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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人，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将孙中山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从社会记忆视角加以阐释的论述，是20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逐渐兴起的。美国华裔学者继之，潘光哲、陈蕴茜、李恭忠、罗福惠、石川祯浩、田海林、罗国辉等学者加入孙中山记忆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论著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集中涌现，对孙中山“身后纪念”“形象变迁”“国父构建”等以往语焉不详，甚至不曾涉及的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改变了以往孙中山研究重“生前”轻“死后”的研究取向。 或许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学界对于上海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乏人问津，较为全面论述过“孙中山与上海”议题的仅有王耿雄、熊月之等少数几位学者。对于孙中山逝世之后孙中山崇拜运动与上海的关系问题，迄今尚无深入研究。虽然，在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但是，事实上各地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呈现出很大差异。就上海而言，孙中山生前于上海建设多为理论贡献；反而在其逝世之后，作为一种执政合法性的象征符号，在各派政治遗产争夺者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之于上海的发展起到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海城市原有的空间格局。“大上海”建设一般被视为蒋介石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的重要例证。然而，在笔者看来，上海华界的市政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相较于其他城市，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本文试图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探析上海是如何记忆孙中山的，揭示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互动的复杂面相。 一、 孙中山的逝世追悼、周年纪念与党统之争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逝世所在地的城市——北京旋即于3月至4月间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北京公祭仪式是一个系列仪式，包括下半旗、吊唁、移灵、公祭、奉安等，持续进行了10余日。该仪式不仅在北京影响巨大，而且因传媒的介入，传播至全国各地。”公祭结束后，孙中山灵柩被移至西山碧云寺，又有暂厝仪式。不仅如此，孙中山逝世时所居住的行辕被当作孙中山故居，被迅速地神圣化。而南京进行的追悼活动又远胜于北京。1929年，南京举行了可谓是近代中国规模最为宏大的奉安大典，并修筑了气势恢宏、庄严肃穆的中山陵。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的发源地，成为孙中山纪念物最多的城市之一；孙中山出生地的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被视作革命起源的圣地，被进行了精心的神圣化布置，供国人敬谒和缅怀。 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至上海之后，“张静江、李徵五、叶惠钧、林焕庭、庞青城、张昭汉、周佩箴、叶楚伧、邵力子等于下午2时在张静江宅会议，即日起至孙宅行礼，即日成立治丧事务所，每日在环龙路44号办事，并议决今日莫利爱路29号孙宅设立灵位，暂供各界之吊奠”。 上海的孙宅，“布置祭堂，中悬总理遗像，旁置花圈、花篮甚多”，成为孙中山逝世初期上海追悼活动的中心场所。其中3月13—20日由社会各界自由吊奠，23日为国民党党员公祭，24、25日正式开吊。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各区党部联席会议决：“各级党部下半旗1月，各党员服臂纱及停止宴会1月表示哀悼”，“各区党部、各区分部及上海全市党员应各定期举行追悼会”。其中上海女党员追悼大会于3月20日举行；全埠党员追悼大会于4月13日下午1时举行，与会党员达到6000余人。 除国民党开展的追悼活动外，学界之全国学生联合会“自得中山先生逝世电后即素食3日，以示哀悼”，并通告“各省学生联合会各在所在地联合各界发起孙公追悼大会，并转知各校同学各在所在校定期举行孙公追悼大会”。上海单独召开追悼大会的有：3月12日，上海中学、民国公学；13日，华英中学；16日，圣约翰大学；18日，大夏大学、青年会中学、尚公学校；19日，法政大学、同德医学；20日，旅沪安徽公学、东吴法科、惠灵学校；21日，中国公学；22日，三育大学；23日，华东公学、南大附中、自治学院；24日，商科大学；25日，民国公学；26日，承天中学、浦东中学；28日，上海大学；29日，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4月17日，江苏省教育会。而公团与市民召开的追悼会有：3月14日，驻沪苏联领事馆；22日，各路商界联合会、崇海工商会；30日，南洋职工会；4月5日，商务印书馆同人追悼会；12日，全市市民追悼大会；17日，旅沪香山同乡和闸北各团体。 然而，上海作为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孙中山逝世后的反应却无法与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相提并论。上海的各类追悼大会上虽然亦有开辟中山公园、修筑总理遗像、新开中山路，甚至开办中山大学的言论，但这些倡议终究无一落地，并未成为现实。 1925年11月23日，在孙中山生前还不敢公开表达反对国共合作意见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案》等决议案，史称“西山会议派”。广州国民党中央闻讯后，立即宣布西山会议派“非法”。作为回应，12月14日，“西山会议派”接管了位于环龙路44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均被挤出”，并另立“中央党部”。 “西山会议派”虽然掌握了上海党务中枢之环龙路44号，但在基层党组织中的力量十分薄弱。获悉上海另立“中央”，上海多个区党部立刻登报启事：“中国国民党上海党员拥护广州中央党部大会。” 1926年1月，广州国民党二大决议取消上海执行部，并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永裕里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决议“本市拥护西山会议之各党部令其声明，否则按照纪律，分别处罚”，要求“开除西山会议之领袖林森、邹鲁、谢持，并分别惩戒其他参与之党员”。 “西山会议派”不甘示弱，2月21日亦成立上海特别市党部。此时，中国不仅存在两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亦存在两个特别市党部。 此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系的矛盾不断升级。1926年3月12日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因其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成为两派争斗的“最佳战场”。2月28日，“西山会议派”率先以“党中央”名义发布通告称，3月12日“除表示沉痛哀悼外，更宜积极作大规模之宣传运动”。两派皆坚持不易其名，均成立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筹备处，并选定了同一场所——西门公共体育场举办追悼活动，其他筹备活动之详情亦皆登报周知。《申报》等上海媒体大多采取中立态度，对双方的消息均予以刊登。倘若阅报者未读到筹备处地址有别，或对筹办人员政治立场不甚了解，则十分容易混淆此次周年纪念活动。是时，上海华界地区仍属直系军阀孙传芳治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管辖。两派为使各自的周年纪念活动能够成功进行，对孙皆有拉拢之举，皆望其下属之淞沪警察厅、淞沪戒严司令部等能“派警保护”，但孙态度暧昧，一直未有明令。直至3月12日午前，孙最终倒向“西山会议派”，派“大批军警”到西门公共体育场内，阻止左派人士“入场集会”。国民党左派之“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上海全体市民追悼大会”不得不改定于蓬莱路全国学生总会门前广场举行。 一年之后，在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上海的国民党左、右派系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事件。当日上午9时起，社会各界纷纷前往上海孙中山故宅致祭，入门首先是签名，其次是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然后入园内会场。至11时，前往孙中山故宅致奠者已达数百人，杨杏佛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的主席正式宣告开会。社会各界人士先是向孙中山遗像再行三鞠躬礼，并默哀3分钟。其后与会代表，如广州中央党部特派代表陈希豪、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高尔柏、江苏省党部代表侯绍裘、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王守谦，以及杨杏佛分别发表演说，直至12点钟散会。然而，散会后不久，看似平和的集会却迅速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事实上，前往上海孙中山故宅致奠的会众多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当他们从孙宅旁门陆续退出，行至距之不远的环龙路44号门前（此时在该处的国民党右派另有纪念活动）时，开始高呼打倒反动派的口号，一呼百应，声震遐迩。就在此时，示威队伍中有数人开始尝试冲入44号，而44号“铁门已闭，内已有准备，且预雇有高大汉子20余人从事抵御”。左派群众向44号院内的数次冲击，皆被门内人以乱棍阻挡。双方拳打脚踢，局势一时大乱。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迅速派出16名巡捕前往维持秩序，见如此情形，以鸣空枪示警，驱散左派群众。侯绍裘在此次冲突中受伤，被同志转送医院医治，“并有受伤数人，被拘入捕房，一场武剧，至此告终”。 对任何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皆是一道难关，国民党也不例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在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权力斗争。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的党统之争“同时亦夹杂着国共之争和路线之争”。国民党内部这种左、右派系（时或称为“新旧派系”）之间的争斗，不仅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反映，在更具象征意义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主导权争夺上，亦有充分反映。可以说，党统之争是1926年、1927年上海孙中山逝世周年、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 二、 “大上海”建设中的孙氏印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东北易帜、西南归顺，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统治权。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上海华界地区在内，以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权力控制最为牢固的区域。 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的陈果夫等5人向中央政治会议第102次会议提出《整理上海办法》21条。192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据以训令上海“即行遵照办理”。该办法第4条规定：“在中央未许党部监督市政府以前，市党部不得干涉市政府下任何机关之政务”，上海地方党政分治的体制原则得以确立。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之后十余年上海华界地区的实权机关。上海特别市的统辖范围，除包括段祺瑞执政时期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辖境外，又增加了宝山县属大场、杨行两乡，松江、青浦两县所属七宝乡一部分，松江县莘庄乡一部分和南汇县周浦乡一部分，共计跨境5个县，拥有30个市乡，占地面积达494.69平方千米。这是近代上海辖区的一次大变动，从地理意义而言率先堪称“大上海”。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之日，大典礼堂“门前叉悬国旗、党旗，二进高悬白布一修，上书‘博爱精神’，礼堂正中悬孙总理遗像，上书‘天下为公’四字”；行礼时，第3项为“市长暨全体来宾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第4项为“市长读遗嘱”；蒋介石亲临典礼并训词：“望非普通的上海，将来经黄市长办理后，不仅成为中国各地之模范，并当依照总理《建国方略》之计划，一一实行之”。首任市长黄郛在随后的就职演说中列4点声明，其中第1点即为“市政设施，纯系建设事业。总理毕生研究，多属建设。当民国七八年（1918、1919）之交，总理在沪，闭户草建设方案时，曾对郛言：‘革命事业，其目的原在建设，破坏特其手段耳。盖不图建设，革命为无意义。’伟哉言乎！”。上海特别市政府发布的市政标语中，第1条即是“实行总理《建国方略》，建设大上海”。 黄郛在任期间虽然有建设“大上海”的意图，但尚未清晰、系统、公开地提出，即告离任；继任的张定璠试图重振该计划，但终因无法筹集到资金，并未有实质性进展；真正对该计划开始有所推进的是上海特别市政府第三任市长张群，而取得成就最多的为第四任市长吴铁城；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时任市长吴国桢再次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但战争影响了计划的顺利实施。“大上海计划”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不再赘述，下文仅就1927—1937年间假借孙中山之名的建设活动作一粗略梳理。 （一）城市规划的三民主义化 “大上海计划”的三民主义化在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建设中最为显著，而所有城市道路中又以中山路的修筑最为重要。 为应对越界筑路，上海华界地区早有修筑一条自闸北至南市环外国两租界大马路的讨论与筹措，但一直未能如愿。黄郛任市长后，“筑一条环绕租界的道路”成为其市政建设的具体设想之一。1927年11月4日，上海特别市政府第29次市政会议决议全力开辟这条道路，并将其命名为“中山路”，以示对孙中山的纪念。1928年2月，市工务局确定了道路的走向，并会同市土地局开始筹办征地、迁坟和开工事宜。3月26日，中山路举行开工典礼；4月18日，正式破土动工；1929年7月底，路基全部筑成；1930年7月12日，桥梁工程全部告竣，全线通车。在中山路开工典礼上，时任市长张定璠指出修筑中山路有6个重要意义：“第一，总理是我们革命的导师，是党国唯一的领袖。我们建筑中山路是纪念精神不死的总理；第二，总理生前有大上海的计划，现在上海军事时期早已过去，应该努力从事建设事业。我们建筑中山路是实现大上海计划建设中最重要的工作；第三，总理生前曾主张兵工政策，既可裁兵以减少破坏，又可筑路以从事建设，事半功倍，法良意美。我们建筑中山路是决定秉承总理政策，利用兵工；第四，上海南北两市因租界横梗其间，居民商旅往来常有许多不便，尤其是军事上受种种限制，中山路筑成南北交通，不须假道租界，开上海市交通的新纪元；第五，沪西越界筑路至今尚成悬案，我们有路不筑，却被外人侵占，不平等条约尚未取消，更受条约外的不平等，何等痛心！中山路自闸北交通路至龙华寺环租界半周筑成，至少可以减少外人越界筑路的觊觎；第六，中山路路线自北至南计长13公里，约合计22华里，现在上海各马路没有这样的长路线，中山路筑成为上海市空前未有伟大的马路。” 1930年5月起，市政府开始修筑南接中山路，蜿蜒向东北，经过沙泾港，北接水电路的中山北路，长约6000米，但修筑工程进展缓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将上海中山路辟通连接为环绕中心城区的环路，原先规划的中山北路已经无法纳入中山环路系统，因此取孙中山的字，更名为逸仙路。 此外，上海特别市在其他几条主要干道的命名上，除翔殷路是沿用旧名外，黄兴路、其美路是纪念黄兴和陈其美，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则是纪念孙中山的世界大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而次要道路则是以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为不同区域分界线，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为首字组词，分别命名道路，如中原路、华原路、民庆路、国康路、上达路、海通路、市京路、政通路、府前路等。 上海特别市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导入孙中山符号，从而赋予了这些“基于更实用主义考虑的项目以合法性”；而且，这种在市政空间中普遍推行的三民主义化，形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场域，使大众于日常生活中即可接受孙中山符号和三民主义教化。 （二）总理纪念碑与总理铜像 通过建立孙中山纪念碑和铜像表达崇拜之情，在民国时期相当普及。但与国内其他重要城市相较，上海的孙中山纪念物却并不多见。在上海最先修筑的可归类为孙中山纪念物的应是位于江湾地区的“总理纪念碑”。此碑是为纪念奉安大典而建的奉安纪念碑。1929年，按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凡是孙中山灵榇经过之地都要修筑纪念碑，以期将短暂的奉安仪式保存在永恒的空间之中。虽然上海并非孙中山灵榇所经区域，但亦有修筑奉安纪念碑的提议。上海江湾民众自发组织“总理奉安筹备委员会”，并于1929年5月11日的第2次会议上议决完成了总理纪念碑的设计案。是年双十节当日，该碑举行了落成大典并揭幕。其碑身高3丈余，周围约占1/3亩的地基，正面镌有易培基题“景行百代”、谭延闿题“独有千秋”、蔡元培题“俟圣不惑”各文，另一面则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七区党部常务沈祖所撰题之特别碑志。为纪念此碑的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还将体育会路改名为纪念路。 “大上海计划”有建造中山纪念堂为公众聚会场所的内容。但因经费支绌，建造纪念堂事宜始终未能提到议事日程，结果仅铸造了一尊总理铜像。 上海的总理铜像原定建于上海北站，后经讨论，改建于市中心区，后又改建于上海市府大楼前。总理遗像是具有国家象征地位的影像，自然要通过空间定位展示其神圣性。1930年，上海另组“各界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取代之前的“上海北站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1933年2月6日，该委员会第8次会议决定在市政府大楼背后，将来的中山纪念堂前广场，设总理铜像；并定于3月12日举行奠基典礼，11月12日举行开幕典礼。王晓籁委员还提议：“市中心区周围环境与北站悬殊，将来铜像必须增高。”委员会登报向社会公开征求铜像图样，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审定，最终确定了雕塑家江小鹣的创作方案，具体为“总理在天津摄影之华服遗像”。为使达到适宜高度，总理铜像另有座基工程，由建筑师董大酉设计，上海褚抡记营造厂打造。11月12日上午10时，上海举行了“庆祝诞辰及铜像揭幕典礼纪念大会，并举行全市童军第5届大检阅大露营，参加观礼者6万余人，典礼隆重，全市悬旗庆祝，颇极一时之盛”。最终落成的铜像“系墨绿古铜式像，□□装服色，长衫马褂，右手持呢帽，左手持手杖，高约8尺，面南巍立，凛凛如生，下为石基，四周雕图案花纹，全部重约1吨，并石镌‘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上海市各界公建’字样”。 （三）中山医院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1927年由颜福庆创立的中国人自管、自教、自立的一所医学院，前身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学校“初成立时，毫无基础，教员人数仅有4人，学生人数22人，费用仅4万元，无自建校舍，以吴淞政治大学为院舍，而政大房屋又于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之役被毁，5年以来局促于海格路（今华山路）临时院舍”。校舍如此，更遑论教学、实习医院之配置。 中山医院之议创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颜福庆以“继总理救民之遗志”为名，发起组织“中山医院筹备会”，以孔祥熙为主任，聘请国内各界领袖共同任事，广募经费。筹备会得到美国罗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支持，以基金会上海劳神父路（今合肥路）基地约130余亩为赠，中山医院始有可能。但该次捐赠附有条件：“即该项捐赠之地，如果变卖，其所收入仅可充购置院基及医院基金之用，不能移充建筑或其他用途”，而建造医院的费用只能通过国人自己筹集。借力于孔祥熙（时任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董事长）的推动，“中山医院建筑及设备费80万元，皆由各方慨捐，已收捐款现金约60万元，团体及个人捐户共956户。不敷之数，尚有20万元”。 1935年春，虽然建造中山医院的全部经费尚未落实到位，但是国立上海医学院还是在枫林桥购得40亩土地开始建设中山医院。是年6月建造中山医院的工程正式动工，至次年12月竣工落成。以时任市长吴铁城为首的上海市政府为医院建成提供了院基拆迁、配套修筑市政道路等诸多便利。1937年4月1日，中山医院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开幕典礼暨国立上海医学院落成礼，仪式于下午2时举行，典礼秩序：（1）唱党歌，（2）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3）恭读总理遗嘱，（4）主席致词，（5）报告两院建筑经过，（6）上海市党部代表训话，（7）上海市市长训话，（8）卫生署署长训话，（9）来宾致词，（10）宣读祝词，（11）行揭幕礼（孔宋霭龄女士），（12）摄影，（13）茶点，（14）参观，（15）礼成”。虽然中山医院的创设几乎全部是借助社会力量而成，但从其开幕典礼的秩序安排可见，党国体制与总理教化仍是全面渗透其间。 中山医院刚刚落成之时，仅有主楼及“量才堂”各1座，建筑面积约136万平方米，有病床450张（实际开放为300张），初设内、外、妇产、眼、耳鼻喉等科，大部分医护人员来自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山医院先后改名为第六伤兵医院及国际第一医院，3个月内收治伤兵2万余人。在上海华界地区沦陷、医院院址被日军盘踞之前，该院在颜福庆领导下，把全部伤病员和医疗设备转移至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1939年后，医院部分医护人员迁至云南、重庆等地。 三、 孙中山符号的毁灭、争夺与重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期间，战火绵延之处，“大上海计划”建设的市政成果毁于一旦，孙中山纪念物更是遭受日军刻意的破坏和羞辱。在汪伪政权控制上海之后，与重庆方面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始终激烈，这也促成了上海中山公园的最终落地。抗战胜利之后，虽然对孙中山的“时间纪念”从未停歇，但是孙氏印迹在上海城市空间格局中的规模始终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一）侵华日军对上海孙中山纪念物的蓄意毁灭 孙中山符号地位尊崇，且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在侵华初期，日军在战火波及之处，皆有蓄意毁坏孙中山遗址遗迹及纪念建筑之恶行，妄图消除孙中山的影响，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上海为数不多的几处孙中山空间纪念建筑，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侵华日军的刻意毁坏，甚至是侮辱。 上海江湾的“总理纪念碑”落成不及4年，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军炮火损坏，1934年经国民党上海市第七区党部重加修理，淞沪会战期间该碑虽幸免于战事，却最终难逃“毁碎净尽”的悲惨结局。该碑立于江湾车站旁，1941年2月17日，日本华中铁道株式会社以其有碍江湾驿站台扩充为由，在未与汪伪一方有任何沟通的情形下，率领所雇佣之华工三四人偷偷将碑拆毁。汪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得知消息后，未知碑身损坏程度如何，以为还有抢救移位之可能，立即致函汪伪上海市政府，请求交涉。伪上海市长陈公博随即令伪市警察局局长卢英调查，方知纪念碑原址早已辟为道路，碑身业已被“友军”拆毁，重装已不可能，“无法制止”。 上海总理铜像的遭遇更是令人发指。淞沪会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特别市市中心区后，占领市府大厦，一队日本士兵“爬上孙中山总理铜像，揪着孙中山的耳朵恣意侮辱，咧嘴狞笑，并将铜像推倒，运去日本，熔铸枪弹”。1940年11月20日，陈公博宣布就任伪上海市长后，为争夺孙中山遗产，曾有重建被日军毁坏之总理铜像的行动。他组织成立了“重建孙中山先生铜像委员会”，下设总务组、劝募组、交际组3个组，以伍朝柱（本职秘书）为委员兼总务组组长、上官树芬（本职专员）为委员兼劝募组组长、莫雅德（本职专员）为委员兼交际组组长，属下干事、助理干事多名。为筹措铜像重建资金，陈以市长职权训令市府各局、各区公署及各地方机关团体等“自助捐款”；不唯上海一地，捐款自汪伪政府中央文官处、检察院、立法院等机关到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皆有募集。与此同时，他还请日军“上海特务机关连络部”部长船津辰一郎联系日本政府，争取日方的支持。日本政府虽然表示同意，许诺无偿提供新建铜像所需铜料3吨，但“希望这个委员会，对外要用‘新建’命名，不要用什么‘重建’字样，以顾全一些体面”。陈公博的重建孙中山先生铜像委员会先后召开两次筹建会议，但最终因设计、图样、模型及翻砂浇铸等技术问题得不到可靠的解决而被搁置。 不唯上海，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将中山公园更名为“新民公园”、中山堂改名为“新民堂”，故意损毁南京中山陵，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对于日本侵略军而言，孙中山铜像既然是中国人民抗日的精神支柱，那么磨灭孙氏印迹就成为摧毁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一种手段。 （二）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以上海中山公园为例 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十余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起到了凝集民族共识、坚定共同信仰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12日为孙中山诞辰71周年纪念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不无骄傲地说：“今年的总理诞辰纪念，是在笼罩全中国的敌人炮火中举行，三民主义的光辉，正照耀到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灵深处，民族革命的怒涛已使世界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在今日之中国，人人奉行三民主义。全国人民在蒋委员长指导之下，共同奋斗，抵御外侮，以实现三民主义之崇高理想”。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等人亦将孙中山尊为“国父”，与重庆方面展开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 上海建设中山公园的提议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孙中山逝世之时。1925年3月17日，陈冰伯在《申报》呼吁上海各界：“吾人纪念中山之法，莫如于沪滨国土集资开中山公园、立中山遗像、镌中山遗言、高标三民主义，名其路曰中山路，垂誉后世，永矢弗谖。……惟最要者，园宜建诸华界，即吾人所谓国土者。费用不稍借重外资，庶符先生生前独立不依之精神，而扫近代假借外力之恶习。”陈冰伯在闸北建设中山公园的建议“赞同者极多”，皆认为“沪上为中外观瞻、八方荟萃之区，尤当为中山先生留一绝大纪念，以为瞻仰而资表式”。但此后，上海周边地区如青浦、嘉定、川沙，乃至崇明等处皆有中山公园修筑，上海市内却始终未有一座中山公园落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结束了上海的孤岛时期。1942年10月10日，英、美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宣称将与中国政府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所有特权。1943年1月9日，日本政府与汪伪政府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据此，7月30日，法租界“交还”汪伪政府；两天后，又举行了汪伪政府“收回”公共租界仪式。上海外国租界表面上被汪伪政府收回。1944年6月，汪伪政府上海当局表示：“对于界内各公园之建设，认为与市民之正当游乐及健康方面有莫大之关系，故整顿不遗余力……所有公园名称，以及管理人员，均经适当调整。全市最大之兆丰公园（又名Jessfield Park、极司非而公园），现已更名为中山公园，使游览者随时发生景仰国父之心，寓教育于游乐，法至美也。” 中山公园是近代上海原外国租界区域内首处与孙中山纪念相关的公共空间，虽然只是兆丰公园更名，并无实质改变，但此举却为该处园林赋予了全新的政治意涵，乃是汪伪政权主动争夺孙中山政治遗产的明确标识。1945年6月4日，上海光复前夕，汪伪上海特别市国民党第一区党部甚至曾有“将本市跑马厅（今人民广场）改称为中山纪念厅，以资崇仰”的提案。 （三）上海孙氏印迹的战后重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南京国民政府于次日下令举国庆祝，上海光复。 上海光复后最先改变的仍是道路名称。1945年11月28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务局通过媒体告知公众城市主要道路更名事项，并决定于12月1日起立刻实行，主要道路更名的原则是：（1）以中国本部各省及东北9省省名为主要路线之名称；（2）全市总路，分成干线数条，而以中正、中山、林森、和平、建国等为名。目前决定改名者：计（1）霞飞路（现名‘泰山路’）改为林森路；（2）辣斐德路（现名‘大与路’）改为复兴路；（3）康悌路（现名‘长兴路’）、福履理路（现名‘南海路’）、薛华立路（现名‘西长兴路’）合并改为建国路；（4）蓝维霭路（现名‘安徽路’）、敏体尼荫路（现名‘宁夏路’），改名西藏南路；（5）静安寺路改为南京西路；（6）爱文义路（现名‘大同路’）改名北京西路；（7）黄浦路（现名‘黄浦滩路’）自外白渡桥直至南黄浦路、里马路止，改为中山路。至于原有之中山路及南市之和平路，亦将另行改名。 有关孙中山纪念的重塑活动在上海还有很多，如中山公园园名不变，并加以修缮；1946年11月，中山医院正式复院；194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80周年之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上海孙宅辟为“国父纪念馆”，宋庆龄接受此建议并搬出上海孙宅，这也标志着此处空间神圣化的最终完成。 但是并非所有的重塑活动都是成功的。上海重铸总理铜像的计划即是一例。1945年11月初，上海“市党部数同志”再有上海重铸总理铜像的提议。时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十分重视此事，并将南京路外滩定为总理铜像的矗立地点。11月12日上午11时，上海“党政军暨各机关法团”在南京路外滩“合并举行国父诞辰纪念暨国父铜像奠基典礼”，钱大钧作“市长致词”，参加者有陈立夫、潘公展、沈春晖、郑洞国、李及兰、曹俊、林向欣、杜月笙等，以及各界市民数万人，打下了刻有“国父孙中山先生铜像奠基典礼”“上海市民敬建，钱大钧敬题”字样的基石。而铜像的雕塑、铸造，则由新组建的“总理铜像筹建委员会”承办。然而，此次铸像活动一直颇为“隐秘”，始终未向社会公众征询意见，甚至未向上海市政府通报情形。1946年初，已经铸就的总理铜像经由《新闻报》报道周知后，引发社会巨大的反对浪潮。其中，以上海市美术界人士如陈绍周、刘旭沧、吴一清等批评最为激烈。他们纷纷致函市政府，声讨该铜像设计及铸造中的种种低劣错误，称将该铜像“置之国际观瞻之通衢达道，岂不将贻笑万邦，笑中国无雕刻人才，笑市府人员无审美常识，欲美市容而反以丑显”。上海市政府亦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新任市长吴国桢训令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调查该事件，最终决意销毁原铜像，重新拟定塑造计划。然而，直至1949年5月上海获得解放，这尊“计划”中的总理铜像始终未能站在南京路外滩预留好的那块基石上。 另一失败之举为兴建上海中山纪念堂。1946年底，上海市政府接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令上海寻觅一处“适当地点”兴建中山堂，并给出中山堂设备标准：“（1）中山堂之建筑应有一礼堂及小型会议室；（2）中山堂礼堂置国父画像或塑像，内额书‘礼义廉耻’，外额书‘中山堂’；（3）中山堂经费充裕者，可将国父遗教及十二守则砌石砌于四壁；（4）中山堂范围较大者，可辟专室两处：一处储当地特产（包括优良手工艺品等），一处储地方文献（县志风俗志书等）历代当地贤豪、有功地方之官民及国民革命与抗战出力将士图像传记；（5）中山堂大门之外应辟广场一处，门旁设一台，备露天大会之用，置体育馆设备为公共运动之用；（6）中山堂必备一标准之时钟及寒暑表，并须备一大钟，以钟声能传达全区为度，广场之上应立旗杆，并置旗帜等设备；（7）中山堂视其资力设中山医院、社会服务处，及各种正当娱乐场等；（8）中山堂附近，当因地势之可能植树造林；（9）中山堂地点应力求适中；（10）中山堂中得酌辟党部办公用房屋，俾协助推进本党事业；（11）中山堂之建筑，应以‘朴实坚固’、‘庄严宏伟’为尚，俾可垂诸久远，令人肃然起敬。”上海市政府随即令市工务局拟具兴建计划，并表示如果跑马厅能收回，地点最为适宜，建议将中山堂建于跑马厅中。然而，上海始终未能建成一座孙中山专属的大型纪念堂，虽然这一次貌似是最为认真的一次尝试，但终究也未能实现。 余 论 对于孙中山的崇拜，既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如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Sir James Cantlie）就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拜之情，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势力有意为之的结果。任何只强调一点的历史书写，都不免失于偏颇。 上海对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与同时期国内其他主要城市如北京、南京、广州等相比，既有共同点，更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上海是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又是身后纪念遗迹相比较少的城市，这种落差的形成与上海独特的城市个性密切相关。 首先，近代上海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外国租界相继建立。此时租界在上海已存时近100年，占地约5万亩，独立形成了一个城市中心区域。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一地区既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又不是哪一个列强国家的殖民地，自有立法、司法、行政系统，俨然两个袖珍共和国。蒋介石掌控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势力亦不能进入该区域。孙中山生前坚持民族主义，视上海外国租界为“次殖民地”，不时在公开演说中表达欲将收回租界的政治主张。1924年孙中山途经上海、北上京津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甚至发表文章，吁请工部局拒绝孙氏进入公共租界。孙中山与外国列强这种主义与利益上的矛盾，决定了上海租界城区在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前，不可能新建任何与孙中山相关的纪念空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时期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扶持下的汪伪政权有心与重庆方面争夺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中山公园此时才首次进入原上海租界城区。然而汪伪政权无力根本扭转日本军国主义既有的宣传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光复，原上海租界城区亦处于上海市政机构管理之下，然而时间太短，所需重塑的头绪太多，且为战争所扰，孙中山纪念相关建设活动并未大规模开展起来。 其次，上海华界地区的情形相比租界更为复杂。北伐之前，国民党并未掌控上海华界地区，此时华界的形势与外国租界无异。国民党左、右两派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孙中山逝世一、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以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为节点，上海华界地区在建设“大上海”口号中，次第展开了孙中山纪念的相关建设活动。然而，上海非市政亟须的此类建设仅建成总理纪念碑、总理铜像，而且皆为民众集资，由社会推动。其他如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等大型项目虽然有多次提案，却最终无一能破土动工。其中原委十分复杂。时人讨论多以“经费所限”为主因。如1931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第五区党部曾以浦东地区“尚无公共礼堂之设立，如遇集会等事殊感不便”为由申请建造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回函同意，但希望由“较大庙宇”改建，且规定改建经费至多不得超过5000元，浦东中山纪念堂最终胎死腹中。 事实上，“经费所限”仅是表象，究其本质，这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大上海”市政建设中的诸多规划，非上海一地所能决定，皆要“呈报南京政府批准”。上海特别市成立之时，蒋介石的训词中清晰地定义了上海未来的发展方向：“盖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在蒋介石眼中，上海只在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上占据首要地位，而不具备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训词并未明确指出，但上海城市的政治功能理所应当为首善之区的南京所取代、所主导。“大上海”建设活动于彼时时局中的政治意义，根本在“为收回租界”的目标服务，实现途径则是：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城市，“当比租界内更为完备，诸如卫生、经济、土地、教育等事业，一切办得极完善。彼时外人对于收回租界自不会有阻碍，而且亦阻止不了”。在经费相对有限的前提下，这一城市定位可以解释为何在“大上海”市中心区建设过程中，先有市府大厦，继之有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立医院和卫生试验所，甚至航空协会会所及陈列馆（“飞机楼”）都在中山纪念堂的建造序列之前。中山纪念堂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