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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清中国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该观点产生的原因与明清时期中欧贸易和文化交流有关。从中欧贸易来看，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自给自足论、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常被用来支持“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从中欧文化交流来看，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欧洲的欧洲中心论推动了这一观点的流行。对以上五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和驳斥，说明早在鸦片战争前，明清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就存在明显的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现象。 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追求“欧美范”的现象，欧洲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受欢迎。但对于明清中国，有一个流行观点认为明清中国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对于明清之前的中国，并没有被扣上对外国商品缺乏兴趣的帽子，为何明清中国被扣上这顶帽子? 针对“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这一观点，近年来有国内外学者提出新的见解，梁柏力指出，早在明末清初，当时的各类书籍就显示了中国人对欧洲商品的兴趣，①罗·威廉提出，到18世纪下半叶，钟表、鼻烟壶、西洋缎子等欧洲商品成为中国城市精英的日用品。②彭慕兰认为18世纪时中国社会存在欧洲商品消费时尚，他还提出学术界主要基于两个理由认为明清中国人民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一是因为明清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二是在鸦片大量输入之前中国微小的欧洲工业品输入量和巨大的白银输入量。③本文在彭慕兰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中欧贸易和文化交流两个角度揭示并驳斥支持“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理由，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前，明清上层社会就存在明显的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现象。 一、中欧贸易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认为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看法并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在16至19世纪，随着中欧贸易的发展，欧洲人看待中国社会对欧洲产品的态度和需求，与欧洲产品出口中国的态势紧密相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自给自足论、明清时期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对推动“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这一观点的出现和流行有重要影响。 (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英国开启工业革命后急于扩大海外市场，中国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马戛尔尼带着改善和扩大中英贸易的重要使命，率领一个准备充分的使团出访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制造业主认为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却发现对于这个能迅速增进中英贸易、进而能更方便地获取英国先进产品的机会，被乾隆毫不犹豫地拒绝。 使团失败的结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对欧洲先进产品不感兴趣。④清朝统治者确实未对使团足足准备了一年的先进礼品予以应有的重视，不了解礼品蕴含的科技、经济、军事等内在价值，而当初英国精心挑选礼品时，正是希望通过赠送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向清政府展示这种内在价值，从而诱导清政府达成相关贸易协定。由于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礼品的内在价值，使团想利用先进礼品达到目的的企图失败——当初“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⑤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像使团预想的那样怀着好奇心去深入了解先进礼品的内在价值，没有被正在蓬勃发展的、向全世界扩张的西方器物和文明所折服，尤其是当使团的要求被乾隆拒绝后这种挫败感更加明显，这使得马戛尔尼认为“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⑥ 但是，不了解产品的科技、经济等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不会去追捧和消费该产品。消费者用产品来展示身份、地位和时尚，用来娱乐和便利生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在价值。比起爷爷康熙，乾隆在追求西方产品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马戛尔尼发现乾隆拥有价值至少两百万英镑的各式英国产品。⑦这又给出了为何乾隆和他身边的人对英国礼品没有好奇心的另一种解释：他们已经拥有大量欧洲商品，而且能利用权力获得欧洲商品。乾隆在回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⑧在乾隆眼里，德威远被的天朝本就能获得天下万国的各种贵重之物，因此没有必要特别同意英国使团提出的贸易条件，从英国获得“奇巧”；相比其他国家，也不能给英国更多的贸易权利，⑨否则即是损害了乾隆公平公正的形象；更加重要的是，乾隆了解英国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对“各国夷人在洋抢掠”，⑩为海疆的稳定考虑，同时为减少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接触，乾隆严格维持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拒绝了使团提出的贸易条件，但他并没有拒绝中英贸易，也没有拒绝进口和消费欧洲产品。 乾隆在外交场合声称“从不贵奇巧”，但却曾数次传谕粤海关采办西洋奇巧，如乾隆14年(1749)传谕两广总督：“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洋做者方可”，乾隆要求广东官员进贡欧洲原产正品；乾隆17年传谕两广总督：“将西洋物件内有新异者寻觅几件进内”，(11)这次乾隆要求“新异”的欧洲产品；乾隆23年又传谕粤海关：“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式器物……皆不可惜费”，(12)这表明乾隆在追求欧洲产品方面既时尚又奢侈。 清朝统治者一边利用广州体制获得欧洲商品，一边又担心“百姓喜欢新鲜事物，想方设法得到各种欧洲的珍异”，(13)因为追求欧洲产品会增加汉人与欧洲接触和联系的机会，这是追求政权稳定的清朝统治者忌惮的。但不管统治者如何严格限制人民接触欧洲事物，马戛尔尼访华期间观察到中国民众对英国产品存在浓厚兴趣，他在广州发现“好些时髦的中国青年习惯在家里穿上英国的裤和袜，而当他们上街时就加上中国衣服掩盖”；(14)他还评价中国人：“我从没有见过一个比中国人更充满好奇心、酷爱新事物、致力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方便的民族。”(15)对于英国想要同中国签订的贸易条约，马戛尔尼一条也没有达成，但他对中国民众的欧洲产品需求抱有希望，使团从北京返回广州时马戛尔尼仍乐观地认为，在需要面前政府的一切预防手段都难以阻挡，中国民众“不能缺少的棉、鸦片、厚黑呢这类货物”，英国不久就会垄断它们的供应。(16) (二)自给自足论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在马戛尔尼看来，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限制了英国的对华贸易，使团试图改变但没能做到。外交手段没有实现的目的在约半个世纪后通过战争办到了。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尽管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了有利于开展对华贸易的不平等条约，贸易的增长却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水平。马克思在1858年完成的《英中条约》一文中称，自从1842年的条约使中国市场开放以来，“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来说停滞不变”。(17)“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是“十分虚妄的见解”和没有根据的奢望。这使得欧洲人重点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方面思考妨碍中国进口和消费欧洲商品的因素。马克思认为，虽然西方列强用武力创造了一个能更方便地与中国贸易的环境，但中国社会妨碍欧洲商品进口和消费的主要因素却不是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而是国内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18)有文献将“自给自足论”作为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理由。(19)但是，需考虑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和家庭的消费情况。上层社会有足够的购买力，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消费与其他阶层完全不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对欧洲产品的态度也可能与其他阶层不同。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描写的贾府生活，反映的是18世纪上半叶中国官宦人家的富贵生活，书中描写贾府追捧和消费多种欧洲产品，如钟表、穿衣镜、眼镜、玻璃屏风、玻璃杯、玻璃绣球灯、哆罗呢、西洋布手巾、葡萄酒、鼻烟、膏子药依弗哪、油画、西洋银剪子等。可见，明清中国社会也存在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家庭。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引用身在广州的英国官员米切尔的话说：“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20)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1835-1911)与马克思观点相同，他在《中国及其对外贸易》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相当能够抵御外国货，而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消费品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对外贸易对中国来说“充其量不过是靠边站的无关紧要的事情”，“中国既不需要进口，也不需要出口，他们可以没有对外交往而安然独处”，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皮革。中国拥有这些大宗物产，还有无数的土特产品”，因此中国人民“实在不需要从外面购买哪怕是一分钱的东西”。(21) 米切尔和赫德作为欧洲官员，与欧洲商人一样，关注的是开拓针对中国大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市场。他们所认为的不需要购买西方产品的中国人其实主要是指农民群体，不能将农民对欧洲商品的态度和消费状况代表整个中国社会，特别地，它不能代表上层社会的情况。 欧洲产品之于中国大众，除了考虑“是否感兴趣”外，还要考虑“能否买得起”，在有购买力的前提下，再判断是否对欧洲商品感兴趣才是恰当的。当消费者买不起某商品时，便认为他/她对该商品不感兴趣，这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她不购买某商品，与其说他/她对该商品不感兴趣，毋宁说是个人在经济能力有限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三)明清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认为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缺乏兴趣和需求，还与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有关。(22)近代早期欧亚贸易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欧洲明显偏爱进口，(23)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之前，中国从欧洲和欧洲殖民地输入的商品中有90%左右是白银，以至于肩负向中国人推销工业品任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们抱怨，称中国人“除白银和铅之外什么都不喜欢”。(24) 但是，不能因中国进口白银较多，就忽视了其他欧洲商品的流入和消费。对于钟表、眼镜、玻璃制品等几种代表性欧洲商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生产和传播状况，国内学者作了很多研究，(25)这几种欧洲商品在中国上层社会很受欢迎。关于西器东渐的研究也关注欧洲商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传播及影响，(26)西器东渐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说明，明清中国上层社会对欧洲商品感兴趣，正是他们追求时尚和奢侈的欲望促进了欧洲商品流入。 早在18世纪，拥有和消费欧洲商品是一种时尚。乾隆年间杨米人有竹枝词写道，在北京“三针洋表最时兴”，(27)他还有一首竹枝词描写北京原本不近视的年轻人跟风名士老先生戴眼镜：“车从热闹道中行，斜作观书不出声。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28)林苏门(约1748-1809)的《邗江三百吟》记载，扬州有一班不善吃鼻烟的人追随时尚，在应酬时携带鼻烟：“近有一班趋时之辈，本不善吃鼻烟，往往酬应时携一玉壶，以为时尚。”(29) 在清代文学作品中，欧洲商品在很多情节表现为时尚的奢侈品，是中国上层社会送礼时的热门选择。《红楼梦》第71回，贾母生日时收到粤将军邬家送来的一架玻璃围屏，权贵之间送礼选择玻璃围屏，那它必定是奢侈品，否则也不会被当作生日礼物送给贾母了。《蜃楼志全传》第1回，苏万魁等一众广州行商被新任粤海关监督赫老爷关押，苏万魁为打探消息，将一块上好西洋表赠送给赫老爷的下属杜宠，(30)正所谓“十三行货总堪夸”，“争先挑取贡官家”。(31)第2回，申公帮忙解救了苏万魁，苏万魁备礼叩谢申公，申公“单收了洋酒点心、贺兰羽毛布十匹，其余礼物一并赵璧”。(32)雍正乾隆年间，广州民间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瑞典商人坎贝尔和广州商人陈寿观关系亲密，坎贝尔回欧洲后，还拖来华商船给陈寿观带礼物，包括几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烟。(33) 18世纪下半叶流入中国的欧洲商品中价值最大的是纺织品。1775-177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入中国的毛织品价值为277671两银，1820-1824年每年平均为2042102两银，增长了约6.35倍(见表一)。早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的英国毛织品价值便超过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价值如此巨大的毛织品被中国人购买，18世纪末以前中国的欧洲纺织品消费不应被忽视。 晚明著名文人冒襄曾用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赠送的西洋布为爱妾董小宛做成轻衫，“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34)穿它登山游玩时引起轰动。清初还有用哆罗呢制成的鹌鹑袋，刘廷矶(约1654-?)称：“近今惟尚斗鹌鹑，鹌鹑口袋有用旧锦蟒缎、妆花刻丝猩毡、哆罗呢。”(35)《红楼梦》中的一众姐妹多次穿戴欧洲织物，如第40回贾府准备吃饭时，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第49回，下雪天李纨穿着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第51回袭人准备回家，凤姐见袭人的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里面只包着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怕丢了贾府脸面，于是“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罗呢的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给了袭人；这一回还提到，大雪时其他人穿的“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羽纱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整齐”，就只邢岫烟“穿着那件旧毡斗篷”，因此平儿自作主张，将凤姐的一件大红羽纱送给了邢岫烟。第105回贾府被抄家，搜出哔叽、天鹅绒等欧洲纺织品。《蜃楼志全传》中粤海关监督赫老爷被抄家，搜出的欧洲纺织品包括大红、大青、元青哆罗呢各八百板，大红、大青、元青哔吱各四百板。(36)1799年和珅被抄家时也搜出大量欧洲纺织品，包括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呢一百五十板、五色羽毛六百板、五色哗叽二百板。(37)以上例子表明，早在18世纪末之前，欧洲纺织品就已经流行于中国上层社会。 二、文化中心主义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明清时期中欧之间不仅存在贸易联系，也进行着文化交流。明清中国社会对欧洲商品的态度，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欧洲人对明清中国的看法，受欧洲中心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中心论，在看待外国事物时都存在文化中心主义倾向。文化中心主义强调自我和贬低他者的特点，也推动了“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这一看法的流行。 (一)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清政府利用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限制百姓与欧洲人接触，这是基于统治利益的考虑，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对欧洲事物的贬低和排斥也是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汉学大家费正清认为，与同时代欧洲的民族主义一样，明清中国也宣扬本民族的特殊与优越，不同的是，欧洲的民族主义是竞争精神和危机感的一种表现，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中国从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即使在军事上弱于“化外之民”，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天朝上国”作出反应。(38)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在访华日记中写道，中国一向自认为是“天府之国”，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而自给自足，中国同任何外国的贸易，绝不承认是互利，而只是由于外国人需要中国产品，是中国对外国的特别恩赐。(39) 国内很多文献也认为，明清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文化与社会排斥和贬低西方器物的态度紧密相关。这类文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利用明清一些著名人士排斥和贬低欧洲先进技术和器物的言论说明中国文化的自大保守，或用中国文化自大保守的一面解释这些人对欧洲事物不屑的态度。如明末士大夫许大受攻击天主教和耶稣会士的文章《九闢夷技不足尚，夷货不足贪，夷占不足信》，(40)便被国内学者频繁引用说明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待欧洲事物的保守心态。(41) 第二，受相关历史言论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一面的强调，有学者认为，虽然从明末开始大量西器进入中国，但最终中国传统文化限制了明清之际东渐的西器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42) 但是，鸦片战争前，贬低欧洲技术和器物只是明清社会看待欧洲事物的其中一个态度。明末徐光启(1562-1633)对欧洲文化、技术和器物推崇有加。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43)试图用西学挽救陷于内忧外患的明朝。林则徐、魏源在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前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唤，与徐光启以西学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主张一脉相承。(44)明清开明之士认识到中国文明之外，还存在欧洲这样与之媲美的文明。在李之藻(1565-1630)眼里，欧洲“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皮肤”，“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45)清代赵翼(1727-1814)在《初用眼镜》一诗中描写晚年嗜用眼镜之由以及眼镜之神效，感叹“始识创物智，不尽出华夏”；(46)在天主教堂欣赏了西洋音乐后，感叹“始知天地大，到处有开辟。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47)论及钟表和欧洲历法时，又提出“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48) 19世纪上半叶之前，中国士大夫对欧洲器物的看法始终是多样化的。明清时期西方器物常被认为“奇”、“巧”，如乾嘉学派大师俞正燮(1775-1840)在《天主教论》一文中评价欧洲器物：“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言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而心窍不开。”(49)显然，在俞正燮眼里西方器物不过是奇技淫巧，“鬼工”之喻也反映出他对西方器物的蔑视。但在阮元(1764-1849)眼里，西方器物之“巧”是“智”的表现，他的诗《大西洋铜灯》写道：“泰西之人智，制器巧且精。钟表最利用，其次铜灯檠。”(50) 清代有一种看法认为欧洲产品是无用之物。萧令裕(1789-?)便称中欧贸易是“以茶叶、大黄易呢羽、钟表无用之物”。(51)但也有证据表明，明清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了解欧洲产品的实用性能，欧洲产品绝非无用之物。明代钱谦益(1582-1664)夸赞西洋玻璃眼镜“能使老眼回少年”。(52)被誉为“清初八旗第一才女”的高景芳有诗称赞鼻烟的功效：“西洋药妙巧，透鼻先熏脑。略吸窍齐通，味辛能去风。腻香匀玉屑，小盖和铫揭。一寸琢玻璃，随身便取携。”(53)纳兰性德(1655-1685)有赋盛赞自鸣钟的用途：“于是深宫听之，不失九重之宵旰；在位闻之，毋愆百职之居诸。纵令雨晦风潇，而惜阴之士自识晨昏而运甓；即使终霾且曀，而刺绣之姬应知中昃而添丝。或处深山幽谷之中，若聆音而起，当弗昧于茅索绹之候；或居修竹长林之内，若辨响而兴，亦勿迷弋凫与雁之期矣。”(54)在纳兰性德笔下，各行各业都因自鸣钟受益，它能帮助——皇上按时处理政事，官员按时工作，惜阴之士抓紧时间学习，刺绣女工准确添丝，农户按时农作，猎手成功狩猎。 还有清代文学作品涉及中西产品之比较，承认西方产品的实用性，拥有中国产品没有的优点，反映中国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对欧洲商品的认可。《红楼梦》第45回，曹雪芹借林黛玉之言比较了欧洲的玻璃绣球灯和中国的明瓦灯，两者都能在雨里点，但前者更亮。林苏门认为玻璃窗虽然“不隔人目”，但“风寒不透”，而且相比窗纸和窗纱，能增加室内采光效果：“碧纱隐约护窗棂，中嵌玻璃望更明。冰玉一方秋月炯，相看内外总澄清。”(55)阮元使用欧洲铜灯后，觉得其良好的效果“非笔舌所能述也”，从此“十余年不用烛矣”。(56)赵慎畛(1761-1825)称中国传统计时工具在冬天时会“因冬水冻，漏不下”，“故需火炊水沸以沃之也”，西洋表则“冬寒不冻”，“其法为更精耳”。(57) 明清时期大量欧洲商品的流入也对上层社会的卧室风格造成了影响。宝玉居住的怡红院，有来自欧洲的穿衣镜、自鸣钟、自行船、油画、玻璃窗等陈设装饰，弥漫着浓厚的欧洲情调。宝玉使用玻璃穿衣镜、自鸣钟等欧洲产品，而不是中国传统的铜镜和计时工具，这种替代现象表明，在一些富贵之家反倒是中国器物被束之高阁，成为无用之物。宝玉的例子也说明，早在18世纪，欧洲器物就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和日常消费造成了一定的改造性影响。 (二)欧洲中心论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与中国社会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一样，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欧洲中心论在19世纪得以发展和盛行，这正是欧洲确定全球霸主地位的时期。布劳特提出，欧洲中心论者的信仰是，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或精神上的特征。一般而言，欧洲中心论涵盖了所有认为欧洲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优越的观点。(58) 从15世纪开始，欧洲积极寻求海外财富和商品，开拓殖民地和市场，探索新世界，中国对此茫然无知。欧洲各国竞相与中国贸易，中国却表现被动，被认为在与欧洲交往时显示出一种“与好奇的、充满欲望的、生气勃勃的欧洲心态相反的中国心态”，彭慕兰对此提出批判，事实上明清中国上层社会对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商品很感兴趣。(59)中国社会在消费领域同样存在强烈的获得欲望，认为与欧洲社会对舶来品浓厚的消费欲望相比，明清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不感兴趣的观点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论的错误看法。 将18世纪的消费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学术思潮(60)进一步贬低了明清消费。但是，通过比较19世纪中欧的发展差距，得出欧洲的独特性，进而认为18世纪的欧洲在消费领域的独特和优秀，这无疑受到历史发展的结果影响，是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推论。(61) 事实上，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消费文化的看法存在一个转变，转变的原因即欧洲中心论的盛行。1872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提出，中国“一方面接受西方新鲜事物的欲望极其之小，另一方面又根本没有放弃老传统的勇气”；(62)但在两百多年前的明末，另一位传教士利玛窦评价中国人对外国实用物品和技术的态度：“一旦发现外国的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甚于自己的东西”，(63)这与欧洲消费舶来品的积极态度相似。可见，19世纪的一些欧洲人只看到中欧之间存在巨大差异，17和18世纪来华的欧洲人却发现中欧在物质和消费文化方面拥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被中欧之间的相同而不是不同震惊。(64)这说明进入19世纪后，由于西方崛起和欧洲中心论的出现，西方的中国形象由正面转向负面，部分西方知识分子认为欧洲文明大大优于中国文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误区，贬低中国文化的价值，制造中国文化停滞的形象(65)——总之，强调中欧之间的差异。 近年来消费研究的全球史转向试图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一些西方学者对16-18世纪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持积极看法。柯律阁对晚明物质和消费文化的研究认为，晚明中国拥有生机勃勃的消费文化，也具备早期现代性的特征。(66)柯律阁还对全球史视野下18世纪消费的相关研究提出批判：“关于中国的消费就仅仅涉及中国，关于英格兰的消费必然涉及全世界”。(67)安东尼娅·芬安妮提出，清朝鼎盛时期扬州和中国主要城市表现出非常典型的现代意识，即参与全球时尚潮流，市民积极模仿其他地区的风格，竞相发展与众不同的时尚，最新潮的商品被格外追捧。(68)韩书瑞提出，18世纪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欧洲商品影响，在广州的商店可以买到许多西式的物品。(69)可见，18世纪中国社会的消费，并不仅仅只涉及中国产品，也受全球影响，而且，也并不像约翰·威尔斯形容的那样，在17和18世纪，欧洲是消费者，中国仅仅是为欧洲提供消费品的生产者，(70)事实上，18世纪的中国也是全球各地产品的消费者。 三、余论 本文在彭慕兰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梳理出支持“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五个理由。利用“自给自足论”、“明清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文化中心主义”等理由来印证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是一种整体的、宏观的分析，缺乏微观和日常生活的视角。判断对欧洲商品是否感兴趣，归根结底要深入到大众琐细、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消费中去，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消费情境中寻找欧洲商品，进而判断他们对欧洲商品的态度。利用明清史料和文学资料，本文寻找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大量例子，认为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看法是片面的。事实上，正因为有一个上层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欧洲商品才更容易招到保守主义者攻击。 鸦片战争前，明清中国不断增长的欧洲商品进口价值也反映出上层社会对欧洲商品日益浓厚的兴趣。不过，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欧洲商品价格昂贵，是以奢侈品面貌出现的，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大众购买力有限，明清社会没有能力实现欧洲奢侈品大众化，中国的欧洲商品市场虽有发展但仍较为局限，因而欧洲商品进口价值远低于白银进口价值，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已能满足上层社会的欧洲商品需求。这说明，鸦片战争前明清社会并非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是在欧洲奢侈品大众化方面失败了。 注释： ①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9-40页。 ②William T.Rowe,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84-86. ③[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6-198页。 ④乾隆写给乔治三世的拒绝英国相关贸易请求的回信，被国内学者频繁引用，作为清中国对欧洲产品缺乏兴趣的证据。参见季云飞：《论清政府与清末近代化的迟缓》，《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向玉成：《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林桂军、孙玉琴：《中国对外开放思维定式的稳定性》，《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2期；曹瑞涛：《从天下中心到世界一隅——近代中华世界观地理坐标之变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杨宏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转折的三个重大关节点》，《学术界》2017年第3期。 ⑤⑩[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85、322页。 ⑥⑦[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观感》，何高济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3、56页。 ⑧[英]马戛尔尼原著，刘半农原译，《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 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得比其他欧洲各国更多的贸易权利，从而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使团提出六个贸易请求：(1)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2)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3)请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4)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5)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律从宽减税；(6)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参见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160-161页。 (11)转引自杨伯达：《清乾隆五十九年广东贡物一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 (12)《军机处寄信档》第1册，第1552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3)(14)(16)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观感》，第73、74、74页。 (15)Maxine Berg,The Asian Century:The Making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nsumer Revolution,‘Cultures of Porcelai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转引自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17)英国对华出口额，1845年为2395000英镑，1857年为2449982英镑，增长极少。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2-723、757页。 (18)(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55、757页。 (19)参见王敏：《从土货到国货：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第6页；[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7页；[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9页；DF Lach and EJV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Ⅲ.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t.4. (21)[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风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53页。 (22)Deng Gang,The Foreign Staple Trade of China in the Pre-Modern Era,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19,No.2(May,1997),pp.253-285. (23)[英]M.M.博斯坦等主编：《欧洲剑桥经济史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王春法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24)[英]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2页。国内很多研究也强调，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之前，欧洲人急迫需求中国的产品却拿不出相应的交换物品——除了白银。参见郭卫东：《论16-19世纪中叶国际贸易中的东方货品》，《天府新论》2014年第4期；郭卫东：《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观察19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庄国土：《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5)参见汤开建、黄春艳：《明清之际西洋钟表在中国的传播》，《暨南史学》2005年第四辑；叶农：《明清时期广州与西洋钟表贸易》，《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李慎：《明清之际西洋眼镜在中国的传播》，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石云里：《从玩器到科学：欧洲光学玩具在清朝的流传与影响》，《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2期；李晓丹：《康乾时期玻璃窗和玻璃制品研究》，《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杨伯达：《清代玻璃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4期。 (26)参见谢贵安：《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谢贵安：《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2004年第21期；[加拿大]蒂尔贡、李晟文：《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7)(28)杨米人：《都门竹枝词》，路共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20页。 (29)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卷七·趋时清赏·玉鼻烟壶，广陵书社，2005年，第92页。 (30)庾岭老人：《蜃楼志全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第4页。《蜃楼志》以18世纪的广东为背景，描写广州十三行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的读书、经商和爱情生涯。 (31)潘兆铿：《珠江竹枝词》，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96页。 (32)(36)庾岭老人：《蜃楼志全传》，第20、213页。 (33)阿海：《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34)冒襄：《影梅庵忆语》，岳麓书社，2016年，第10页。 (35)刘廷矶：《在园杂志》，卷四·服饰器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旧时，过了春节之后，人们闲暇时会以斗鹌鹑作为消遣。 (37)《和珅犯罪全案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8)[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04-205页。 (39)[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405页。 (40)许大受在文章中称“夷货不足贪”，并以自鸣钟为例，称“今按彼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在徐大受看来，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徐大受还贬低过眼镜，他称有人“以短视眼镜示余，余罩眼试之，目力果加一倍”，虽然眼镜有此实用效果，徐大受却认为短视镜“隔远近者特形耳”。还有人问徐大受：“彼(欧洲)理虽未必妙，人虽未必贤，而制器步天。可济民用，子又何以辟之?”徐大受回应道：“子不闻夫输攻墨守乎?输巧矣，九攻九却而墨又巧焉，何尝让巧于夷狄?”他认为墨子之巧不输夷狄，在徐大受眼里，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的制器水平要高于17世纪的欧洲人，因此“夷技不足尚”。参见徐大受：《九闢夷技不足尚，夷货不足贪，夷占不足信》，周岩编：《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823页。 (41)参见程恭让：《分别夷夏——儒家传统面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心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武际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载武际可、隋允康主编：《力学史与方法论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第8-20页；陶明选：《略论明代中后期科技发展趋缓的宗教政策原因》，《兰州学刊》2006年第3期；宝成关：《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激烈冲突——明季南京教案文化背景剖析》，《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 (42)参见谢贵安：《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王春露：《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背景下工业品制作的艺术风貌》，《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周正平：《明清之际西洋绘画在中国衰退的缘由》，《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何问俊、赵雪：《明清之际西洋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衰落原因探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3)徐光启：《历书总目表》，《徐光启集》(下)，中华书局，2014年，第374页。 (44)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8页。 (45)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载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46)赵翼：《初用眼镜》，《瓯北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47)赵翼：《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瓯北集》卷七，第127页。 (48)赵翼：《檐曝杂记》，卷二·钟表，中华书局，1982年，第36页。 (49)俞正燮：《天主教论》，《俞正燮全集》(壹)，黄山书社，2005年，第747页。 (50)(56)阮元：《大西洋铜灯》，《揅经室续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92、292页。 (51)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 (52)钱谦益：《眼镜篇送张七异度北上公车》，《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50页。 (53)高景芳：《鼻烟壶》，纪宝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3页。 (54)纳兰性德：《自鸣钟赋》，《通志堂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9-30页。 (55)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卷三·俗尚通行门·玻璃窗洞，第36-37页。 (57)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下·时辰表，中华书局，2012年，第229-230页。 (58)[美]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59)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93页。 (60)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西方学者跳出生产决定论的视角，转而从消费视角考察18世纪欧洲的工业和经济发展，工业革命被重新解释为受不断成长的消费社会刺激的产物。参见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4,No.2(Jun.,1994); S.A.M.Adshead,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1400-1800:The Rise of Consumerism,Houndmills,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1997; Maxine Berg,In Pursuit of Luxury:Global History and British Consumer Goo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ast ＆ Present,No.182 (Feb.,2004),pp.85-142. (61)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第15-16页。 (62)[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匡燕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63)[意]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2010年，第23页。 (64)Frank Trentmann,Crossing Divides:Consump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history,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2009(9),pp.187-220. (65)张瑞涛：《论西方中心主义者认识中国文化的误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6)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67)Craig Clunas,Modernity Global and Local:Consump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4,No.5 (Dec.,1999),pp.1497-1511. (68)Antonia Finnane,Yang Zhou's Modernity:Fash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positions Ⅱ:2 (Fall 2003):395-425.转引自William T.Rowe,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86. (69)[美]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180页。 (70)John E.Wills,European Consumption and Asian Product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In John Brower and Roy Porter ed.,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London:Routledge,1993,pp.133-147. (责任编辑：admin) |