情也。”[8]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雍正谕内阁……凡来圆明园奏事之大臣官员不必太早。今见大臣等务皆早到，如在南城居住人员，必得五鼓前来，其年老有疾之人，必受寒冷。……嗣后尔等咸遵朕旨，毋得有违，虽稍迟误，或一二人不到，亦无妨碍,并不致有误事之处也。”[9]这一方面反映了雍正的务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臣下的体恤。清人笔记还载有这样一件事情——杨炳，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会元，卷呈御览，奉朱批：“卓识名言，不独优于诸卷，即近科亦不见。”殿试以第三人及第，即召入内廷，赐庐圆明园左侧，盖不世之遇也[10]。雍正的爱才之心与亲贤之举真算是落到了实处。 3.施展园林艺术 前朝区是圆明园不可或缺的构成版块，其园林化特征显而易见，表现方式相对也比较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多层次的，有布局的自由，也有建筑形式的自由即造型自由，更有使用上的自由和最高层次的精神上的自由。通过种种形式的自由，使其与紫禁城前朝区判然有别。圆明园的宫殿和朝署不是独立于苑囿之外，而是在强调其功能性，注重使用便利的前提下与苑囿的山水环境紧密融为一体。前朝区长达300余米的中轴线，如往北延伸，贯穿前湖、九州岛清晏、后湖、以至慈云普护钟楼，总长约800米。钟楼恰好处于这条南北轴线的终点，在前宫后苑的布局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是这一系列景观的尾声和高潮。这条不太明显的轴线体现出皇家园林总体布局中对轴线构思的异常关注。而它所贯穿的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环境空间，则将前朝区与后寝区，乃至整个园林氛围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 朝仪建筑服从园林整体，体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也创造出特殊的情致。为了区别于深宫大内，与自然山水相协调，其建筑外部风格往往相命追求素雅、朴实无华，所谓“不尚其华而尚其朴，不称其富而称其幽”[11]的效果。建筑本身的布局虽较为严整，但在环境处理上突出自然，如院落中的山石、花卉，布局自由、造型活泼，在总体上营造出园林氛围。殿宇、厅、廊穿插组合，高低错落，自由活泼，注重同环境的结合。大殿的室内空间也比较单纯，旨在着意突出宝座的中心位置。院落的围墙为虎皮石墙以及石基粉体灰瓦顶墙，同周围的环境较为协调，表现出鲜明的园林风貌。殿后寿山山体虽不太高大，但遍植树木，一片葱茏苍翠，其上怪石嶙峋，剑石林立，峻峭挺拔，如人山林。 宫殿建筑群展示的肃穆庄重气氛，与园林营造的清雅、休闲、活泼风格，本是两种不同的空间艺术环境。二者共处一园，并须实现景观的和谐，这是皇家园林营造中的一个难题。圆明园主要是通过淡化宫禁气氛和意境过渡两个手法的综合运用，自然而然地实现宫苑组合，意境统一。比如，寿山安排在前湖与正大光明殿之间，作为宫廷区与园林区的缓冲。寿山上耸立的笋石，极具点景功能，这样便恰如其分地将宫廷区与园林区分开，绕过寿山口，眼前豁然开朗，给人以“山穷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之感。中国园林艺术和园林美学对风水也比较讲究，雍正就曾从全国各地请来风水师为圆明园相度地宜。大宫门前的扇面湖，与寿山相映衬，构成“脚踩水，头枕山”的风水佳境。另外，寿山与圆明园东部的福海形成“寿山福海”的组合，也体现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传统理念。 早期的正大光明殿不施彩画，较为朴质。乾隆朝，殿柱已漆成朱红色，柱头上带有“鲜艳颜色的云头和花纹，特别是五爪金龙”的装饰，当为和玺彩画，且已经带有了复杂的斗栱。唯屋顶仍用灰瓦，依然保持了离宫大殿作为园林建筑之一部分的特有风貌。此时的正大光明殿已逐渐摆脱了早期简素的风格而趋向于富丽，所谓“不雕不绘，得松轩茅殿意”，基本是标榜之辞了。从雍正时期的不施丹韄到乾隆朝的朱漆彩绘，正大光明殿的外在表征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清代皇家御苑的时代特点：乾隆朝的到来拉开了皇家御苑大规模改扩建工程的序幕，世外桃源的园林风格已经不是乾隆所追求的绝对主题，终乾隆一朝，皇家园林的整体风貌被深深地钤刻下踵事增华的烙印。 三、有关活动及规律 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在康熙朝就基本奠定了清代离宫大殿举行仪典活动的大致规律，其功能基本上为后来的离宫大殿所继承。乾隆所谓“胜地同灵囿，遗规继畅春”即指此而言。正大光明殿是雍正确立圆明园驻跸制度后确定的正衙，也是清王朝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之一。其功能类似于大内太和殿、保和殿，地位很高。举凡皇帝临朝听政，宴请外藩、寿诞受贺、节庆筵宴、凯宴将士、册封授受、察举科考等重大活动，均在此举行。雍正三年（1725),雍正首次以皇帝身份驻跸圆明园时即传谕：“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1]此该园正式成为清帝长年园居理政之御园，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130余年，直至毁于1860年庚申大劫难。 清帝每年上元（正月十五）前后，要在正大光明举办盛大宴会，这从雍正初年起即成定制。雍正四年（1726)正月十五日，雍正在正大光明殿，赐宴王公大臣，并备办礼乐、摔跤及烟火。宴后传谕内务府大臣：嗣后于正大光明殿开宴时，联之台布一撤即进酒，勿待撤下众人之台布。他处筵宴，仍照例进酒。雍正五年至八年，正月十四日至十九日期间，亦皆循例在正大光明殿举办大规模筵宴。从乾隆初年起，每年新正必在圆明园举行“上元三宴”，即正月十四日宗亲宴，十五日朝正外藩宴，十六日廷臣宴，其中后两种均在正大光明举办。朝正外藩宴是宴赏来京朝贺新正的各族王公、首领及外国来使，大学士、内大臣等也同赴此宴。规格较高，规模较大。宴间还庆表演隆舞、喜起舞等。《啸亭杂录》载：“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藩入朝，以尽执瑞之礼。……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典甚巨也”。廷臣宴，是专门宴赏大学士、尚书等勋劳卓著者，规模较小。乾隆二十年正月，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宴时，君臣并以鳌山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太上皇帝同皇帝在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等宴。乾隆每逢上元廷臣宴必作诗以记，诗作向悬勤政殿东之飞云轩，以至该轩四壁已满，再无隙处。 据《清会典》来看，离官大殿在举行朝贺和赐宴活动时，其基本陈设、位次和程序与太和殿大同小异。《清会典•礼部》明确规定，凡驻御园期间遇重大典礼，均在正大光明举行，其位次为：皇帝御龙袍衮服，皇子、王以下、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按翼在正大光明殿阶下左右；文四品、武三品以下各官，在出入贤良门外，皆蟒袍补服行礼。外国贡使附西班之末[2]。重大典礼及筵宴时，皆有乐工奏乐，中和韶乐、中和清乐设于殿外东西檐下，丹陛大乐、丹陛清乐设于出入贤良门内左右。 盛时，正大光明有关的重要活动还包括以下几类[3]： 1.皇帝寿诞时，在此接受皇子皇孙、宗室王公、文武大臣、外藩王公及外国使臣行庆贺礼，并于此殿宴赏。嘉庆二年嘉庆万寿节，乾隆同嘉庆御正大光明殿，皇帝率皇子及王公大臣等于太上皇帝前行礼。礼成后，太上皇帝同皇帝御同乐园赐王公大臣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仍在圆明园庆祝自己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 2.科举殿试之后，御殿“传胪”，即钦定状元，宣布新进士甲第之典。咸丰十年就在正大光明殿举行过钦定金榜的传胪大典。是年四月二十四日，咸丰在勤政殿召见殿试阅卷大臣，钦定新进士甲第。二十七日，由读卷大臣带领引见。二十八日，在正大光明殿行传妒礼，颁金榜，一切礼仪均照太和殿办理。 3.举行御考，包括“大考”翰詹、“散馆”考试、“复试”乡试取中的举人，以及考试京堂各官等。于此殿考试时，由承办衙门的堂官在大宫门外阶上唱名，在贤良桥南发试卷，应考者领卷后依次而入，不得前后参差。并有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及圆明园管园大臣在宫门稽察,正大光明殿阶下、出入贤良门阶下还各派20名侍卫守护、管束。乾隆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乾隆考试翰林院、詹事府诸臣均在正大光明殿举行。雍正朝,一般于吏部朝房散馆[4]。至乾隆时，则在正大光明殿散馆[5]。嘉庆二十二年的散馆考试就是在正大光明殿进行的。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下令让是年乡试届期所有应行开列试差之进士出身人员于四月初五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试。宗室乡、会试，中试后在正大光明殿复试，自嘉庆十九年始。新进士向在干清宫复试。嘉庆六年后，改于保和殿。道光二十四年后，皆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惟三十年在保和殿复试，以圣驾在宫中也[6]。雍正时，弘历和弘昼还曾在正大光明殿监视过旗子弟考试。 4.赐宴凯旋将士。道光朝西北回疆平叛大功告成之时，道光即在正大光明殿赐宴凯旋将士，并喜成七律志记，诗曰：“策勋钦至率前章，凯宴秋中御苑张。……边域安全诸将力，用褒忠勇永流芳。” 5.接见外藩来使和外国使臣。乾隆三十四年，乾隆曾在正大光明接受斡里苏勒统等行礼，并各赐冠服有差。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祝皇帝寿诞的名义访华。抵京后，被安排在圆明园附近的宏雅园下榻。此时的乾隆正在承德，遂将英王为乾隆精心准备的大件礼品仪器，安设在正大光明殿，以备乾隆回銮后观览。最初有八件礼品安在殿内，后又在殿内陈设了另外一些礼品，待御览后移至他处。期间，大学士和珅安排使团参观了圆明园，随行绘图员亚历山大等，还将包括正大光明在内，他们所亲历的景观描绘下来。这时的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个欧洲最先进高科技的展览馆，但乾隆对此却毫无兴趣。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廷本准备于七月初八日在本殿宴赏英使，后因觐见礼仪引发争论而取消。 6.公主下嫁成婚定礼时，清帝在此赐宴皇子、王公大臣、额驸及其近族王公。和孝公主，是乾隆最宠爱的女儿。“性情刚毅，臂力颇大，能弯十力弓。”年少时喜作男子装束随父射猎。加之她相貌颇似乾隆,所以乾隆甚为钟爱，曾对她开玩笑地说：“你若是个男孩，我就立你为太子。”当和孝公主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和坤之子丰绅殷德，举行初定礼时，乾隆即在正大光明殿宴赏皇子、王公大臣和额驸等。 7.乾隆朝《起居注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载：“上奉皇太后御正大光明殿，赐蒙古王妃公主命妇等宴……。”嘉庆、道光时期，皇太后万寿节则在绮春园正殿迎晖殿接受群臣朝贺。这说明离宫的外朝大殿不像紫禁城三大殿那样，严格限定只有皇帝才能临陛，太后亦可御正大光明等御苑正殿陛座。 8.正大光明殿亦是皇帝驾崩后停灵之处，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帝逝于园内寝宫，奉移梓宫于本殿行朝奠礼。与此相似，圆明三园中长春园正殿澹怀堂与绮春园正殿迎晖殿也曾作太后、太妃、皇后去世后停灵祭奠之用。如，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年正月，孝慎皇后、孝全皇后先后病逝于圆明园，梓宫皆移至澹怀堂祭奠十数日。道光二十九年，孝和皇太后病逝于大内，咸丰五年，康慈皇贵太妃病逝大内，均将梓宫移奉于迎晖殿祭奠数日。 除上元期间较有规律性的举行筵宴,以及进行国家朝仪典礼外。清帝也经常不定期地在正大光明举行各种庆赏活动，而这些较随意的即兴活动一般还是以节令期间居多。如雍正五年（1727)九月重阳节，雍正即在正大光明殿赐诸王大臣宴[7]。总而言之，离宫朝仪大殿作为清代一类特殊的仪典空间，其形制特点和使用方式不仅具有一定的规律，而且也具有自身的特色。虽然其重要性与紫禁城太和殿有一定差别，但却是对紫禁城外朝大殿功能的有效补充[8]。 清帝驻跸期间，不仅正大光明殿使用较为频繁，而且出入贤良门外也是皇帝经常莅临的地方。每年来京的外藩王公和藩属国使臣都要按规定晋见清帝，称为“瞻觐”，出入贤良门外则是举行瞻觐的常规处所之一。此外，凡武职官员和侍卫在园内引见，皇帝要在贤良门外考较其射箭技术，谓之较射。乾隆在此地较射时，还要亲自示射，以显身手。较射时，射者站在桥北，向西射靶。道光十九年（1839),贤良门外高桥被改为平桥，射者站在桥北，向南射靶。这样，免却了清帝观射时的顾右盼之烦。 四、圣殿殒落及变迁 当乾隆帝在正大光明以天朝的傲慢来回应英帝国的贪婪要求时，当他骄傲自满并武断地戏谑、排斥英国使团所带来的先进科技时，其实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埋下圆明园将被毁灭的种子。无可奈何花落去，仅仅过了67年，瑰丽无比的圆明园便暴露在了残暴的英法联军面前。咸丰十年（1860)9月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决战，清军失利，次日凌晨咸丰从圆明园仓皇逃奔承德。10月6日午后，法军闯至圆明园大宫门，在出入贤良门内，遇到以“八品首领”任亮为首的20余名技勇太监的英勇抗击，任亮等人壮烈牺牲[9]，法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法军司令孟托邦、公使葛罗随即入踞“园中第一院”——正大光明。这样，英法联军蹂躏圆明园时，正大光明殿成了侵华头目的临时指挥部。 次日，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司令格兰特与孟托邦、葛罗在正大光明殿开分赃会，决定英法各派三人合议分派园中宝物。是日起英法侵略军官兵开始疯狂抢掠珍奇异宝，不能带走者则击而毁之。侵华头目额尔金、格兰特还丧心病狂地命令彻底焚毁圆明园，18日、19日英侵略军三四千人肆意、连续纵火。19日下午3时，侵略者准备收兵回营时，最后把“所仅存的”正大光明殿，一并焚毁。英国随军牧师麦卡吉形容：“这所算作世界最宏伟的宫殿的圆明园，绝不存留下一点痕迹”。“这些建筑，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和它们比拟……它们消灭无形，永远不能重睹，人类不能重新建造”。清代政治地位仅次于紫禁城太和殿的正大光明殿就这样殒落了。 同治十二年（1773)，慈禧太后和同治试图局部重修圆明园时，鉴于正大光明的重要性，特将其列为重点修复项目，至次年被迫停工时，大宫门及左右门，出入贤良门等基本成型。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仓皇逃往西安，京畿秩序大乱，园内残构几乎彻底毁于兵匪，简略修复后的正大光明亦未能幸免。 此后，正大光明遗址及附近逐渐形成居民村落。截至2000年拆迁前，正大光明殿遗址东西共有19处居民院落。现今，经过清理、整治的正大光明殿遗址已经和九州岛景区一同向游客开放。正大光明殿建筑基址清晰可见，原殿后的寿山有不少石料残存。出入贤良门所在的围墙也已修复，门外原宫门区范围早前曾辟为稻田，1998年管理部门将此地垫土植树绿化。宫门前大影壁原址现位于西静园公墓内。 [1]《周易•大壮•彖辞》。 [2]宋•朱熹:《答吕伯恭书》。 [3]《朱文公集•三八答周益公书》。 [4]四处匾额中，干清宫为顺治御书，观德殿为康熙御书，正大光明殿为雍正御书，承德勤政殿为乾隆御书。 [5]参见郭黛姮：《乾隆御品圆明园》，第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6]《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二年正月。 [7]《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二年二月。 [8]《啸亭杂录》，第9页。 [9]《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六，第14页。 [10]《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431页。 [11]雍正御制《圆明园记》。 [12]《雍正实录》载：雍正三年八月壬辰（即二十七日），“上幸圆明园驻跸”。谕兵部吏部：“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大清历朝实录》第十五函） [13]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清会典·礼部》卷二七，第219-220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14]本节部分内容参考了张恩荫先生的相关研究，特此致谢。见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第49页。 [15]殿试后，新进士擅长文学及书法者，选用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肄业3年期满再行考试，按等第分别授职。 [16]《养吉斋丛录》，第131页，中华书局。 [17]《养吉斋丛录》，第122页，中华书局。 [18]《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五年（1727)九月。 [19]参见贾珺:《清代离宫朝仪大殿形制及其功能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5期。 [20]任亮墓碑于1983年从清华大学校园西南出土，今陈列于圆明园展览馆。 作者单位：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 文章选自《多维视野下的清宫史研究——第十届清宫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