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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湖水操学堂是清朝光绪年间设立的一所专门培养满族海军人才的军事学校，校址位于颐和园昆明湖西北岸原清漪园耕织图景区的地域上。如同流星一瞬，学堂在历史的幽暗天际划过一条短暂的轨迹后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通过对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搜罗、挖掘与梳理、解读，笔者试图将一个真实、完整的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形象还原在世人面前，不仅为人们认识昆明湖水操学堂，认识学堂与颐和园重建之间的重大历史关联，也为认识产生与终结学堂的那个时代，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一、破天荒的创举 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创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自19世纪初主要西方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世界的国力对比和战争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再也无法凭借辽阔海洋的天然屏障和弓马刀矢的冷兵器装备继续做其闭关自守的“天朝”大梦了。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失败等一系列事件的沉重打击，清朝统治者中的开明人士深切感到，要想抵御日益严重的外侮，维护稳定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列强先进的军事技术，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但在当时朝野人士普遍还把“孔孟经典”与“祖宗成法”奉为治国圭臬，在以向洋人学习为“离经叛道”和“数典忘祖”的历史氛围中，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和改革中国固有制度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努力，直到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清政府才正式成立管理海军事务的专门机构——海军衙门，以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善庆等为帮办大臣，主持海军事务，但实际权力则掌握在李鸿章等汉族地方实力派官僚手中。建设中的海军必然急需大量的人才，此前的1866年和1881年，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先后成立。日后，两所学堂的毕业生中产生一大批中国海军的骨干将领。 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中旬），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陛辞出京，赴天津检阅北洋水师，这是清廷高层统治者第一次检阅新式海军。新式海军的威力给奕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发了他对海军未来发展与清廷长治久安关系的思考。回京后的奕譞经过深思熟虑，于9月14日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件题为《酌拟规复水操旧制参用西法以期实济》的奏折： 臣奕譞、善庆此次查阅北洋，于武备、驾驶、管轮各学堂悉心研考，见其地理、戎事、测量、算化等学，有条不紊，实足为济时要务。因思八旗之众，聪颖骁健者实不乏人，只为见闻所囿，虽具美质无可表见，亟当乘时教练，预储异日将材，庶不负皇太后体念时艰之至意。查神机营自创设枪炮厂、机器局以来，风气渐开，才识渐扩，然只可楫一技艺之能，于制胜御侮之道相去尚远。似宜择地建学，力求进益……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并由北洋大臣酌保通晓洋务文武数员来京俾资教练……[①] 奕譞在奏折中首先对巡阅北洋时重点考察的天津水师学堂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新型军事学堂的建学模式、课程设置、管理成效及其重大现实意义；但因当时南北各地所有水陆军事学堂的学生全部都是汉族人，这不能不触及这位满族权贵内心深处的政治敏感，于是，奕譞将期望的目光投注在清王朝的根本依恃——八旗子弟身上。很明显，这里包含着培养八旗海军人才以争夺未来海军控制权的深刻用心；同时，为了避免守旧派官僚对计划的反对和阻挠，奕譞策略性地打出了“规复昆明湖水操旧制”的旗号。所谓“昆明湖水操旧制”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皇帝弘历在昆明湖上以健锐营前锋习演驾船水战，参加水战的有天津、福建各水师营选送的教习、水手百余名，战船十多艘，带有一定的军事操演和政治象征意义，早已随着清朝的由盛转衰而取消。[②]“昆明湖水操旧制”与以引进“西学”、巩固海防为主要目的的新式学堂性质根本不同，完全是借题发挥。正如一年后奕譞在给李鸿章的私人信件中所坦陈：“昆明（湖）习战，不过借一旧制，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③]利用当时人对“祖制”的迷信兜售自己的政治创新举措，这是奕譞奏折的高明之处，反映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 奕譞上奏的当天，慈禧太后便发布懿旨：“准海军衙门奏请规复水师旧制，参用西法，复京师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④]迅速地采纳了这一建议。“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的名称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中。 经过数月施工，内外学堂先后建成。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887年1月8日），内学堂首先开学。奕譞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详细陈述当天的情况道： 谨查水操内学堂，遵于十二月十五日午刻开学，章京恩佑……将健锐营、外火器营送到学生六十名点齐，在圣人位前行礼毕，当令学生拜谒教习后，均各入学课读。查阅学生住房、学房等处亦甚整肃，并严属一体恪守规条定章，用心肄业……[⑤] 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三所且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八旗子弟的近代海军学校在北京诞生了。 尽管后人有理由指责这所学堂有着种种的不足和缺陷、甚至阴谋和不光彩，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创设学堂无疑是顺应时代发展方向的进步之举。它表明，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满族权贵和八旗子弟也不得不接受西方军事科技的熏陶，这正是时代潮流的力量。 二、学堂背后的权谋与私欲 水操学堂在昆明湖畔设立，还有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即当时微妙的最高权力格局。1886年光绪16岁，已经长大成人，按祖制到了“亲政”的年龄，52岁的慈禧已经没有理由再行“垂帘听政”。1887年2月，清廷为光绪举办了“亲政”大典，慈禧虽然仍掌握着实际权力，但在名义上已经退居“二线”。在这最高政治权力转换过渡的节骨眼上，相关各方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算计： 慈禧是权力格局的一方，她有着同极强的权欲一样旺盛的享乐欲，“归政”后退老御苑是其一贯想法，也是其必然选择。1874年即其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亲政”的第二年，同治便在慈禧的授意下下旨重修圆明园作为太后归政后的游豫之地，因为包括奕譞在内的朝中群臣强烈反对和同治不久病死，两宫皇太后重新垂帘，修园之事不再紧迫而作罢。1885年，慈禧已经开始考虑光绪亲政后自己的退处，因担心重修圆明园花费浩大，国家财力难以支持，以及同治末年朝臣激烈反对的先例，于是转而下懿旨重修紫禁城旁侧的三海。三海工程共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⑥]同颐和园工程一样，都持续到1895年的甲午战败。但慈禧的造园欲求仍未有餍足迹象。 光绪及其生父奕譞等为权力格局的另一方，他们对慈禧的权欲和专断都极为忌惮，深知其是光绪独立执政的羁绊。因此，通过给归政后的慈禧一个较为妥贴满意的善后安置，为光绪顺利接掌最高统治权力扫清道路，是光绪一派的内心祈愿。清漪园秀美的湖光山色和距禁城大内更远的途程，或许更有助于慈禧太后息心政治、安享清净。因此，主持海军事务的奕譞同意动用本来就不敷使用的海军经费重修清漪园，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通过这种手段让慈禧太后疏远政治不过是一种幻想。 出于不同目的的双方在重修清漪园一点上发生了契合，慈禧批准奕譞建议的高效率可以说明双方达成的默契程度。1886年11月19日，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庆邸（按：指庆亲王奕劻）晤朴庵（醇亲王奕譞），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湖）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⑦] 这段暗语记载的含意似是：仿效北洋海军所在的渤海基地，在昆明湖畔建设水师学堂操练海军；以万寿山代替皇帝巡幸的承德避暑山庄，在万寿山重建御苑。这是一个当时绝大多数朝中官员尚不知晓的秘密：设立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与重修清漪园实际是紧密相关的同一件事。 奕譞等人做出这一决策时内心或有难言的苦衷，但事实上此项决策正在实际贯彻中。不久，奕譞给朝廷报告1887年1月8日内学堂开学情形的同一件奏折中，在行文最后特别提到： 再，排云殿等座于十五日未刻供梁，章京（按：恩佑）已遵吉时办理，并查看石作工匠均属安静，理合一并禀闻。[⑧] 恩佑，职衔为镶黄旗满洲副都统，时任海军衙门章京文案总办，在参加完内学堂开学典礼、检查了学生的教室、宿舍后，他紧接着又主持了万寿山中心建筑排云殿的供梁仪式，并查看了修园工匠的稳定情况。清漪园重建与海军衙门的关系至此可谓昭然若揭：水操学堂不过是重修清漪园的序幕和幌子。 但奕譞等人将这个幌子圆得冠冕堂皇，他在奏折中道： 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御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⑨] 奏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为了保证皇太后、皇上检阅学堂操练时有个体面一些的环境，已经被毁坏的昆明湖沿岸建筑有必要加以修缮。因此，有了昆明湖水操学堂的设立，重修清漪园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而且和海军建设挂上了钩，银子也不妨从海军经费项下挪用了。此时，昆明湖水操学堂对清漪园重建的作用，外人也已经能看出玄机了。李鸿章属下的袁保龄在天津给京城朋友的私信中就对此事的评论道：“昆明（湖）习战，赋绝好题目，借款得所籍手，挥洒较易。”[⑩]即是称昆明湖练水操有如是文章高手立了个绝好题目，文章的真正内容则在借款修园。 在传统的皇权专制时代，常常存在这样的悖论：即使是一项进步和有益的举措，往往也羼杂着方方面面的腐败、权谋和私欲，甚至必须在各种腐败、权谋和私欲的驱动下，才能得以实施！ 三、被扭曲的使命 昆明湖水操学堂基本上是对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建学模式与课程设置的模仿，学堂分内外，学制为5年。外学堂建在玉带桥偏西北处原耕织图织染局的废墟上，有校舍116间；内学堂建在豳风桥偏西北处原耕织图水村居的废墟上，有校舍103间。内学堂主要学习西法测算、天文、驾驶等课程，外学堂则主要进行行船、布阵及施放枪炮等方面的训练。学生从八旗中的精锐部队——健锐营、外火器营官兵子弟中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年力精壮者中挑选。学堂是海军衙门的直属机构，设总办、帮总办、管带、提调等官员进行管理，教习（按：教师）则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拣选精通西学的人才和金州水师营的军官担任。从教学内容的设置和主持官员的级别看，内学堂的地位要高于外学堂，内学堂学生是学堂的重点培养对象。 曾先后在水操学堂任职的官员有： 内学堂总办：潘骏德、王福祥、宜霖。 内学堂署（帮）总办：惠年、德峰。 内学堂提调官：奎昌、联魁、瑞沅、载林。 外学堂管带官：桂祥、祥普。 外学堂提调官：常瑛。[11] 由于全部学生及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满人，所以当时国内其它同类学堂都把昆明湖水操学堂称为“贵胄学校”。[12]其实，这所学堂的学生出身并不特别高贵，但学堂官员中倒有不少是来谋肥差的皇亲国戚，如桂祥是慈禧太后的亲弟弟，载林是宗室（皇族），德峰是和硕额驸。因此，“贵胄学校”之称号不为无因。 但昆明湖中毕竟行不得真正的海军舰艇。因此，1887年，海军衙门从天津机器局专门定造了适合浅水用的平底钢板小轮船一艘，名为“捧日”；钢板坐船一只，名为“翔凤”；[13]以及二只洋舢板，八只炮划；津海关道周馥又出资捐献了一只小轮船，名为“翔云”。以上十几艘大小船只共用工料银2万多两。但即使这样，水浅行船难的问题仍然没能根本解决。1888年8月，水操内学堂向海军衙门报告称： 现在昆明湖演练驾驶轮船，所有绣漪桥及玉带桥一带船道存水过浅，不能浮送船只，呈请闸板蓄水以资演练。[14] 于是，海军衙门不得不再向朝廷打报告，并咨文负责昆明湖涵闸水位管理的奉宸苑，所提理由却耐人寻味： 查该学堂演驶轮船，原为恭备拖带安澜福御坐船，系属要差，自非寻常操船可比，若不蓄水深足，难资演练，特恐临时致滋贻误，相应咨行奉宸苑，饬将青龙桥、广源闸各闸板墩齐以养湖水而资演练可也。[15] 这份咨文告诉人们，水操学堂演练轮船的目的，原本竟是为了拖带慈禧太后游昆明湖时乘坐的“安澜福”号御船！当然，不排除这里有海军衙门为了顺利达成目标而使用策略性语言的成分，但它也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当时的局内还是局外人，都将为最高统治者个人游玩服务视作了水操学堂最重要也最荣耀的使命！ 其实，为慈禧太后游昆明湖拖带御船不过是内学堂的职责，外学堂也有类似的“要差”，即“恭备颐和园电灯与西苑安设电灯，久暂虽有不同，而差使重要责无少异”。[16]这些都是第一届学生五年期满后，海军衙门为学堂出力官员向朝廷请求嘉奖的重要理由。 可见，落后的皇权专制制度已经严重扭曲了这所学堂的近代军事教育性质，为其打上了为最高统治者个人享乐服务的色彩。在腐朽制度的土壤里，即使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往往是跳蚤。 四、办学“成效”及学堂的“夭折” 尽管设立初衷和实际运作过程搀杂着种种动机和目的不纯，这势必严重影响了学堂的教学质量，但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学堂还是有所“造就”：经过5年的教育培养，从中走出了未来第一批中国满族海军军官。 水操内学堂第一批学生入学人数为60名，可能是不少八旗子弟受不了功课之苦，不久便想方设法调离了学堂。至1888年9月，朝廷为了学堂操练时的整齐一律，特下谕旨要海军衙门为内学堂学生置办统一的号衣、战裙时，档案清楚地记载着只做了41套，[17]说明办学1年半后，内学堂学生已经跑掉了几乎三分之一；剩下的学生基本还算稳定。1893年2月，5年学期已满，被记录在册的肄业生共有36人，他们是： 荣志 凤瑞 喜昌 荣续 博顺 胜林 胜安 秀恩 景林 贝都里 全春 文衡 文通 吉连 荣厚 德印 胜俊 庆春 伊兴阿 郭什春 荣云 文俊 万庄 期颐 广顺 荣福 乌勒兴阿 广志 荣安 吉陞 全成 文连 增龄 恩陞 英荣 增林[18] 其实，这些八旗子弟虽然名义上学的是海军驾驶，但恐怕还大都没见识过真正的海洋，只能算是半成品，他们还要经过考试择优进入天津水师学堂进行再学习。结果，有24名学生成绩超过180分，喜昌、荣续获第一、二名，其英文、测算、推步等学的分数并不逊于天津水师学堂的历届毕业生，得以留津继续深造；成绩稍差的十余人退回原旗。留津学生中，后来又有12人被神机营调用，剩下的12人经过一段时期的集训后，被派上北洋舰队的“康济”号练习舰实习。其后，又有3人在实习结束前被神机营调走。所以，最终实际完成海军全部教学内容的毕业生仅为9人。[19]这就是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办学“成果”。 也可以说还有另外的“成果”，那就是一批参与办学的官员获得了加官晋级的机会。1893年2月4日，虽然只培养出了24名合格毕业生，时任海军衙门总理事务大臣的庆亲王奕劻（醇亲王奕譞已于1891年去世）仍以“逾五年之久，罔敢懈弛。臣等随时考察，司事暨教习各员，均能协力同心，恪恭将事，不无微劳足录。”[20]为由，为水操内、外学堂的历任总办、管带、提调等官员、教习以及包括海军衙门官员在内的其他管事人员向朝廷保举请奖，请奖人数多达46人。 第一届学生毕业后，水操学堂又招收了第二届40名学生。然而不及2年，他们的学业便随着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覆灭而提前结束了。[21]一起结束的还有水操学堂本身。1895年3月12日，海军衙门以北洋舰队及海军基地全部失陷，无要事可办，上奏朝廷请求自行停撤。同时，奏折末尾附道：“海军内外学堂，亦请暂行裁撤”。[22] “海军内外学堂”为“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的另一正式名称，因直属海军衙门而得名。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允准，名为“暂行裁撤”，实际已寿终正寝。这样，昆明湖水操学堂的校龄便永远止在了9个春秋！ 五、高潮与尾声——学堂人才的后来际遇 为以往的研究忽略的是，昆明湖水操学堂虽然已经裁撤，但学堂的事业并未终结，学堂的毕业生仍在成长，并在满族统治者的刻意栽培下，成为清末海军中令人瞩目的一支骨干力量。 甲午战败后，清朝的海军建设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但务实派官僚重振海军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1909年7月，这时已是宣统皇帝溥仪在位，载沣（为奕譞之子、溥仪之父）摄政，清廷决定复兴海军，任命贝勒载洵（载沣之弟）、海军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将原南、北洋舰艇统编为以海防为主的巡洋舰队和江防为主的长江舰队；巡洋舰队有舰艇15艘，以“海圻”、“海容”、“海筹”、“海琛”为主力舰；长江舰队则有舰艇17艘，以“镜清”等为主力舰。1910年12月，筹办海军处改为海军部，载洵为海军大臣，萨镇冰为巡洋、长江舰队统制。 摄政王载沣等极力在各方面加强满人对国家的控制权，明显体现在海军建设中的，就是当年昆明湖水操学堂的毕业生被竭力委以重任。据笔者查寻，1911年前后在海军中担任要职的学堂毕业生至少有以下几人： 喜昌：“海容”舰管带（舰长） 吉陞：“海容”舰帮带（副舰长） 荣续：“海琛”舰管带（舰长） 胜林：“镜清”舰帮带（副舰长） 博顺：烟台海军警卫队统带（队长） 荣志：海军部参赞厅二等参谋[23] 其中，喜昌、荣续与载洵、萨镇冰等同在1910年12月中国海军历史上首次授衔的42位将校行列中，已经是清末海军屈指可数的重要将领。[24]他们分别担任舰长的“海容”、“海琛”是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威力的军舰（皆为甲午战后清朝向德国定购的大型穹甲巡洋舰，排水量2900余吨，火炮15门，射程远、火力强。）控制着当时海军中仅有的4艘“海”字头主力舰中的两席。博顺则是1910年创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陆战队——烟台海军警卫队的首任指挥官。昆明湖水操学堂出身的几位毕业生纷纷占据了海军要津，标志着在被裁撤近20年后，学堂反而达到自己事业的颠峰。这一情形的出现，固然不能排除这些八旗子弟个人努力的因素，但其满人身份无疑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年奕譞等人的深谋远虑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然而好景不长，此时的满清朝廷已经到了弥留之即，大树将倾，独木难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凭借满人身份占得高枝的水操学堂毕业生也不可避免要“落花随流水”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震恐，急派萨镇冰率“海容”“海筹”“海琛”（此时“海圻”已去英国参加乔治五世加冕典礼）三艘主力舰驶驻汉口，参与平“叛”。但由于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迅速发展，海军官兵逐渐倾向革命，11月13日，三舰从汉口撤至已经响应起义的九江，悬挂起白旗，表示归附革命。鉴于两军对垒之际，满汉矛盾变得尖锐和敏感，满籍人员被要求遣送离舰。 据当时亲历三舰“反正事件”的海军官兵回忆，对离舰要求，“海琛”管带荣续“慨然从命”；[25]“海容”舰管带喜昌则向众人表白自己“本来也是汉人，老姓姓何。”[26]面对如此兴亡巨变，满清朝廷刻意栽培的这些满族嫡系无力回天，大都只能以“识时务为俊杰”了。 只有“海容”舰帮带吉陞选择了以传统的“死节”方式为清朝尽忠，并因此被载入同情清朝立场的《清史稿》：当喜昌要其一同离舰时，“吉陞潸然涕下曰：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27]14日晚，极度悲愤绝望的吉陞从舰上右舷梯盘投长江而死。 关于吉陞死因也有另一种记载。严寿华（辛亥革命时任“海容”舰煤饷副，后来曾担任“海容”舰长，解放后曾担任福建省福州市政协委员）在他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说： 九江当局对满族管带起了不信任的念头，恐怕他们生有异心，遂发动喜昌等先行离舰回家，一面发给一笔遣散费作为他们生活之用。喜昌、荣续、吉陞三人得到消息，不敢有违，准备离舰搭商船赴沪。‘海容’领到喜昌、吉陞二人的遣散费，喜昌说，要按薪俸多寡的比例来分配，因此吉陞所得无几，他在舰上负债累累，债主要他还债，债务未清不准其自由离舰。吉陞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计无所出，惟痛恨喜昌是同属满族又是昆明湖的同学，到了临危之时见利而忘义了。于是在深夜间，由右舷梯盘跳下，投江自杀。[28] 不管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吉陞之死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象征着满族权贵意图依凭昆明湖水操学堂毕业生控制海军的愿望，以及水操学堂毕业生辉煌的仕途前景，俱已随着吉陞的悲情一投而化为泡影！与此同时，“镜清”舰帮带胜林、烟台海军警卫队统带博顺也因为是满人的缘故相继去职。[29] 辛亥革命打断了昆明湖水操学堂毕业生原本十分显赫的海军仕途。民国建立后，满汉矛盾趋于缓和，原水操学堂毕业生凭借在海军中长期积累的资历、人脉及专业技能，很快又回到海军中工作。清亡后的中国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等派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控制着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失去了根本靠山的水操学堂毕业生虽然仕途不可能再如前清时那般辉煌耀眼，但仍能凭自己的资历、勤勉和才干在海军中谋生乃至获得嘉奖。他们中的耐久者如荣志，甚至直到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仍在为中国海军效力。 下面是目前笔者查到的入民国后在海军中任职、授衔和获嘉奖的原昆明湖水操学堂毕业生的履历资料： 荣志：1912年2月13日，任北京海军部高等参谋；1912年9月8日～1915年10月4日，任海军部军械司设备科科长；1913年1月17日，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1915年10月24日，任北京政府海军部总务厅副官处副官；1916年、1919年被两次授予海军五等嘉禾奖章；1917年被授予海军上校军衔；1920年1月8日，被授予三等文虎奖章；1938年以上校军衔任海军总司令部候补员； 博顺：1913年7月16日，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1914年9月～1918年8月30日，任海军部军法司法学科办事员；1916年10月10日，被授予五等文虎奖章；1918年1月7日，被授予四等文虎奖章；1918年8月30日～1923年3月28日，任海军部军法司审检科科长；1919年12月7日，被授予海军上校军衔；1923年3月28日，任海军部军法司典狱科科长；1927年8月27日，任北京政府军事部海军署科长； 荣续：1913年7月16日，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1916年前，任海军部军械司司科员；1916年10月12日，被授予海军二等奖章（银色）； 喜昌：1913年7月16日，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1918年前，任海军部军械司司科员； 胜林：1914年11月，任海军第二舰队（原长江舰队）“湖鹗”鱼雷艇副舰长；1916年1月～1922年6月29日，任“湖鹗”鱼雷艇代理舰长； 凤瑞：1913年1月31日，被授予海军少校军衔。[30] 这些人继续服务民国海军或许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生计，清朝灭亡前后命运的转折与落差或许是他们心中长久挥之不去的阴影。但除了海军，哪里还有更能体现他们人生价值的舞台？或许可以这样说：自1887年1月8日正式踏进昆明湖水操学堂大门那天起，他们的一生就注定要永远与中国海军联系在一起了！ 昆明湖水操学堂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建置的兴废及其毕业生仕途命运的浮沉皆与当时的历史大势相关联。作为中国最早创办的近代海军军事教育机构之一，它反映了部分较有远见的王公大臣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经武强军以维护满清朝廷统治的主观愿望；同时，它又与颐和园的重建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清廷动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昆明湖水操学堂被历史地赋予了中国海军事业先驱者之一的使命，在中国早期海军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记和影响；另一方面，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又严重扭曲了这所学堂的军事教育宗旨，为其打上了为宫廷享乐服务的浓重色彩。这两种取向的内在矛盾，不能不严重削弱学堂的办学成效。最终，学堂的少数几位满族高材生尽管身居海军要津，却终不能如满族权贵初衷所愿地有效充当起维护其统治的“中流砥柱”。昆明湖水操学堂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短促的兴亡史所蕴涵的深刻启迪，永远值得国人思索和记取！ [①]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395页。 [②] 《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39页。 [③] “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海军衙门函稿》（未刊稿），第二册，转引自姜鸣：《龙旗飘飘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35页。 [④]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919页。 [⑤]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397页。 [⑥] “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海军衙门函稿》（未刊稿），第二册，转引自姜鸣：《龙旗飘飘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39页。 [⑦]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60页。 [⑧]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397页。 [⑨] 叶志如，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⑩] “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海军衙门函稿》（未刊稿），第二册，转引自姜鸣：《龙旗飘飘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31页。 [11] “海军衙门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708页。 [13] “李鸿章片”（光绪十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4]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01页。 [15]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01页。 [16]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06页。 [17]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01页。 [18]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44页。 [19] 李鸿章：《考校内学堂学生》（光绪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海稿》，卷四，第22页。 [20]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06页。 [21] “醇亲王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海军衙门函稿》（未刊稿），第二册，转引自姜鸣：《龙旗飘飘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37页。 [22] 《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85页。 [23] 刘传标：《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24] 刘传标：《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