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内容提要：康有为以经过重新解释的今文经学来把握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内外关系。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清晰地认识到维也纳体系正在衰变之中，“大国协调”弱化，“万国竞争”态势强化。康有为预测德国将击败英国，整合欧洲，但这一预测在一战中落空。面临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康有为陷入惶惑状态之中。这说明康有为对于国际体系的观察，偏重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忽略自下而上的反抗力量。考虑到康有为在解读时代内外关系上的盲点，就“回到康有为”的主张而言，有必要首先注重回到康有为所提出的问题，而非他所提供的答案。 一、前言 在全球范围内，思想史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突破“民族国家”视域的深刻转变。这并不仅仅因为当代全球化的推进改变了原有的问题意识，促使研究者更为关注思想的跨境传播与交流，更是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内外界限较为刚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本身就是晚出的现象——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存在内外关系比民族国家更具弹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也并没有一统天下，成为唯一的国家形态；甚至民族国家的内外边界本身，实际上也没有民族主义理念预设的那样泾渭分明。在此方向上，“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它倡导的不仅是“国际”或者“跨国”的观念，更是致力于发掘体现全球性关联的历史经验。 鉴于近代中国思想家著述中的大量观念和术语都拥有欧美或者日本的起源或影响，大部分研究者都乐于承认，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本来就离不开一种“互相联系的历史”（interconnected history）的视野。但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之中，对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的想象，仍然制约着研究者的视野。论者一旦预设了国际舞台构成单位的相对同质性，那么就往往认为只需简要说明国际舞台的特征，无须对其展开更为细致的描述。我们听到的一种比较标准化的论述是，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开始了从传统的帝国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化。尤其在许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作品中，论者往往从研究对象对世界大势的总体的、一般化的判断，直接跳到其具体的国内政治主张，二者之间缺乏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思想家们究竟如何具体认识那些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形成其用以支撑其内政主张的“时代潮流”或“时代精神”之判断？ 如果研究者考察的是一些并不熟悉或关心国际局势的思想家，上述中介环节的缺失并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消极影响。但研究者如果想进入康有为这样拥有丰富的全球经验的思想家，上述中介环节的缺乏，将极大地妨碍对康有为理解的深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即广泛汲取西学新知，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从组织“公车上书”到参与戊戌变法，其积极为清廷外交出谋划策的内容、康党的一些外交主张还得到了光绪的采纳；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如同孔子一般周游列国，行踪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其游历之广，比清廷驻外公使乃至出洋考察使臣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阐述内政主张之时，康有为也经常征引列国治法，作为立论依据。故上文所述“中介环节”，对于理解康有为思想极为重要，值得集中探讨。 相较于大多数同时代知识分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是相当稳定的，但他站在一个移动的历史舞台上，康有为的“不变”，带来的却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评价。他是以激进派的面貌登上政治舞台的，但很快涌现出更为激进的力量。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爆发之后，仍不改初衷，因此，其后半生在革命史叙事中留下一个不知“世界潮流”、“开历史倒车”的“保守落后分子”形象。然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在一种新的历史论述中，晚年康有为一跃而成为“保守主义先知”：他仿佛预见到了共和制实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惜乎时人未解其深意，纷纷“误入歧途”，在今日，拨乱反正，“回到康有为”，当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这一论述中，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以及君主立宪设计，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包含了对许多当代问题的启示。 晚年康有为对共和运作之批判，不可谓不犀利。然而，他的种种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对世界大势走向的判断为基础，而这些判断，又与其重新解释的公羊学“三世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因此，如果主张“回到康有为”，就有必要回应：康有为的世界观是否对其时代以及当代的走向有着准确的把握？而有意义的答案，当然需要以对康有为世界观的思想史研究为前提。 本文致力于研究康有为对于内外关系的思考，以加强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为理解康有为纷繁复杂的国际经验，本文借助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体系的研究成果，将康有为的一生分成两个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康有为面对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日渐让位于“万国竞争”；一战之后的康有为，目睹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但他的政治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维也纳体系中的统治结构的塑造——尽管他了解维也纳体系中工人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等反抗运动的存在，但将它们作为边缘的现象，并不认为它们在近期之内具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力量；他预测维也纳体系终将走向终结，但“终结者”会是一个最适合于“万国竞争”的霸权力量。然而，这一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维也纳体系下的反抗力量，在维也纳体系崩溃之后，纷纷走向舞台的中心。当新的国际体系到来之后，康有为难以理解这一新的体系的新特征，陷入了惶惑状态。国际体系的大转折，可以直接帮助我们理解“吾道一以贯之”的康有为，何以从政坛的中心走向边缘，也更有助于我们重估康有为的思想遗产在今日的意义。 二、破解“大国协调” 从其早年到一战爆发之前，康有为所面对与思考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这个体系奠基之初具有的三个特征——欧洲列强主导、王朝正统主义与大国协调——都在不断弱化之中。 1814年—1815年，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合力打败拿破仑的欧洲各王朝国家代表在维也纳磋商数月，奠定了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五强共治”（pentarchy）、实行“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格局。列强“大国协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相互冲突，防止发生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以捍卫王朝正统主义（legitimism）。通过“大国协调”，欧洲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此同时，随着列强瓜分非西方世界进程的加速，维也纳体系从一个欧洲的国际体系，变成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体系。 在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的19世纪90年代，全球局势相较于19世纪上半叶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美国与日本两大欧洲之外的区域强国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虽未颠覆，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欧洲列强的主导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与土地贵族的逐渐衰落，欧洲王朝正统主义也处于衰退之中，列强内部议会、政党与公共舆论的政治影响力上升，甚至对共和制的禁忌也有所放松，从君主制重返共和制的法国同样被接纳为列强，只是第三共和国的议会中充斥着保王党人，政治精英严重缺乏共和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列强之间“商战”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进而升级为军备竞赛，尤其是德国的统一与崛起，对两侧的英、法、俄等列强产生极大冲击，原有的大国协调机制摇摇欲坠。尽管如此，维也纳体系仍然是这样一个体系：一系列欧洲君主制国家高居金字塔的顶端，对全球弱小国家与民族进行宰制，共和制国家仍然缺乏国际威望，很难宣称自己代表时代潮流。 今人所熟悉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论述，至少对于维也纳体系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描述。19世纪欧洲列强的民族国家建设与殖民帝国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在欧洲本土，列强通过教育、兵役和推广标准语言等政策，促进本国民众在文化上的同质化，试图建立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在海外，列强的殖民扩张，实际上又打造了新的、充满多元特征的殖民帝国。列强在欧洲本土通过一套形式上平等的规则相互交往，通过复杂的协调机制来避免冲突。但在面对大量非西方族群之时，列强往往否定其民族主体性，尽可能将后者纳入自身统辖的殖民帝国，并将这种统治论证为“文明化”的事业，“文明的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话语应运而生。“文明的标准”话语实际上是19世纪国际法的法理基础，据之，只有所谓“文明国家”之间才能够有形式上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国、奥斯曼土耳其、日本等国家不属西方文明，但具有比较成熟的国家组织，通常被归为“半文明”或“半开化”国家。列强根据这一定性，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缺乏成熟国家组织的所谓野蛮部落，列强通常直接征服。何谓“文明”，其客观内涵一直是模糊的，但重要的是，其解释权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它们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修正。 康有为早年勤于学习西方知识，其对西方的理解，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远超一般的士大夫。在1894年的《桂学答问》中，康有为给问学者开出的西学书单就颇为可观，内有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1881年徐建寅翻译的《德国议院章程》以及清廷出使欧洲大臣李凤苞主持翻译的《克虏伯炮说》等；康有为还批评魏源编的《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但其对国际体系形成更为系统的认知，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以来，短短数年内，日本占领台湾，德国占领青岛，英国占领威海，俄国占领旅顺，继而有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君主国，康有为尤其将俄、德两国作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作为共和国的法国在其眼中存在感稍弱。 从1895年到1900年，康有为多次试图影响清廷的外交政策，笔者称此为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其秉持的基本原理，是试图挑起列强内部矛盾，以“均势”（balance of power）来破解“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但考虑到这一阶段康有为对欧洲外交史不可能有深入的知识，其对“均势”的理解更可能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邦国纵横经验。中国国势不彰，对东西列强情报掌握薄弱，以“均势”破解“协调”，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康有为以“纵横家”的姿态提出一系列外交主张，大多遭遇挫折，无法实现。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予日本。面对国家危亡，康有为等人联合各省举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但相关请愿书实际上并没有递交给有关部门。在“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得中进士，被分派到工部实习主事。他将未上奏的“公车上书”略作改写，形成一份新奏折（即《上清帝第三书》），入呈光绪，光绪受到触动，谕旨下发各省大吏，康有为一时名声大噪。从1895年到1898年，康有为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也逐渐走向深入。 1897年11月13日，德国占领胶澳（今青岛），12月14日，俄国以“中俄联盟”遏制德国的名义，将舰队驶入旅顺。康有为于1898年1月向清廷上《外衅危迫宜及时发奋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其中对时局做了更为沉痛的分析：“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 在此，他担心的是被列强划入“半教之国”的中国，进一步滑落到第三等级。而进一步的形势是，“非洲破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在此，康有为提到了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德、俄、法三国签订密约之举，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土耳其与希腊战争中各国保持中立。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康有为指出，是列强打着“保教保商”的名头，“移毒于亚洲”。 在1897年—1898年，康有为主张联合日本、英国与美国来对抗俄、德等国的领土野心。联日主张则有日本游说的背景——1896年中俄签订密约之后，俄国在华实力迅速增长，加之德国侵略中国山东，日本自感势单力薄，试图寻找新的盟友，以制衡俄德的扩张。日本官民都积极展开对华游说工作，接触清廷决策层、地方督抚，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这样的维新派。英国势力进入中国较早，之前从中国的统一市场获益良多，其他列强在中国获得领土或势力范围，相当于分割中国市场，冲击英国的既得利益，因此，英国也有与日本联合牵制其他列强的客观需要。在19世纪末，英日两国相互靠近。康有为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力促中英两国联手。在1898年1月2日其代康广仁作的《联英策》中，康有为论证英国目前在全球处于守势，同时又引用英国多次实施离岸平衡的事例，称英国“真能出死力以救邻国”。在1898年3月9日代陈其璋所作的《统筹全局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中，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势贫弱，恒有以借债为报国之法者”，主张通过向美国借款，将美国变成中国的利益相关方。在代宋伯鲁所作的奏折中，他进一步提出派人到美国招商引资，举办实业。 到了戊戌变法的晚期，随着后党压力的加大，康有为联日、英、美的主张，进一步上升为中英美日四国“合邦论”。康党利用1898年9月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职务，以（名义上的）私人身份访问中国的机会，向光绪上奏，希望光绪能够重用伊藤博文来推进中国的维新变法。9月20日，光绪召见伊藤博文，正式邀请后者担任政治顾问。9月21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以《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为题上奏，对“合邦论”做了最为详细的阐发：“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由此可见，康党远期目标是在四国政府之上，形成一个“合邦政府”来统筹外交、军事、税收等事务，而近期的政策意涵，则是从这些盟邦“借才”来推进中国的维新变法。康党的思路是让英国的李提摩太、日本的伊藤博文与康有为共同组成维新变法的核心顾问团队，以遏制与俄国结盟的慈禧太后一党。 然而，戊戌政变终结了这一切设计。康梁师徒流亡海外，在日本仿效春秋之时申包胥的“秦庭之哭”，试图借助外力拯救光绪皇帝。10月25日，即康有为抵日第二天，梁启超即致信大隈重信求援，在信中，梁将戊戌变法放到新旧之争、满汉之争、英俄之争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而帝后之争是各种矛盾的爆发点。在10月26、27两日，梁启超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了笔谈，指出政变发生之后，凭日本一国之力已经难以使光绪复权，需要进一步联合英美，“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之局”；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康梁师徒愿意进一步航行到英美求援。梁启超还提到了康有为约容闳一同前往英美求结盟的计划。康梁甚至向日本人提出一个方案，请日本与英美干预，劝说慈禧太后归权光绪，获得清廷每年五百万的供养。 然而，大隈重信对康梁的提议颇有疑虑。康梁在大隈内阁倒台之后，转向实质负责接待事项的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11月12日，近卫笃麿接见了康有为，但强调需要观察欧美列国之态度。近卫在此表现出了刚吃过“三国干涉还辽”苦头不久的日本政府对欧美列强小心翼翼的外交态度。不久，清廷通过伊藤博文访华建立的与张之洞的私人关系，力促日本政府抑制康有为及其弟子在日活动。康有为的“秦庭之哭”，最终只能是落空。康最终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开始他的海外保皇事业。 1900年，康有为与唐才常合作，从海外策划国内的自立军起义，恰逢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京，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东南互保”。康有为试图在八国联军、东南督抚和自立军之间建立某种政治联盟，以打击后党以及义和团，甚至设想过坐英国军舰入京救出光绪皇帝，南下依靠自立军建立新政府。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康有为开始担心列强如同瓜分波兰一样瓜分中国。在1900年11月至12月的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中，康有为提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昔者俄、普、奥之分波兰，则三国协和商定，而遂分之。德、奥、英、俄、法、意之于土耳其，则六国协合商定，而遂分之。英法之于埃及，则协和商定，而后握其利权矣。故各国意见协和而公商，乃中国之大害也，瓜分之立至也。故今为中国计，莫若及各国意见之不一，而未协和也，速与定约。夫英之意在保全商务，俄意在尽吞土地，其万不能协和也明矣。然英、德则既协和而商矣，意、奥既许之矣，大势渐定，则八国之协和速矣。若其协和之后，则今日可言保全，而明日可言分割。 在此，康有为明确提出，他所担忧的，正是列强在殖民地事务上的“大国协调”。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是俄、普、奥三国的协调，导致了波兰的彻底瓜分。而在19世纪，土耳其和埃及也深受列强协调之害。因此，当务之急在于，要找到列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分裂，在其达成协调之前，尽早抛出自己的方案。而康有为提出的方案是什么呢？他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曰各国尚倡保全，则乘各国之未协商而各与订约；一曰各国若欲分割，则以已失之东三省分饵各国”。首选方案是与各个列强分别签订条约；如果不成，则抛出1900年俄国已经占据、不在清廷手中的东三省，让列强自己去争夺。康有为相信此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俄国的力量。如果中国恢复实力，则可以取回东三省；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七国守卫东三省，“而我可永无强俄北顾之忧”。在这里，康有为再次运用了“均势”的原理，来阻止列强在瓜分中国之上形成协调。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幸而并未遭到瓜分，但原因不在康有为的建议发挥了作用，而在于列强内部利益分歧，致其无法形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承认，义和团运动表现出的民众力量也对列强的瓜分起到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而这是仇视义和团的康有为所没有想到的。 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导致清廷加强防备，保皇派短期内已难以实施类似的武装起义计划。此后，康有为开始系统地周游列国，自诩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为中国寻找一味对症良药。而在20世纪初，他所找到的典范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并预测德国在不久以后的一场战争中，取代英国霸权，统合欧洲各国。 三、德国作为典范 尽管在1895年—1900年间康有为曾试图以列强之间的“均势”来防止列强形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但他与维也纳体系“五强共治”的理论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对于“均势”的看法从根本上不同，后者从“均势”中看到通过排除单一的、普遍性的强大趋势以捍卫欧洲自由的意义，而康有为从根本上认为“均势”只具有阶段性的工具性价值，终将有能更好实践“公理”的国家，打破“均势”，推动列国的统合，最终进乎大同。在20世纪初，德国就成为康有为眼中的这样一个推动“去国”的力量。 为什么康有为选择德国作为西方国家的典范？在20世纪初，欧美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国力上升势头迅猛，开始冲击英国的霸权地位。康有为曾11次造访柏林，足迹遍及德国数十个城市，足见考察之勤。康有为敏锐地注意到，19世纪德国发生了一场教育革命，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将其与高等教育结合起来，打通产、学、研，从而为科技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产业组织上，德国超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加强同业和上下游产业的整合，整个国家爆发了惊人的生产力。而产业向海外扩张，也带来了政治-军事保护的需要，由此产生了德国的全球扩张态势。 康有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物质救国论”。此论绝非对于张之洞“中体西用”之论的回归。张之洞以名教纲常为“体”，以器物变革为“用”，而在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中，这样的体用关系已经被颠覆。康有为称“夫文明者，就外形而观之，非就内心而论之”，区分重“外观”的“巧智”与“内德”，并认为当世之文明主要是建立在前者而非后者基础之上，印度道德淳厚却亡于他国，美国盗贼滋彰却被赞誉为文明。这一分析接近于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和深受巴克尔影响的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对于“智”与“德”的区分以及对“智”之重要性的强调。尽管笔者无法断定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是否直接受两位作者的影响，但其分析框架，已经大异于张之洞笔下的“体用”关系。在《物质救国论》中，比“本末”关系更重要的是“缓急”关系：康有为并不否认开议院、兴民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认为“缓不救急”，需要以物质建设为切入点，进而带动必要的政治改革。 但在康有为看来，值得中国学习的不仅是德国的物质建设功夫，更是其政制。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概括康有为对20世纪初德国政制的认知：这是一个君主主导的政制，政党和议会所起的作用比较弱，内阁对君主而非议会负责，因此，德国政制是一个比英式君主立宪制更具专制色彩的立宪模式。康有为当然明白，在1890年前，是俾斯麦这位“铁血宰相”统揽着政局。但威廉二世罢免俾斯麦，亲临朝政之后，德国国势却蒸蒸日上，在各个领域大抢英国风头，而这也让康有为产生了英式政制不再代表时代潮流的判断，同时也对威廉二世政治能力的薄弱毫无警觉。而这位比康有为小一岁的皇帝，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不过是一个“戴着王冠的半吊子”，他对内政与外交的干预引起了许多混乱，极大地危害了德国的帝国事业。当康有为盛赞威廉二世的英明之时，韦伯想的却是如何对德国宪制进行议会制改造，以“架空”威廉二世的权力。 康有为对德式联邦制的形成历史考察甚为深入，他曾沿着莱茵河旅行数百公里，考察两岸的城市与堡垒，回顾德意志内部从万邦林立到归于一统的历史。虽然德国实行联邦制，但邦单位比美国的州小得多，而且各邦已被普鲁士整合进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政治过程，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中占据的代表席位几乎是第二大邦巴伐利亚的三倍，能够较好地实现皇帝的立法意图。同样是联邦制，康有为对德式联邦制的评价，要高于美式联邦制，因后者自治单位过大，如果用于中国，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 康有为既然是要以公羊学“三世说”来处理新时代的内外关系，自然会将这一框架用于对20世纪初的世界大势的分析。康有为在1913年的《不忍》杂志上发表过《大同书》的部分内容，其中列举了国家之间冲突所造成的种种惨烈后果，而“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而要“破国界”，则需要推动两方面的进步：第一是实现各国“自分而合”，小国逐渐合并于大国；第二是“民权进化”，革新政治——在此康有为的思考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相似，即相信人民比君主更倾向于和平。具体展开，则“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缔之，继以公议会导之”。而联合邦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对应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据乱世”的特征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各国以本国利益为中心，但可召集平等的国家联盟，康有为举出的例子如春秋时的晋楚弭兵、古希腊各国的联盟、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等等。平等国家联盟的特征是：“其政体主权，各在其国，并无中央政府，但遣使订约，以约章为范围，……主权既各在其国，既各有其私利，并无一强有力者制之，……”而这意味着这种联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因为偶然的原因而破裂。 “升平世”的特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在文明国家之中，可以整合列国，“造新公国”。康有为举出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齐桓公、晋文公，以及当今的德国作为例子。在他看来，齐桓公、晋文公召集的诸侯联盟不及三代与德国打造的政治统一体。德国治体的建立，则是先立公议会，允许各国举议员，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中独占17席，普鲁士总理遂成为德意志的首相。在“公议会”之后设立的“公政府”，“立各国之上，虽不干预各国内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弹压各国”。而这在康有为看来，亦类似于德国的联邦政府，只是公政府也要经过选举产生，不应通过帝王世袭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升平世”的区域公政府最终将超越德国所实行的二元君主立宪制，更趋向于共和制。 一旦在公议院基础上建立公政府，不需百年时间，即可巩固联邦，而民权的逐渐扩大将能够削弱各国政府主权，“如德国联邦”；各国即便有世袭君主，“亦必如德之联邦各国”。考虑到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德国以联邦统合诸国的经验，就尤其具有普遍意义。美式联邦制要求成员邦的政府形式也必须是共和制，这就为统合君主国带来了制度障碍。 从“升平世”进一步上升到“太平世”，需要民权的继续进步，“削除邦国号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国、瑞士之制也”。“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那么，当今欧洲究竟处于哪一世？康有为在1901年左右所作的《中庸注》中提出的原则是，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族群完全可能处于不同的阶段。如美洲的白人处于升平世，但印第安人处于据乱世；中国汉族处于升平世，但某些少数民族处于据乱世。但既然中国的汉族都已经达到了升平世，“应发自主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欧洲比中国更早达到了升平世，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在1904年《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又对原有的一些判断做出限制：“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对“万国竞争”加剧的感知，使得康有为连对欧美各国所处的状态都不敢做出乐观的估计，更不用说整个世界了。 在20世纪初，作为立宪派的梁启超与不少革命党人都将德国的统一视为民族主义兴起的范例。但康有为在阐释德国统一的时候，强调的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国竞”时代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德式联邦制能比中国“三代之制”更好地保存被整合国家的王公贵族们的面子，从而可以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当若干区域出现德国式的区域霸主，人类也就距离大同更近了一步。康有为期待中国能够通过学习德国的经验，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 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为什么是德国”的问题，康有为对德国的推崇，当然跟德国在20世纪初国势的进一步上扬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康有为还有一个不同于之前旅德士大夫的旨趣：他领导的保皇会正在与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需要证明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中，君主立宪优于共和，落实到其欧洲游记的写作上，就要从君主立宪国比共和国更为繁荣的事实，反推君主立宪国道路更为优越。 革命派论述共和的制度典范主要来自美国与法国两个国家，前者的经济体量在1900年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康有为虽然未必清楚这一事实，但也无法否认美国的繁荣，于是对其进行了特殊化处理：共和制之所以在美国有效，系因美国有种种特殊的条件，但美式联邦制自治单位过大，容易发生变乱；美式总统制在拉丁美洲造成的是极大的混乱，尤其是墨西哥，等迪亚斯这位政治强人出来之后才弹压住变乱，故美国的成功并不表明共和的普遍有效性。而法国是康有为的重点“打击对象”，康有为几乎是“逢法必贬”，以降低共和制在其读者中的声誉。 鉴于英国与德国两国均有世袭君主，康有为可以同时用英国与德国来打击法国。但康有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突出德国，其一是德国属于“赶超型”国家，统一三十多年即开始挑战英国霸权，可见君宪之有效；其二是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上更接近于处于“百战冲要之地”的德国而非英国；第三是最近一次法国的大惨败，毕竟是由普鲁士造成的，以德贬法，可以更直接地反衬出法国之颓势。 至于原属于维也纳体系五强的奥地利，其所组建的奥匈帝国深受内部民族矛盾的困扰，与德国相比，主要提供的是教训而非经验。康有为对奥匈帝国的论述，仍然有着与革命党人辩论的动机：中国的政体应当能够整合各地方、各族群，而非造成分裂。而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康有为的关注点聚焦到了政党的建设上，希望造成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个别地方或者族群利益的政党。而1913年成立的孔教会则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精英整合的平台，以至于使他放弃了重新改组源自保皇会的帝国宪政会的计划。 四、从中心到边缘 不管康有为多么恐惧革命的到来，革命，终究还是爆发了。但，中国并不是其中的第一个。1910年，葡萄牙率先爆发共和革命，共和派甚至在澳门升起了共和旗帜。康有为上书清廷军机大臣毓朗，提议以帮助葡萄牙国王平定共和叛乱为名，出兵澳门，如葡王复位则向其归还澳门，如共和派执政则继续占领澳门。以帮助“友邦”君主平定共和革命为名出兵的思路，其先例就是维也纳会议之后四处干涉革命的“神圣同盟”。1911年，墨西哥爆发革命，掌权三十多年的政治强人迪亚斯总统被推翻。康有为曾在1906年与1907年到访墨西哥托雷翁（Torreón，当地华人称“莱苑埠”），投资地产、金融与交通运输业，在1911年托雷翁的骚乱中，康有为不仅投资打了水漂，甚至其族人康同惠也死于屠杀之中，而这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于共和的厌恶之感，进一步将其与动荡关联在一起。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康有为在11月作《救亡论》回应：“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即美亦欧化也。则欧人之俗，最宜详考之。”这就首先在修辞上确立了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19世纪，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挪威各国独立，建立的都是君主制。而这些国家的常见做法，却是“迎立君主于外国”。原因在于，从外面迎立的君主在国内没有党派根基，因此更容易安于超脱于党派斗争的“虚君”之位。而只要有一位“虚君”在顶上坐镇，“可藉以止争总统之乱源焉”，人们所争的，只不过是宰相而已，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很大的帮助。有欧洲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实践作为支撑，康有为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溥仪作为虚君，而实权可以转移到国会与内阁。他将这一方案称为“虚君共和”，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目的是为了增加这一方案在革命派那里的接受度。对“迎立君主于外国”的强调，也暗含着对于革命派诉诸满汉民族矛盾的回应：即便对于将满人视为外族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拥有一个满人虚君，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然而，将君主立宪包装成“虚君共和”的策略，对革命派而言缺乏说服力。辛亥革命的动员力首先来自于反满的汉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满人通过立宪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少部分受到欧洲无政府主义或美国共和模式影响的革命者之外，大部分人只是将“共和优于君宪”作为一个默认（default）立场，实际上没有作深入的理论思考。而共和的首要标志，对大部分人来说，当然还是去除世袭君主——即便是中国的“周召共和”典故也可以被解释为符合这一特征。康有为尽可以持续不断地讲“虚君共和”，将“共和”的实质标准界定为“国家公有”而非“无君”，但他的大部分听众仍然会坚持将“无君”作为共和政制的形式标准，从而将他的主张视为奇谈怪论。 在“虚君共和”话语策略屡屡遭遇挫败的情况下，康有为自己的“共和”话语也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紊乱：有时候他继续以自己界定的实质标准来讨论“共和”，淡化有君无君的问题，从而继续将自己的君主立宪方案包装成“共和”；有时候又将“共和”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此时“共和”乃是基于“无君”这一形式标准。在1917年的《共和平议》里，我们可以看到既有以“共和”为贬义的用法，也有以“共和”为褒义的用法，两种用法交替出现，颇为混乱。 直到一战结束之前，康有为保持着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共和制并非国际社会中的主流政体，而且也不适合其“三世说”对于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界定，必然会造成混乱。而现实中民国共和实践的各种颠倒错乱，也让他进一步坚定自己的信念。至于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在康有为看来，恰恰是回到国际社会的主流。这一事业也离不开其他君主国的支持。在1917年，正当黎元洪与段祺瑞为是否出兵参加一战而发生“府院之争”时，康有为致信黎段二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对德宣战，理由是德国很可能会赢得战争，届时中国将处于被动地位。而另一重要背景是，他正在与张勋密谋发动复辟，而德国传教士尉礼贤则通过劳乃宣给溥仪带来德国皇室的支持承诺。 丁巳复辟（1917年）迅速遭到镇压。同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终退出一战。1918年德国战败，康有为所推崇的“英主”威廉二世跑路躲到了荷兰。在一战结束之后，君主制作为欧洲主流政制的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走向共和”，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成立并采取了共和制，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宣布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主流政制就缺乏可信度了——康有为也意识到了形势的变化，一战之后，在其君宪宣传中，关于世界主流政制的论述悄然淡出了。这时候支撑他走下去的，应该还是他个人信念的坚定性与理论的彻底性——世界未臻“太平世”，君主立宪制仍然是最适合政治整合的政体。但是，国际体系中君主制凋零的事实，却会对他的听众造成影响。直到去世之前，康有为继续游走于各路军阀之间，宣传君主立宪制，但应者寥寥。 面对德国一战中的惨败，康有为不得不修正他的德国观。1919年1月，康有为曾致信给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五人，讨论如何向列强收回中国利权。在信中，康有为以其“三世说”，对世界局势最近的变化进行了解释，将拿破仑与德皇威廉二世都作为实行据乱世之法、“私其国”的代表。而到了升平世，列国之间加强协调：“欧美人互相提携而摈斥他种，夷灭菲洲，彼亦自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者也”。 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了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在19世纪维也纳体系之下，欧洲列强究竟属于据乱世还是达到了升平世？但从“夷灭菲洲”的说法来看，康有为应该就是把维也纳体系作为升平世的国际体系，只是德皇威廉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返祖”现象，不是继续推进国际联盟的建设，而是“私其国”，攻击其他文明国家（诸夏）。这一说法与其1904年《意大利游记》中“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的说法并不一致。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康有为在之前的德国论述中对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坦然接受，康有为修改理论解释的痕迹就更为明显了。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统一德国，与威廉二世通过武力在欧洲谋求扩张，究竟有多少实质区别呢？也许差别就在于，一个成功了，而另一个失败了。成功者成为康有为笔下区域一体化的典范，而失败者就成了“私其国”的典范。 康有为的这一反思将重点放在威廉二世的对外政策失误上，也并未触及德式君主立宪制的内在张力与威廉二世政治领导力缺失的问题。德国地处中欧，最忌陷入两线作战，俾斯麦曾以高超的治国才能驾驭外交系统与军事系统，打赢普奥、普法两场战争，进而与奥地利、俄国结盟以防止法国复仇。威廉二世亲政之后，弱化俾斯麦的结盟原则，四处树敌，最终导致英、法、俄三国协约体系形成。威廉二世干预内政外交屡屡受挫，导致他的关注点向军事领域退缩，但这又加强了普鲁士军官们的影响力。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可言。但康有为在流亡时期如此深入考察德国，得出的结论恰恰是德国具有很强的政治领导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谬误。康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国表面的繁荣所蒙蔽，而没有看到其政治体系内部的张力，更没有听到德国政界与新闻界人士对威廉二世皇帝的种种嘲讽——获得这样的信息并不需要康有为掌握德语，而只需要他对德国内部矛盾的关注。随洪钧（1889年—1892年任清廷驻俄、德、奥、荷兰四国大臣）出使德国的张德彝就认为威廉二世只会“耍剑为戏”和“到处旅行”，而康有为在德国时与清廷驻德公使孙宝琦是有所接触的，探知国际外交界对威廉二世的看法，并不困难。 在1919年1月致陆徵祥等人的信中，康有为还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大加赞赏：“唯今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国际联盟之议，求世界之和平，令天下国家，无大无小，平等自由，由此真太平之实事，大同之始基矣”。这一提议让有见识的人士莫不欢欣鼓舞，尤其弱者更是无不赞成。在这一形势下，长期主张“海洋自由”的英国实际上凭借自己强大的海军成为海上霸主，但对威尔逊的提议，也不会反对。康有为对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也深感欢欣鼓舞：“美总统威尔逊谓，各国土地各听其原来民族之自由发达，他国不得占据之”。康有为将其理解为，中国可以借机废除不平等条约，列强从中国所掠夺的土地，也应全部归还给中国。 而涉及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康有为提议开放门户，允许外国人与中国人在内地杂居，并设定年限，在若干年内修改法律。如果中国的法律接近列强的法律，那么就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这还是他之前一直追求的加入列强俱乐部思路的延续。此外，还应收回列强在中国发行纸币、办邮政以及内河航行的权利，等等。这三项权利是十分危险的，康有为早在1917年的《共和平议》中就曾警告过，列强可以凭借纸币在中国募集军队，进而灭亡中国。 然而，巴黎和会上列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转让给日本，令康有为大失所望。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康有为明确表态支持。但他仍对威尔逊国际联盟抱有一定的希望。1919年6月28日， 44个国家派出的代表签订了《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在8月份致日本犬养毅的一封电文中，康有为感叹，当年写了《大同书》，“不意国际同盟，鄙人竟获躬亲见之”。他对国际体系的走向的判断是：“自欧战后，大地之事势大变，虽诸国未平等，国际同盟唯强者马首是瞻，必不能即见大同之盛，而公理渐明，强权渐抑，忌以国之独强，畏大战之惨祸，则同盟大势力必可粗定，可预决也。”巴黎和会的状况，使他判断，各国之间并未达到平等，但是，世界局势总体是向着较为乐观的方向转变。 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日或更酿一战，而后大同告成。然此战必非吾东亚，或者非国战矣。吾不能以社会主义推翻今世，以时未可也。若妄发之，徒苦吾人。”康有为的判断是，未来的战争，就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战争了，而应该是国际组织之间的战争。当国际联盟完成“以夏变夷”的过程，大同世界就会到来。而最后一句话则包括了他对苏俄的批评——苏俄所行之法，乃大同之法，但世界未到大同之世，强推大同之法，只会带来消极后果。 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国际联盟同时宣告正式成立，但中国的山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20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并否决加入国际联盟。康有为所看好的威尔逊总统黯然淡出国际联盟的舞台。这让康有为的乐观情绪，逐渐冷却下来。这种失望情绪直接影响到了他对接下来的太平洋会议（华盛顿会议）的反应。 1920年秋，康有为致信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与外交总长颜惠庆，提议北洋政府先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其交还青岛，中国可将青岛开为商埠，各国可利益均沾。如果被拒，再提请太平洋会议公断。康有为反对的是不与日本直接交涉而诉诸太平洋会议的做法。原因在于：“乃国际联盟之开，黜中国为四等国，至不得与希腊、塞维同列，而五强会议，虽以美威路逊之公，亦不能少助山东青岛之一事。”国际联盟实际上强化而非削弱了19世纪盛行的文明等级观念，对于中国极为不利。康有为指出，欧美的报纸现在纷纷说中国不可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奢望，他个人表示赞同。不过，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的太平洋会议恰恰基本实现了康有为收回山东利权的基本诉求。这又是康有为始料未及的，这说明康有为对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之激烈，缺乏准确的认识。 然而，中国又能以何种方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在康有为去世前几年的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仍然反复强调君主立宪、物质救国和尊崇孔教三大旧纲领，另一方面，将疑惧的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苏俄。从1924年的北京政变到广东国民革命的不断发展，康有为对苏俄的恐惧不断加深，将冯玉祥、蒋介石，甚至段祺瑞都视为苏联势力的代表。在1926年2月致吴佩孚等人的书信中，康有为解释了他的理论思考： ……夫赤化，以欧人物质盛而工厂多，故厂主乐极神仙，而工人苦同牛马。同为人类，并是天生，而享受悬殊，相彼贫工，伊可怜也。夫法革命，贵贱之争也；俄共产，贫富之争也。故欧土共产之说，或有不得已也。若夫中国物质不修，工厂缺乏，故民贫国弱，亟宜奖励资本以兴工厂焉。即列宁《农产税论》，亦谓资本制非恶，工厂未兴之时，必须奖励资本。今俄化先行，工厂难盛，是令中国永贫弱也。 这里的核心论证，还是中国未到共产革命的历史阶段，因为中国还不存在作为共产革命对象的资本主义。康有为甚至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论证历史阶段不可超越。这些论述的底色，是康有为重新解释的“三世说”：历史尽管有确定的方向，但不可逾越必要的发展阶段。而对苏联实践的更具体的了解，康有为宣称来自江亢虎、黄士龙的旅俄游记，“其惨状所不忍闻，况行之异国乎？” 康有为对苏俄扩张的担忧，是否具有真正的客观事实基础？1918年—1922年的战争大大损耗了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实力，尽管苏维埃政权生存下来了，但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守势。苏俄／苏联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反对曾出兵干涉俄国革命的北洋政府，有助于其减轻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压力。但是，苏俄／苏联政府根本没有实力来实施康有为所想象的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占领。早在其周游列国时期，俄国就是康有为的世界图景中的薄弱地带；但正是这块薄弱地带，成为20世纪国际体系剧变的关键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问：在其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康有为真的算得上是先知吗？可以看到的是，一战之后的康有为拥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但没有就新的世界形势形成系统的理论论述，以至于这些态度和立场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一种惶惑的情绪。 惶惑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还是源于康有为自身的视角偏差。他清晰地看到了维也纳体系下 “万国竞争”与“大国协调”的并行，认识到当“国竞”的范围和强度超出列强协调的能力时，国际体系必将发生衰变。但是，他采取的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国际体系的统治结构，而非“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对于这个统治结构的反抗。而这就使得他无法准确地把握维也纳体系的内在矛盾。 在国际体系的剧变之中，至少有两个因素超出了康有为的预期： 第一是工人的反抗运动。康有为对于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并非缺乏了解。康有为了解傅立叶的学说，1905年还会见了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基督教乌托邦锡安（Zion，或译宰恩，梁启超译为“西贤雪地”，康同璧译为“洗茵”）城的创建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道威（John Alexander Dowie），并留有合影。《大同书》曾经预测，劳资之间的斗争将愈演愈烈：“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持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芽蘖，后此必愈甚。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资本家与工人贫富两极分化，“既有贵贱，则贫富必不均而人格必不平”。不仅如此，康有为还指出市场竞争缺乏协调，经常造成生产过剩，“而徒供无量之腐败弃掷”。《大同书》勾勒出了一个克服贫富分化的“大同”前景，私有财产得到废除，农工商各业归公，不再有劳资对立，“公政府”按计划进行生产，“工人之作器适与生人之用器相等，无重复之余货，无腐败之殄天物”。 关键是，这个前景该如何实现？康有为勾勒出的路线图是相当粗线条的。他高度依赖于各国政府联合产生“公政府”这一自上而下的路径，而“公政府”的产生，甚至也不排除像普鲁士那样以铁血为基础的区域整合方法。他期待随着国家不断合并，列国竞争的烈度降低，像私有财产制度这样的诉诸乃至鼓励人的争强好胜之心的制度，会逐渐失去基础。欧洲当然存在“工党之结联”——康有为在此应该指的很可能是第二国际这样的各国工人组织的联合，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期待工人政党的斗争在“公政府”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什么建设性作用。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康有为将劳资斗争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才值得考虑的问题，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工业化前夜的国家而言，是一个过于遥远的问题。因此，在万国竞争和劳资斗争这两个问题上，他将万国竞争放在优先地位——中国需要先学习列强，大力发展工商业，增强国力，接下来才有谈劳资斗争的可能性。而同时代欧洲盛行的带有较高财产或知识门槛的代议制模式，适合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然而，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当维也纳体系仍然运作正常，以国家为载体的资本-贵族集团相互之间能够达到较好的“大国协调”，他们能够及时扑灭境内的革命，防止其蔓延至其他地方。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列强之间“商战”加剧，进一步上升为军备竞赛，最后爆发战争，各国统治集团相互削弱，工人运动也就出现了创造国内新秩序乃至于改造国际旧秩序的可能性。而这正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经验。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俄国的面貌，甚至对整个国际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使得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根本无法恢复维也纳体系原有的“大国协调”状态。 第二是“以族立国”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康有为的希望是中国能够以既有的帝国框架为基础，完整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不出现族群分离和领土分裂。因此，可“以国立族”，合五族为一族，而不可“以族立国”，哪怕是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对于多民族帝国也是危险的。为了赢得与革命派的论战，康有为努力论证世界潮流站在他这一边，而一战之前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等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老大帝国”的存在，确实也给了他相当大的信心。他重新解释的公羊学“三世说”所设想的历史进程，是大国不断兼并小国，最终走向全球一统。因此，在解释德国统一的时候，康有为将其解释为众多小国走向一体化的范例，而并不强调它是一个民族主义事件；在讨论19世纪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比利时、挪威独立的时候，康有为也淡化其中的民族主义因素，而强调了这些国家仍然实行君主制，甚至从国外“迎立君主”这样的侧面。对于20世纪初的殖民地国家反对宗主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康有为给予的关注也远低于他的学生梁启超。 然而，发展的不平衡、印刷资本主义的传播、帝国之间相互“挖墙脚”的行为，凡此种种因素，都在不断加强某些帝国内部以裂土自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19世纪的“大国协调”体系有助于扼杀或限制某些民族独立运动，但既然维也纳体系处于衰退之中，它的镇压民族主义运动的能力也在不断弱化，随着这个协调体系在一战中最终崩溃，民族独立运动蔚然成风。在二战之后，世界又迎来了一波民族独立运动的高峰，世界上的国家并没有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与康有为设想的殖民帝国之间相互兼并，大片殖民地被直接统合进新帝国的思路，完全相反。当然，幸运的是，中国避免了康有为所忧虑的四分五裂的命运，但在20世纪的革命过程中，中国的族群关系经历了深刻的重组，这也落在康有为的设想之外。 由此，当然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讨论：是否可以认为是康有为所使用的公羊学话语，以及其背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经验，限制了康有为对于维也纳体系的认知？用熟悉的东西去理解不熟悉的东西，是人们认识新事物的必经途径。 当康有为思考“大国协调”的时候，他更熟悉的可能是春秋五霸召集的会盟；当他思考“均势”的时候，他更熟悉的可能是“合纵”“连横”；当他思考德国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的时候，他想到的或许是秦灭六国。而19世纪的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对于中国古代历史而言，更有相当的陌生性。用宪法学的术语来说，公羊学擅长的毕竟还是探讨自上而下的“改制”，仍然是“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的变革，但仍然难以把握无定型的“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的演变。如果这些推测成立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康有为以巨大的魄力与想象力，将公羊学的解释推到了极限， 但同时也暴露出这套话语与符号本身的历史局限性。然而这些都是“也许”，我们无法以确定无疑的语气下这样的结论。本文将止步于完成康有为解读维也纳体系的历史叙事，期待精研经学与哲学的思想者们展开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 五、余论 19世纪欧洲列强的入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士大夫对“内外”关系之讨论的走向。这一议题在近代中国吸引了无数思想者，但借助今文经学话语建构起宏大的理论体系，以系统解释乃至预测五大洲各国“内外”关系变迁的，康有为堪称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周游列国的康有为是一个比较清晰地把握住维也纳体系的源初特征和衰变轨迹的中国思想家，而严复、梁启超、杨度等其他立宪派思想家不仅逐渐放弃了经学话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握住了维也纳体系衰变之后的“万国竞争”这一结果，对超越“万国竞争”的思考，系统性也远不如康有为。《大同书》对于未来的设想，在康有为生活的时代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但在一个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反而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性。不论康有为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是多么脱离实际，他仍然代表着晚清理解新的内外关系的“儒学普遍主义”努力的最高峰。 高度评价康有为的思想史地位，并不等于有必要赞同康有为为其时代问题所提供的答案。需要承认，康有为提出了极其深刻的问题，但他为这些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在其时代已经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更不要说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了。康有为以君主制为国际体系主流，但这个国际体系却在一战之中崩溃了，一系列西方君主国纷纷“走向共和”；康有为以一系列欧洲国家均拥有国教为据，主张民国以孔教为国教，以凝聚政治精英，克服政治的碎片化，孰料孔教获得突出地位的结果，恰恰导致共和派要求孔教为袁世凯称帝乃至丁巳复辟负责，进而带来舆论界进一步的新旧对立。 当然，历史之中充满偶然性，预测未来始终是困难的。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康有为面对新国际局势的惶然来看，仅用偶然性来解释康有为的预测和分析错误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承认新国际体系是旧体系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那么，康有为的惶然本身就可以说明，他对旧体系内部矛盾的把握，本来就是不全面的。因此，急切地从康有为处寻找当代问题的答案，还不如回到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再结合我们时代的特征加以回答——康从来不是一个出色的践行者，但需要承认的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最后，从方法论上，本文代表着这样一种努力：在研究对象对世界大势的总体的、一般化的判断与其具体的国内政治主张之间，建立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呈现出研究对象的“世界观”。这首先需要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时段的国际体系的特征及其演变轨迹，形成清晰的认识，进而从研究对象的游记、书信、政论、诗词歌赋与经学论著等文字中，提取其对国际事务的具体认识，进而形成一幅总体的世界图景。而这将有助于研究者更准确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思想。对于康有为这样一个关注全球秩序的思想家来说，这样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但即便对于研究那些国际视野并不开阔的思想家来说，这样的方法也不是多余的，它有助于研究者更清晰地把握其研究对象之思想的结构与盲点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