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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军凤(1971- )，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 。 内容提要： 1849-1862年间，王韬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在英国汉学家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的影响下，接触并学习西方历学知识，又时常与数学家李善兰讨论中西历学，学术大进。1867-1870年旅欧期间，王韬与英国传教士湛约翰颇有往来讲论，指出了湛氏许多错误，为湛氏所服佩。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不仅仅在于采用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更重要的在于发覆了中国古代复杂的春秋历法，在历法的解释中加入了微言大义。王韬对春秋时期的历法及微言大义的论述，显著影响到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翻译。 学者论王韬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在春秋历学的研究上成就非凡，深为折服。①又或论王韬在中国传统学术的链条上，只不过是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并无建树。②这两种立论都是片面的。本文置王韬于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之下，追溯王韬春秋历学“中西融合”的学术背景。王韬的历学成就不仅仅因为他有先进的西学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他不放弃中国传统历学，中西兼采，融会贯通，以先进的西学知识完善中国传统的历算学，在春秋历学领域走在了同时代中西学者的前面。 据《弢园著述总目》，王韬随理雅各旅居英国翻译《中国经典》(1867-1870)，完成了四种春秋左传学著作：《春秋左氏传集释》《春秋朔闰至日考》《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至表》。《春秋左氏传集释》手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其他三种著作被编入《春秋历学三种》，由王韬1889年自己出资交美华书馆刊行，1959年中华书局据以整理出版，名称稍有改动，如“至日”变为“日至”，“朔至”变为“朔闰”。王韬另著有《春秋日食图说》《春秋日食中西对勘表》等，③但均未刊行。 王韬的春秋历学除《春秋历学三种》之外，另可见于《春秋左氏传集释》等书。前者为学界所乐为征引，而后者却很少被利用。④学界对春秋历学的研究甚少，利用中外文资料研究王韬与西方学者交往的论文更少。⑤本文通过考证王韬与他人在春秋历学方面的学术交往，力图揭示王韬春秋历学的学术背景，并结合信件、日记、游记等资料，深入研究王韬春秋历学著作，以论证王韬的春秋历学超出同时代东西方学者。 若不知传统经学中春秋历学发展到何种程度，便不能确知王韬所做的成就。在王韬之前，春秋历学是一笔糊涂帐，不仅春秋历日推算得参差不齐，微言大义众说纷纭，甚至大有否定《春秋》经传时日记载的趋势。《春秋》历学包括春秋年代学、春秋历法及其微言大义，春秋年代学隶属于天文学，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而春秋历法及其微言大义则是中国经学的一部分。春秋年代学的核心议题是春秋长历，即将《春秋》和《左传》中700多个月名与394个干支系之于太阳历，需要解决的是日食、朔日、冬至日、闰月等问题。《春秋》和《左传》的时日记载往往不一致，这里面就有经传记载是否可信以及可信程度的问题，所择取的材料不一样，所推历日便参差不齐。 不仅春秋长历(年代学)不能确定，春秋历法及其微言大义也不能确定。改朝换代，必颁历法，历法的颁布象征着权力与秩序，在源头上，历法便与微言大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春秋时期各国的历法不为人所知，劈头一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便是个千古疑难，不能让人确知鲁国究竟使用何种历法，正月何时开始。这使得春秋年代学不可避免陷入“春秋历法”“春王正月”“三正说”等问题的讨论，而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除了研究春秋长历(年代学)，别无他法。⑥ 西方学者擅长天文年代学，能够精确掌握几千年前日食的准确时间，科学地推算春秋长历，但是却不通春秋历法。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东浙，中国学者亦开始采用西法研究中国古代历日，春秋年代学渐与西方历学接轨；而春秋历法，鲜有人能勾勒出它的模样。春秋历法的难点在于《春秋》《左传》历日参差，令后人无所适从。自从孔子以来，对春秋历法的理解便不甚了了。孔子虽然精通儒家经典，但未必知道春秋历法；《左传》作者生逢战国时代，往往以战国时统一、整齐的历法概念推测春秋历法；杜预终不能明白左氏之失，遇有经传不符，便直言“经误”。为解决《春秋》经传历日不合的问题，中国传统经学中出现了“三正交替”说。⑦“三正交替”实质是说春秋时期三种历法并存，故导致历日混乱。 宋代学者即有《春秋》经用周正的认识，清代学者开始有《春秋》时周王室未颁布统一历法、诸侯各国各司其历的观点，王韬系统地梳理了这些观点，认为《春秋》用周正，《左传》中搜辑的各国史料则根据国别，各用其历，如晋用夏正，鲁用鲁历，卫用卫历，各不相同。《左传》中晋国史事往往比《春秋》经的记载晚两个月，此即“晋用夏正”的明证，若经传记载一致，则是因为传据经改。⑧ 春秋历法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各国各司其历，还在于各种历法的混合使用。《春秋》一经记事不完全用周正，据中国传统历算学与西方历学知识，均可推知《春秋》隐公元年并非起于夏正十一月，而是起于夏正十二月，即不用周正，而用殷正；据王韬考证，《春秋》僖公以前，多用殷正，但有8年采用周正；僖公以后，主要用周正，但仍有11年用殷正，而且因为史官失闰(当置闰月而不置闰月)，竟致有24年正月为建亥(以冬至所在月前一月为正月，即以夏正十月为正月)，远离正常历法⑨。如此错综复杂的历日，往往让西方学者对“周正说”“三正说”失去信心，在研究春秋历日时，不甚措意，或者径直否定而已。⑩西方学者按照格里高利历日推测出日食的准确时日，并比照《春秋》《左传》394个干支，发现春秋时期的历法颇为混乱，“三正说”亦不能释其疑窦，所以不接受春秋已有历法的观点，遑论三正更替说了。 春秋历法关涉春秋时期统治者颁发的实际历法，因其不甚明了，也因其必然存在失误，西方学者往往不能深辨其致误之由，所以竟致舍弃，甚至否定春秋时期有历法。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时代的人直观地观测日月星象，以定历法，所得历法不免粗疏，自战国中叶起，随着土圭观测方法的使用，中国始有整齐历法，故汉代历学里所谓十九年置七闰等较为精确的历算知识并不为春秋时人所掌握。夏商周三代诚然没有整齐历法出现的可能，但是决不意味着没有历法。《尚书》《诗经》《左传》等古籍都能证明中国殷商时代已有历法颁行即便再粗疏的历法，也是历法，通过对上述古籍的研究，或可揭示春秋历法的本来面目，亦有益于学术。王韬未尝不曾慨叹春秋时历法错乱如此(如“推校两年中前后经文，闵二年当有闰五月，僖元年当有闰十一月”，连续两年置闰)，(11)但他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否定春秋历法，而是依据《春秋》《左传》等史料，考证春秋时期历法的真实面目。 西方学者一般依据“周历”去推测春秋历日，往往不合。王韬认为，欲得春秋历法，不能预设一定之历法。即不是以某一历法为基准，核实经传记载，而是以天文历算知识推算真实历日，以此推知春秋时代的历法，所谓“善为推算者，当以历明经，而不必以经证历”。(12)王韬利用西方天文历算知识，清理了传统的春秋历法认识，使之成为完整的体系，并使春秋历法获得了可信性。学者多论王韬的历学成就仅集中国古代历学之大成，却未充分考虑到王韬因采用西法而为中国天文学史带来的变革与自新，这是有失偏颇的。 王韬熟谙中国传统历学，亦精通西方历学，在春秋年代学上采用西法，而在春秋历法及微言大义上，集中国传统历学之大成，故在学术的视野上，传统与现代并存，经学与西学并重。 学者往往不知王韬春秋历学的成就，连带王韬的学术背景也不甚明晰，很少有学者认真研究王韬春秋历学知识的来源问题。1849-1862年，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期间的译书经历，与之交往的几个中外学者，如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中国数学家李善兰等人，皆助王韬于春秋历学日臻成熟。1867-1870年旅欧期间，又与英国传教士湛约翰往来讲论，显示出其非同寻常的学识。 上海墨海书馆，使王韬处在西学东浙的前沿地带，常有友人向他索要墨海书馆新出的译书，至于王韬本人，阅读各种译书当属便利。1844年至1860年，传教士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各种书刊171种，其中20％是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方面的书刊。(13) 犹如大多数墨海书馆的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知识，都是通过在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途径，(14)王韬先后帮助英国汉学家艾约瑟、伟烈亚力翻译过西方天文学著作，这使他获取了系统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令他独立从事历学著作成为可能。1853年至1858年，王韬与艾约瑟合作翻译《中西通书》，此书刊载中西日历对照，日食、月食表，世界各地时间对照表，中国阴历节气表，又有太阳系、光学、星云、万有引力、月亮受地球吸引等天文学知识，在当时颇受中国知识分子重视。(15)艾约瑟在1858年回英国之前，又与王韬合译《西学图说》，用31幅图介绍太阳、太阳系各行星及星云、行星环绕太阳、地球赤道、岁差法等知识。王韬著《春秋日食图说》(未刊)，当与墨海书馆时期的西书阅读与西学翻译有着直接的联系。 1856年起，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主持墨海书馆，他与王韬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以介绍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历史，自1857年起，陆续发表于《六合丛谈》卷一第五、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诸号以及卷二第一、二号上。王韬自认为在认识伟烈亚力之后，方始深入研究西方历学：“弱冠游沪上，得识西士伟烈亚力，雠校余闲，辄以西事相咨询，始得窥天学之绪余。”可知，先有王韬的问询，后才有伟烈亚力与王韬合作翻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此书之后，王韬于西国天学源流，“犁然以明，心为之大快”。(16) 伟烈亚力精通数学和天文学，尤致力于将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天文学的最新研究介绍给中国，同时也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古代历算学，中肯地指出中国天文学“测器未精，得数不密，此其缺陷也”(17)，这与王韬的观点也是相似的。 1858年，艾约瑟暂返英国，《中西通书》转由伟烈亚力主持。伟烈亚力颇为重视王韬对中西历学的观点，委以重任。他见王韬所论春秋历法“有与犹太古历相发明者”，于是邀其为1859年的《中西通书》作序。序中，王韬将存于《旧约全书》中的犹太历与《尚书》中现存中国最早的天文记载相对比，指出二者均以目见为主，因观测月亮而定月，明于月验而未言朔日，于历法疏而于月验密，并论及“中外算术(指天文历算)，古时皆未造其精”；犹太历每三年一置闰(置闰的密度疏于十九年七置闰)，与《左传》所云“归余于终”(在岁末置闰月)相似，都是历法不精的表现。据王韬的研究，春秋时的置闰并未有定法，并非一定在岁末置闰，一年之中随时有置闰的可能。王韬又论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学的影响：“今西士航海东来，与海内畴人家讲以新法， 王韬学习中西历学的过程中受其影响颇深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当属数学家李善兰。王韬与李善兰交谊匪浅，自1852年李善兰来到墨海书馆，王韬即与之结交，朝夕相从过往。据《王韬日记》，咸丰八年(1858)八月晦日，王韬与李善兰讨论中西历法；1859年，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勤1840年的著作《天文学纲要》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作完成翻译，取名《谈天》。此书在西方风行一时，中译本对某些有西学基础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精深之作。在1859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出版之前，王韬即与李善兰时时讨论，与李善兰的交谊，为王韬学习西方最先进的历学知识提供了便利。直到1862年10月王韬被迫远走香港，李善兰一直是王韬的重要学术伙伴。 在墨海书馆的时期，除了引介、学习西方历学知识，王韬也开始从事中西历学的研究与著作。咸丰八年，王韬即主修“中西历书”，(19)十二月，王韬完成“中西历书”，咸丰九年(1859)正月，校勘“中西历书”完毕，(20)因这一年为己未年，所以称为《己未中西历书》。也是从咸丰八年开始，王韬在排比春秋历日时，排到襄公二十一年及襄公二十四年俱为比食(连续两年日食)，王韬认为此均为史官失误。王韬曾向伟烈亚力请教比食的问题，(21)了解之后，他认为比食“如西术所推……其法亦不难解也”(22)。王韬曾利用西法，成功推测了咸丰年间的多次日食。(23)王韬推算日食颇有心得，谓“推算日食以中西日月对勘……于读《春秋》者，不为无裨”。(24)大概在《己未中西历书》完成前后，《春秋日食中西对勘表》随之完成。(25) 旅英期间(1867-1870)，王韬曾与理雅各同去苏格兰押巴颠拜访时在休假的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在他家小住三日，并将自己《春秋朔闰至日考》、《春秋日食考》(26)等著作向他请教，湛约翰“叹为传作，谓此可以定古历之指归，决千古之疑案，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了如指掌”，“当驾陈(厚耀)泗源而上之”(27)。理雅各认为王韬著《春秋朔闰考辨》(28)，“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春秋年代学著作能与之比肩”(29)。湛约翰与理雅各对王韬的春秋历学均表示服佩之意。 王韬与湛约翰颇多学术往来，二人在春秋日食与朔闰安排上不尽相合。湛约翰1865年著《中国古代的天文学》(30)，附《春秋幽王以来日食表》，王韬读后，写信与他商榷春秋日食的时间(《与湛约翰书》)。湛氏又著《春秋历日表》(31)，王韬读后，写信与他商讨春秋朔闰、冬至的问题(《校勘春秋朔至日月与湛约翰书》)(32)。王韬认为湛约翰“所论春秋日食三十六事，知多未合”(33)，湛氏所论春秋朔闰，“殊多吻合，亦有一二献疑者”(34)。 王韬两次致信湛约翰，肯定湛约翰的历学成果，同时提出批评意见：①肯定湛约翰纠正了春秋历日的错误，共20处，但春秋历日仍有一部分未能纠正。这20处错误在杜注《春秋长历》中即已指出，而春秋另有4处历日错误，杜注已补正，但湛氏未加改正。《左传》另有16处历日错误，为湛氏所未及纠正。王韬认为《左传》是可信的史料，《左传》的日月干支“可因经以证传”，而湛约翰考察春秋历日，只用《春秋》，不用《左传》，王韬对此提出批评。②经传本不误，杜预《春秋长历》差谬，湛约翰予以纠正，共5处。③湛约翰纠正了《春秋》日食记载上的错误共8条，这与元代郭守敬根据授时历所推相合，而“僖公十五年二月甲申朔日食，中国不得见”这一条，为湛约翰的新知卓见，“尤为诸历家所未言”。④湛约翰因不明周历比夏历早二个月而误置闰月，如成公十年之闰月应移于上一年年尾方为合宜。⑤湛约翰根据后世细密的历法推求春秋晦朔，王韬认为《春秋》时月建晦朔，推求方法尚未细密；湛约翰又执着于十九年置七闰的规律，而致错误。如庄公十一年应在四月后置闰以合于经，而不是在该年年底置闰。⑥湛约翰推算的干支与《春秋》历日不符。如依据宣公十七年经书月日推算，十一月为壬申朔，湛氏误为辛未朔。⑦湛约翰的置闰与《左传》不合。如僖公二十三年之闰，“应移在二十四年三月后，以合《传》”。这样，僖公二十四年正月建亥，以夏历十月为正月，这是湛约翰所不知的春秋历法。⑧湛约翰不知《春秋》记载有误，而强与经合。如襄公二十七年经十二月日食而传十一月，王韬认为误在经，不必强与经合。⑨湛约翰依赖杜注，错误地认为“经误”，而误置闰月。如宣公十二年应闰五月，湛氏“以经所书‘十二月戊寅’为误文”，置闰月于宣公十三年年底，而王韬据宣公十二年六月《春秋》《左传》中记载的三个历日确定当闰五月。⑩湛约翰推算朔晦，得之于一隅而失之于整体，“并不委曲以从经、传”。如庄公二十八年丙辰冬至，湛约翰“以正月朔与冬至并在一日”，为合于经三月甲寅朔，正月、二月必设连续两个小月，三月才得甲寅朔。王韬认为“月建大小须从前年排比推算，求其上下相符，前后适平；两月俱小之说，未免迁就”。(35) 以上第1-3条，是西方历学运用于春秋历学，用以纠正《春秋》的历日记载，确定《春秋》日食的准确日期，纠谬不少，不无创见；第4-10条，则暴露出湛约翰推求《春秋》朔闰的缺点。湛约翰不明春秋历法，在认识上难免受后代严格整齐的历法的制约，对《春秋》《左传》、杜注等史料缺少辨别利用的功夫；不能综合考虑经传，推算出经得起验证的春秋历日。王韬的批评，则言而有据。王韬的历学成就为现今学者所普遍接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的春秋历日以王韬的研究结果作为参照，则充分反映了王韬的影响。从王韬与湛约翰的通信可以知道湛氏春秋历学不能算是高明，王韬的成就更在湛氏之上。 湛约翰在春秋历学上的不尽完善之处，大抵可以看作是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输入中国时遭遇的水土不服。湛约翰对春秋历法不熟悉，亦缺少对中国古代文献的鉴别、利用的能力。对比之下，王韬不仅辨析《春秋》史料，而且辨析了《左传》的史料；王韬不盲从杜注，对杜注有全面的整理，有继承也有纠正；王韬不仅利用了西来的历学知识，而且综合考虑了春秋时期的历法状况，尽可能地采信《春秋》《左传》的史料。只有中西结合，才能发覆春秋历学的真面目。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在春秋历法上的记载混乱，诸家解释纷乱，那么，王韬用他先进的历学知识完善了春秋历法文献的考证方法，使混乱归于有序，纷乱变而为体系，如本文第一节所示。我们不难看到他在春秋历法的研究上集前人研究之大成。之所以能集大成，关键在于王韬将西方历学知识完全融贯入春秋时期的历法体系。而当今学者论王韬只是强调其在介绍、吸收、提倡西方科学等方面所做贡献，就其自身对西方科学，却以为“并无特殊造诣”(36)，无视王韬在春秋历学中的建树，这也是有失公正的。 清代鼓吹西学的历学家江永等人，肯定西学的推算，而否定经传的记载，这与王韬借西学证明经传历日的记载不可同日而语。阮元等人则认为西学源于中学，西方历学知识即便精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则多少有些自我为中心的蔽障。王韬认为这无异于“攘人之美，据为己有”；中国历学虽早于西方，但是西方转精于中国，是因为西方“用心密而测器审”(37)，而“中法……率皆墨守成法，不能出新”(38)。王韬在观念上不设屏障，这更利于他推陈出新。他采用西法推算春秋历日，将误差减至最低，这也使他对中国古代历学及其文献的研究更令人信服。 西方学者借助西方天文学，在春秋年代学(日食、朔闰)问题上颇有建树，但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及春秋历法及其微言大义。而春秋历法及其微言大义作为《春秋》经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理雅各全译《春秋》《左传》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不回避春秋历法及其微言大义的王韬与理雅各自然有了学术交流的可能。王韬的春秋历学知识影响到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对春秋历法及其微言大义的解释。 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卷采用了西方传教士湛约翰的春秋日食表、春秋地图等。(39)虽然王韬和湛约翰关于日食时间的推断不一样，但理雅各最终采用了湛约翰的《日食表》，(40)而在“春王正月”的微言大义和春秋历法上，湛约翰曾表示不解，理雅各则不露痕迹地采用了王韬的观点。王韬对理雅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春王正月”的解释上，其次表现在“晋用夏历”的观点上。 “春王正月”自宋代朱熹以来，便是一个无解之谜。宋代胡安国《春秋传》认为周历正月处寒冬时节，而将光景明媚的“春”冠于“王”(周王)之上，意味着孔子对现行周历不满，而对“行夏之时”充满向往。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隐公元年经“春王正月”： 王，周平王也。……时王颁正朔于诸侯，(41)称王者，尊王也。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于夏为十一月。何以曰春?改月则改时也。改时如《孟子》“秋阳以暴之”，赵注：“周之秋，即夏之夏，盛阳也。”……更证以《春秋》书法，如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此皆冬也，而书为春。僖五年传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则以朔且冬至而称为春，观此岂非改时之明验乎? 王韬对“春王正月”的解释，直接针对胡安国“行夏之时”说。王韬认为“春王正月”用的是周平王颁发的历法，虽王室衰微，但《春秋》用周历，以示尊王之意；其次申辩正月从夏历十一月开始，虽然很冷，但仍称其为“春”，此即“改月即改时”(正月变化，季节自然随之而变)，并非如胡传所说行夏之时。这样，周历中的春月实即冬月，秋月实即夏月。这一历法，在先秦其他典籍中亦见，《孟子》和《左传》中分别有外证和内证。因为这一历法，某些看似奇异的事件也可以获得解释，如桓公四年春正月、成公元年的春二月，本是冬月，应有冰而无冰，所以《春秋》分别记载：“四年春正月，无冰”“元年春二月，无冰”，以示反常。简而言之，王韬一则解释《春秋》采用周历的原因(“尊王”)；二则斥胡传之非，证“改月即改时”；三则从历法上为《春秋》某些纪事寻找缘由(“春无冰”)。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理雅各对以上三个方面分别做出了回应。 1.《春秋》尊王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中很多年都以这种形式开头，似乎(as if)是以这种方法表示对君临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尊敬之意。(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4) 理雅各在王韬“尊王”之说前冠以“似乎”一词。英语“似乎”(as if)一词不带否定意义，而是表示一种肯定的、现实的可能，即《春秋》倾向于在奇异的句法中表达超出句法之外的微言大义。这与其说否定，不如说是采纳了王韬的观点。“似乎”这个词掩盖了观点的出处，又以一种暖昧的姿态表明了出处。理雅各不用确凿的语气解释《春秋》“春王正月”的微言大义，微妙地传达出他对这种微言大义解经法的戒备心态，但是终究将这种思想确确实实地记录下来，显示出他受王韬影响的痕迹。 纵观《中国经典》第五卷，理雅各用史书“真实性”的要求衡量《春秋》的史事记载，而对《春秋》经书的性质隔隔不入，且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因“尊王”思想而舍弃史实的真实性，(42)所以此处用一个“似乎”显示出他与王韬的对话交流，一方面记录了王韬的“尊王”之说，另一方面并不完全认可“尊王”之说。 2.改月即改时 “春王正月”：这几个字让外国学生迷惑不已。一年的开头实际是冬季的第二个月，但还要说这已是“春”天——“春王正月”。我们看到的春天实际不是春天。我们一定在脑海里记住，在《春秋》中，“春夏秋冬”这四个原本寻常意义上的季节名称不能实指，它们所指不过是周历的四个季节罢了。毫无疑义，称谓如此不方便，忠于周室的孔子也宁愿选择夏历。当我们读到“春”，实际上仍是“冬”，当说到“冬”，季节还只是“秋”，这真是很奇怪的事。(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4) 对于周历将寒冬作春月(改月即改时)，理雅各迷惑不已，即便如此，他已然记录下这些观点，而且郑重提醒阅读《中国经典》的外国学生时刻铭记在心。虽则迷惑，但是清楚地知道周历的起始及其四季称谓的特殊。理雅各采用“改月即改时”的观点，未点明来自王韬；理雅各亦提及了王韬所反对的“行夏之时”的认识，未点明出处(《论语》或胡传)，不点明出处实际意味着这个观点亦来自王韬。理雅各不向外国学生论证其观点，而是直接向学生灌输该观点。拿来作灌输之用的观点一般是一个现成的观点，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出处，这个现成的观点自然来源于理氏的助手王韬。 据理雅各译《中国经典》所附“参考文献”，可知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所用的历学参考书，除了王韬的《春秋朔闰考辨》《春秋朔至表》《春秋日食图说》之外，就是《春秋左氏传集释》了。理雅各没有从中国其他传统注疏中获取春秋历法的知识，应唯有从王韬那里获得。“改月即改时”“尊王”之类的论述，若不见于《春秋朔闰考辨》《春秋朔至表》《春秋日食图说》，则必来自于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 与理雅各交往颇深的湛约翰认为，如果《春秋》采用周历的话，则以冬至所在月为正月，而将随后三个寒冷的冬月称之为“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43)。湛约翰明显不赞同周历的纪年方法，而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并没有沿袭湛约翰的观点，反而是接受了周历的说法，而且进一步引申出“尊王”之义，从此可以看出理雅各在春秋历法的问题上，已被王韬说服，即《中国经典·春秋》不露声色地采用了王韬的观点。 3.《春秋》“春无冰” 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所提到的桓公十四年、成公二年“春无冰”条，理雅各都有相应的解释： 桓公十四年，(春，无冰)周历的第一个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即冬天的第二个月，此时应该有冰。(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62) 成公二年(春，二月，无冰)周历的第二个月是夏历的第十二个月，即通常意义上的冬天的最后一个月。这个季节一定是反常地温暖，所以《春秋》有这条记录。(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337) 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春王正月”所用例句(如桓公十四年、成公二年“春无冰”)，在《中国经典·春秋》中一一被加以注明。另外，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也有“周历的春天”的说明。这样，理雅各将《春秋》中三个“春无冰”的记录都给予解释了。 在“春王正月”的问题上，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春秋》与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的相应章节存在对话痕迹。另外，在“晋用夏正”说上，《中国经典·春秋》的某些章节和王韬的《春秋历学三种》亦构成对话关系。王韬《晋用夏正考》： 僖四年《传》：“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缢”；“《经》书于明年春，杜以为从告，其实非也，《经》从周正而《传》从夏正也。”(44)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僖公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据《左传》，申生在其父的逼迫下自杀，那是在上一年(僖公四年)的冬天。杜(预)在此处(指僖公五年)经文之下注曰“从告”，实际上(in fact)晋用夏历，《左传》纪事正是用夏历，而此处经文因为用周历，也是正确的。(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144) 僖公五年经书“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杜预注曰“书春，从告”，王韬认为不是“从告”(依据赴告)的原因，而是因为传用夏正、经用周正，所以《左传》系年于冬天，而《春秋》隶事于第二年春天。王韬指出经传致异之由，而理雅各指出经传记事各有标准：传从晋历、经从周历，既如此，经传虽然记载不一致，却都是“正确”的。理雅各简单陈述杜注“从告”之说，接下去说此处经文正确，这种行文风格颇为晦涩。但如果将理雅各的说解与王韬的《晋用夏正考》连接起来就可以发现，理雅各是在王韬的观点之后加以引申和补充。王韬认为经传不一致事出有因，理雅各顺势推导：既然有原因，那么，经传纪事都正确，无所谓错误。王韬的重点在论杜注“从告”之非，隆重推出“晋用夏正”说，而理雅各缺少这个论证的过程，却直接奔赴主题：传用夏正，经用周正。这种缺少论证过程的科普式的介绍适合理雅各的读者群，即那些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但却偏离了学术上论题的提出及解答的惯常模式。一个人缺少论证却能表达准确的观点，他的身后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依靠，理雅各的坚实依靠就是王韬。 理雅各没有非常明确地点明杜注的错误，这是不应当的。诚然经传时间记载有差异，无所谓“错误”，但是杜注的“从告”之说肯定《左传》、否定《春秋》的记载，实在是错误地解说了经传记载的差异，理雅各虽用in fact这个词引出与杜注相反的、真正的事实，但这种表达仍嫌太弱，这只能说明理雅各没有把杜注之非当作重点加以论辩。 虽则理雅各较多地运用了“晋用夏正”说，但对“晋用夏正”说的多种表现形态仍鞭长莫及。如《左传》僖公五年卜偃预言：“虢公其奔，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其后，“冬十二月，晋灭虢”。预言在“九月十月”，应验却在“十二月”。王韬认为，此处“十二月”应该是周历十二月，《左传》“据周历追而正之”，周历十二月实即晋国夏历的九月、十月之交。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于此处并无特别的交待。或许理氏是为了简省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认为预言不必完全正确，最终没有理会童谣和传文的矛盾，也没有考虑到“晋用夏正”说的复杂状况。除了晋用夏正，王韬还指出鲁历与卫历置闰不同，鲁历与周历不同，而理雅各除了接受周正说、晋用夏正说，其他诸侯国用历及其与周历的不同，则不予解释了。 受王韬春秋历学影响的，理雅各可算是第一个。理雅各向来以“史”视《春秋》，不讲微言大义，但是在“春王正月”的注释中却引进、介绍了《春秋》作为经书的微言大义；西方学者不习惯春秋历法的混乱，但理雅各受王韬的影响，其《中国经典·春秋》中，引进并介绍了春秋时周正与夏正的不同。 王韬的历学成就大多被认为来自西方，但其实他的成就为他同时代西人所无法企及，原因在于他除了具备西方先进的历学知识之外，还兼备中国传统历学。王韬对理雅各《中国经典》的影响，即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历学知识的层面上。深入理雅各《中国经典》译本的文本内部，寻找王韬影响的痕迹，可以打破“王韬无助于理雅各”的谰言。 晚清，对上海墨海书馆从事译书活动的王韬来说，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对矢志翻译中国经典给欧洲的“外国”学生看的理雅各来说，这同时也是一个东学西渐的时代。不管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学术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输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呈现两种文化的渗透、交融、角力，应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Alexander Wylie.trans.Wang T'ao ed.Xixue tianxue yuanliu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Astronomy).Songyinlu,1889. [2]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Hong Kong: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3]Shinzō Shinjō.Dongyang tianwenxueshi yanjiu (The Study on Chinese History of Astronomy),trans.By Shen Rui.Taipei:Xiangda chubanshe,1933. · 注释： ①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台湾)翔大出版社，1933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序，中华书局，1994年；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梅曾亮《春秋历学三种》改编说明：“王韬之说……不过是综合以前大多数人公认的说法而加以再论定，并不是其个人的创见。”见王韬《春秋历学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本)认为王韬只是一个西学的翻译者、传播者，而对西学并无“特殊造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王韬《与湛约翰书》：“韬曾以西国日月推合春秋时所记日食……撰成《春秋日食中西对勘表》。”王韬：《春秋历学三种》，第112页。王韬《春秋日食图说》手稿本被理雅各列为《中国经典》第五卷“参考书目”。 ④上海图书馆藏王韬手稿本《春秋左氏传集释》300页，不分栏，未分卷。据《弢园著述总目·未刻书目》(光绪十五年弢园王氏铅印本，1889年)，《春秋左氏传集释》“缮录清本已廿年”，号称“六十卷”。观览上海图书馆藏《春秋左氏传集释》，半页十三行至十五行不等，字面干净整齐，相较纽约公共图书馆藏王韬《毛诗集释》等手稿，字体较小，文字较密，不是最终的“缮录清本”。 ⑤毛志辉《西学、传教士和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从整体上讨论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没有具体涉及王韬与传教士在具体问题上的学术交往。 ⑥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史研究》，第289页。 ⑦“三正”说最早见于《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即周正以冬至所在月为正月，是为建子；殷正以冬至后一个月为正月，是为建丑；夏正以冬至后第二个月为正月，是为建寅，此即所谓“三正”。 ⑧如僖公五年《左传》：“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即用周历，与同年卜偃的预言“虢公其奔，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相应。 ⑨王韬：《校勘春秋朔至日月与湛约翰书》，《春秋历学三种》，第130页。 ⑩如英国传教士湛约翰、日本学者新城新藏。 (11)王韬：《校勘春秋朔至日月与湛约翰书》，《春秋历学三种》，第125页。 (12)王韬：《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日食考》，《春秋历学三种》，第157页。 (13)熊月之：《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4)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5)熊月之：《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6)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西国天学源流》，光绪己丑(1889)秋淞隐庐校印本，第28页。 (17)伟烈亚力：《谈天序》，伟烈亚力：《谈天》，墨海书馆1859年刊。 (18)王韬：《王韬日记》咸丰八年八月晦日(1858年10月6日)，中华书局，1987年，第18页。 (19)王韬：《与湛约翰书》，《春秋历学三种》，第117页。 (20)《王韬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时予主修中西历书，已蒇事”；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墨海书馆校勘中西历。”《王韬日记》，第71页、第76页。 (21)王韬：《论襄公时两比食》，《春秋历学三种》，第180页。 (22)《王韬日记》，第71-72页。 (23)王韬：《论襄公时两比食》，《春秋历学三种》，第180页。 (24)王韬：《弢园著述总目·已刻书目》“春秋日食辨正一卷”。见王韬《春秋历学三种》，光绪十五年(1889)弢园王氏铅印本，第5a页。 (25)王韬：《与湛约翰书》，《春秋历学三种》，第112页。 (26)入《春秋历学三种》之《春秋日食辨正》。 (27)王韬：《漫游图录》卷3，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28)王韬《春秋朔闰考辨》手稿本，入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卷“参考书目”。《春秋朔闰考辨》疑为《春秋历学三种》之《春秋朔闰日至考·春秋历杂考》。 (29)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rologonam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p.145. (30)附于1865年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三卷《书经》之中。 (31)1867年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Alexander Wylie.Memorial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ai,1867.pp.217-218.)收录湛约翰及其11种著作，并附《中国古代天文学》，并没有湛约翰的《春秋朔闰表》，可知王韬看到的《春秋历日表》并未公开出版，这或许直接向湛约翰借阅而来。 (32)考湛约翰一生，1852-1858初来香港时在英华书院辅助理雅各，1859-1879年被伦敦教会派往广东，1879-1899年又在香港传教，未曾去过上海，在香港时与王韬亦无交集。二人会面只是在湛约翰返回英国休假之时，王韬致湛约翰的书信，应写于英国，与湛氏定交之后。 (33)王韬：《与湛约翰书》，《春秋历学三种·春秋朔闰日至考·春秋历杂考》，第112页。 (34)王韬：《校勘春秋朔至日月与湛约翰书》，《春秋历学三种》，第122页。 (35)王韬：《与湛约翰书》，《春秋历学三种·春秋朔闰日至考·春秋历杂考》，第124页。 (36)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3页。 (37)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西国天学源流》，第29页。 (38)王韬：《中西通书序》，《王韬日记》，第19页。 (39)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Preface’.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40)湛约翰的《春秋日食表》已附录于1865年《中国经典》第三卷《书经》的“前言”中，理氏稍加改动，移录至《中国经典》第五卷中。虽然王韬曾致书湛约翰，就春秋时的年代学交换过意见，但我们无从知晓最终的讨论结果。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延续了湛约翰的历日，没有采用王韬的历日。如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的日食，湛约翰定在公元前545年10月7日，而王韬定为公元前546年10月13日，王韬曾指出湛氏之错误，但理雅各仍然沿袭了湛氏的错误，或许是为了保持《中国经典》各卷次的前后连贯性及完整性，或许是对长期以来湛氏的合作表示信任。 (41)此处“(周)王颁正朔于天下”的说法与1889年出版的《春秋历学三种》中“周不颁朔列国之历各异说”的论断矛盾。可知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只是初稿，其中观点在后来有更改，而理雅各沿用王韬在英国所著初稿的观点，更可以说明理雅各受王韬的影响。 (42)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p.466. (43)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III.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p.9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