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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中国出版史研究公众号 四、明代出版业的创新、成就与局限 明代出版人的努力，引起了出版业的一系列创新，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一）创新 明代出版业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出版人。其中著名的有：收藏大量图书，为出版事业提供资源的藏书家祁承些、叶盛、高儒、范钦、唐顺之；能驾驭大局完成复杂工程的解绪、陈济；记录图书出版实绩的目录学家周弘祖、黄虞稷；精编细校、务求精审、“十年校一书”的袁褧、王延品、顾元庆；有强烈的责任感、出版了大量精品的毛晋；善于经营开拓、顺应大众需要、集编印发于一身的熊大木、余光斗；毕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收集和编纂的冯梦龙；广延文人参加增订佛藏的僧人紫柏真可；孜孜追求印刷新工艺尝试活字和彩色印刷的华燧、安国、胡正言；精于插图绘制、镌刻的徽州黄氏家族；等等。 这些出版人中，出现了一些有近代经营意识的企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晋（１５９９—１６５９）。毛晋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出版家和职业编辑之一，他经手编校出版的书籍数量之多，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独立经营的出版商，而质量之好又足以与宋刻媲美。毛晋从明代天启初年起便从事出版工作，直到清朝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去世，经营出版事业长达三十余年之久。他出的书誉满天下。时人钱谦益说：“经史全书，勘雠流布，毛氏之书走天下。”夏树芳也说：“海内悉知有毛氏书。”后代学者叶德辉说：“毛氏刻书至今尚遍天下，亦可见当时刊布之多，印行之广矣……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今人顾廷龙先生也盛赞汲古阁，说：“藏书震海内，雕椠布环宇，经史百家，秘籍琳琅，有功艺林，诚非浅鲜。”毛晋的经营体现出来近代经营方式的若干特征，对我们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 ２．出现了大型的专业出版机构。毛晋的书坊汲古阁，是这种出版机构的典型。汲古阁在万历中叶开工，四十多年里，刊刻了四部之书六百余种，而实际刊印的书还要更多。汲古阁规模很大，拥有刻书的板片达十万余块。汲古阁雇用的工人，估计应该在一百名以上，仅只印刷工人就达二十人之多。毛晋付给他们工资并为他们提供食宿。生产有完整的刻书流程，包括校、写、刻、印、装订等几个环节，刻书人员也相应地由这几个环节的人员组成。他们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有利于保证刻书的质量，缩短刻书周期，降低成本，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毛晋刻书注重版本，精心校勘，低价出售，所刻书在当时远销各地，“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毛晋把刻书赚来的钱，又用于买书刻书，扩大经营规模，使得汲古阁能够长盛不衰。这种企业家精神，使得毛晋成为明代书坊主的典型代表。 除了这种大型的专业书坊之外，在各地城市里有一些小书坊，一幢房子，门面开店，后面作作坊，楼上则是编辑部，编印发一体，看到什么书好销，就立刻动手，几天后就可以赶出来，十分灵活。 ３．出现了出版业的中心。江南是明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最大的读者群，因此出版业也逐渐集中到了江南。到了晚明，江南印刷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在江南，出版业主要集中于南京、苏州、杭州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其中南京又占据了中心地位。明人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据此，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十分之七。这种聚集效应，又进一步提高了出版业的效率。 除了江南外，福建建阳的出版业在明代发展到了高峰，成为与南京同等重要的出版中心。与江南不同，建阳在明代发展成为一个主要向普通民众提供廉价读物的出版中心。建阳出书极多，贾晋珠建立的数据库就包含有已知的２ ０００ 本建阳出版的书籍信息。张秀民先生估计，明代约三百年中，先后聚集在麻沙、崇化两坊的写工、刊字匠及印刷装订工，当有数千人之多。建阳书坊不但沿用传统的雕版印刷，也采用了新兴的铜活字印书。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芝城铜板活字印行”的《通书类聚尅择大全》面世。这一年正是英国爱尔兰开始印书的一年。次年“芝城铜板活字”只用一个半月，就以白纸用蓝靛印成《墨子》二册。稍后建阳游榕也制造了铜字，称为“闽建阳游榕制活版”。万历元年（１５７３）茅坤用这副铜活字版印了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书一出版，“一时争购，至令楮（纸）贵”。接着又在无锡印《太平御览》一千卷，一百余部。这副铜板可能为游榕与“闽贾饶世仁”合伙所有，故称游氏铜板，同时又称饶氏铜板。游榕与饶世仁两人携活字版往江浙印书，可见其功效已为江南人信服。与此同时，建阳书商还专营书版生产与销售，即利用本地云聚的刻工和廉价的木材，雕刻书版，出售给他人。 建阳的书商为求降低成本，从装帧水准和纸张，再到编校，所出图书在品质方面往往存在较多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建阳的书价也最为便宜，所谓“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中五不当燕中三，燕中三不当内府一”。建阳书商出于牟利的需要，发展出了上图下文、伪托名人作序等通俗路线，故常为文人所诟病，但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在当时却高于江南本。 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出版业的专业地区，例如专营童蒙书和图片、年画的河北武强、专营年画的河南朱仙镇、苏州桃花坞等地，都有作坊上百家，从业成员百千人。 （二）成就 明代出版业的繁荣，可以从以收录明代图书为主的《千顷堂书目》略见一斑。该书所收图书达１．５ 万余种，大大超过以前历朝所有书籍的总和。但是明代的出版物的实际数量远不止此，依据缪咏禾的研究，不会少于３ 万种。《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书籍的总和”。 这个出版业的辉煌成就主要是在明代后期（即晚明时期）取得的。从现存的明代图书来看，１６ 世纪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商业类图书的出版数量有了飞跃性的增长。明代出版业的勃兴、出版物的骤然激增，是在嘉靖的中叶。《明代版刻综录》共著录图书７ ７４０ 种，其中洪武、弘治时期出版的只有７６６ 种，嘉靖、隆庆时期出版的２ ２３７ 种，万历以后出版的４ ７２０种，未注明出版年代的１７ 种。三个时期出书的年平均数的比例，大概是ｌ ∶６．１ ∶１１．９。虽然这个比数不能完全作准，但也可以看出其基本面貌。在明代出版业中心之一的建阳书坊出版的图书中，只有１１％是印自１６ 世纪之前。 许多中国出版史学者认为，明代早期是一个书籍贫乏的时代，而到１６ 世纪中叶出现中国印刷史上主要的转折点。商业发展、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结合，使得印刷出来的书籍成为价格低廉的普通媒介，生产与消费高速进行，书籍种类繁多，读者群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对书籍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出版业的中心地区都印刷并销售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包括尺牍手册、宗教小册子、日用类书、交通指南、绣像小说、剧本、绘画入门读物、字帖、拓片（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和色情小说等。作者和出版商们通过前言、插图、点评等渠道吸引读者，既能促销图书，还向读者推荐了撰写和出版这些图书的个人。他们还利用雕版印刷的灵活性，对书籍版式进行改良试验：书籍彩色套印中的正文里有多样的批注，行间批注，页边注，独立成册的图录，各种插图，或同一页内文图并茂。同样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类型的书籍里：一段来自日用类书的素材也许被转印到小说里，以达到喜剧性、讽刺性或是颠覆性的效果。五花八门的书籍市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晚明出版物不仅在数量和范围、潜在市场的规模、藏书的规模等方面都超越宋朝，并且还在出版物中所展现出了空前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对通俗、异类和充满情欲的题材的热衷。 由于出版业的繁荣，晚明时期社会各阶层都能够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读物。清代朴学大师钱大昕感叹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由此可见，出版业把士、农、工、商各阶层乃至妇女儿童都纳入了读者群里，这是明代出版人的巨大成就。 此外，明代后期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宗教和科技书籍，由中外人士合作译为中文之后出版。其种类之多，对当时和后世影响之大，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洵为少有。明末大量翻译的不是神学著作，而是代表当时西方世俗文化成就的著作，因此这些西书的出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关键。代表明代翻译西书最高成就的著作，除了人们熟知的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外，另一部是傅泛际、李之藻的《名理探》。《几何原本》已被公认为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之作，《名理探》则是一部逻辑学专著，是对整个西方学术体系的介绍，是整个中国近代“西学”的奠基之作。 传教士与明朝士大夫合译或改写的西方科学技术图书，出版的有百余种。其中最早出版的是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１５８４ 年，利氏在肇庆首次制作的世界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是１６０２ 年李之藻在北京增订吴中明本的刻版。经洪业先生考证，从１５８４ 年到１６０８ 年，《坤舆万国全图》共有原版、翻版、赠版和缩版等８ 个版本。该图的出版为当时的中国人了解世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之后，利氏与李之藻合作翻译的《同文算指》于１６１３ 年出版，标志着自明朝中后期伊始，我国真正有系统地引入西方笔算。熊三拔撰写的《泰西水法》于１６１２ 年在北京刊行，可谓集欧洲古典水利工程学之精华，是西洋传入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技术的著作，对提高我国古代的农田水利技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汤若望的《远镜说》于１６３０ 年在北京刻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汤氏口授，他的中国学生笔述的《火攻契要》于１６４３ 年刊行，介绍了西方１６ 世纪有关火炮制造的技术与使用方法，对明清时期火器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龙华民编译的《地震解》于１６２６ 年刻印成书，广为传播，是第一本中文地震科普读物，对推动地震学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于１６２７ 年出版，它对于了解西方力学和机械工程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泰西人身说概》于１６４３ 年付印出版，对于了解人体结构、促进人体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个对海外科学技术书籍的出版热潮，在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后代藏书家对明版书的评价通常不高。的确，从藏书家的角度来看，大部分明版书确实远不及宋版书精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明代建阳出版物的低质量所致。如前所言，建阳是明代廉价书的最大出版中心，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以后至明末，建阳所出的建本小说杂书当在千种左右，占全国出版总数之首位。建阳出版的书不但句读字画差，有时又任意删节。明人郎瑛说：“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谢肇淛也说：“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而板若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建本除极少数用白棉纸蓝靛印刷外，大多用大苦竹所造专供印书用的本地特产“书籍纸”及邻县廉价的“顺昌纸”。胡应麟说：“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亦即质次价低。建阳书坊所用的墨也如此。嘉靖时建阳有两处墨窑造墨，就地取材，所制之建墨，自然比不上徽墨之精良。雕板纸墨均差，又不讲究装订，偷工减料，形式又不美观，藏书家视为最下之品。然而这些书因价钱最便宜，适合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购买力，故能畅销四方，甚至远及日本。这次廉价书籍的大量生产，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书籍，从而大大扩大了读者群，因此应当也是明代出版业的一大成就。 明代出版的大量图书，也通过各种渠道流通到日本、朝鲜和越南。明刻本不仅是这些国家读书人的日常用品，而且这些国家自身出版的汉文书籍，也受到了明代书籍的影响。明代的线装书和宋体字都被他们采用。在日本和韩国，宋体字至今仍被称为“明朝体”，他们出版的图书，装帧形式也都采用了线装或仿线装。因此，线装书和宋体字成为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和印刷的规范，不仅是中国出版业的规范，而且长期也是东亚出版业的规范。明代书籍是汉字文化圈形成以后推动其多元发展的重要工具，使得域外文人与中国士子的阅读世界里，因此有了相同或相通的文本。 （三）局限 明朝政府对于出版业的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政府的监管，在有的方面是实行了。例如在建阳，一些书坊主由于利益驱使，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因而影响书籍的出版质量。对于这一现象，明朝政府已注意到，多次派巡按御史对建阳书坊业进行整顿。嘉靖五年（１５２６），明世宗根据杨瑞等人的建议，批准在建阳设立管理地方书坊业的机构，派“翰林春坊官一员，监校麻沙书板，寻命侍读汪佃领其事”。但是对于更重要的工作，例如版权保护问题，政府却放手不管。正规书商强烈要求版权保护，明末张自烈花了很大精力，对《四书大全》进行订正，成为《四书大全辩》，由金陵书坊石啸居于崇祯十三年刊刻出版。书坊在“卷首告白”中说：“《四书大全》自国初颁行，版刻讹误滋甚，各坊射利，或纂或删，悉非善本。张尔公先生《大全辩》据永乐旧本订正，兼采《蒙引》《存疑》《浅说》、诸名家语录，折中异同，颇益承学。蒙国子监咨礼部刊行，与坊本迥别。先生尤以旧本去取未精，后儒发明有待，拟请旨重加增删，用垂不朽。《增定四书大全辩》嗣出，倘各坊私行翻刻，虽远必究，毋贻后悔。谨告。”出版后遭遇盗版。书坊主何慎、王茂等展开维权行动。此次维护行动程序颇为复杂，先由在金陵之文化名流杨廷枢、陈名夏、吴应箕等具揭上呈南京国子监，经王衮疏通、何楷看详，由国子监司业移咨南京礼部，达到“国子监咨礼部刊行”之结果。在具揭国子监同时，由陈名夏、吴应箕等名流具公书，上呈湖广巡抚方孔炤，从而促成江西巡按徐养心批示，江西学政侯峒曾备牌，行知袁州府，再行知宜春县，促使张自烈刊行之。形成“提督江西学政侯、江西按院徐批准刊布”之结论。至于奏请御览、御序，未达到目的，但亦获得“提学道转详候题重订颁行”之名堂。以上名目，最终形之于《应天府告示》之内。但是《应天府告示》仅只张贴于金陵东观阁书房，其影响力甚小，因此书坊只好将全部十四通文件刊印书首，以维护版权。由于没有版权保护，因此盗版猖獗。冯梦龙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袁宏道则说：“往见牟利之人，原板未行，翻刻踵布。”书商不得已，只好在自己的出版物后加上警示字句。但是这种警示字句效果会有多大，则可想而知。 政府对出版业的监管的放任，也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例如假冒伪劣图书和淫秽下流的读物的泛滥。一些书商除了司仪进行盗版刊印之外，还雇用文人，胡编乱造书籍刊刻出版。“坊刻《大唐西域记》，后乃杂三宝太监下西洋事，令元奘绝倒地下矣。”书商还伪造了《琅环记》《缉柳编》《女红余志》《黑旋风录》《顾氏诗史》等多种。不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规利。“近吴中官刻几汗牛，滥用责人千金，以冯观察诸公言之，并是伪托者。”这些伪书畅销外地，有远销至太原者。这种情况，造成了明代出版物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为后人诟病。 明代出版的艳情小说，其种类之多，格调之低，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其中托名著名文人李渔著的艳情小说《肉蒲团》，其作者在序言中居然宣称说：“这部小说惹看极矣。吾之书成之后，普天之下无一人不买，无一人不读，所不买不读者惟道学先生耳。然而真道学先生未有不买不读者，独有一种假道学，要以方正欺人，不敢买去读耳。抑又有说：彼虽不敢自买，未必不倩人代买读之。虽不敢明读，未必不背人私读耳。”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表明了政府监管的缺失。钱大昕说，明代小说泛滥，而“小说专导人为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这些读物社会危害很大，它们的泛滥，是明代出版业的污点。 由于监管不力，明代出版业还刊行不少沽名钓誉的文选或者传播丑闻的文字。明清之际小说《鸳鸯针》卷三《双剑雪》，就描写一个山东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监。到南京后，即将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窃他人的诗文，编成诗、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刻了，印了千余本，逢人便送，居然骗得盛名，“借此声势，重新开辟乾坤，又在南京摇摆起来”。此后继续行骗，将枪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试草》《乡试朱卷》，招摇撞骗，以致“三吴地方的名士，无不闻风相思，见面恐后。……那江楚远来地方，求诗求文的，堆架满案，应酬不暇”。不仅文人依靠刻书印书以沽名钓誉，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传播丑闻，中伤他人。这些做法，显现了明代出版业发展中的不良方面，导致许多社会人士对出版业的诟病。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管的不力。 明代出版人所取得的成就，部分地为清代出版人所继承。在清代，出版业继续发展。出版业遍及全国，并出现了一些新的专业化出版中心，为全国市场提供出版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东顺德县马冈乡，这是一个新兴的雕刻书板的中心。由于该地刻书工价便宜，所刻书板价廉，贩行远地。苏州书贾鉴于江南劳动力价格较高，在本地刻书不够划算，于是“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就［顺德县］马岗刻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见者以为苏板矣”。这种地区分工，使得出版业生产更加合理化。 然而，清朝出版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量的增长”，但伴随的却是“质的停滞”。在“量”的方面，清代中期出版物达到了惊人的数量。一个例子是福建洪氏继成堂出版的通书，始自乾隆末年，延续二百余年不衰。全盛时期每年发卖达数十万册，畅销福建、台湾以及南洋各地。但在“质”的方面，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印刷技术、出版物品种与内容、书坊经营方式、出版物销售渠道、主要读者群等方面，清代基本上是因明之旧而有所扩大，较少创新之处。 不仅如此，清朝对出版业的管控远比明朝严。鲁迅先生指出：“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的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方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清朝统治者不仅对像李贽的《藏书》《续藏书》这样“异端之尤”的书大加挞伐，而且以采集遗书的名义大肆搜查认为对其统治不利的文化典籍，加以销毁和抽毁。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伟大的科技著作，因其兄宋应升曾有过反清言论，不仅《四库全书》不予辑录，而且加以封杀，以致此书佚失，到了清末才从日本引进。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共销毁图书２ ４５３ 种，抽毁图书４０３ 种，由此还牵连出文字狱几十起。如此大规模的销毁、抽毁、窜改文化古籍，是继秦始皇焚书之后的最大一次文化浩劫。清朝统治者对明代出版的兵书更是加以严禁，以防民众掌握这些知识。晚明时期出现了多部关于火炮技术的书，而在清朝前期的１５０ 多年，竟没有任何讨论火炮的专门书籍出版。其结果是用铳规量度仰角以调整火炮射程远近的方法，明代后期已经广泛使用，但是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却是“中国营兵所不习”。甚至对于世情小说，清朝也多次下令禁绝。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及五十三年（１７１４）、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十五年（１８１０）与十八年（１８１３），朝廷都曾颁布法令，对“坊肆小说淫词”加以“严查禁绝”“通行严禁”。至于国外图书的引进与翻译出版，在鸦片战争之前更是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明代后期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势头，到了清代未能全面继续，导致了中国出版业在两百年中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要等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在西潮冲击下开始出版业近代化的新历程。 恰在清朝建立后的这个时期，世界发生了剧变，对中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清朝政府的政策，中国出版业回避了挑战，从而未能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提供必要的知识和信息。同时，此时期西方的出版业也在迅猛前进，把中国越来越远地抛到了后面。一直要到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出版业的强烈冲击之下，同时清朝政府对出版业的管制能力也日益松弛，中国出版业才又得以振兴，应对挑战，开启了向现代出版业转化的历史进程。 今天的世界处于史无前例的剧变之中。作为这个剧变的一个方面，新媒体、新技术、新读者群、新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和迅速扩大，对出版业提出重大挑战。面对这个挑战，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１５６１—１６２６）说“读史使人明智”，习近平主席也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出版人，一定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把出版业推向新的高峰。 作者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3期，文中注释省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